一个人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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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流派──从《荷花淀》到“荷花淀派”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作者叶　君：
　　在现当代作家中，孙犁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近年，关于孙犁的研究，往往过于强调其与主流叙事的疏离，甚至将之看做革命队伍中的“多余人”。这自然是对长期以来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对孙犁作简单化认知的一种反拨。有所洞见的同时，亦存在明显偏颇。我们不能无视孙犁始终将其所经历的革命岁月视为“美的极致”，而“作家”与“战士”双重身份的叠加，让他创作了一系列表现抗战的宏大叙事。事实上，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孙犁的言说活动远不止于文学创作，其更主要的精力用在战时宣传品的写作上。今天，阅读孙犁那些写于炮火硝烟中热辣宣传文字，其内容和话语方式，无不彰显主流话语的品格，彰显一个文化战士的职守。
　　然而，在我看来，1944年从冀中来到延安，之于孙犁是一个巨大转折。次年，《荷花淀》的发表让他一举成名。几十年来，对于这部最能代表孙犁创作个性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人们大多只是作为一种已然事实接受下来，所谓“研究”往往处于鉴赏层面，大量文章无非反复重复诸如人情美、语言美、诗化等滥调。而我要追问的是，孙犁何以在1945年的延安创作出《荷花淀》？
　　《荷花淀》在解放区引起巨大反响并非偶然。在延安，抗战救亡对于活跃其间的作家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种极为强势的“文化移入”。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解放区文学那种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宣传色彩，诸如粗粝、直白、口号化等外在表征。出于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以及战争环境的压迫，大多数作家无法从容琢磨创作技巧，《荷花淀》某种意义上给解放区文学带来一种异质性因素。而孙犁此后的创作，迥异于当时主导性文学潮流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对战争独特的看取角度、想象方式，以及对“怎么写”的看重。
　　来到延安，孙犁不得不面临一次自我调适。而在满足时代诉求的前提下，寻找宏大叙事与个人艺术旨趣之间的契合点，并朴素遵守文学创作的游戏规则这一点上，他显然比已然树为解放区文学“发展方向”的赵树理，更具有“文的自觉”。同是解放区代表性作家，赵树理力图以文学创作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而在对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孙犁的态度却显得飘忽。晚年总结自己的文学经验，他明确意识到“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更谈到“我过去总提离政治远一点，老给人家抓小辫儿。所谓远一点，就是不要图解、不要政治口号化”。这极为深刻地规约着孙犁抗战叙事的面貌。
　　今天，当人们品鉴以《荷花淀》为代表的小说的种种美感时，孙犁却说“我写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此说自然包含着作家艺术追求的甘苦，但或许也蕴涵有个人与时代之间曾有的紧张与焦虑。1980年，在同《文艺报》记者的谈话中，他坦承“我写东西，是谨小慎微的，我的胆子不是那么大。我写文章是兢兢业业的，怕犯错误。在40年代初期，我见到、听到有些人，因为写文章或者说话受到批判，搞的很惨。其中有的是我的熟人。从那个时期起，我就警惕自己，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由此可见，在孙犁那表面看来的艺术追求中，亦体现出传统文人全身避祸的心态。影响所及，显然不只是对待文字的态度，更表现为叙事方式上的策略性趋避。小说《荷花淀》鲜明体现出他看取战争与时代的独特角度，那就是战争背景下的乡村日常生活。而这亦不时被战友们视为其创作上的局限，因为“有时回避了生活中的尖锐矛盾”。
　　“40年代初”显然有所指。孙犁虽然没有亲身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但一直从事抗战宣传工作，他对整风精神应该有比较深入的认知。到延安后，其笔下更难看到现实的矛盾冲突，而着意呈现一派诗意的“和谐”。先前小说中偶尔出现的落后人物基本消失，而《琴和箫》(1942)式的伤感亦被努力清除(孙犁在延安两度进行改写，以增亮色)。与之相对，到延安后，孙犁在艺术追求上用力甚勤，作品变得含蓄、精致，呈现浓郁的个人情调，招致同伴们诸如“有时只表现自己所感受的一个较小的精神世界”之类的微词。
　　《荷花淀》在延安问世或许可谓适逢其时。当年的编辑方纪十多年后回忆道：“那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式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由此，《荷花淀》的成功或许在于小说所表现出的艺术旨趣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们对毛文体的审美疲劳。而孙犁本人多年后仅仅将其归之于当时人们对一种全新地方风物的欣赏，说，“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这显然是自谦。
　　一直以来，很少有人注意到《荷花淀》之于孙犁别有寄托。1979年，谈及《荷花淀》的创作缘起，他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8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也就是说在这部别致的宏大叙事里，还寄寓着作家个人隐秘的思乡念想与游子情怀。而这一点如果将《荷花淀》与稍稍晚出的《嘱咐》连缀起来阅读，便十分昭然。
　　由此可见，《荷花淀》是孙犁本人的艺术趣味、个人情怀，同时代诉求之间取得完美调和的产物。它得到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以及基于艺术立场的读者的赞赏，就并非偶然。而在当时，能够如此调和的解放区作家似乎仅孙犁而已。这让今人看出了他的“多余”。对他来说，这种调和出自其内心的真实需要，而非刻意做作达致。在解放区文学的大背景下，《荷花淀》成了如此卓异的存在，以致让作品不多的孙犁成了除赵树理外最享盛誉的解放区作家。然而，这是一种迥异于赵树理的认同。孙犁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以其明显带有边缘化的写作立场，获得了体制内外的认同。毫无疑问，这种认同更为内在、持久，引来众多效仿者。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从《荷花淀》到“荷花淀派”的自然迁延。
　　新中国成立之初，孙犁以其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园地，发现、奖掖了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舟等一批年轻作家。他们以孙犁为核心，生活在大致相同的地域，作品表现出大致相近的地方色彩和生活经验，以及艺术趣味。如房树民同样描写家乡白洋淀的生活，艺术手法上明显带有模仿孙犁的痕迹。活跃在《文艺周刊》上的年轻作家，仿佛以一个群体而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个以天津为中心辐射周边的作家群体或曰文学“流派”，对于时代最为典型的观照，仍延续《荷花淀》以乡村日常生活切入时代表现的方式。相对于时代主流叙事，这自然是一种边缘化的写作立场。而这或许也是所谓“荷花淀派”最为核心的质素和近乎注册商标式的标识。
　　但是，这个作家群体的显现和相近风格形成的时间实在有限。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很快剥夺了刘绍棠、从维熙等的写作权力，1956年以后孙犁本人亦基本停止创作，自谓“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远离文坛长达20年之久。在极左的政治气候下，韩映山、冉淮舟等亦难以延续此前的路子进行创作。“荷花淀派”存在于有无之间，还在于孙犁本人对于文人聚集，本身就葆有一份警觉，他多次谈到“文人宜散不宜聚”。灵魂人物的态度更影响到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实际影响的产生。
　　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河北文学》专门召开“关于‘荷花淀派’流派座谈会”。与会者不约而同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荷花淀派”的有无。主要发言者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如鲍昌、冯健男、阎纲分别以“草色遥看近却无”，“山色有无中”，“似有若无”表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鲍昌还谈到他以之证之孙犁本人，孙犁“十分自谦，也说并没有形成‘荷花淀派’流派”。
　　问题是，既然孙犁本人和主要与会者都并不认可“荷花淀派”的实际存在，那么，这个“关于‘荷花淀派’流派座谈会”意欲何为？拿鲍昌的话说，就是“中国文坛需要这个流派”。很显然，关于一个文学流派的讨论，归根结底还是上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这与《荷花淀》那边缘化的写作取向相悖。人为地恢复一个文学流派，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自然可想而知。更主要的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无论孙犁本人还是刘绍棠、从维熙等的创作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50年代前半期似有若无的作家群体，要想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聚合，自然没有可能。
　　但是，在新时期文学中，孙犁的艺术旨趣，对于刚刚步入文坛的年轻作家仍然存在巨大影响，典型如贾平凹、铁凝。孙犁对贾平凹、铁凝的奖掖提携，已成为80年代的文坛佳话。从孙犁给两人的书信可以看出，他对年轻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指导，仍坚持他那一贯的取向，告诫贾平凹要“自然”，对铁凝强调“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孙犁评介两位年轻作家的文章以及与之交往的书信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之后，让人们自然将他们看做孙犁抑或“荷花淀派”在新时代的传人。而在贾平凹、铁凝的早年作品中，确乎可以见到孙犁的淡淡影响。
　　然而，甫登文坛的年轻作家对既有创作风格的模仿，只是一个必经阶段。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初，中国众多“农裔城籍”作家大多有一个以清新流丽的笔墨变声讴歌新时代，以获取主流叙事认可的阶段，正如《腊月正月》等作品之于贾平凹，《哦，香雪》之于铁凝。一旦获得表达自信，他们便开始以自己的眼光看取社会问题和别样图景。贾平凹在以表现农村改革广获好评之后，随即也以《年关夜景》《夏屋婆悼文》等招致主流的严厉批评。但是，20世纪80年代毕竟不同于40年代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之初。言禁的开放，求变的愿望，让作家拥有更大的言说空间。《荷花淀》式边缘化的写作立场和清丽小巧的叙事风格以及浪漫情调自然不适合新时代的表达诉求。铁凝、贾平凹随着文坛地位的奠定和创作风格的愈趋成熟，他们走出孙犁的影响势所必然。事实上，就孙犁本人而言，80年代其步入晚年期的创作也一改《荷花淀》式的清丽平和，对当下世相作出近乎愤激的批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作家老年现象。联系小说《荷花淀》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作家本人的隐秘诉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在80年代那个锐意进取、社会步入开放、开明，人心思变，自然也纠结着太多社会问题的新时代，所谓“荷花淀派”或许早已不合时宜。
　　另外，从艺术发展规律来看，对某种风格的模仿，终究难以真正维持某个流派的存在。正如贾平凹在《孙犁论》里谈到：“他的模仿者纵然万千，但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因之，孙犁到底是孙犁，孙犁只有一个。在这种意义上，所谓“荷花淀派”只是一个人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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