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VS莎士比亚

教师之友网

汤显祖VS莎士比亚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 李国文/文）

东西方这两位戏剧大师，实际上是毫不搭界的，但他们却难得巧合地同在公元1616年逝世。
莎士比亚比汤显祖幸运，因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不存在光宗耀祖的想法，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这个手套匠的儿子，离开家乡斯特拉斯福，来到伦敦谋生的时候，心态比较从容， 要求也不太高。第一、没有功名的负担；第二、没有当官的念头；第三、更没有汤显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第四、尤其没有汤显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莎士比亚只是想挣钱，恰巧17世纪初的伦敦，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经济的富足，摧动了娱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始在剧团搭布景、跑龙套的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他的编剧才能胜过了他的演技，遂让他以鹅毛笔为生，源源不断供给剧团以剧本。他也从此财源滚滚地成为剧团的股东，成为剧场的老板。当他再度回到斯特拉斯福，已是衣锦还乡的体面乡绅，很受尊敬的地方显贵，门楣终于镶上他梦寐以求的贵族徽记。
汤显祖相比之下，就有点惭愧了。他这一辈子，按《明史》的说法，只有四个字，“蹭蹬穷老”。他一生之不得意，第一、在于他自视甚高，“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显祖谢弗往”开罪了张居正，很晚才得以成进士。第二、在于他相当自负，在太常寺任礼部主事，上书万历，痛斥“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将皇帝与他的两任首辅，都给否了。第三，还在于他不甘落寞，“帝怒，滴徐闻典吏，稍迁遂昌知县”。做了几年小县官，总是想回到京师，以图发展，谁知“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竟夺官”，从此“家居二十年”。
这位大师在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名震天下。就在夺官受黜的那年秋天，他的《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牡丹亭》盛况空前的演出，达到了“京华满城说《惊梦》”的痴狂程度，当不让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少女巷寰球剧场演出的成功。这两位戏剧大师可谓不分伯仲。其实，当其时也，汤显祖绝对应该与莎士比亚一样，接着写他的戏剧，方是正道。可是，他志不在此，指望着朝廷有朝一日能重新起用他，竟放弃了这个最能表现自己艺术天才的福地。这就是中国文人的致命伤了，“学而优则仕”的“仕”，害了他一生的梦。
外国文人不存在这一说，当官，或者为“仕”，对莎士比亚而言，从来不是必须如此的人生追求。他从到伦敦打工那天起，直到退休回乡，活了半百年纪，连个站组长也没当过。唯一的一次接近最高权力的机会，就是詹姆士一世加冕典礼时，戴上熊皮帽子，在他的王宫里站过一夜岗而已。因为他所在的剧团，已为国王所有，他不得不尽责当一回哨兵。可他并不因此对伊丽莎白女王、詹姆士一世存有什么赏个官职、赐个爵位的额外想法。而汤显祖，直到逝世前不久的一首《贫老叹》：“一寿二曰富，常疑斯言否。末路始知难，速贫宁速朽。”看来也未能达到完全彻底的清醒。
所以，汤显祖活了66岁，只有5部戏剧，除《牡丹亭》外，尚有《邯郸记》《南柯记》《紫箫记》和《紫钗记》。莎士比亚活了52岁。一生却写出了37部戏剧，而且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本·琼森所预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那样，产生了全球范围的巨大影响。引发我们中国人思索的是，汤的完美汤的才分不弱于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同行，可为什么却不拥有与之相称的世界性的广泛声誉呢？
这就是东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和中国文人“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传统价值观所造成的恶果了。有人统计过，汤显祖一生，从14岁补县诸生，到21岁中举，34岁中进士，科举应试几乎花费20年，从南京任太常寺礼部主事，到遂昌县任知县，数年后弃官归里，官场生活15年。而且，在汤显祖心目中，戏剧，末技也，只是继诗、词、古文之后的消闲活动罢了。莎士比亚就截然不同了，他写剧本，是谋生之饭碗，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因此，他获得成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你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只能有汤显祖，而不能有莎士比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