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词汇里的学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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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词汇里的学校文化 　2012年07月07日　 作者：朱永通　 　

学校的风格是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一个人的品味就是这种味道长时间培养起来的。有时候，一所学校的味道有可能在学生的记忆里嵌留一辈子。 　　三个词汇里的学校文化 　　■朱永通 　　包装 　　大约五六年前的夏天，在某市的一个大型教育研讨会上，我和一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同仁在一个空调突然坏掉的会场里，听某名校长关于学校文化建设的讲座。该校长激情四射，从“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推导出“没有办不好的学校”，再从“校长应是教育家”谈到“校长必须是企业家”，然后是一堆新鲜的词汇，诸如战略、规划、质量体系、品牌管理、利益最大化等。我听得大汗淋漓，云里雾里，满心羞愧，因为愚钝如我，始终固执地以为，就本质而言，学校和企业犹如井水和河水，还是互不相犯为好。 　　此后不久，我突然发现，很多校长一谈起学校文化建设，张口闭口都是“品牌”、“影响力”、“经营理念”等等企业化的词汇。再一聊，他们流行的观点是，学校文化至少比企业文化落后20年，我们应向企业学习，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照搬”。 　　从此，我被这个问题纠缠住：这些年来，我们的学校究竟向企业学习了什么? 　　去年，我参加深圳的一个校长高峰论坛，听了某中学名校长题为《用文化做大做强学校品牌》的讲座。我对他讲座中所罗列的大量“做大做强”学校文化的案例，心生疑窦。比如，经高人指点，他们学校在几年前花了15万元，请来某著名导演团队的两个骨干，为学校排了两个课本剧，从此，这两个课本剧从市里到全国，一路拿奖，成为学校“品牌”之一。 　　中场休息，我虚心向该校长讨教。他伏在我耳旁低语，朱老师，你是真不懂吗?所谓文化，不就两个字：包装!“包装”二字，让我终于找到了揭开长时间纠缠我的那个问题的切入点。 　　显性的形象工程一般是在建筑上做文章。隐性的形象工程也比比皆是，比如，现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热衷于花重金引进外地名师。这些名师引进后，几乎都是滴水入海，无声无息。并非这些名师没有真本事，而是这些学校的投入更多是为了在“师资水平”上更加“好看”一些。另外，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薄弱学校，以一些好生源好成绩的当地名校马首是瞻，不惜斥巨资挂靠这些名校，成为它们的“连锁校”。 　　此类形象工程，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都是一种烧钱的包装行为。 　　话说回来，总是想方设法要把学校文化“建筑”在包装上，这是一种相当肤浅的做法，因为恰恰是它，暴露了包装者内在的精神贫困。我曾到过国内很多中小学校，常常惊诧于学校在文化建设中的“没有文化”。前不久，我到某市的一所学校采访和讲学，这所学校的校长自豪地跟我说，经过几年的文化建设，他们学校已经是该市出了名的“书香校园”。校长带我一个个教学楼走过去，我发现，在每个楼梯拐角处的墙壁上，都做了书架，每个书架上的书学生可以随便借阅，看完再放回去。另外，学校对每层楼过道上的凸出空间也精心布置，做了许多古色古香的书柜，旁边放了不少的椅子，学生课间可到此自由阅读。当我兴趣盎然走近书架，抽起里面的书翻看时，心凉了一大截。这些书无一例外是“垃圾书”。细问之下，才得知学校所有的书都是书商上门推销的，折扣在二三折之间，有的甚至一折。 　　恰当的包装，是一种美化学校的形象设计，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提倡。但当包装过度，或流于形式时，则与作秀、忽悠无异，皆是中了功利主义的毒，从而露出投机取巧的嘴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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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　　我先转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崔永元讲述给作家余华关于他和摄制组重走长征路所经历的众多故事之一。
　　2006年德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崔永元的微型“长征”队伍到了西南某贫困地区。崔永元突发奇想，准备和当地的小学生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令崔永元想不到的是，当地商店从没卖过足球，当地的小学生也从来没看过足球比赛，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运动叫踢足球。崔永元让同事开车到州政府所在地买了足球，然后找了一块很大的草地，请摄制组的美工做了一个足球门框立在草地上。崔永元开始给坐在草地上的一千多名小学生进行足球启蒙教育。开始第一课讲罚点球，崔永元把足球放在离门框十二码远的地方，请出摄制组的摄影师来作示范。摄影师先助跑，再把球踢起，没想到用力过猛，足球越过门框，落地后滚进一堆牛粪里。摄影师小跑过去捡起足球，再跑到附近的水池里清洗足球，然后把清洗干净的足球放在点球位置上。接下来，崔永元让小学生们排队练习罚点球。每一个小学生踢出足球后，都跟着足球奔跑过去，等足球停止了滚动，就抱起足球到水池里去清洗一下，再将足球放在点球位置上。他们以为清洗足球是足球比赛的规则。
　　这是发生在2006年的事情，我在笑过之后，是揪心的痛。
　　近十年来，中国大江南北的很多中小学校触目惊心的奢华程度让人惊讶。我还清楚记得，2006年秋天，我到北京出差，北京某小学的老师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学校仅花在体育馆、操场等体育设施上的专项资金就达一个多亿。此后不久，另一位北京的中学老师告诉我，他们学校的新校长刚一上任，即对校园里树木太少太小太一般表示极大不满，然后大笔一挥，调拨出两千多万元购置名贵的大树。不到一个月时间，学校入口处是两排名贵的“参天大树”。他说，新校长那阵子老说，一个学校没有树，就没有文化，我们种树，是在“种”文化啊!这位老师却说，每次经过这条树阴大道，总是感觉两千多万的钞票在眼前飘舞。
　　提到树，我不由想起另外一所学校在对待树的态度上的巨大差距。
　　去年冬天，我到江苏溧阳实验小学讲学，看见学校的主干道上突兀立着一排松树，我先是很好奇，了解后，又很感动。张康桥校长告诉我，当年学校在旁边征了地、开始盖新教学楼时，开发商和学校的部分领导都决定把树砍掉或移走，他一直力争把树留下，还征求老师和学生们的意见，大部分师生都不同意移走，后来这一排松树就原地不动了。他自信地说，无论学校以后怎么改造，那一排松树都不会移掉，因为松树已经成了我们学校的象征，我们的校徽就是一棵设计成书的形状的松树。
　　在今天的中国，谈论学校文化，其实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除了地域经济存在巨大的差距外，还有绝大多数人对教育的认知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