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那些著名的落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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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那些著名的落榜生
2012年06月27日   李晓巧    来源：羊城晚报      

阎敬铭像

吴大澂，清代书法家、文字学家，晚号愙斋

吴大澂书法作品

清朝众多的落榜生出路在哪儿？可以读“高四”、投笔从戎和捐资纳粟，也可以参加“大挑”。
但只有像姚明那样相貌堂堂的伟岸男子，才适合去“大挑”，若是经典“屌丝”，会死得很惨……
清代科举考试，应试者如过江之鲫，然而中榜者寥寥，乡试一省录取不过百来人，而全国会试录取常在二三百人之间。以光绪九年（1883年）为例，会试考生16000多人，只“赐陈冕等三百八十人进士及第”，录取率约为1.9%，98%的考生落榜。
清朝落榜生最通行的出路就是读“高四”，那时没补习班，只能一边工作养家糊口，一边自己苦读。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吴大澂，早年乡试、会试落榜后，都是边教书边准备考试的。后“会试中式第三名贡士，殿试二甲第五名”，成为大臣和著名金石考古学家。
而与陈三立以“南陈北王”并称的王树枏，乡试落榜后，一直在畿辅通志局做编纂，至36岁中进士做户部主事，才结束兼职。后官至新疆布政使。民国期间，任清史馆总纂、国史馆总纂。
显然，像吴大澂、王树枏这等好运气的复读生，实在是寥若晨星。所以，捐资纳粟之途，就成为落榜生的第二种出路。
道光九年（1829年），34岁的魏源连续会试落榜后，按例捐资得了个“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职务。他因而得以系统阅读了内阁所藏的清朝大量史事档案。针对当时动荡的时局，他于1842年8月发愤写出了《圣武记》，是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书。
当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同年冬天，怀抱忧国情怀的魏源，刊行了《海国图志》初刻本五十卷。
落榜生捐资纳粟为官，这在清代、尤其在晚清是很普遍的事情，但这也是晚清吏治腐败萎靡的一个病灶所在。当然，要想走捐资纳粟之途，得必须是“富二代”。
落榜生的第三种出路，就是放弃应试，改弦更张，投笔从戎或者做幕僚当秘书。
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即是科举失意，投笔从戎的一个著名例子。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 21岁中举后，“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雄，有名于时”。而后，他竟然一步一步凭着真才实学，将自己打造成了晚清一等重臣。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近代名流梁启超。他17岁中举后，“屡应会试未捷”，但“以言论称雄，仍为政治活动”。而且，他自视极高，公然声称：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生决不做一官也。
果如其言，梁启超在民国曾被任命为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以及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也是国务大臣级别了。最终，他成为近代政治文化史上的扛鼎人物。
清朝的落榜生还有第四种出路，就是“大挑”。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定制，三科（原为四科，嘉庆五年改三科）不中的举人，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名曰“大挑”。
“大挑”是国家给会试落榜生设计的一个出路，可谓是清代的创新。米脂人高照煦以同治癸酉举人应光绪庚辰大挑，被任命为教育战线官员，后历官宜川训导、榆林教授。他在《闲谈笔记》中记载：“国朝定制，会试三次后，特设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相貌。”
不看成绩了，看相貌，这无疑很滑稽。那么，如何挑法？“二十人为一排，挑一等三人，以知县用，二等九人，以教职用。相貌魁伟者挑一等，其次挑二等。余八人，俗呼曰八仙。”
看来，如果今天姚明这样的“高富帅”参加“大挑”的话，肯定进一等无疑，怎么的也是个相貌堂堂、伟岸俊美的知县。而赫赫有名的资深“吊丝”晏子，则毫无希望了。
有意思的是，晚清还有个名臣叫阎敬铭的，会试落榜后曾经想弄个教职干干算了，那好歹也算个国家干部嘛。于是，他去参加“大挑”。但令人沮丧的是，小阎才上场就被涮下来了，原因是他“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乡老。”
可怜的小阎，生就出众的“屌丝”模样，竟葬送了自己的“大挑”前程！
但具有喜剧效果的是，后来这位杰出“屌丝”潜心读“高四”，再会试，竟然高中，后官至户部尚书。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就曾向朝廷夸赞他“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雄万夫。”
历史上的阎敬铭的确为官清廉耿介，有“救时宰相”之称，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清代的“大挑”看似给了多次落榜考生以一个希望，但以貌取人，实在有失偏颇。
还有些落榜生因对科举失望改而从商。咸丰八年（1858年）16岁的郑观应童子试未中，即弃学从商，后成为有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
也有些“愤青”，因科举落榜而痛恨时弊，晚清的洪秀全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三次乡试都失败落榜，尽管后来他造反的原因复杂，但与科举不公平也不无关联。这从他后来在太平天国大兴科举之举，可见一斑。
在清代，科举落榜不足为奇，考生与国家都想方设法地疏通与排解中式与落榜的矛盾，落榜考生根据自身的条件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国家也积极为落榜生提供出路，这也是个关系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大事情。
李晓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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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高考表现了整个国家的复杂性2012年06月08日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环球社评


世界最壮观的升学考试这两天正在中国举行。915万学生同时走进31万个高考考场，这相当于两个挪威的人口同时参考。中国能把这么大规模的考试组织下来，保持规则的较高水平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质量或许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低。
高考是中国社会比较真实的一面镜子。它把全国的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卷入，而且向全社会的渗透比较均匀。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实际上是以高考为中心，向两端发散的。而中国社会阶层的演变及人们从下层向上一层运动，高考都是最关键的枢纽。
高考是对公平原则执行最严格，但也是从最初设计就含有不公平因素的超级社会系统。它包含了中国人对公平的向往，和对在现阶段无法完全实现公平的无奈。高考的录取工作不断堵塞以权谋私的渠道，而且效果斐然。但“关系”的钻营也很顽强，它在规则的边缘像挤牙膏一样寻找机会。
高考被置于绝对舆论监督之下，对高考制度的利弊争论也是中国各种讨论中最充分的。高考的弊端很清楚，但真正改掉它们，却面临可能导致更多弊端的困境。一些初衷善良的改革设想因在执行中被扭曲而难以为继，并使新改革措施的出台更加艰难。
中国的高校这些年大规模扩招，初高中教育变化很大，学前教育和课外教育十分繁荣。但就是高考这个“纲”变不了，一些小的修改从未动摇它的本性。
高考对整个国家的复杂性有很强的表现力。你无法简单说高考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似乎是在各种弊端之间选了一个相对最不坏的。我们都认为高考应当改，但经历了或听说了种种曲折之后，大多数人又认为高考的基本精神是应当坚持的。
高考本身是相对公平的竞争规则，而且不断得到完善。但高考规则的运行环境遇到了社会其他变化的侵蚀。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分化，城乡的不同出身以及家长不同的钱权能力，对不同考生应试准备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大。高考公平不断在制度上受到保障，但实际却被渐渐打了折扣。
很显然，在整个社会的公平得不到改善时，单独保障高考的公平有难度。社会的不公平会从不同侧面围攻高考，从而使农村孩子和穷困家庭的孩子一流大学入学率不断降低。
然而尽管高考有种种问题，但高考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对国家和社会综合进步的促进都有目共睹。高考对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应不应当保持下去的问题，讨论的方向只能是它应当怎样改。
人类社会的自我治理总是充满艰难，对中国这样竞争激烈的人口大国来说，高考究竟在扮演什么性质的角色，或许最终从历史学的角度，而非社会学的角度才能看得更清楚些。
对中国这个国家大概也是一样，我们对它的各种问题争论不休，但对它的总体评价只有在更高的、历史的角度上才会更加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