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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明：公民教育之难

2012年07月23日

来源：
新京报

　　李庆明在讲台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2年7月，深圳南山附属学校（简称央校）校长李庆明突然离任，在网上引发热议。
　　当下的学校教育，其目标，更多的是指向崇高的圣人、抽象的英雄，或者世俗的成功者，而其结果则是，孩子们一进社会即感到幻灭，浮在生活的表面，无所适从。
　　公民教育与之相反。从人的角度而言，公民教育是让孩子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能够在自己身上安顿自己，通过自己，唤起自身的责任感；爱这个世界，理解社会生活的秩序；积极生活，有能力在自己的国家构建并捍卫幸福与尊严。
　　几年下来，央校成为中国唯一一所以“公民训练”而著名的学校。李庆明则被人冠以公民校长之称。
　　突然而来的被下课
　　2012年夏季，这位每天向学生鞠躬的公民校长，因一道辞令，而成另一种形象，一个孤独失败者的形象。中国教育科学院突然解除了与南山学校的合办协约，李庆明作为其直接委派的校长，需自谋出路。
　　学校暑假前的最后一天，李庆明含泪读完《结束时刻的一份检讨》，结束了他在央校的9年教育探索生涯。开文尚存些许骄傲，“不管这些探索多么稚嫩、粗糙，不管我们蒙受了多大的孤独、挫败，也是值得自豪的，因为我们是在和形形色色畸形、伪善的教育抗争”，及下多是歉疚与哀伤，他责备自己，沉湎教育，不谙世道。
　　在深圳电视台的采访中，李庆明对着镜头平静地说：“我舍不得这些朝夕相处的孩子们，我每天在校门口鞠躬，每个孩子的脸都记得。”之后掩面而泣。
　　网上关于这位“鞠躬校长”的评论，褒贬兼有
　　褒扬者力挺公民教育，将其视为当下教育最重要的缺失成分，认为李庆明的教育实践，是面向未来的立人教育。有央校家长联名写公开信，要求当地教育局挽留李庆明。他们自称是一群被教育伤透心的家长，而李庆明，让他们在积弊已久的教育环境中看到希望。“在李校长和他团队的调教下，我们的孩子成为个性丰满、思想独立、理性和平、有担当、有教养、有高贵精神的好孩子、好公民。”（《一群家长致深圳教育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公开信》）
　　贬责者则多从现实教育环境出发，认为李庆明的公民教育实践，其实是把孩子们当做未成熟教育理念的实验品，无益学生升学就业。
　　两个月前，在中山大学举办的教育论坛上，李庆明把自己的公民教育称为新启蒙。彼时，他的演讲以泰戈尔的话结束：“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当做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
　　九年没有编制的校长
　　李庆明的校长身份，比较特殊。
　　他由中国教育科学院委派到深圳南山学校，在南山教育局，无正式编制，在中国教育科学院，也无正式职位。李庆明坦言，几乎每年甚至每学期，都有被解聘、被撵走、“死定了”之类的传言。当传言成为现实，他终究还是悲难自抑，九年的教育如梦一场，他的公民教育仍如胚胎，却丧失了成长发育的场所。
　　2001年至今，央校是中国教科院在全国唯一一所附属学校，创办时意在将其打造成体现当时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最高水平的基础教育窗口学校，实验性极强。但在实际过程中，中央教科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2008年5月起中国教育科学院又先后成立了6个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重点在区域合作，而非一座具体的试点学校。
　　中国教育科学院一位官员表示，因各种人事调动，近几年来，南山学校的很多教育改革探索，也与教科院无关。
　　彼时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朱小蔓，则不愿就此事接受采访，尽管李庆明曾多次提及朱小蔓对自己进行教育探索的鼓励。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介绍，在教育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对于中小学校长的任命，主办方并无完整决定权。由政府部门官员、立法机构成员、学校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和社区人士组成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以及家长委员会，都有权利参与学校的运作发展，决定校长的任免。而根据我国教育部相关规定，我国中小学校长的任命权，在主办方手中，公立学校由主管部门任命，私立学校由出资方任命。因此，校长与主办方之间，若出现理念上、经费上的冲突，前者的聘任就会受影响。
　　熊丙奇认为，多年的教育探索，使得李庆明成为南山学校的一张名片，不能违背民意，一辞而去。而当下的中小学校长任命机制，需要更多反思。
　　被委派到深圳九年，李庆明的人事档案关系仍留在之前任职的江苏南通，个人社保已经多年未交。尽管深圳南山教育局表示欢迎李庆明留在南山，但现年53岁的李庆明，是否有资格以正式编制的身份调入深圳，仍是未知数。李庆明虽有校长之名，实则游离在体制外。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以公民校长闻名之前，李庆明在教育界的声誉，始于南通海永。1999年，已在南通师范学院任教19年的李庆明，带着6名学生，进入长江入海口冲积岛上的海永乡，开始自己四年的教学实验。从灰色的理论，走向明朗的实践。
　　海永四年，大幅度提升了贫困乡海永小学的成绩，是李庆明饮誉教育界的主要资本。多家教育杂志，将李庆明的教育实践，渲染成英雄式教育行吟史诗：于偏隅之乡，实践教育新理念，寂寞沙洲，甘居贫困，最后在应试教育体系中大放异彩。
　　进入央校，他开始大步尝试新的教育改革，取消小学家庭作业，推行儿童阅读；打破课堂固定45分钟时长，代以20到60分钟不等的长短制；尊重孩子个性发展，开设各种在别的学校经常被屏蔽的课程，如绘画、舞蹈、琴艺。其改革并未超出素质教育的范畴。
　　身处较为开放的改革前沿城市，与新理念的接触，变得更加容易。公民教育，与李庆明不期而遇。那是报刊上的一则消息，朱永新、杨东平等教育学者尝试编写新公民读本，接续半个世纪前的公民教育。
　　李庆明用震撼一词，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之前多年，他跋涉在德育、美育这些概念里，欲拓新路而不得，“公民教育”，长驱直入，让他重新思考教育的本义，看到另一种海阔天空。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公民教育带有改造国民性的色彩。这个来自西方的词汇，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唤起激动与希望，是因为它所蕴含的人的形象，与臣民、草民、顺民相对，且与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相随。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梁启超等思想者提出培育“新民”和“国民新灵魂”理念，公民教育也曾进入国家教育体系，但因社会动荡政权变更，尚未及抽枝展叶。
　　至上世纪末，中国的转型步入新阶段，市场、民主、法治成为体制改革的关键词，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奋斗目标。公民教育再次从沉睡的历史中醒来。
　　想象更好的社会，首需想象更好的人。教育由此成为一个社会必要的乌托邦。
　　■ 人物介绍
　　李庆明
　　生于1959年，从教30年。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深圳南山附属学校（简称央校）校长。
　　2003年，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委派，李庆明任职央校校长，不久即着手进行公民教育。他每天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贯彻尊重与平等；设立选举月，鼓励学生表达见解；引导学生成立学生自主委员会，与老师、校长平等对话；在学校管理的各种细节上引入学生的意见，训练他们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因此有“公民校长”之称。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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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明：奠基学生的阅读文化生态

李庆明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田园教育”、“文化阅读”、“活力教学”等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获奖理由   李庆明倡导“文化阅读”，在他的引领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构建了以学科文化阅读、大主题文化阅读、经典文化阅读、当代作家系列阅读等为主要领域，以课堂阅读、班级阅读、亲子阅读、自主阅读等为主要形式，以星级阅读评价机制为主要支撑的儿童阅读文化生态。   李庆明发起作家进校园活动。曹文轩、张嘉骅、宫西达也等一大批海内外优秀作家先后走进学校，在校园掀起文学阅读潮。李庆明主张围绕童话、亲情、游戏、生态、民俗等主题开展“大主题阅读”，并亲自主编了一套大主题文化读本。他倡导让学生在文化的视野中关照数学、科学、历史、英语、艺术等学科。李庆明认为，有了这些学科阅读，学校才是名副其实的书香校园。   李庆明大胆推进学校课程改革，设置相对独立的阅读文化课程。他主持编写了《天堂鸟书林阶梯阅读手册》，通过“晨诵、午读、暮省”、“班级读书俱乐部”、“田园文学社区”、“与作家对话”、“讲述、诵读大赛”、“星级阅读评比”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使阅读成为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李庆明看来，阅读不只是学校的事，也是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事。他制订“天堂鸟飞翔计划”，开展“书香飘万家”阅读公益推广活动，共建书香家庭、书香社区。在他的支持下，学生家长发起并成立了亲子阅读公益组织“三叶草故事妈妈家族”；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学校先后与广东汕尾、桂林龙胜、黑龙江漠河、四川北川等地区近20所学校建立了阅读联盟学校关系，向这些学校捐赠了4万余册图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交流活动。   李庆明引领的阅读推广成效卓著。2008年年底，学校被评为广东省“书香校园”，李庆明获深圳市“阅读之星优秀校长”称号。   ■读书故事   我读中小学的时候正处于“文革”时期，那时读书少。下乡插队务农之余，倒是有了阅读的渴望，先后读过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于光远、苏星等的《政治经济学》，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王力的《诗词格律》等。当时就觉得这些人都很了不起，然而书中有些地方我却看不大懂，自卑的压力迫使我背书甚至抄书。   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大学，那时就下决心恶补。几乎所有时间我都用来读书，远离娱乐活动，连自己小时候喜爱的舞蹈、唱戏也一概放弃。大姐工资本来就不高，却常常一个月拿出几十块钱给我买书。她当时的男友也慷慨解囊，大笔“捐资”，博得我巨大的好感，竭力怂恿大姐非他不嫁！那时我读书几近痴狂，只觉得时间不够用，经常在教室里通宵达旦。开始时值班夜巡的学校保安还干预，吆喝我回宿舍，后来实在拗不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夏天的夜里蚊子多，我又不舍得花钱买蚊香、驱蚊剂之类的“奢侈品”，于是穿一双长筒雨靴武装自己。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石耀先生（后来当选为当地的副市长）得知后，心生慈悲，成功游说学校，特别给我们班的几个“夜猫子”开恩，专门安排了一间不会断电的宿舍。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不到3年的时间，除了必修的中文课程，我还广泛涉猎了历史与哲学，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罗素、巴甫洛夫、斯米尔诺夫、鲁迅、李泽厚、郭绍虞、杨树达、王力、郭沫若、范文澜、巴人（王任叔）、施昌东等人物。读了多少书没有统计，估计也有现在好学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要花上五六年来读的学术书籍吧！   ■推荐书目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出版   该书不只是一部中国艺术史，作者以恢宏的气势，阔大的视野，精美的笔触，将中国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等熔于一炉，走进《美的历程》，等于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的巡礼。   《启蒙札记》，陈乐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0月出版   国际政治和欧洲学大家陈乐民先生的这本小册子，是开启我们心智的一把钥匙。可参照陈先生和德国学者史博德合著的《对话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阅读该书。   《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叶秀山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睿智的人生和教育境界离不开哲学之光的照耀。20世纪哲学的“显学”——现象学向世人提出了许多尖锐和深邃的哲学问题，如文化问题、历史问题、生死有无问题、人文精神问题、艺术审美问题等，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叶秀山先生以一种文化对话的方式，阐释了东西方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读来益人神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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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明：公民教育从公德养成做起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2-03-29

尊重与爱从校长每天早晨鞠躬迎接师生开始 《中小学生公德养成研究》是广东省教育厅2011—2013年的一项重点研究课题，承接这一课题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深圳南山附属学校，这一研究引起不少专家学者及教育同行的关注。不久前，记者前往该校进行了考察并对课题主持人、曾宪梓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奖获得者李庆明校长进行了专访。 看上去鸡毛蒜皮的规范，其实是在为人们的公共行为设置最低边界 记者：对于“公德养成的历史研究”，您和您的团队做了详实的历史追溯和梳理，您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与当下“从娃娃抓起”的教育实践具有怎样的关系？ 李庆明：教育研究一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但我觉得如果再多一点“历史意识”，可能更有利于把握变革现实的脉络，避免陷入盲动或功利的误区，公德养成也不例外。陈寅恪主张“从史实求史识”，朱光潜认为，历史的探寻有助于“引起现实底思索，打动现实底兴趣，和现实底心灵生活打成一片”。仅举几例，看看历史上的公德养成做些什么，会得到不少启发。 ——1530年，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埃拉斯默斯出版轰动一时的《男孩的礼貌教育》一书，就着重讲述“外表的得体行为”，从教堂到卧室，从就餐到游戏，举手投足，巨细无遗，甚至连眼神、擤鼻涕、吐痰、大小便、放屁等“禁忌”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规范，其实是在为人们的公共行为设置最低边界。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推行“文明开化”运动，兴起公德思潮。明治五年（1872年）颁行的《条例》就十分重视改变公共生活中的不文明行为，如在人口稠密场所燃放烟火、破坏路灯、往下水道投掷土草瓦砾妨害流通、夜间吵闹惊扰他人睡眠等等均有规定。 ——1875年日本大思想家福泽谕吉明确将“德”分为“私德”和“公德”，此后，“公德”概念开始流行。20世纪一开始，“公德”就写进了法律：1901年元旦的《读卖新闻》新年宣言昭示了新年的公德养成目标，第二天又发表社论《社会改革的目标——公德养成》。这一年，日本掀起了公德讨论的热潮。 日本教育家西村茂树在《公德养成意见》中把公德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大领域，特别强调了公德的“消极”层面，即个人行为应当避免造成对于他人或公众的损害。同年，文部省向第三届全国联合教育会提交的咨询案就是“如何在小学、中学培育公德的方法”。总体上讲，20世纪以来日本的公德观念更侧重公德的“消极”即“不伤害”的规定，这对日本以后的公德养成教育影响极大。日本特别重视小节文明，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五四”前后的改造“国民性”思潮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梁启超先生提出的“公德”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他痛陈国人“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公林无不斩伐，公路无不芜梗，公田无不侵占，公园无不损坏。”这里的公德也主要涉及公共行为的“消极”（不伤害）领域。 ——2001年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公德建设也备受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实践成效仍不能尽如人意，公德缺失时常令我们的国民乃至国家形象蒙受损害，成为痼疾顽症。现在是需要经过一番深刻反思并加以完善的时候了！ 重视底线伦理的教育也是整个国际社会道德重建的需要 记者：在公德培养的理论思考中，你们为何特别关注公德作为“底线伦理”这一特质？ 李庆明：公德是基于现代文明社会的道德实际，按最低限度的普遍化要求而制定的，是公民必须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公共生活准则。这些原则和规范是一个合格公民“不可以”逾越的道德底线，所以也被称为“底线伦理”。作为底线伦理，公德大多指涉“消极的”，即“勿伤害”或“不可以”的种种行为规则。 那么公德作为“不伤害”的“底线伦理”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尊重。尊重植根于对自我尊严的理性守护，正如席勒所言：“不知道自己尊严的人，便不能尊重别人的尊严。”只有建立了理性的自尊，才能推己及人，尊重他人乃至所有生命的尊严，甚至为此而做出必要的谦让和牺牲，所谓“自卑而尊人”。 费孝通先生早就指出，中国社会人们重视亲属关系制度以及相应的世代相传的习俗与习惯，对于公共领域的观念与规则却十分淡漠，严重影响了国民的公共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的形成，所以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欺凌弱势、违背交通规则等顽症陋习至今一直难以根治。这里所指的公德缺失，也是涉及“底线伦理”的“不可以”的种种行为。 重视底线伦理的教育也是整个国际社会道德重建的需要。因为人类的道德底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任何一个利益或文化冲突随时都可能使个人、社会甚至政府放弃道德底线，使全球陷入经济、生态、社会、战争等灾难。 2005年，“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05—2014）国际实施计划” 正式公布，强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尊重”，包括尊重全人类的尊严，尊重后代的权利，承担代际责任，尊重未来社会，尊重文化多样性等。我们在提出中小学生公德养成研究中，关注“底线伦理”，就是要积极回应“全球底线伦理”和“可持续性发展教育”的思潮，并做出自己的创造性解答。 文明细节力图在行为上是可操作、可观测、可评价 记者：你们把公德养成的“实践探索”作为本课题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制定的《日常生活的52个文明细节》很受关注。有专家认为：它的价值是把“底线伦理”理论，从学术领域，创造性地引入教育实践领域。能具体谈谈制定这些内容的初衷和实践经验吗？ 李庆明：多年来国内中小学在公德养成教育中，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对公德的界定很不明晰，对公德行为所涉及的领域缺乏详细规定，提出的多数是正面要求，而非“不可以”、“勿伤害”的底线行为限制。提出“正面要求”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没有明确的行为限制，学生就缺乏行为的边界意识，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可以”的，或者是超越了“勿伤害”底线的。例如，你要学生“爱护花草树木”，看上去没有问题，但是“施肥浇水”属于值得嘉许的“美德”，而“不攀折”、“不践踏”是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前者可倡导而不必强求，后者则带有强制性的“必须”。 我们学校多年来围绕“尊重”这一核心目标，根据公德伦理作为“底线伦理”的本质特性确立的“五不原则”即“不伤己”、“不害物”、“不损人”、“不坏事”、“不违法”，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积弊陋习，制定了《日常生活中的52个文明细节》，这些细节包括：与人交谈，要注意倾听，不可东张西望，不可随意插话，有礼貌地表达不同意见；不在公众场合挖鼻孔、抠耳朵、剔牙齿、擤鼻涕、脱鞋袜、光膀子、打哈气、穿拖鞋等。打喷嚏、咳嗽时要捂住嘴巴，不要面朝他人，事后说：“对不起！”为了保护环境，尽量不用塑料袋；遵纪守法，不参加任何“儿童不宜”活动等等。 这些文明细节力图在行为上是可操作、可观测、可评价。由于公德养成的目的是形成良好而稳固的行为习性，所以，在具体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我们根据儿童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特点和规律，运用道德敬畏理论、社会学习理论、道德情绪学习特别是自尊、羞耻感习得等理论，通过创设特定的规训情境，采取礼仪范导、一日规训、情境模拟、无缝督察、文学阅读、综合评价等，反复进行训练、陶冶与教育，促进学生行以成之，习以为常，不断强化，持之以恒。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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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明:难舍田园教育梦南方日报 2012-07-25


他每天清晨站在校门前迎接学生并向每个孩子鞠躬敬礼，坚持了整整9年；他尝试取消自上而下枯燥乏味的思品课，以德育活动取代之；他邀请全球知名的儿童作家走进校园，期望潜移默化让学生爱上阅读；他取消家庭作业，却开办了丰富的文体课程……在深圳教育界，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李庆明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7月4日，一则“李庆明即将被终止职务”的信息出现在新浪微博引爆舆论，引发全城关注……舆论似乎一边倒，学生、家长、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言，一致地站在了挽留李庆明的这一方。然而，这似乎并不凑效，官方始终没有表态是否会将李庆明留在央校。有媒体说，李庆明因为情绪低落选择低调隐蔽，而事实上自7月4日起，他始终在忙于各种职务或社会事宜：参加毕业生毕业典礼发表完《我的生命除了教育，别无依傍》的言论后，又紧张地奔波于湖南、云南等地讲学，终于找到一个空隙接受了南方日报的专访。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表达了对深圳、对央校的深深眷念。
■谈未来
“说到底，未来的5年10年，中国教育应该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教育的去行政化。”
南方日报：在深圳，校长的变更每年都有，为什么您离职的这件事情，却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呢？
李庆明：我分析，家长之所以反应这么激烈，可能跟我们学校家长参与程度比较高有关系。在央校，家长们会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学校的教育活动、以及各种公益活动中去。例如，我们学校的义工妈妈就分好多种类，数量也非常庞大，有安全妈妈，故事妈妈，交通妈妈等。例如，每次竞选校长小助理，家长都是最积极的竞选团队。所以，我之前一直说，在央校推行公民教育的9年，我有100种理由坚持不下去。但最终都因为理解坚持下去了，那就是家长的无私支持。我发自肺腑地感谢家长，这句话我之前常说，现在反倒有点不敢说了。
另外，我每天早上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家长们来来往往接送学生，对我也比较熟悉。甚至我开玩笑说，学生家里的保姆们都跟我熟透了。我们的教育理念是，积极向社区拓展，不仅仅是家长，社区也一样参与到了我们的学校建设中。
南方日报：有些家长在微博里说，一旦李校长离开，他们将选择搬家换学校。有网友认为，校长不可能永远待在一个学校，他们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必须离开。家长的这种想法，让人感觉央校似乎过于倚重校长？您怎么看？
李庆明：首先，我认为校长当然很重要。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他理所当然担当思想者，精神领袖，知识经营者诸多重要的角色。但是，我更希望学校能够倚重一个完善的体制机制，这个需要自上而下的努力。
例如：中央教科所和南山教育局合作办了我们这样一个学校，由中央教科所委派校长，再将学校委托给南山教育局管理，实施的是管委会（中央教科所3人，南山教育局3人，再加上李庆明组成管委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教育的小特区，授予了学校、校长很大的自主空间。正是因为这种创新体制给予的较大自主权，我们才能在这9年时间里多做了一些探索。
那么一旦我离开，是否这种体制就此中断？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这种体制即便不保留，但至少能给予未来的模式一些启示。其实，我之前心中就一直在酝酿一个想法，建议在央校成立一个新的管委会，成员里包括教育局行政官员，教育专家，家长代表，企业代表，教师代表以及社区名流等。由这个管委会来选定校长人选，校长一旦产生，即授予他最大限度的自主办学权，包括他可以自主选择团队，可以对课程有自主选择权等。当然，也要成立教职工大会，对校长的权力包括财政权进行制约，并对校长的去留有最终的决定权。
说到底，未来的5年10年，中国教育应该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教育的“去行政化”。
■谈减负
“磨洋工的课可以减。考试要那么多干什么？作业要那么多干什么？这些统统先给减掉。”
南方日报：是否会留在央校，已经成为一个未知数。您如何总结央校这9年？
李庆明：这9年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选择用调侃的方式来总结一下：首先，我是做了一场梦，一个关于田园教育的梦，梦还没醒我就被叫醒了。
另外，我还鞠了一个躬。我每天早上用鞠躬的方式去迎接孩子们，有些媒体甚至给了我一个“鞠躬校长”的美誉。9年来，对于我这一做法，质疑不断。有人说我是在作秀……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坚持这么做是想以这种方式寻找一个重建德育体系的突破口。鞠躬表明尊重，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我只是想告诉孩子，尊重比爱更重要。如果缺少尊重，高谈阔论爱是没有用的。比如，你在外欺负小孩，你能懂爱吗？你看不起农村人，你能懂爱吗？尊重是一种道德底线，孩子们首先应该学会尊重。
我还做了一道加减法。所谓减法，就是减负。我始终提倡先给学生把负减下去，这种减是真正的减少。不少人提到减负，就先谈策略。我甚至听过一种论调，说研究出一种方法，可以让学生们“即使负担重也不觉得重”，这不是荒唐吗？在这方面，我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就是要先把学生身上的负担减下来再说其他的。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里，该减的东西不多吗？无用功的课可以减，磨洋工的课也可以减。考试要那么多干什么？作业要那么多干什么？这些统统先给减掉。
减法做完，再做加法，进一步强化孩子自我发展的动力，强化真正的基础、包括身体基础，人文基础，学力基础等，我始终相信只要基础做好了，知识水平自然就能提高。
南方日报：9年下来，您觉得有些什么值得反思的吗？
李庆明：值得反思的东西不少。有人说，我做的“公民教育”太超前了，难以得到普遍认同。但我始终认为我是在捡起之前我们丢失了的好东西。这些年，由于我做得太急，让教师们、学校的中层干部们都感觉压力太大。所以，我想如果我离开央校，换个地方再做教育探索，我可能会收敛一些、理性一些。
另外，我有时候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当然对于教育，我也有一些反思，我认为应试教育真正很坑人。用大量的作业和考试填充孩子的童年，会把很多东西遮蔽住，压抑孩子的本性。这样，孩子迟早总有一天要释放，要发泄，什么时候发泄？多半都是到高校去爆发了。所以，我认为高等教育办不好，跟基础教育有很大关系。
马克思说：生命如果不是活动，那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一直努力想把学校办成活动学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参与其中。
这些活动，学生受益吗？我想，这个答案孩子们最清楚。
■谈深圳
“这个城市的氛围，容许我们做一些探索。不管我离开还是留下，我都感谢深圳。”
南方日报：在深圳探索教育改革的这几年，您觉得阻力大吗？
李庆明：很多人说，我做的都是特立独行的事情。所以，阻力肯定是有的。例如，我做减负，规定图书馆严禁把教科书放进去，图书馆就是让孩子们多看些经典书籍；把下午的时间拿出来，让学生学习些才艺、发展些爱好；每年举办很多的活动等。在这个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些制度性的阻碍，所以才有“特立独行”这一说。其实，一开始家长也不理解，不好好学习搞这么多活动干什么？但很快，家长就认同了，并且开始积极支持。
也有不少人反对我的做法，告状信不断。有些甚至说我把教师的工资挪用来搞活动。这简直就是个荒唐的说法，在现行体制下，我是不可能挪用到教师的工资。
深圳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是一个包容的城市。也就是在深圳，我的田园教育梦想才能持续做了9年之久。这个城市的一些氛围，容许我们做一些所谓“异类”的探索。这跟深圳改革开放30年，是踩着血路一路走出来的有关。所以，不管我离开还是留下，我都得感谢深圳。
南方日报：是走还是留，您心里有数吗？
李庆明：南山区教育局已经找我谈过几次，他们态度很诚恳，给予我两个建议：1，参加教师编制考试，成为正式编制的教师，再接受分配；2，参与校长竞聘。我告诉他们，我还是希望留在央校，哪怕是做个花工。9年来，我跟央校耳鬓厮磨，朝夕相处，一片树叶，一块草皮都是有感情的，都是能勾起情思的，我打内心爱着央校。
当初，突然接到离职通知，我情绪很低落，我当时不可遏制地产生了一种感觉：我似乎是那怀着胎儿的女人，怀胎9月濒临生产，却要引产了。
南方日报：如果离开央校，未来您有什么计划吗？网络上，似乎已经有些机构声称要请您到国外任教之类的，您动心吗？
李庆明：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四海为家吧。做教育的人，要有一点流浪的精神。
如你所说，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地方和机构向我伸出橄榄枝，有私人的机构也有地方政府。有的甚至说，我们给你条件让你复制三个央校。有的说，你别做基础教育了，来做高等教育吧。还有的说，要办贵族学校请我去管理。还有三个出版社，希望我出书将央校9年的经验总结出来，他们连合同都寄过来了。
但是，我做教育探索并不是为了钱或者名。我来深圳那年，江苏省推荐我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我是辞掉了国务院津贴来的深圳。9年过去，大家笑我是“三无人员”，我没有教师编制，没有房子，没有户口，甚至连续6年我没有社保。我希望留在深圳留在央校，继续我未完的教育梦想。
南方日报记者刘丽
更多相关报道详见深圳周刊AⅡ05—AⅡ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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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李庆明校长 留住教育界“唐吉诃德”2012年07月07日

来源：深圳晚报




学期末教学会上，李庆明举高手，参加新疆学生的来深互动活动。 本版图片由深圳新闻网记者 王佳 摄

比起校长办公室，李庆明似乎更中意用阅览室吧台的电脑工作。

李庆明在央校燕晗山大讲堂的最后一次演讲，全程红眼，几度哽咽。
深圳晚报记者 李可心 张少琼
昨天，“央校”校长李庆明被辞退的消息通过微博传开，立刻引起社会关注。网友家长在表达惋惜之情时，也纷纷猜测，校长突然被辞，或许与他大胆的教育探索有关。
“央校”校长李庆明无疑是深圳教育界的一个“异类”。自2003年受中央教科所（现改为中国教科院）委派至深圳任央校校长以来，力推“新启蒙”，倡导“都市田园教育”，其“公民教育”、“文化阅读”、“田野式教研”等大胆改革创新备受关注，业内人士称其为“狂人”、“异类”、“骑士”……在教育普遍功利化的时代，李庆明对素质教育的大胆探索，无疑独树一帜。
校长突然被辞 家长网友伤心不解
事情来得很突然。7月5日晚，深圳知名文化人邓康延发微博，称去访谈央校校长李庆明时，得知当天是他任上的最后一天，“悲溢校园，有老师抹泪，南山区教育局放假前突下辞令……”
微博发出后，立刻引起众多网友关注和转发。邓康延随后又在其微博中更正，称辞退李庆明的并非南山区教育局，而是中国教科院，并转发了李庆明发给他的短信：“康延兄，有人转发了您的微博。有点出入，辞令实际上是几天前中国教科院（前中央教科所）突下的……”
网友们对李校长“被辞”的消息十分震惊，有关微博被转发两千多次，该消息一时成为微博上的热议话题。记者发现，不少网友都是央校的学生家长，或者是李校长的“拥趸”，还有不少央校的学生，他们对李校长突然被辞感到伤心和不解。
不明辞退原因 感谢深圳九年包容
昨天下午，记者赶到央校见到了校长李庆明。李校长虽然显得很平静，但言语之中，依然能感到他的委屈和伤感：“我也感到很突然，刚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后来回到家中号啕大哭。”
李庆明对微博进行了澄清。“微博上的说法有点出入，不是南山区教育局辞退我，而是中国教科院解除了和南山区教育局合办央校的协议，作为校长我自然也被辞退了，但南山区教育局对我很关心，他们是希望我留下的。”李庆明说，深圳、南山对他和央校都很关心，他对深圳和南山也充满了感激之情，“正是因为深圳的包容，才让我有机会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深圳从未主动质疑过我的探索，还给我创造了一个环境可以探索公民教育，感谢深圳对我九年的包容。”
对于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他突然被辞，李庆明坦言，自己也不清楚。“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辞退我，中国教科院给出一点理由，但我还是想不明白。”
直面各种“争议” 坦言不时会被“告发”
尽管众多家长网友力挺李校长，但不可否认的是，争议声也时有耳闻。有家长认为，其大量“减负”的做法，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应考。对此，李庆明并不避讳。
“有质疑我不意外，我提倡小学不做家庭作业，缩减课堂时间，这在现有体制内肯定有人难以接受，任何探索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李庆明说，事实上，通过“减负”等教育探索，他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情趣，反过来，这些都会促进孩子成绩的提升。
“其实孩子来央校越早，享受这份教育越早，就会考得越好，我们重视基础教育，但这种基础不是‘知识基础’，而是‘身体基础’、‘人文基础’、‘情感基础’……拥有这些对于孩子更重要，也更有利于孩子学习。”李庆明坦言，他不时会被人“告发”，但他会以宽容态度处之，同时也在反思，认为自己太急于推行自己的理念，而任何一种探索都必须做好准备。
不舍“田园教育” 希望能留在央校
谈及过去的九年，李庆明感慨，自己在央校实施的“田园教育”如同一场梦，九年中他用尽全力建立了一个“公民教育的胚胎”，自己却即将离开，心中的不舍，如同离开自己的尚待哺乳的孩子。
对于未来，李庆明自己也不明晰。这位一心扑在教育上的校长，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社保等个人问题。他告诉记者，来深九年，工作关系还在江苏南通，最近才知道自己社保已6年没有缴交。作为长期在深圳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者，李庆明却是地道的外来人。
如今，被辞后的他十分茫然。“感觉被遗弃了，50多岁了，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今后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李庆明说，不管今后身在何处，他都想继续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而他自己很想留在央校，毕竟他的心、情和生命都维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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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明校长接受苏州大学《大学新闻》采访

转自刘铁芳的博客http://blog.edu11.net/space.php?uid=78

编者按：最近李校长接受了苏州大学《大学新闻》的采访，现发表采访全文，以飨诸位。
1．我了解到您的母亲也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我想她对您人生的影响一定很大，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我母亲严格来讲还不算农村教师，她是在一个城郊的学校教书的。不过，有意思的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一个班级竟然搬到我家里来了，家里的一间屋子成了教室！我那时还很小，经常穿梭于“教室”内外，大概是因为我长得肉头肉脑的，很可爱，又有点天资聪颖，时不时能做些连他们也做不出的题目，所以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似乎也很喜欢我，下课后经常和我在家里的天井里玩耍。不过，有一次，我却领教了这些“文革”里成长的革命小战士——“红小兵”的厉害。他们把大字报贴满了我家的大门，把我母亲也逼到了大门口，那扇大门是对着一条古老而热闹的大石街的，来往行人尽收眼底。母亲靠在门前，仰望苍天，一言不发，绝望而又倔强！我看了都吓得魂不附体，不知要出什么大事，后来才得知竟然是因为我和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之间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被上纲上线了！母亲虽然后来离开了教师队伍，加入了“大公无私”的工人行列，不过，我还是能从母亲的言谈举止里看到教师高贵的身影与气质。她对我的影响确乎巨大而绵长。我一直认为母亲是因我而被小学生批斗，而我竟无力捍卫母亲的尊严，表现出恐惧、退缩，客观上“助纣为虐”，因而在本质上和那些小“暴民”是没有二致的。我投身儿童教育，其实还带有某种赎罪的性质。那个疯狂年代的子民，没有几个不多多少少面临险恶，同样也没有几个不多多少少沾染罪恶，每一个人都应当是“赎罪者”。
2．您是在1999年来到海永开始“田园教育”实践的,那时您可以说已经是功成名就了,为什么会开始这样一场从一开始就知道必然艰辛的旅程?
怎么谈得上“功成名就”？当下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功成名就的教育家。环境造就不了这样的功成名就的人。我只是对乡村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在这里不妨推荐我写的《寻归田园》一文，算是作答：
我的童年时代大部分是在乡下度过的。我至今仍然记得在夏夜的嘤嘤虫鸣和习习凉风中听奶奶讲神灵鬼怪故事的情景，从小对自然、对生命和对道德的敬畏和虔诚，就是从这些故事中滋长起来的。现在想起来，奶奶虽然目不识丁，却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儿童总是和水有不解之缘，乡下孩子更是乐于嬉戏于水中世界，但危险也与之伴随，这恰恰是大人们最为担心的。一天，奶奶把我带出水门口，指着紧挨茅舍的小河认真地说：“不要随便去。那里会突然冒出个落水鬼，专拖在河边瞎玩的伢儿。给它抓住了，十几个大人也没法子！”从此，没有大人的陪同，我决不独自野到河边。奶奶极其成功地对我实施了生命教育和安全教育。当然，我灵魂里最难以磨灭的影象，还是乡下那片广袤的田野和充满和乐的田家。农村很清贫，但田野的平畴远风，荒径异卉，田家的墟烟依依，村景暧暧，却滋养了我十足而丰饶的村童野性。我会冒着可能被大人惩罚的风险，和村里的野小子们纵横驰骋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挖野菜，捉螃蟹，捕秋蝉，钓“麦狗”，稻草堆上摔交角力，灌溉渠里捞鱼摸虾，心惊胆战地品尝那些色泽鲜艳得叫人垂涎的无名野果，夜阑时分带着不可告人的心理溜出家门，躺在韭菜地里屏住呼吸窃听牛郎织女的私语（这自然也是从奶奶那里获得的“知识”）……我的周身被乡野的美的光芒笼罩和穿透，心醉神迷地在乡间呼啸飘荡，尽情地宣泄着孩提时代蓬勃畅旺的生命灵性，每个毛孔都燃烧着游戏冲动，每根神经都颤栗着，欢跳着，歌唱着。多么和谐！多么奇妙！田野是乡下孩子的身体与魂魄，是乡下孩子诗意栖居、呵护他们的纯美天性不受都市文明侵害和阉割的乐土。拥有一段乡下的童年生活，我感到无比的幸运！
走进熙熙攘攘的城市，走进秩序井然的校园，这一切都随风而逝了，但积淀心底的田园情结却没有消遁。它始终如潮汐般涌动着，寻觅着可以寄托的境遇，幻化成一个美丽的梦想。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我还是要下乡去爷爷奶奶家住上几天，而最想去的地方，则是大姐十四岁就离开父母投身其中的海门江心沙农场。一到寒暑假，我就会不顾一切地扑向那里。当时，江心沙正在修筑一条通向江北海门的大堤，我每天都会兴致勃勃乘着牛车为筑堤的大姐和知青送饭，那种滋味，和后方的妇孺奔赴前线运送军粮差不多。白天，大家都去干活儿了，我和另外一个城里来的小女孩自由嬉戏于农场的旷野，尽享它的辽阔。晚上，我常常成为大家的宠儿。劳累了一天的新老知青们众星拱月地围坐打谷场上，我是唯一的演员，在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中接二连三地表演着从“小红花”（当时的南通市少儿艺术团）学来的那些吹拉弹唱跳的节目。我当时并不知道，在那样贫困而苦难的岁月里，我拙朴稚气的表演为他们送去了多大的欢乐！因此，几乎每个知青都把我宝贝得不行，以致于我跟大姐耍着无赖装病不肯回城时，一大群人赶来声援我。记得那天深夜，量了体温后，医生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姐和在场的人，我已发烧到了三十九度几。屋子里顿时哭成一条声。我现在都不明白那体温究竟是否真的！但不管怎样，我的图谋终于得逞。农场的假期生活，使我体验到田野的博大遥深，体验到像大姐这样一群特殊的农民承受苦难的豁达大度，我的田园情结一步步地滋长着。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在学校第一个贴出“决心书”，要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接受锻炼，结果如愿以偿。于是我又怀着这个梦想来到农村，做了一个“插队知青”，和农民朝夕相处了将近两年。那种隆情盛谊真是一生也享用不尽的！
大学毕业后来到南通师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机会再去农村，而是龟缩在书斋、课堂，醉心于康德、黑格尔的形上之学，书写看似玄奥难懂的思辨文字，时间一长，心里就不免生出许多遗憾。后来，我走进小学，开始接触儿童教育。首先是很幸运地成为当时在全国就享有盛誉的李吉林老师的追随者。在李老师那里，我找到一种寄托，因为无论是李老师的情境教育还是她个人的心灵世界，都蕴涵了我向往的田园情致。我特别喜欢李老师写的一篇教育散文《油菜花又黄了》，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田园牧歌式的意蕴。她把这乡村田野才有的普普通通的东西尊为最富有的“花魁”，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儿时和村娃们嬉戏于田野花丛的神话般的情景。李吉林说：“春的田野是属于油菜花的，也是属于穷孩子的。这儿是我们的自由天地。”这种乡野情怀显然在她后来创建的情境教育中烙上深深的印记：“这些年来，每当油菜花黄了的时候，我便带着孩子们奔向田野，投入春的怀抱……在这广阔的世界里，他们像春燕、像百灵、像快活的天使……啊，春的田野，对孩子们该有多大的魅力！在这天底下，还有哪儿能比得上它，能逗得孩子不想回家！——大自然可以给予孩子们的真是太多了！”我的田园教育试验，就有李老师的影响。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位亦友亦师的年轻改革家——东洲小学的许新海校长。从许先生大力推行的开放教育和他学校令人惊叹的十年飞跃中，我感受到这位农民儿子身上那种坚韧不拔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许的许多实验还是保留了浓郁的乡野色彩的，他独创的蜚声遐迩的“地球村”似乎就是一个“全球化了的乡村”的隐喻。在两所学校、两代教育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弥足珍贵，但我仍然有一些遗憾。后来我跟许校长说：“我很想去最底层的乡村小学，看看那里的教育，做一些试验。”他说：“我来帮你挑一个学校吧。”最初选择了海门平山乡中心小学，最后定为海永乡。四年前，我跟许校长、还有时任通师校长的朱嘉耀先生等一行跨越长江踏上崇明岛，来到“在水一方”的海永乡，这里充满生机的田园世界和质朴清醇的乡土民风立刻点燃了我那孕育已久的乌托邦梦想。我激动不已地对许新海说：“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我在教育上寻归田园的努力确实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几年前就有朋友对我说：“你这个东西太理想主义了，太乌托邦了！”并直言我注定要失败。这个预测并非没有道理。乡村教育的确不容易。想想当年，陶、梁等大人物的乡村教育实验都步履维艰，连欧文的新拉纳克村，最后也以倾家荡产而告终。藐予小子，又何敢成功的奢望？！记得在我的课题开题论证会上，我对专家们坦陈：“我是准备好了失败的。所以，今天我要郑重地对各位专家说这么一句话：我不作承诺！也许五年以后我会为你们提供一个失败的案例。”但是，大师们的乡村教育信念不死，我又怎么会因为可能的失败而放弃寻梦呢？我觉得，教育需要乌托邦，需要有田园式的价值追求。老实说，我对城市取向的教育是十分担忧的。它太追求技术化、理性化，疏远自然，脱离生活，缺乏诗意，剥夺了孩子的野性思维和圆融的生命本性。在技术化、标准化、虚拟化、市场化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过早地脱离真实生活的体验，进入一种看似斑驳陆离实际抽象片面的环境，这有什么好呢？而乡村文化中拥有那么丰富的自然、童玩、亲情、俚俗等资源，乡村儿童保留了那么令人称奇的野性思维，这些都是他们发展的重要基础啊！但现在的乡村学校却满怀艳羡和自卑地攀附城市教育，把乡村的孩子隔离在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里：一个尽显野性的乡村世界，一个异己的学校世界。它扭曲了乡村儿童的天性。田园教育就是要克服这些弊端，引领儿童回归生活，走向大地，体验温情，开发乡村文化资源，激活和伸展村童原始的生命力量。马克思说过：未来的理想社会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田园教育依循的就是这样一种新自然主义。这些年来，我们开展“春天的田野” 、“在秋天的果园里”、“田野之旅”、“游戏伴我快成长”、“我爱我家”等一系列具有浓郁乡村特色的教育活动，让乡人和村童看到了田野的希望。当然，寻归田园，不是回到不发达的贫困和粗陋状态去，诚如朱小蔓教授评价我的试验时所说：“我肯定他追求的不再是中世纪的田园，也不再是18世纪凯兴斯泰勒提倡的那个田园，也不是陶行知和晏阳初时代想象的那个田园。我想庆明好像还不是意欲回到那个田园。……庆明原本的理想就是抗争由现代文明、现代教育制度造成的不完整的教育，期望我们的孩子在中国的海永乡这样一个农村的现实大地上创造一个高品质的教育，从这里走出一批受过教育的人！”朱教授道出了田园教育的真谛。


乡村教育的探索艰辛而孤寂，但却充满了诗意。我一直把自己的田园教育试验看作是一种“诗意之思”，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诗意之旅”。海德格尔说过：“存在之思是一种高级的漫游，还是一种非常困窘之事。也许，这种思终究是一条无法回避的幽僻小径，它拒绝成为一条拯救之道，也不会带来什么簇新的智慧。这条小径至多不过是一条乡间小路，它穿过田野，它决不轻言放弃，但它总已放弃，即放弃自诩是一种约束性的学说、一种有效的文化成就或精神行为。”（《诗，语言与思》）作为一种诗意之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那种屈尊纡贵或假冒的“关爱”乡人的心理，而“严肃地对待那里的源始的单纯的生存”（海德格尔语），一如乡人安之若素地栖居在乡间的大地之上，穿行于田野的阡陌之间，谛听自然的无声言说，走进村童的野性思维，融入乡村的风土人情，默默地颖悟个中奥秘。


一晃将近四年。那辆一直忠诚伴随我的摩托已在茫茫旷野中风驰电掣了数万公里。我想，它若有知，一定会感到福气和荣耀。其实，我，以及所有无私地追随我来这里支教锻炼的通师学子，所有甘受清苦在这方贫瘠而肥沃的土地上默默耕耘的乡村教师，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啊，当许多人汲汲于功利而深陷苦恼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在超然而执着地圆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为渴求知识的乡村孩子建造一个精神乐园，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深深地感觉到一种莫大的福气和荣耀呢！
3．海永是物质那么贫瘠的一个地方，听说您刚到海永小学的时候唯一的教学设备是一台破旧的手风琴，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这样一种特殊的乡村环境和这样一群特殊的教育对象，来进行农村教育改革实验，艰难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会选择它？您完全可以寻找到其它更好的试点学校的。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如何来克服种种困难的？
农村的教学设备的确无法和城市学校同日而语。农村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滞后于城市教育，这也是事实。从事农村教育当然也是很辛苦的了！我专门凑钱买了一台很好的铃木摩托，来来去去几万公里，怎么不辛苦？要对带去的师范还没毕业的一群“小老师”们进行连轴转的“实战训练”，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几夜都难合眼，怎么不辛苦啊？有一段时间，我还具体负责在我们南通高等师范学校定点的教育部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从课程计划的制定，到几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骨干教师的课题指导，授课专家的邀请，乃至培训老师研究课的设计、演练等，都要我去操心，心挂两头，分身有术，那段时日，可真的使出了“超人”的“强力意志”了呢！不过，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十分的留恋，美好的记忆充盈心间！记得我自己写过一首与我那些支教“小老师”道别的小诗，就是寄托我在崇明岛孤独而依恋的情愫的：
离别的日子悄然迫近
在水一方
芦絮依然在迎风飞舞
鹧鸪依然在密林深处低鸣
村童依然在无边的荒野纵情嬉戏
那个无悔的人
依然踽踽独行
绵延不绝的临江道
远走了
一群同在蓝天下
默默耕耘梦想的播种者
挥手一刻
你澄澈的眸子
会不会永久摄下
那方孤寂而执着的土地
那一双双闪烁着
野性和希冀的眼睛
以及那个独行天涯的身影?
李吉林说海永是我的“情人”，信哉斯言！所以，和现在在深圳进行的艰辛得不知多少倍的探索相比，那些辛苦、困难真的算不得什么了！所以，每到假期，我还是不忘了要“重回故里”，去看一看那块我深爱的热土！
其实，在海永之前好多年，我就开始了儿童教育实践探索的“诗意之旅”了。海永并非我探索的第一站。起初是走进教育家李吉林老师所在的通师二附小，追随并协助李老师探索情境教育，收获是很大的。接着主要是海门市东洲小学，参与我的弟子，也是一个虔诚而疯狂的教育探索者和改革家许新海（他现在是你们学校朱永新教授的博士生）主持的多项课题的研究，海永可以说是我的儿童教育之旅的第三站吧。之所以要选择乡村学校，而且是一所比较薄弱的乡村小学，大概基于几点考虑：一是因为我觉得中国基础教育的真正发展，还得看乡村教育怎样，城市教育发展得再好，再现代化，农村教育却依然如故，那、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还得需要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二是因为我觉得以往的农村教育似乎存在一个很成问题的“城市取向”。它表现为简单移植城市成功的教育经验，忽略乡村文化自身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刘铁芳先生曾经指出：“乡村儿童在教育中能更多地感受到的乃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主导性价值预设。”也即城市世界的价值导向的预设，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在乡村教育中被有意无意渲染的强势价值目标，又有意无意地构成了对‘他们的世界’的价值湮灭。”如何在大力改善农村教育外部条件的同时，将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由外而内深入到乡村学校内部，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为贫瘠的农村教育注入理想的生命活力，促使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农村基础教育改革中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一大课题。我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提出了一个试图高起点地推进乡村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乡村田园教育”主张。
4．“世界上，我最痛恨的两种东西，一是农村到处晃悠的野狗，二就是李庆明。”这是您的学生对您的评价。“魔鬼教练”、教育“狂人”都是您的外号，对于这些，您自己怎么看？
把我和野狗相提并论，有一个小故事，跟随我去海永的一位弟子是个很胆小的女孩，晚上我安排他们家访，遇到野狗狂吠，吓得他们魂飞魄散，于是在支教日记中写下了这段“狠话”，后来索性把它发表在我们的《儿童村》杂志上，这句话就这样给传开了。这是一位很优秀的弟子，乡村教育实验磨砺了她的意志，坚定了她的教育理想。“痛恨”中洋溢的是对这段经历的珍惜。至于其他“外号”或“头衔”，实在太多，统计不过来。总的感觉是人家认为我很“另类”吧。我所理解的“另类”，无外乎两点，一是永怀乌托邦的情结，一是打破遮蔽，回归“常识”。这两点恰恰是中国的教育改革最需要的。我的许多探索，如新启蒙、公民教育、活力课堂、文化阅读、新精英教育等等，其实都是回归教育常识的尝试，但是，我们被形形色色的非教育、反教育或伪教育遮蔽久矣，懵懵懂懂，早已找不见回家的路。你这时如果试图打破这些遮蔽，很容易被视为“另类”，“狂人”。我真希望教育界这样的“另类”、“狂人”越多越好。
5．有人曾经这样质疑过,不是以高分为目标教育出来的孩子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能否适应呢?您会不会也有过这样的担忧?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担忧，我担忧的是以高分为目标教育出来的孩子根本就不能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一个只懂得制造“考试机器”的教育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教育，而且无论对个体还是对民族国家都贻害无穷的教育。我和应试教育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我相信，我和我的同仁们探索的新公民教育、新学力教育、新阅读教育、新综合教育和新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真正能拥抱公民社会，应对社会风云变幻。
6．事实上也是，在您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时，甚至还有老师告到了局长那里，认为您没日没夜的工作侵犯了老师的“休息权”，其间的压力与沮丧不是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对于这一切您是如何面对的？
这个与事实稍有出入，好像是因为我每周要放一部获奖经典大片给老师们看占用了老师的自主时间而被投诉的吧。我当年在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竞聘这个学校的校长时做出的第一个承诺就是要为这里的学校灌注一种“文化”的精神，发誓要和老师们建一所“文化央校”，所以来到深圳以后，满脑子想的是就是“文化”，“文化”，“文化”！其中有一个举措，就是每周的“佳片有约”，还有什么学术大讲堂啊，教师沙龙啊，全国名校万里行啊（而且是我亲自驾车纵横大江南北）……性子当然是很急的呀！当时的局长刘晓明先生找我交换意见，一方面很支持我做文化的文章，同时也告诉我不能太性急。这当然是一条很好的建议，我采纳了，每周的“佳片有约”调整了时间。我有非常软弱的一面，也善于妥协，有时为了不影响改革的方向，我会委曲求全，甚至退缩妥协。但总的来说，我的改革步子还是很大，很快，我觉得中国的基础教育是需要全盘彻底改造的，它的问题太多，痼疾太深，一个世纪没有搞好啊！西方的二十世纪被称为“儿童的世纪”，我们的二十世纪也是吗？你们都是被中国基础教育洗过澡的，它让你们倍感自由、幸福？它成全了你们的人格？看看它令学生、教师、学校遭遇三重尴尬的现状，你能不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你又不能太急，欲速不达，这就是我们这些教育信徒的悖论，其间充满了希望、挑战，紧张，玄机，隐忧，甚至悲剧的因子。一个世纪的中国改革，包括教育变革，失败者居多。我有常常也觉得很悲观。好在悲观还不绝望，所以还要义无反顾地为教育的理想苦苦奋斗。我最喜欢庄子的飘逸高蹈，却“宿命”式地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教育“苦行僧”。实在超然不起来，快乐不起来，常常很孤独，常常很苦闷，这当然不是因为可能有几个老师毫无恶意地投诉过我（其实，我的老师们是很喜欢我的呢，每年的民意测验还是居高不下呢），更不是因为几个屈指可数的不学无术、道貌岸然的跳梁小丑时不时地玩点小动作，弄点小权术，而是因为，任何思考着未来的人都多少有点少年陈子昂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寂幽愤的吧？！我当然没有陈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孤独感。但我觉得人总是要思考点未来的吧，一思考未来自然就免不了焦虑苦恼。记得希腊文学家克斯特纳在《太阳下的狗》中说过一句话：“思考未来的人是不快乐的。但焦虑地思考未来正是人的特征。它是第一秩序的真理，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接受的真理：考虑前方不确定的事物、焦虑的关爱、有前途的观点、忧虑门槛之后的希望、对未来的恐惧——只有那个时刻人才被真正区分开来。对未来没有想法的人是阳光下的狗。”
7．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田园教育现在的推广状况吗?还有,我们了解到您在海永小学任校长期间每四个月培养一批”南通老师”,这其中肯定不乏您的得意门生,能说说他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吗?
我离开海永后，把田园教育的基本精神，也即释放自然天性、重温人间温情、回归真实生活、提升生存智慧、重建精神家园，带到了我现在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种豆南山下”，在都市“南山”的现代语境中，开展一个田园“南山”式的教育试验，但这个模式能不能推广，我就不得而知了。据我所知，目前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教育模式”最多的国家，几乎换一个校长就能在一些来自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的所谓专家的指导下搞出一个模式来，我的江苏南通的乡村田园教育还没有成熟，命运就把我戏剧性地安排到深圳南山，这里的都市田园教育还在艰难地摸索呢，谈不上模式，也谈不上推广。不想推广，也推广不了。至于我的那些弟子们，当年本来就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品学兼优的师范生，他们现在大多都辛勤耕耘在基础教育的一线，也有一些考取了硕士、博士生，其中有一个竟然还考到我的一位师兄（我们都是朱小蔓的弟子）门下，这也算一种缘分吧！我衷心祝愿他们能迅速超越我，从中诞生出新一代的教育家！
8．对于我们在校的大学生，您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和启示吗？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样指导和启示。道不远人，悟性就在自己的脚下。理性设计自我，尽情展现自我吧！只要思考未来，就必定拥有美好的未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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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导读之教育读物

□李庆明

为什么读教育书？ 　　儿童阅读童话童诗、动漫动画等儿童文学作品，尽在情理之中，但让他们阅读似乎属于教师、家长视阈的“教育读物”，是不是让人觉得不合情理？ 　　现在的学生手头似乎并不缺少“教育读物”，那是一些教师、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逼迫或诱使孩子们购买的“教辅读物”，有 的甚至就是教师用的“教案精选”！教师一提问，学生马上就从“教案选”里找到“精确答案”，教师也拿出时尚的“赏识教育”手段给予很高的鼓励。我想首先声明的是，这样的教育读物不在推荐之列，如果能对它们实施“定点清除”，当然更好。 　　诚然，没必要让孩子们读那些枯燥乏味的教育学作品，它们本不属于儿童读物。甚至教师也没有必要读。我自己是教教育学出身的，但却几乎从来不向教师推荐那些“教育学者”写出来的似是而非的“教育读物”。在我看来，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的“教育读物”更能洞悉和揭示教育的真谛，像洛克的《教育漫话》、康德的《论教育》、席勒的《美育书简》、爱伦·凯的《儿童的世纪》、洛扎诺夫的《箴言与观察》、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施特劳斯的《什么是自由教育》，等等，不过，儿童阅读这些作品还是有些困难的。那么，适合儿童阅读的“教育读物”又是什么呢？ 　　 李庆明：特级教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深圳）附属学校校长。 　　出版著作、教材《李吉林与情境教育》、《小学儿童教育心理学》、《小学教育学教程》、《中学德育概论》、《小学教育研究方法概论》等多部。 　　最广义的儿童“教育读物”适合所有优秀的儿童读物，因为它们都有陶冶情操、濡染人格、净化心灵的教育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教育价值”的儿童“读物”。但我们所说的，则是比较狭义的儿童“教育读物”，也即那些围绕“教育主题”的儿童“教育读物”，例如儿童文学中的“教育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英语initiationstories）。不过，这类读物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侧重关注儿童成长或发展的儿童“教育读物”，“教育小说”中描写儿童的“成长小说”，包括许多成长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童话或童话小说等，就是这类教育读物，它描写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困惑、苦恼，逐步逐渐成熟，教育的场景不单纯在学校或家庭，许多是在社会环境里，教育者也不一定是教师或家长，而是生活或儿童本身，成长的方式常常是“自我教育”。比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高尔基的《童年》、格拉斯的《铁皮鼓》、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戈尔丁的《蝇王》、黑塞的《在轮下》、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勒的《绿衣亨利》，以及无数蕴涵成长主题的民间童话。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些成长小说并不局限于儿童的成长，往往从儿童时期延伸到婚后，像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托马斯·曼的《魔山》、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等。中国许多“成长小说”，如李绿园的《歧路灯》、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柔石的《二月》、郁达夫的《沉沦》、张天翼的《包氏父子》、钱锺书的《围城》、鹿桥的《未央歌》、老舍的《二马》、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等，多突破儿童时期，在更宏大的社会语境里叙述人的精神历练。这些作品是否适合儿童阅读，需要我们审慎选择。 　　另一种教育读物，讲述的是学校或家庭比较正规的教育故事或教育理想，如卢梭的《爱弥尔》、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大江健三郎的《为什么孩子要上学》、曹文轩的《草房子》、艾斯奎斯的《第56号教室的奇迹》等，加上那些由作者向儿童读者直接间接传播某种思维、道德等学习或人生的观念与建议的童书，如冰心的《寄小读者》、舒比格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贝内特编写的《美德书》、柏尼菲等编著的《儿童哲学智慧书》、杨森和施托伊纳格尔合编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答儿童问Ⅰ》等，可以说是相当“正规”的儿童教育读物了。 　　当然，要将儿童教育读物中的成长维度与教育维度区分得十分清楚也不容易，它们常常是纠结、交织在一起的。威廉·狄尔泰在《体验与诗》中就曾指出，教育小说中教育和成长两个维度尽管各有倚重，但却是相互交融的。他认为，教育小说同传记小说的区别在于，教育小说自觉、富于艺术地表现个体生命历程的普遍人性，让我们从中把捉人类存在的整体意义，教育促使个体生命从一个阶段向着更高的阶段发展，而且这种进步可以被读者以教育者的眼光直观看到。生命成长与生命教育相互作用，共同展现出“永不消逝的生命之乐的光辉”。这番阐释对我们辩证地理解上述两种儿童教育读物很有裨益。 　　教育读物首先可以帮助儿童认识自我，这一点毋庸置疑。大部分孩子都对成长小说（包括隐含成长主题的神话、传说和童话）这类教育读物着迷，是因为他们从中直观到自身，产生“异质同构”的心理共鸣和审美愉悦，并汲取了生命发育和成长的丰富养料。其次，儿童阅读教育读物实际上是端坐在一个特殊的课堂——用文字编织的梦幻课堂，聆听心灵导师讲述心路历程，启迪学习智慧。更耐人寻味的是，儿童阅读《爱弥尔》、《爱的教育》这类教育读物，可以从儿童智慧的角度建立自己对教育独特而卓越的见解，我相信，这些在阅读中不断增长的见解会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去，使校长和教师也能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这才是最理想的教育。“儿童是成人之父。”（华兹华斯）儿童有时的确比大人有更好的教育见解和建议，只是我们缺少倾听罢了。 　　◆李庆明推荐：最具阅读价值教育书◆ （2008年3月~2010年5月） 　　《你好，小读者》秦文君/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年1月出版,21.00元 　　八十多年前，想做回孩子的冰心用温馨与睿智写出了《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八十年后的今天，秦文君用她的真情与智慧和她的小读者们轻声絮语。偶像、早恋、友谊、亲情、阅读、写作、兴趣、爱好、学业、竞争……每封回信都饱蘸真情。这是两代人的心灵牵手，这是作家与读者的呼吸与共。《窗边的小豆豆》黑柳彻子/著,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4月版 　　淘气的孩子真多，能够理解他们宽容他们的却少得多了。小豆豆就是这样一个淘气的孩子，她遇见了很多不了解孩子的老师，所以一再被退学。幸好小豆豆的妈妈不放弃，幸好她遇见了巴学园的小林校长……只有多读这样的书的人，才会真正了解童年的秘密。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大江健三郎/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20.00元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人为什么要活着？”“想要变成怎样的人？”……小小的脑袋里，往往藏着太多的为什么。该书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一篇回忆录，他回顾了自己成长的路途，以一个年近六十岁老人的角度，重新解答自己当时的疑惑。 　　《草房子》曹文轩/著,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年6月出版,18.00元 　　“草房子”是一个童话般美丽的隐喻，一种纯净素朴而雍容高贵的精神象征。油麻地小学是清一色的草房子。十几幢草房子，蜿蜒自在连成一片，草木自由放纵地生长于其间。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少男少女如诗如画催人泪下的故事。它以诗意般的吟哦，牧歌式的唱赞，完成了对完美人性的叙事，对苦难历史的净化，对喧嚣现实的超越。 　　这是一部纯美的教育小说，更是一部精神成长史。每个人的儿时记忆里，都会有自己的草房子，自己的油麻地。 　　《美德书》［美］贝内特/编著，何吉贤/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5月版,100.00元 　　同情、自律、责任、友谊、工作、勇气、毅力、诚实、信念，多么美好的词语。在人类美德的长廊中，它们无疑是人类作为一个种群得以衍续、发展的理由和支柱。将这些汇集成书，以道德传播的名义，用寓言、童话、传记、法典、历史传说等多种形式，具体清晰的指导、规劝和训练，正是道德的训练，情操的训练，幼年良好习惯的养成。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德]舒比格/著，[德]贝尔纳/图，廖云海/译,四川少儿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28.00元 　　这是一本随意的书，你可以从任何一个章节开始；这也是一本很干净的书，读着读着就会让自己变得安静下来。就像一个小小的孩童，不经意地就吐出了智者的呓语。 　　《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法]拉贝[法]毕奇/著，潘林、刘岩、王川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出版,158.00元 　　孩子分明是天生的哲学家，所以他们会去问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会提供很多丰富多彩的答案，会关心很多司空见惯的现象，会对这个世界非常好奇。生与死，对与错，信仰和传说，自由与不自由，幸福与痛苦，战争与和平，暴力与非暴力，公平与不公平，男孩儿与女孩儿……宏大的人生命题，深沉的哲学思考经由一帧帧风趣幽默的图片，浅显的话语表述出来，哲学不再是书斋里古板的老头儿，哲学坐在了小凳子上，成为了孩子的玩伴。 　　《贝贝熊系列丛书》[美]斯坦·博丹、简·博丹/绘著，张德启/等译，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这是一套很庞大的系列丛书，字数也很多，很难想象有多少孩子会喜欢读它。可是，它却迷倒了很多的孩子，甚至家长和老师。它所描述的故事恰巧是孩子们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孩子们成长中要遭遇的问题，对孩子的性格、心理、处世、交往、精神、感情等等方面的影响很重大。这样的道德教化和行为习惯教养的力量从故事里传达出来，强大到令人惊讶，以致你不得不叹服，该书的作者对孩子的观察和了解是多么地细致入微。 　　《第56号教室的奇迹》[美]艾斯奎斯/著，卞娜娜/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9年8月出版,28.00元 　　教育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普通的教室里一样可以诞生奇迹。雷夫·艾斯奎斯，美国的传奇教师，曾获美国“总统国家艺术奖”、1992年“全美最佳教师奖”。他用简单而有效的教育方法，将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注重“终身阅读”、“亲手劳作”、“以运动为本”，提倡“没有害怕的教育”和彼此信任；强调知识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品；反复强调的“道德培养的六阶段”理论。他用近25年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着力孩子的品格培养，激发孩子自身的高要求才是成就孩子一生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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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育新一代教育家铺路

——在深圳大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聘任仪式上的发言

（2009年10月11日）

李庆明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一个让我感到十分特别和有理由高兴的日子。接过深圳大学教育硕士生导师的聘书，我觉得又回到我扎根二十多年的师范教育行列。我要感谢并珍惜深圳大学给我的这个机会，和诸位导师同仁一道奋勉，为从深圳大学走出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的教育硕士奉献智慧，为培育中国基础教育呼唤了百年而难遇的新一代教育家铺路！
我曾追随并协助著名儿童教育家李吉林从事情境教育研究多年，它也给我一个研究李吉林的机会。在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里，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李吉林何以能够成为一个蜚声海内外的教育家？何以能够探索出彰显时代精神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情境教育？何以在千辛万苦的劳作之余还能创造出数百万字价值高昂的丰硕成果？我记得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先生曾说过：“情境教学情境教育关在图书馆是搞不出来的，它是古今中外优秀的、进步的教育理论跟我们自己的教育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我完全赞同这样的评论。在研究李吉林的一本书里，我曾这样说过：“李吉林对情境教学与情境教育的探索、思考为实际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范例。李吉林的研究从来都是直接地来自于教育活动本身。作为一个实际的教育工作者，同时又是作为一个对教育有着特别敏锐的感触、深切的体验和理想的追求的探索者，李吉林从来都没有、也决不会埋首于书斋，沉溺于玄想，凭空构造庞大的理论假设。……她不断提出的问题、设想都是扎根于教育实践土壤的一种真切而深情的声音，具有鲜明的实践目的和价值指向。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情境教学、情境教育的研究会沉迷于粗浅、表面的经验摸索与积累，而疏远甚至拒绝理论的支援。在李吉林身上，有着许多教师缺乏的那种渴求理论的可贵品质。她一直保持着与学术界，与众多学者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就是一个明证。”在去年11月24日举行的李吉林情境教育国际研讨会的发言中，我重申了这一点：“李吉林诗意地栖居和扎根于本土语境，栖居和扎根于学校土壤，栖居和扎根于儿童心田，始有卓尔不凡的独特建树，终成超越前人的一代大家，同时，它还给每个‘扎根’田野从事教育劳作的广大教师提示了一条造就教育专家乃至教育家的路径。”
我想，李吉林卓然成家的案例可以给我们的教师教育，教育专家培养乃至教育家的塑造，提供很多的启示。2000年我在具体负责教育部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南通基地、策划培训课程方案和指导骨干教师的过程中，曾最大限度地吸取和参照了李吉林成长模式的经验。我按照这一模式指导的所谓“嫡传弟子”中也有好几位已经成为知名特级教师了。因此，我由衷赞同深圳大学培养教育硕士的这种既扎根一线实践沃壤、又提高培养起点的教师教育模式。我认为，它不仅回应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对教师专业成长的诉求，也充分体现了国际教师教育促进教师职业专业化的变革趋势。据我所知，国际教师教育在经历了知识本位、能力本位和情感本位取向的变革之后，已经出现了一种“汇合”取向的教师教育（confluent education，布朗，1975），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盛行的“走向实践的运动”（movement towards the ‘practical’）和“教师-研究者运动”（teacher–researcher movement）的影响，进而又出现了“中小学本位”的师范教育。这显然是一种实践取向的教师教育潮流，但是，这种走向中小学的实践本位取向，并不是消弭教师教育的学术追求，相反，它还对教师，尤其是对攻读教育硕士乃至博士的教师的学术品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正如曾任卡内基促进教育基金会主席的美国著名学者欧内斯特·L·波依尔说过的那样：“教学是一门学术性的事业，它虽然从已知开始，但不局限于已知。最好的教学不仅传授知识，同时也改造和扩展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也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教师不仅要善于创造一种求知的共同基础，而且通过各种活动，把学生与自己都推向新的创造性的方向。教学同样需要教师的创造。”他认为学术水平应当包括“教学的学术水平”。在我看来，“教学的学术水平”是一种融合了专业学科的深厚造诣和教学实践的非凡洞见的更高的专业素养。这无疑对中小学教师，对包括我们在内的中小学教师的培养者、指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深感压力巨大，重任在肩，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不辱使命，与我们的弟子一道去研究，去探索，去打开一本活的，显现教育变革心路历程、昭示教育教学真谛、同时又凝聚我们自身的教育智慧的“诗化教育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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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明：奠基学生的阅读文化生态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田园教育”、“文化阅读”、“活力教学”等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获奖理由
        李庆明倡导“文化阅读”，在他的引领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构建了以学科文化阅读、大主题文化阅读、经典文化阅读、当代作家系列阅读等为主要领域，以课堂阅读、班级阅读、亲子阅读、自主阅读等为主要形式，以星级阅读评价机制为主要支撑的儿童阅读文化生态。
　　李庆明发起作家进校园活动。曹文轩、张嘉骅、宫西达也等一大批海内外优秀作家先后走进学校，在校园掀起文学阅读潮。李庆明主张围绕童话、亲情、游戏、生态、民俗等主题开展“大主题阅读”，并亲自主编了一套大主题文化读本。他倡导让学生在文化的视野中关照数学、科学、历史、英语、艺术等学科。李庆明认为，有了这些学科阅读，学校才是名副其实的书香校园。
　　李庆明大胆推进学校课程改革，设置相对独立的阅读文化课程。他主持编写了《天堂鸟书林阶梯阅读手册》，通过“晨诵、午读、暮省”、“班级读书俱乐部”、“田园文学社区”、“与作家对话”、“讲述、诵读大赛”、“星级阅读评比”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使阅读成为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李庆明看来，阅读不只是学校的事，也是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事。他制订“天堂鸟飞翔计划”，开展“书香飘万家”阅读公益推广活动，共建书香家庭、书香社区。在他的支持下，学生家长发起并成立了亲子阅读公益组织“三叶草故事妈妈家族”；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学校先后与广东汕尾、桂林龙胜、黑龙江漠河、四川北川等地区近20所学校建立了阅读联盟学校关系，向这些学校捐赠了4万余册图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交流活动。
　　李庆明引领的阅读推广成效卓著。2008年年底，学校被评为广东省“书香校园”，李庆明获深圳市“阅读之星优秀校长”称号。
■读书故事
　　我读中小学的时候正处于“文革”时期，那时读书少。下乡插队务农之余，倒是有了阅读的渴望，先后读过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于光远、苏星等的《政治经济学》，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王力的《诗词格律》等。当时就觉得这些人都很了不起，然而书中有些地方我却看不大懂，自卑的压力迫使我背书甚至抄书。
　　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大学，那时就下决心恶补。几乎所有时间我都用来读书，远离娱乐活动，连自己小时候喜爱的舞蹈、唱戏也一概放弃。大姐工资本来就不高，却常常一个月拿出几十块钱给我买书。她当时的男友也慷慨解囊，大笔“捐资”，博得我巨大的好感，竭力怂恿大姐非他不嫁！那时我读书几近痴狂，只觉得时间不够用，经常在教室里通宵达旦。开始时值班夜巡的学校保安还干预，吆喝我回宿舍，后来实在拗不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夏天的夜里蚊子多，我又不舍得花钱买蚊香、驱蚊剂之类的“奢侈品”，于是穿一双长筒雨靴武装自己。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石耀先生（后来当选为当地的副市长）得知后，心生慈悲，成功游说学校，特别给我们班的几个“夜猫子”开恩，专门安排了一间不会断电的宿舍。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不到3年的时间，除了必修的中文课程，我还广泛涉猎了历史与哲学，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罗素、巴甫洛夫、斯米尔诺夫、鲁迅、李泽厚、郭绍虞、杨树达、王力、郭沫若、范文澜、巴人（王任叔）、施昌东等人物。读了多少书没有统计，估计也有现在好学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要花上五六年来读的学术书籍吧！
■推荐书目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出版
　　该书不只是一部中国艺术史，作者以恢宏的气势，阔大的视野，精美的笔触，将中国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等熔于一炉，走进《美的历程》，等于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的巡礼。
　　《启蒙札记》，陈乐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0月出版
　　国际政治和欧洲学大家陈乐民先生的这本小册子，是开启我们心智的一把钥匙。可参照陈先生和德国学者史博德合著的《对话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阅读该书。
　　《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叶秀山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睿智的人生和教育境界离不开哲学之光的照耀。20世纪哲学的“显学”——现象学向世人提出了许多尖锐和深邃的哲学问题，如文化问题、历史问题、生死有无问题、人文精神问题、艺术审美问题等，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叶秀山先生以一种文化对话的方式，阐释了东西方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读来益人神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