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趣是怎样炼成的：以几册语文教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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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趣是怎样炼成的：以几册语文教材为例



作者:冉云飞   2007-03-09







　　冉按：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教育出了问题，这是个可喜的进步。但哪些有问题，如何改进？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了。本人对教育有些许研究，愿意于改进中国教育贡献刍荛。我现在做的《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1900—2000）研究与写作，便是关于教育变革中之教材改进的一环。
　　这是前年批评北师大语文教材的一篇文章，发在《成都晚报》并贴在一些论坛后，北师大的人打电话给《成都晚报》，说要告《成都晚报》与我（其时该报做了很多个版关于此事，同时还有许多作者写了文章，我很荣幸他们想专门告我）。我接到电话哈哈一笑，我说只要他们想打，我奉陪到底。我对自己指出的他们的错误有十分之把握，更知道北师大语文教材为何独享成都（周围其它城市用的都是人教教材）市场尊荣其中与领导有关的B门。我不敢说这其中的B门与这块市场肥肉之间有没有相应的交易，但没法不让人去作这样的联想。我想出版方可能也有明白人，他们最终没有起诉，不了了之。我倒是想他们起诉呢，让他们的教材漏洞被更多的人挑出来，以利千百万的学生。
　　现将旧文发出来，不知后来的北师大的教材中改进与否？请知情者在跟帖予以告之，不胜铭感之至。2007年3月9日8：08分于成都
　　
　　巴金对自己作品的阐释不如语文教学参考书来得“准确”；王蒙说考外孙的语文可能会不及格；陈村质疑儿子一年级课文《秋天到》里庄稼成长的常识，在在表明语文教材的反常。在不少学生厌恶语文教育的同时，司马光用大石头砸缸救出了蜻蛙王子、西瓜太郎、流氓兔，这充满解构邪趣的《Q版语文》迷倒了一大批青少年。说明这几年随着语文教材的改革，用了几十年而不换的教科书“爷爷”，的确稍有改变，但至今存在的不少问题，是真正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不能坐视不理的。
　　多年来，我搜集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大量的中国语文教材——纵向上看，从小学到大学；横向上看，从扫盲课本、军队课本、农民识字课本、监狱课本、佛教语文课本等；从空间上看，从大陆到港台、新马泰华人圈至欧美华文课本等——正拟撰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深知百年来语文教材编写的个中曲折。今单从小女所学的北大师小学实验课本挑几册来说明中小学，尤其是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方面值得注意之处，以使今后的教材编写更趋优美而合理。
　　　　
　　　　 我们的第一课
　　　　
　　台湾作家张晓风曾说：今天我送进学校一个纯朴的儿童，明天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因此学校教育，不可不慎之又慎。儿童进校所学的第一课，对于学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正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第一课选择不当，如太过意识形态化甚至党化，对学生有不小的伤害，会影响对语文的学习热情。因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多半脱不了说教的腔调，说教的腔调因空洞而虚伪，因虚伪而强词夺理。而此种抽象的灌输，不仅让学生不容易理解，而且最终导致学生对学习语文的抵触反感。
　　为综合考察第一课对学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定下的语文教育基调，目前我正在组织编辑《我的第一课》一书，收入许多对语文第一课有想法的人的文章。自从中国有新式语文教材以来，第一课的选择无疑有了许多变化，但变化中有一种不可更易的一惯性，即看图识字，认识非常简单的字。清末最有名的《澄衷堂字课图说》第一课为“天”；宣统二年《初等小学堂五年完全科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系“人”；流沙河先生所学第一课为：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天亮了／天亮了／起来／快起来／爸爸早／妈妈早／遇见老师行个礼／遇见同学问声好。小小猫／叫叫叫／小小狗／跳跳跳；我的第一课是“毛]万/岁”；王怡、余/杰、范美忠所学第一课为“你办事，我放心，华]是毛]的接班人”；小女所学的《语文》（北师大实验教材2002年6月第二版）第一课为“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且配了一首“上学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台湾康轩文教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第一册（2002年7月第二版）第一课为《拍拍手》：拍拍手，拍拍手。左三拍，右三拍，上上下下拍拍拍。大家一起坐下来。
　　稍作分析便不难看出，四九年后大陆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受制于意识形态较重，丧失了教育独立于党派的中立，这对孩童幼小的心灵无疑是极大的伤害。比如我所学的第一课“毛/万岁”，无疑是个天大的谎言，从小所受的教育从谎言开始，这是对我心智的愚弄，也是对我求真求知的尊严的挑衅。当然，你可以说我发蒙时是极端的七十年代，那么对照一下台湾和大陆2002年同时出版的语文教材第一课，也不难看出教材编写理念的差别。台湾教材的编写将儿童视为游戏者，除了《拍拍手》以外，接着有《吹泡泡》、《走迷宫》等，而大陆第一课除了认字外，还来一个“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抽象说教的“上学歌”。“人民”是个什么概念？“人民”里面个体的利益何在？多少邪恶假“人民”二字得以公行，多少人的利益乃至生命被“人民”这个无限“正确”的大魔洞吞噬掉，让懵懂无知的儿童“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用意何在？为自己读书便不行么？把自己打造成器，客观上便是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胡适先生早就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四九年后大陆从第一课便开始洗脑（党化、奴化）的教材编写传统至今没有太大改变。当然，从我发蒙时公然的假话到现在小女读书时稍有遮掩的“人民”，是有一定的改善，但洗脑和愚民的实质，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这是我们语文教育中致命伤。
　　　　
　　　　课文设计
　　　　
　　课文设计除了内容外，还有儿童接受心理，以及课文如何循序推进诸问题。设若不深加注意，学生的学习效果会打折扣，老师教授起来也无形增加了不必要的难度。我认为小学语文的课文设计，应以儿童善游戏、善模仿的特性入手，所取课文应为儿童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和人事，便会激发儿童的学习热情。相反，一上来便要其“长大为人民立功劳”，便会让他遭一闷棍而于学习无补。
　　北师大实验语文教材，总体说来，系由从浅入深，从感性到抽象，循序渐进，有值得称道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六册以前基本采取的按学期所属的季节来编写，即秋节开学时，编有关秋天和冬天的故事，而春季开学时则编写春季和夏季的故事。作为课文，这应该是让学习的内容与环境相配合的好举措，易于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在编排秩序和对孩童的心理适应上，则并非无懈可击。第一册正文里入选了两首诗，一为据《补唐书骆侍御传》所说骆宾王七岁时写的诗《咏鹅》，另一首为易题为《锄禾》的李绅《悯农》诗的第二首。前者入选符合儿童心理，后者入选第一册我以为太早，应该在二、三册为宜。理之入诗，佳者甚少，但李绅这诗因为关涉农事，在农业中国，历来被拿作为教幼童的诗篇，但我认为讲道理的诗应该稍微延后为宜。当我从网上看了各位老师甚至包括特级教师方景星讲《锄禾》所做的讲课设计后，就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复次，李绅此诗正题应为《悯农》，易为《锄禾》固然明白了，但对体会作者的原意却有损伤，因为标题完全成了没有感情倾向的“客观叙述”。如果能这样改易的话，那么《悯农》诗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是否可改易为《春种》呢，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而从儿童易于接受、老师易于教授的角度来看，台湾《国语》教材则做得更好，因为他们的课文，不是明目张胆地来说教，而是寓教于乐、寓教于趣。
　　三年级第六册的《尊重与平等》（以下所举课文，若非特别标明，均出自北师大实验教材）一单元中有一课叫《“这样的规矩不能有”》，讲五十年代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听说北海公园游人很多，便想到北海公园去看看。去了后却见北海公园立着牌子，上写“休息”。彭德怀问“是不是你们把群众赶跑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么大一个公园，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个规矩不能有！”这是一篇好的课文，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但问题却设计得止步不前，让“平等与尊重”的主题大打折扣。“‘这个规矩’指的是什么规矩？彭总为什么说‘这个规矩不能有？’”这只是止于对课文的事实描述，不利于培养孩子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倘若再加上一个问题：“小朋友们看到过这种事情没有？你对这事怎么看？”我认为更能让他们深临其境地感受到尊重与平等的重要。像彭/这样较富有平等与尊重意识的领导毕竟是少数，而且如果仅止于目前的问题，反而会流于歌颂大人物彭/的层面。好像平凡如我们理所应当得到的“尊重与平等”是大人物施舍的，不仅不利于深刻领会“尊重与平等”，反而可能会在儿童的意识里埋下神化领导人的意识，与教材编写的初衷背道而驰。
　　课文的取舍是一门真正关涉教育实质的学问。就我所看的北大师教材中，前六册有不少课文粉饰现实，如对当今农村苦况没有真正的反应，反倒是说生活多么美好，这不是我们生活事实的全部。乔羽的《让我们荡起双浆》，作为老歌有怀旧作用，但其间所透出的写作时代的局限，是毋庸置疑。“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幸福生活，哪个能替我安排？有这样的人么？有不少人努力工作，还食不果腹，“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粉饰现实，欺哄民众的歌词还入选教材，是令人遗憾的。另外，取课文取舍时有些技术因素也不能忽略。如一年级下册选杜甫的《春夜喜雨》，作为五律只录四句，而不标明节录，这不是恰当的做法。我教女儿读唐诗，讲到杜甫《春夜喜雨》，她说我错了，书上只有四句，我查看了课本，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她，因为她相信教材。再者，北师大实验教材的量，明显偏多，老师和学生都觉得有过量之歉，同是一年级一册，北大师的有十七个单元28课，而台湾的《国语》前十周只教说话及注音符号，而课文只有短短的八课，即为一学期。两者之间量的差别悬殊，应该引起大陆教材编写者的思考。我们一直在主张减少学生的负担，教材编写恐怕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教材的综合与互补
　　　　
　　新式教科书的早期编纂，是什么知识都往里装，完全是大杂烩。其中的弊端是庞杂无头绪，但也并非毫无可资借鉴处。现代教育使得各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但教育在基础阶段是否越分越细越好呢？我看未必。小学一开始便是语文、数学、英语、美术、思想品德等等，我认为至少英语、思想品德至少是不必有的。英语并非一定学得越早越好，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古怪，改革开放以前视英语为怪物，现在则视英语为圣物，人人被迫必学，一个都不能少。但实际上英语教育对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因大部分人所学英语没有用途而效率低下，因处处必考英语（比如所有职称评定的英语考试）耗费许多中国人的青春和才智，真是“毁”人不倦，说大部分中国人所学的“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堪称民族灾难，实不为过。但官方没有丝毫反思和改易的迹象，令人扼腕长叹，中国真是个奇怪到让人伤心的国家。
　　一个人的品行，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怎么培养一个人良好的品行，却并非用思想品德这种专门课程来培养。从小到大的德育课（思想品德），充斥着假话、大话、套话、空话，成为谎言的温床，在我看来，不仅无培养人的良好品行之效，反倒是有降低民族素质之嫌，培养许多人的恶行。官方设一门思想品德课的潜在意思便是，人是可以改造的，思想是可以统一的。这样虚妄的想法，几十年来已经证明而且必将进一步证明它的失败和可笑。教育在线网站上有一位江苏的校长许新海到澳大利亚考察后，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各学校不仅没有什么思想品德课，而且就是一般课连所谓教材都没有（譬如可以用扑克来讲数学），但并不妨碍澳大利亚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优秀。品德之教育，他们是贯穿在各学科之中，既在知识的学习中培养了品行，又节约了教育的成本。事实上，各科里不时会有品德的内容穿插其间，如前述李绅之《悯农》，难道不是一次反对浪费、珍惜粮食、关怀弱势者的道德教育么？非得进行令人生厌的道德说教，对学生进行长期不懈的道德绑架，才符合我们教育中的虐待倾向，从而培养学生的受虐心理，以便达到奴化的目的吗？！台湾《国语》（前述席轩文教出版）不像北师大教材里随处可见“大词”，比如第一册里的《门开了》：门开了，爸爸妈妈回来了。门开了，哥哥姐姐回来了。门开了，大家的笑声都回来了。没有道德说教，而孩子受到的教益却不会比那些干瘪无味的道德说教差。
　　北师大的语文教材里，除第一册里专门有一课讲数字外，其余的课文里很少关涉到有关数学的内容。反之，我看了数学书里很少指涉到对一题增删一字，而产生的不同结果之比较。其实语文与数学教材的编写，应该学一学四九年前的编纂者们的方法，互相有种打通之感，互相映证，而不是生疏隔离，倒是数学教材里有些不该有的错别字，比如一根两根的“根”错成“跟”，这说明数学教材的审核存在不太严谨的问题。
　　　　
　　　　 何人编写及其适应性
　　　　
　　四九年前的教材编写处于较为充分竞争的情境之下，所以教材编写注重质量、注重名声，有不少名声卓著的人参与语文教学的革新以及教材编写，如张元济、叶圣陶、朱自清、王云五、丰子恺、夏丏尊、赵景深、姜亮夫、舒新城、蒋维乔等。而四九年后至今，教材编写仍存在大量的垄断。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虽在局部打破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独揽教材编写的局面，然至今教材的编写仍旧是个政策门尤其是意识形态门槛很高的行当，成为少数人以及少数出版社的肥肉，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
　　恕我孤陋，今日的教材编写者，大多不为社会所知晓。或者有人会说，他们是语文教材编写方面的专家呢，出了这个圈，没人知道也不稀奇。我作过一个调查，大约有八到九成老师不知教材编写者的成就，也很少看到过他们的文章。就拿北师大实验教材的主编之一马新国，我是在读了女儿教材后，到网上查一些有关他的资料才知晓的。虽然他是北大师出版社总编辑，既是教授还是博导，但我也不能就此判断他的《康德美学研究》、《西方文论史》等书学术含金量的高低。尤其遗憾的是，我没看到过他关于语文教育方面的文章，或许他只是挂名吧。倘若是没有深度参与的挂名，怎么可能真正审出语文教材的好坏来？王云五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教材的挂名主编者，但他在教育和出版方面都可称行家里手，何况他手下云集了不少编纂教材的好手。
　　现从北师大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网站将北师大实验教材的编写者介绍抄录如下，以看他们编写人员的配备方面，有否值得注意之处？主要成员有：马新国（主编，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国民（主编，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教育学博士，北京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陈铮（副主编，原未来教育小学语文教材副主编）、张美妮（核心成员，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专家）、谈文玉（核心成员，北京市海淀区语文特级教师）、陈晖（核心成员，北京师大中文系，博士）、伍新春（核心成员，北京师大心理学院副院长，博士）。我认为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最好应配备儿童文学作家（如秦文君、郑渊洁、杨红樱等）、科普（幻）作家（如叶永烈、王晋康等）、真正有良好写作能力的一线教师（如李镇西等），这样才能补充几乎全是学院派编写者的不足。
　　与此同时，教材编写应该减少意识形态的束缚，教育部只规定编写大纲，而将教材编写的权限下放，中国地方广阔，各地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各省可编各省的教材，各出版社也可编教材——这当然必须取消全国统一高考，而由各学校报请教育审核而自行招考——完全打破教材编写的垄断。那种期望靠统编教材而进行所谓思想统一，是对学生应该受到良好教育权利的侵犯。通过充分竞争，好教材以及好的教材编写者才可能脱颖而出。如果不打破教材编写作少数人和少数出版社的肥肉，那么真正有趣、能培养青少年心智的好教材，便没有出笼之机。
　　　　
　　　　
　　　　 2005年5月24至27日于成都反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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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杂志专访：冉云飞谈百年中国语文教材


作者:冉云飞   
2012-03-30





　　冉按：这是我今年2月接受川大师弟师妹们的一个专访，主要谈《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的撰写。师弟师妹们办了一个纸版和电子版杂志名为《常识》，从内容到涉及面都不错，有对社会的思考，时事的批评，历史的回忆，教育的反省，在他们身上能看到有思考和善行动的年轻学子的不竭活力，值得大家垂注。他们的微博账号 @常识报刊亭 博客是“常识报刊亭” http://www.my1510.cn/author.php?scenery。
　　
　　现在资料越读越多，对当时采访的一些说法，当然有所修正，但大的判断方面并没有变。随着读民国各种教材和教育史料越多，就越发感到这实在是个庞大的活儿，但还是希望以尽快拿出一些前期的东西，以飨企望者。访谈谈得比较率性，不可能面面俱到。文章后附师弟埂上插秧所写的一个关于我的印象，于我的评论有夸大之处，大家自己睁眼看来，仔细思量便是。2012年3月30日17：02于成都
　　
　　
　　
　　为什么会想到要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
　　
　　这个想法产生很多年了，准备工作也已经做了六年。我本身关注中国的教育已经很多年了，以前就写过一本《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我研究百年语文教材，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表达对当今教材的不满。语文教材走到今天，它百年来的得失，我们应该藉此反思，应该有人来深入地梳理了。这不仅是对千万学生乃至整个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一个学者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所应做出的紧迫回应、关注。
　　我的任何研究，都不会是那种象牙塔内的完全纯粹的哲学思考，它们都是有现实目的的。我会用学术化的方式来服务现实社会，那么就是说我做的时候是学术的，但是我的结果和效果——就是我最后的动机，就是为现实服务。当今的教育一塌糊涂，差的地方太多了。我研究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问题，主要是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有识之士对语文教材，包括其它教材的研究和关注。对振兴中国的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现在进度怎么样？您采用的资料从何而来呢？
　　
　　正在做史料的准备，还没开始写，我现在在编写一套四卷本的《民国教材精选集》。如果出版社不能出的话，我到时会把目录拿出来作公共分享。研究资料大部分来自于我个人的收集，而不是来自公共图书馆。不是我不想用图书馆的资料，而是目前中国图书馆大都是不方便研究者的，我们还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公共图书馆。
　　
　　在您发布的《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目录中，是以1949年为界分上下篇的。那据您的观察，49年以前的教材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给你们提供几个角度就清楚了。
　　
　　第一，谁来编写教材。四九年前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学者，比如张元济、蔡元培、黎锦熙、蒋维乔、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赵景琛、姜亮夫、赵家壁、周建人、陆费逵等等。你想想，四九年过后，我们这些编教材的人，有哪个人非常出名吗？我是专门研究教材的，我都没有听说过。那这些知名学者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当中有研究语文教学的，本身就是教师，比如夏丏尊、朱自清，本来都在中学教书，后来又教大学，这些人有非常丰富的教学方面的经验。他们之中还有很多人是懂教育心理学的——编教材必须要懂心理学——你必须要知道一年级编什么，二年级编什么，一定要和学生的年龄段相适应。就说我的小孩，二零零二年她上小学，其中第一册就有李绅的《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对于一年级的小孩是非常抽象的，她如果在二年级，在三年级学这首诗，那就更好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才不断增长，一年级的话就应该更形象化。所以说怎么样遴选教材并不仅仅是内容决定的，还要从接受者的角度，用西方的话说就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第二，四九年前的教材是充分竞争的。没有竞争就会出问题，凡是出问题的地方都是没有充分竞争的地方。四九年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广益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北新书局、大东书局等等都有自己的教材，四九年过后大部分时候，都是人民出版社在编写教材。
　　不过你肯定要说现在也有上教版、苏教版这些教材版本，我告诉你，实质上这还是一个变向垄断。打个比方，就像现在中石油和中石化看上去是在竞争，但这个竞争是一个假性竞争。人们批评教材没有竞争，就用假性竞争来安慰一下、平息一下民怨，给人感觉像是在竞争一样，但事实上是假的，因为教材没有民营编辑出版单位。
　　民国教材是有比较充分的竞争的。当然，在1937年尤其是抗战过后国民党教育部方面对教材有所控制，当时主要为了抗战的需要，抗战当中涉及到战争中对民族，对国家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教育。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侵蚀，但这占主体的比例是非常微弱的，不能跟今天相比。
　　
　　第三，教材的选择权问题。民国教材的选择权是在学校和老师手中的，这样的话没法硬性规定教材的采用。比如你这所学校在大慈寺，那所学校在天府广场，隔这么近的学校选的教材都是不一样的，用什么样的教材校长说了算。教育部编定了教材，但我不一定用你教育部的，校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其实，更准确的说，是老师在决定用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校长在一定程度上得听老师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那个班什么教材都不选，老师自己编。流沙河先生，1931生，1938年上小学，他上中学的国文教材就是他的老师——都江堰的一个秀才自己编的。所以当时的情形是，第一是有很多种教材可供选择，第二是选择什么老师说了算，第三要是老师对教材都不满意，那可以就自己编。现在有教育大纲，有考试大纲，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管制，自己编教材，你可以吗？
　　
　　民国政府到1942年撤到重庆时也建立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开始插手教科书编写。当时国民党出了一套“国定本”，整合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7家最大民营出版社，让它们负责印刷、发行，由国民党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审定。这是否预示着民国语文教材的官方化？
　　
　　我刚才说了，抗战时国民党党部为了抗战需要是对教材有所控制的。但你要明白，“国定本”（亦即部编本）和其他教材是并行的，并没有消灭其他教材，也没有硬性规定说必须要采用“国定本”。
　　
　　国定本在内容上和其他教材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国定本”主要是想显示它的权威性，显示权威性也就是想在竞争中抢占些优势。但是当时，教育相对而言是比较自由和中立的，选择权依旧在老师手上。
　　
　　您觉得语文教材最应该教会学生什么东西？一套合格的教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以我自己的孩子来说，我教我孩子古文。我的孩子在念高中，可能比很多大学生古文都好。我教古文，也是想给孩子们编一套语文教材，我筛选的很多东西你们都不一定听说过。
　　
　　我选择教材特别注意几点：第一，懂得生活之美；第二，生活是有趣味的，是有趣的；第三，要教人有感情。古人和今天相隔一两千年了，但他们的感情和我们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他的爱，他的恨，他的各个方面，人性是有超越性的——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第四，要知道审美；第五，培养一种人格和一种最低限的道德感。不能培养“六亿神州尽颂尧”，不能培养这个，这是让人去做假，因为这是做不到的。如果你做不到那不如就教低限的教育——教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的，比如说偷扒抢，这些是不能做的；比如你遇到坏人怎么办，不审时度势的见义勇为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的身体还很稚嫩，你没有见义勇为的资本。美国的小孩子如果知道有坏人，打个电话拨911报警那他就是英雄，绝不会说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分不清这一点，很多人觉得见义勇为的教育是对的。错，每个人的生命是如此地珍贵，不可以让小孩子去牺牲，所以说“学赖宁”这些都是毫无人性的教育。应该有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热爱，包括对他人的宽容、理解。如果按照我这样讲的编教材，能讲“六亿神州尽颂尧”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吗？
　　我为什么要给女儿选刚刚说到的这些篇章呢，选每一篇课文的背后都是有我的看法的。教孩子第一篇我为什么选《陌上花开》？因为我觉得男女之间的感情是很舒服很美好的一种情感，要去面对，而不是去妖魔化。她现在读高中，学校规定不准谈恋爱，我说你不要因为现实有禁令，而对男女感情有罪恶感。我说这是非常美好的感情，不可以去妖魔化。
　　
　　但如果教小孩子审美、人性、人格等等在我们看来是长大后才明白的道理，小孩子在接受上没问题么？
　　
　　你说的这一点，也正是中国教育伤害你们的这一点。你这个问题是典型的“中国教育问法”。
　　千万不要低估每个人的理解能力。比如说我给女儿写的那封信，你说她能够绝对地理解吗？我绝对没这样想过，能理解大半就不错了。颜真卿的《寒食帖》是怎么回事，明白吗？那背后是说：爱一个人不仅要爱自己，而且是爱到对别人有深深的理解。颜真卿的《寒食帖》里就是对别人有深深的理解。他非常希望他的朋友能够留下来，但是他绝没有强加和命令，我说这才叫“委婉情深”，爱不是强加。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我的理解，“己所欲，亦要慎施于人”。你看那篇《为父示女儿书》，我随便所举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孔融写给曹操的《论盛孝章书》有几个人能背？我教的小孩们都能背也能理解。每个人的理解力不一样，不需要抬高，但也不要低估了，尤其是对小孩子。
　　
　　那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编教材呢？
　　
　　编教材的人首先一定要是懂教育心理学、经验丰富的人。因为教材是一个存在二度创作的产物，这里面就有很深的对知识的理解，对美的理解，对语言文字功夫的理解。其次要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这样才能体会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这个就像一个厨师能更懂得美食。当然我们说一个美食家他可能做得不好但是会品评，这样的人我们说有，但这样的人不会是编教材的主体，这是一种例外，我们不能拿例外做一个普遍的规律。编写者一定要有审美感觉，你要知道“美”，“美”这个东西应该特别强调，四九年后的教材很多时候不存在“美”。
　　
　　编教材是一门大学问，不是阿猫阿狗都能胜任的。但是，有些人读书很少，文章也写得很糟糕，但就由于手中有编写教材的权力，然后就去编了。编得好不好又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只要“政治正确”，那就可以通过审查了。
　　
　　语文教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有，你觉得各个阶段的教材应该有什么特色？
　　
　　我前面讲的要讲究人的情感、人的审美、人的趣味，这些都是相通的，只是深度不同。比如小学教材要注意到接受性，编中学教材要注意启发性。而说到大学语文——大学语文课本身就是对十二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巨大讽刺，因为这反过来证明了十二年基础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知道在香港也有大学国文，但和内地的不一样。内地的是一种普及，而他们是往深度上走。
　　
　　对于文章的章节您是怎样安排的？为什么没有按照传统的“重要时间节点”(如清末、民国初建时期、民国后期、建国、文革、改革开放等)来分？
　　
　　我肯定不会按照官方意识形态来分，我有自己的标准——四九前和四九后，这样也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对比。比如第一章有四九年前的第一课与四九年后的第一课，我为什么要注重第一课？因为第一课是打基础的。教材的影响力我又从哪儿进行对比呢？第一是各个年代的教育概况，第二是不同年龄的“大家”的传记，比如1900—1910我选择五个典型人物，1910—1920我会选五个，以此类推。
　　
　　近年民国语文读本受到热捧，您对此怎么看？
　　
　　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批评嘛，是一种温柔敦厚的批评，是对当今教育的不满。其实也不是说民国教材的文章都好，它们其实也有瑕疵。但买这个教材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小孩开眼界，让他们知道目力所及之处，还有另外的世界。
　　
　　您认为民国教材有哪些瑕疵呢？能具体举个例子么？
　　
　　这个具体来说。比如我最近重读林觉民的《与妻书》，这个当时的教材也都是有收录的。林觉民这个人很勇敢，但是我们教材的设计上，海峡两岸都在误读林觉民。两边都在意识形态上利用他。我觉得林觉民这文章中有两点值得深深思考，这或许需要老师提出来。第一，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内在紧张，比如说你万死不辞去服务国家了，但你的家庭怎么办？如何处理这种内在紧张，讲课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比如说让我讲，我首先就会提出来这篇文章中的字词难点，大概意思告诉你，然后让孩子们自己说出读课文后的感觉。比如说我教的孩子们几乎都说：首先是林对他老婆的爱，第二就是他对国家的责任感。我会告诉他们说，说得对，但是还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这里就需要老师来引导。在这篇文章里，林觉民他的家庭和社会是有内在紧张的，他的赴死对家人伤害很大，这是不能不讲的，怎么只提为国家的远大理想，而不提家庭责任？讲出家国之间的内在紧张是对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瓦解。其次，林说为天下谋永福，因此被党派利用，一直在提倡为天下人谋永福。但问题是，有永福吗？一个人的永福都不存在，天下人的永福何在？这是如假包换的哈耶克意义上的“通往奴役之路”。那么多人读林觉民，为什么读不出我刚才说的两点？我重读他，并不是否定他的精神，但是需有理智之态度。
　　
　　《开明国语课本》热销后，某社社长对媒体表示，对此“忐忑不安”，并声明“出版社从来没有对老课本的出版做过言过其实的宣传，更没有进行炒作”“我们坚持力挺现今语文课本的立场”“将会严格控制印数”，您怎么看待这种表态？
　　
　　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想和现存教育对着干的，我们也不是为了批评当下教育。他的发言包含了一种姿态：第一，他在向上面说，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热，我们没有批评当今教育；第二，他也是在平息民怨。这实际上是说给某些部门听的，是在表政治姿态，这也是典型的政客心态嘛。
　　
　　我们现在的教材中有有政治导向的文章如《十里长街送总/理》《金色的鱼钩》等,现在比较火的《开明国语课本》中,我们也发现了有诸如《游中山陵记》《孙中山先生和农人》等和现实政治相关联的文章。您怎么看待这种类似的现象？
　　
　　冉：是这样的，国民党在1932年特别1937年过后，为了全民抗战，为了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就趁机塞进了一些党/派的私货。国民党在教育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神化孙中山。孙的毛病其实很多，史料记载，他曾经想为了革命的所谓胜利出卖东北，而且用假的美国护照。再伟大的人物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要尊重事实。但是，但国共两党在做法和实际影响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第一，教材方面，民国时代，你有很多选择，因为有竞争，所以，有的教材有这些文章，有些没有。第二，那个时候在课堂上批评孙中山的人很不少，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敢在课堂上批评毛/，这是很大的差别。
　　
　　您如何看待语文教材与学习写作的关系？为什么当今许多人都在诟病说小学生写作文只会撒谎？
　　
　　民国的语文教育，和四九年之后的教育，包括古代都有巨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代圣立言”，而不是我手写我心。代圣立言就是假装。比如，假如我是市长，假如我是圣人，他不会说，我不是市长也不是圣人，我就一个小民，我就没有写我想写东西的权利了吗？代圣立言在民国也存在，但是据我看过的很多作文本，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民国比四九年之后好，也比古代好。民国小学生的作文比现在好，因为自我表达的空间比现在大。
　　
　　网上有调查说，我们最熟悉的是这样的作文——记一件难忘/有意义的事。结果大家就都编，我扶老人过马路什么的。
　　
　　冉：这里还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出作文题的问题。记一件难忘的小事，这种作文题，是老师最能偷懒的方式，这个不用创造，就是拾人牙慧。中国老师没有创造的能力。第二，中国人始终把小孩子当成完全不懂事的小孩子。美国八九岁的孩子，有的都在研究自己所在州的气候这样的问题，有的在研究学校所在社会的社会问题。现在我们把小孩子太当小孩子了，包括对大学生都是如此。老师在这里难辞其咎，中国的教育也难辞其咎。当然，学生自身的懒惰，自身在思维上的懒惰，思考问题总是按照老师学校给的路径去思考，这样思维就会僵化，造成同质化思维非常严重，没有异质思维的存在，丧失了创造能力。
　　
　　针对民国国语课本在民间热销的现象，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12年教育部将启动新一轮教材修订。如果让您对教材修订提出一条建议，您会提哪条？
　　
　　让懂教育的人去做教育。让作家、一线的优秀教师、对教育真正有研究的教育家、心理学家来编修教材，而不是政客和官僚。再加一条，教材出来以后应该允许广泛的讨论，同时要允许充分的竞争。没有竞争，教育就是死一潭。
　　
　　【记者手记】
　　
　　拜会冉云飞
　　
　　常识记者 埂上插秧
　　
　　　　仔细说起来，冉云飞是我的“师兄”，我们拥有为数众多的“共同老师”。我经常跟自己说，我是一个快毕业的人了，四年大学结束，离开成都，以后跟人聊天，我说，我大学没见过冉云飞。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惭愧的事。
　　
　　　　于是很早以前就有拜访冉云飞的想法了，我甚至像追星的智障少年一般告诉自己，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心满意足了。尽管在校园，但耳边早已充斥了这样一位风云人物的传奇了：他写的书既有《通往比傻帝国》的锋利和畅快淋漓，也有《像唐诗一样生活》的温和优雅，更有《庄子我说》的学术扎实；他的博客在网上到处被追杀与追捧，他自称土匪，将博客唤作“匪话连篇”，坚持“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信念；他热爱读书，书房“反动居”藏书甚多，以致有人撰文言“想起他的大书房，夜不能寐”；他敢怒敢言，在08年地震时发表文章批评豆腐渣工程而被“严肃处理”；我所敬重的中文系教师每每向我提到这位往昔自己的学生时，也不免露出敬意……
　　
　　　　这些传奇每每都会加剧我要去见他一面的想法，更何况他久居成都，找他至少不用长途跋涉。成为《常识》一员后，我多次想要将这一想法落到实处，今年2月份，我终于下定决心，决定以《常识》名义前往采访冉云飞，不料还未动身他便身/陷囹/圄，因为一株花卉而失去自由。这一次，在他“半自由身”两月有余之后，我和几位《常识》成员终于拜会了他。
　　
　　　　在大慈寺，冉云飞匆匆前来，手上还带着一本看了一半的《谣言》，他指指书说，“社会学的书，写得很好，马上就要看完了。”声音洪亮如钟，气场十足。一旁同去的的女同学见到人、听到声，小声跟我说，“冉老师好凶啊”。 茶馆刚一落座，开场白干净利落，“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吧，问什么都行，我这人从来都只有一套语言，网上和网下，说话都一样，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我们便畅快开谈，谈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民国语文教材的民营化、充分竞争，谈当今教育弊病，谈他对女儿的教育，谈如何编教材，如何读书写作，如何做一个合格公民……茶香飘散之间，时间流逝，茶馆老板在清理完其他所有客人之后，跑过来提醒我们，茶馆要关门了。我们便移步门外，继续着读书与做人的话题。站着的冉云飞更显“力道”，我不知道见这个词用在一位书生、学者身上是否恰当，但这种生命元气的张力，确实强烈地在感染着我。这时，我提醒一旁的摄影同学，将一张“指手划脚”和“表情丰富”的冉云飞定格。
　　
　　　　冉云飞故乡重庆酉阳，此处自古穷山恶水多土匪，冉云飞有一段形容自己故乡而流传甚广的话，曰：“襟连荆楚，攀依黔北，悬挂于巴蜀，势控南越，北纬三十度横切武陵地区，像日本武士切腹的勇毅决绝，神秘孤寂。陶翁所绘‘桃花源’，其模拟版本，遍布武陵地区，好比大城市的百货市场一样泛滥。”匪气盎然，自由不羁。
　　
　　　　而在我们交谈中，形体上的冉云飞并不是“自由”的。回校的路上，同学问我，对这次访谈有何感想，我想想，俗气地回了四个字，“心满意足”。
　　
　　　　雾起之后是云飞。冉云飞说，他对这个社会仍抱乐观，至少他还能发现我们这么一帮“师弟师妹”。我则觉得，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社会乐观，因为无论形体上多么束缚，只要你不懒惰，我们的头脑还可以用来独立思考。我们也还可以与冉云飞在思想上自由交谈，毫无禁忌地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