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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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主题：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主讲人：梁文道
时间：2012年7月8日
地点：保利国际贸易中心
主办：《南都周刊》保利国学大讲堂
梁文道，文化学者，作家，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1970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顺德，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足迹从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剧评家、书评家、食文化研究人、时事评论员、乐评家，到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动物保育大使和观察员、古迹研究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艾滋病权益维护义工等，被冠以“文化百足”之称。著有《常识》等作品。
编辑：周东旭 陈芳
精彩摘要：
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
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最了不起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能逼你完善想法和理论。
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
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
不能永远站在人民这边对抗政府或者独裁者，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不仅敢于对抗暴君，而是连人民都敢对抗。
以下为讲座实录：
左派“落荒而逃”是否就代表自由派的胜利？
“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过去几天知识分子界，如果有这个界的话，出了一件大家很关注的事情，一名叫周燕的女记者与北京学者吴法天闹得很不好，二人“约架”。网友很兴奋还去围观，看看知识分子打架是什么样。吴法天说没打算真打架，只是想普法，后来争执起来，据说有拳脚冲突，吴法天还是被打了，被护送离场。
过去二十年，学术界有一些争论，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达到“新高潮”，干脆动手。而动手的结果，主要是以新左派或左派的“落荒而逃”结束，那么请问：这能不能视作自由派的胜利？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于是大家开始谈论知识分子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越来越暴力。过去几年我们目睹很多知识分子吵架的事，过去一年最让人关注的是方舟子先生和韩寒先生所谓的“方韩大战”。最初方舟子怀疑韩寒作品代笔，后来怀疑其身高，最后发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客。战到最后，出现两派，这两派中，我都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过去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都因为这个事件，反目成仇，要绝交，有些不止绝交，还要把对方十多年来不可告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让我想起来前几年过世的大哲学家G-A-科亨（编者注：Gerald Allan Cohen，1941～2009，英国牛津大学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左派学者，专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在英美分析传统上使得马克思重新变得有意义的伟大哲学家。他在2009年去世时，很多英美媒体都发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很有名的自由派学者罗纳德-德沃金（编者注：Ronald M Dworkin，1931～，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法学院教授，当代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写的。德沃金的很多观点跟科亨截然不同，他们自1960年代开始认识，立场截然不同，辩论了几十年，但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这两个人又曾经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伦敦大学开设了一门课，这一门课在英国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人称“星球大战课”，教这门课的是四个人不是轮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轮到A主讲，然后另外三个人马上反驳他，这四个人都是当代哲学界、政治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我刚才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亨，自由主义派的哲学家德沃金，还有一位严肃的分析哲学家帕菲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编者注：Amartya Sen，193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71年执教牛津大学，1988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1998年任剑桥大学任三一学院院长），四个人的观点、立场非常不一样，每次开课都是火花四溅。大家想一想，台上如果是方舟子和韩寒，那会是怎样的场面？
这四个人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互相把对方认为是自己著作最重要的读者。科亨这辈子最大的论战对手是哈佛大学教授诺齐克。诺齐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被认为是当代主张极端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一本论著，非常生动有趣地说明了为什么国家不应该介入税收，主张自由的市场和无政府主义。可想而知，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科亨当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他发现诺齐克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前提和推论方式与自己是一样的，只是结论不同，所以他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
我讲这些例子是想看看另一种论战对手的状况，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为什么科亨这么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真正的对手，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你最了不起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以及可能照顾不及、思虑不周的地方，能逼你完善你的想法和理论。
我再跟大家讲第二个故事，捷克有名的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在巴黎的书房常年挂着一张照片，拍的是两个文化巨星在森林散步的背影，一个是有名的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另一个是一位法国大诗人勒内-夏尔。海德格尔不止是大哲学家，他还是一个纳粹同情者，有人认为他是德国希特勒哲学时期最伟大的教皇。而勒内-夏尔是个犹太人，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他在法国从事地下抵抗阵线的工作。这两个人看上去完全是水火不容的，战后却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比起吴法天和周燕，更应该干一场，但是他们成为了朋友，不是敌人成为了朋友，而是说他们首先是朋友。对他们来讲，后来一切的重大政治分歧，不能因此抹杀掉彼此的友谊。昆德拉很喜欢这张照片，他觉得这张照片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尊严，他所指尊严是很古典、很绅士的传统尊严，也就是体面。
我举这两个例子好像让人觉得西方知识分子比中国人更懂得互相尊重，更懂得差异。我读一些大师的贺寿文集，弟子门人、同行开学术研讨会，谈谈他的学术思想，每个人贡献一篇文章，最后编辑成书，你会发现书中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歌功颂德，称赞老师多牛，像圣人一样。但是西方大师的贺寿文集，弟子和同行也会赞许一下老人家的成就，但话锋一转就开始批判。这是不是不尊敬？不是，恰恰相反，这是最大的尊敬。如果后辈想要迈进，当然要跨越前辈大师。也就是说，批评是因为你重要。弟子对得起老师的方法就是做得比老师还好，找出老师的漏洞。文集最后由大师写一篇对批判回应的文章，客客气气，但也是毫不留情。学术讨论毫不留情，眼睛很毒很冷酷，指出所有问题，但是言语上斯文、有度、节制。这样的书是很体面的书，看这样的书会让你很感动。
中国不能这样吗？当然不是。以前朱熹和陆象山论战，双方门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是多么地客气，多么地节制。同时，他们私下跟弟子们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
知识分子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立场
“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展到要互相用恶毒的言语攻击对方，甚至到了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太不斯文，太暴力，太没有修养了，但是谈这个问题时，不要简单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我今天讲的不是知识分子要做好人，要斯文，而是这个群体怎么维持，怎么相互合作，这是群体问题。
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通常我们都认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拿出来讨论一下。由于你总对自己有所保留，所以对别人的否定也不敢太离谱，这是双向的；对他人不敢太肯定，同样也不敢太否定，这样的态度，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比较有知识，而是因为服膺真理，关怀知识，关怀人类。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巧妙之处在于，大家都服从真理，但是却都不敢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一边，因为大家同时了解到真理获得的困难，所以需要谨慎。知识分子的讨论要有所保留，有节有度，政治立场的讨论也是这样。
今天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知识分子应该是没有立场可言的，如果有，也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尽量希望站在真理那一边。政治立场在这个领域中是无足轻重的。任何人宣称他掌握了真理，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都会认为是不礼貌的，是冒犯的，是过分的，是愚蠢的，是自大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平台，只服从真理的原则可以推理出一些行事规范，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
假如你是一个厨师，煮饭，做菜，你的职业伦理是尽量保证做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如果有追求，应该追求做出的菜都是好吃的，这是我们对厨师职业伦理的要求，那我们假设下，今天有两个厨师都被认为是广州地面上最好的厨师，于是有人挑拨他们两个，请问他们应该怎样一分高下？当然应该看看谁做的菜更好。假如他们相约在火车站打架，各位觉得可以接受吗？假如真的有一个厨师把另一个厨师打败了，我们会不会说他是最好的厨师？当然不会，我们可能会说他是打架比较厉害的厨师。
同样，知识分子讨论问题，为什么不该约出来打架，这是职业伦理，不是个人斯文不斯文，有没有修养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个行业的伦理，讨论问题，既然追求真理，追求胜负的手段就应该是辩论，以理服人。
知识分子以讲理分高下，就等于是厨师以厨艺来分高下是一样，假如今天不以讲理分高下，不以厨艺分高下，全部出来打架，不是不可以，只是在那一刻，你那个分高下的手段和身份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你们就是普通两个打架的人，如此而已。所以，知识分子侮辱对方人格，甚至打架，我不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做这个事的那一刹那，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们用的不是知识分子应该用来讨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争端的手段，这是职业修养，不只是个人修为。
职业伦理很重要，但要求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做到。比如我是一个厨师，也知道职业伦理，问题是我也是人，有意志软弱的时候，也会懒惰，有这样或那样的诱惑，使得我没有执行好职业伦理。这时就面临第二种问题了，也就是个人修养问题。个人修养关系到的不是职业伦理，而是一般所讲的伦理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是非而是做不到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道德败坏，说中国人变得冷血、冷漠。事实上，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我们知道却做不到”
个人修养牵涉到的不再是某一行业特有现象，而是每个人的共有现象。做报纸、杂志编辑，我知道应该诚信对待读者，但又实在忍不住编造一些明星的绯闻，洒一些盐巴，或加一些调味料，让报纸更畅销。我知道这违反职业伦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另一方面的诱惑实在太大，我的老板会欣赏我，关系到会不会升职。这时候面临的是考验，是控制自己的问题，控制自己就是自我修养。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道德败坏，说中国人变得冷血、冷漠。事实上，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我们知道却做不到。在伦理学上有两种情况，第一，道德无力感，在马路上看到人抢劫，你会不会觉得应该帮助他，但实际上又不敢，怕出事，这就叫道德无力感。第二，道德冷漠，对抢劫视若无睹，拍一下看热闹就好，不关自己的事。
很多古代哲学家有一些很奇怪的看法，认为道德无力和道德冷漠是不可能出现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苏格拉底就认为一个人只要知道善和恶就不会做坏事。我们知行之间会断裂，为什么？因为无力，受诱惑，要不然就是冷漠。王阳明与苏格拉底基本一样，认为人知道善就不会为恶，一个人做坏事，就表现出不知道什么叫善，明知说谎不好，但还说谎，可见你还不知道不说谎的好处，如果足够深切地体悟到不说谎的好处，就不可能再说谎。
这么听好像还很荒谬，没关系我们回到中国的例子。王阳明的《传习录》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好好色，恶恶臭”，比如，眼前这盆花真好看，首先看到花好，然后有了判断好看。我不可能首先看到有花，然后同时有一个评价，认为它好，然后再产生欲望喜欢它。我再重复一遍，比如看到一位帅哥或美女，你的认识过程是怎么样的？第一步，这是个女的，有眼睛，有鼻子；第二步，判断她是美女；第三步，我很喜欢美女；第四步，所以我也挺喜欢她。王阳明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心理认知过程，我们看到的第一眼就知道这叫美女，而知道她是美女的那一刹那，同时，心里对她的喜欢，想多看一眼的倾向就出来了，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是这种“知”。闻到粪坑说好臭，不会说先闻到臭，然后看一看这个是粪坑，说好臭，随之而来的是情感趋向，留下来多看一眼，还是闻到的时候马上走，这时“知”和“行”是合起来的。
“行”不是行动，而是行为和行动足以发生的倾向，看到好看的花，真喜欢想多看一眼，这已经是行了。知是什么呢？我一看到它是好花，马上喜欢，这叫做知行合一。看到美女多看一眼，闻到化粪池的臭马上走，“好好色，恶恶臭”。
按照王阳明所讲，人类对于道德的知识，也是一种好恶而已，所有好恶首先在于你能不能体会到东西的好。这样问题也就出现了，我怎么样才能知道它真正的“好”呢？这就是王阳明乃至中国儒家传统最强调的一个东西“功夫”，也就是儒家所讲的怎么修炼自己。
儒家学者君子要做的修炼，有人认为是节制欲望。王阳明也讲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日常生活的行为成为新的对象就叫物，我拿着麦克风对大家说话，这是我的行动和处境，处境中的行动就是物。格是指我在这个处境当中说这些话做这些事，背后的那颗心是什么，要把它“格”出来，时时刻刻关注内心，看是不是真心诚意。诚心正意是指恰如其分写出或说出我真想说的事情。我们写字和说话都知道怎么样读者会哈哈大笑，怎么样写一个段子能让读者高兴，如果总想这个，就做不到儒家讲的敬，不会诚。一旦考虑博取更多掌声，怎么样让大家笑，标题该怎样起点击率会高，微博上写怎样的话粉丝量会增加，一刹那就不会是真心诚意的人，心就“外”了。时时刻刻都要关注自己，逼迫自己永远真心诚意。
真心诚意到达一定程度，就完成了自我转化，能够掌握“此心”。此心是指全世界所有人类共享的本心，可以把它理解为几乎像上帝一样，具有超越性，我们应该追求自己与此心的结合，把私我的心一层层去除。
讲了那么半天王阳明，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与现代知识分子职业伦理有什么不同呢？古代讲究道德修养，怎么样克服道德软弱，如何增强道德，怎么样发现花真美善真好。古代真的要求知识分子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不能讲台上这样，晚上灯红酒绿，要求严格，包含人的自我修养。
今天如果有一个知识分子对同行的辩论很礼貌，但是据理直言，写书教书都很认真，态度严谨，我们会说他是一位好知识分子，但不会说他是好人，因为不知道他有没有二奶，有没有偷过钱。如果偷过钱，我们或许会说此人不太好，但不会因此说他是坏知识分子。
古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与现代不一样，不止要做到知识分子职业伦理，还得是一个好人。
是古代那样的做法对，还是今天的做法对？我同意现代的态度，多给个人一点自己的空间，公私分开；我有所保留的地方在于，职业伦理精神对知识分子的约束和修养，会面临困难，关键是怎么样保证不抄袭，怎么样抵挡邪念。
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连人民都敢对抗
“不能永远站在人民这边对抗政府或者对抗独裁者，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不仅敢于对抗暴君，而是连人民都敢对抗”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诱惑太多，会忍不住在微博上发言，想要更多掌声，可能说得更猛一点，希望别人说你是良心，是正义的化身，这时怎么抵挡？这就是个人修养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个人修养问题是没法解决的事。
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不仅知识分子，这也是全中国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很多人将其归咎于中国人没有信仰，事实上，你甚至可以不信任何宗教，仍然会要求自我完善。改革开放前，要求党员向雷锋学习，检查自己，否决私心，其中也包含自我完善的理念。
中国缺的不是宗教信仰，缺少的是比宗教信仰还要广阔的自我完善的企图、努力和愿望。今天你问任何一个人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他都不会很快很明确告诉你，娶一个好老婆，有钱，孩子上大学等等，这样的好生活与自我完善不一样，并不会让你得到传统意义上的内在满足感。
内在满足感来自自我完善，自我完善需要修养和功夫。这种修养和功夫现在人人都需要，但是今天在中国却最少去谈，或者最顾忌，最不把它当回事，只是拿来说一说。
知识分子在古时候被认为是发现人类自我完善之道的最重要使节，同时，大家也认为知识分子本身也应该实践自我完善之道，大家不仅要求他们文章写得好，还要看他这个人。中国古人不相信文与人是可以分离的。
我们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位受到西方影响，认为个人与公共是可以分开的。西方的这种观点也不是自来如此，是到现代才逐渐形成。苏格拉底那一代哲学家不是躲在书斋写理论的学者，有一些哲学家指出苏格拉底的哲学就是他活着的方式，他鄙视欲望，穿得破破烂烂，他认为真理和知识不能够拿来买卖，所以从来不向其他智者和哲学家收学费。早上起来苏格拉底会到市中心的广场，谈国家大事，谈什么叫正义，美的定义是什么。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哲学实践。
苏格拉底是喝毒酒死的，当时他有两个选择，要么被流放，要么喝毒药。全雅典的代表想要处死苏格拉底，因为他妖言惑众，每天问常识性的问题，问到最后发现自己一无所知。他不仅挑战了人，而且挑战了整个国家的基本原理。苏格拉底对雅典造成破坏力，某种意义讲，处死他是为了让社会继续存在。苏格拉底成为西方知识分子史上伟大的殉道者。不是独裁者不让苏格拉底说话，而是民主政体，是人民不让他说话，百姓讨厌他，他说出了真理，但真理太让人厌烦。他是知识分子的典范，服从真理，而不服从国家。这个国家不止暴君、独裁者，连人民都不能讨好。
不能永远站在人民这边对抗政府或者对抗独裁者，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不仅敢于对抗暴君，而是连人民都敢对抗。大多数人民都不喜欢你的时候，你越在乎他们的掌声，最后就会越在乎他们为什么要害死你。你可以两者都不关心，因为他们不是你的主人。为了做到这个境界，要修炼。17、18世纪以前，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做自我修养的功夫。
18世纪以后，自我修养的功夫不讲了，开始讲的是职业伦理。职业伦理规范慢慢巩固形成，反过来迫使人们习惯这套规范。
在今天中国，有没有集体修养和目标让我们成为共同体，使得我们只是服从真理？中国古代不一定讲对真理的服从，但会讲道统，有道统在使得你独立于王权。古代知识分子不止忧其君，还在乎是不是对得起传承数千年的道统。古时候的皇帝也知道这一点，他垄断不了道统，所以古时候只有知识分子做帝王师，没有皇帝做士大夫的老师，知识分子的事与皇帝无关。古代的知识分子扛住了，他们有一个群体。
我们今天怎么样重建这个东西？我们有共同的伦理认同，政治立场不同不要紧，有没有超越政治立场的原理，还要扩大来看，怎么巩固知识分子的伦理，共同的规范就是需要修养。这不止是知识分子的修养，甚至是全中国的问题。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说得不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