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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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龙建国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22日   10 版）

《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曾大兴著，中华书局2011年8月第一版，63.00元

    曾大兴教授新著《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是其《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家传》的姊妹篇。如果说，后者的着力点在考察20世纪已故词学名家的生平、个性、师承关系与词学成就，那么前者的着力点则在“通过对他们的每一项重要的词学成果和观点、结论的梳理，找出他们的思想与方法”（《自序》），并在此基础上，富有创见地勾勒出了20世纪“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的基本轮廓。
    20世纪词学界存在两个不同的流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查猛济先生就提到过这一点，他将其命名为“朱况派”与“王胡派”，即以朱祖谋、况周颐为代表的“侧重音律”的一派和以王国维、胡适为代表的“侧重意境”的一派。20世纪90年代后期，胡明又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与“体制外派”，刘扬忠则把这两派称为“传统派”和“新派”。曾大兴表示，他不赞成上述这些命名。他认为：“‘朱况派’与‘王胡派’这个命名并不准确，而‘体制内派’与‘体制外派’、‘传统派’与‘新派’这两个命名则明显地含有褒贬之意，有先入为主之嫌。”他主张“从地域的角度，给他们一个中性的命名，即‘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他的命名依据有两个：“一是两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事词学活动与词学研究的主要地域，二是他们的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
    曾大兴从20世纪已故的词学名家中选取最有创新意义的20家进行细致而深入的个案研究，最后依据三个指标（一是他们的词学活动与词学研究的主要地域，二是他们的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三是他们的师承关系或他们所接受的词学影响），把他们分别划入“南派”和“北派”。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祖谋和况周颐，重要成员则有郑文焯、夏敬观、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陈洵、刘永济和詹安泰等；“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国维和胡适，重要成员则有胡云翼、冯沅君、俞平伯、浦江清、顾随、吴世昌、刘尧民和缪钺等。
    “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事词学活动与词学研究的主要地域，以及他们的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一个在苏州——上海，一个在北平”，这样的命名是可以成立的，就像文学史上“京派”与“海派”的命名，以及绘画史上的“南派”与“北派”的命名一样，其理据是相通的。本书的第二十一章《“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之素描》最初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2期上，接着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10期转载，可见他的这个命名是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的。
    《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这本书的主要贡献，就是通过对“南派词学”名家和“北派词学”名家的细致而深入的个案研究，发现了许多过去没有发现的材料和问题，弄清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并且通过对这两个流派的横向比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可以说是新意扑面，引人入胜。作者指出，“南派”内部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不可简单而论。就他们的知识结构、学术背景、治词路子、研究方法以及词学成果的表现形式来看，确实带有许多传统的色彩，但不宜简单地称之为“传统派”或者“旧派”，也不宜简单地称之为“朱况派”。就词学主张来讲，朱祖谋、况周颐、唐圭璋、陈洵等人，是标举“重、拙、大”，推尊吴梦窗，严求格律的，可以称之为“朱况派”；而郑文焯、夏敬观、夏承焘、詹安泰等人，包括朱祖谋的弟子龙榆生，就不能称之为“朱况派”。他们这几位，不讲什么“重、拙、大”，也不看好吴梦窗，也不在格律问题上斤斤计较。和朱、况、唐、陈相比，他们的视野要开阔一些，词学主张也通达一些。“北派”内部的情况不似“南派”那样复杂。他们虽然各有个性，但是在词史观和词体观方面，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在知识结构、学术背景、治词路子、研究方法以及词学成果的表现形式方面，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比较而言，胡云翼、冯沅君、俞平伯等人，可以称之为“王胡派”，而顾随、刘尧民、浦江清、缪钺、吴世昌等人，就不能称之为“王胡派”，因为他们虽然深受王国维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受到胡适的影响。
    可以说，作者的考察是相当细致而深入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持论则比较客观、公正和理性。作者强调，“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这两大词学流派的形成，与20世纪前半期相对自由的学术文化环境有关系，也与南、北两地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系。学术流派的出现，是学术走向繁荣的一个标志。南、北两派治词的目的不同，观念不同，方法不同，学术成果也各具特色。他们不仅共同促成了20世纪词学的繁荣，也为20世纪的整个学术文化营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作者进一步强调，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多数领域，都是“有学而无派”。而词学作为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学科，之所以能在20世纪出现兴盛的局面，成为一门“显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现了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流派，就会有不同的学术思想、学术观念的争鸣，就会有不同的治学路子、研究方法的竞技，就会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学术成果的涌现，这一切，对于词学这个学科本身的建设、发展来讲，对于丰富和加深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和理解来讲，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应该说，作者的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20世纪词学的总体成就超过了宋代词学和清代词学，但是词学史的研究重点，则还没有转到20世纪词学上来。在当代少数几位研究20世纪词学的学者当中，曾大兴的研究是最有新意、最有系统的。如果说，他的《词学的星空》“是一部学理性与可读性相融合的‘纪传体’词学史”（王晓骊语，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5月26日），“是一本讲述二十世纪词学名家事迹和学术贡献，将学术性与可读性、学术史与心灵史完美结合的好书”（陈水云语，见《词学》第25辑），那么他的《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则是以对思想和方法的提炼、总结为重点，把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把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结合起来，从而开辟了20世纪词学流派研究之先河的一部佳作。
    当然，这本书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中较明显的一点，就是对“南派词学”名家的取舍稍严，对“北派词学”名家的取舍则稍宽。事实上，“南派词学”名家显然不只作者所考察的这10家，像吴梅、赵尊岳、陈匪石、杨铁夫、叶恭绰、汪东、沈祖棻、万云骏等人，似乎都可以归入其内，虽然他们的创新性不及上述10家；而“北派词学”中的浦江清、冯沅君等人，虽然某些观点和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成果的数量毕竟较少，似乎还不能称为词学名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取舍尺度宽严不一的情况，可能是出于每派选取10家的考虑，也就是说，作者患了中国人最容易患的一个毛病，也就是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的“十锦病”。这个毛病虽然可以原谅，但是为普通读者考虑，还是必须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