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文化名人干过的嘴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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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文化名人干过的嘴仗

作者：刘康康
文章来源：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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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总是相轻，这事无分中外。便是豆瓣这处方寸之地，有时候你来我往也好不热闹。我总觉得，写点幽默的普及哲学小文章，于大众方便，于学者也无扰，本来也不干他人的事情；而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要比赛写文章来跟人争个短长，也无聊得紧。

但也大可不必因言断人，以为心胸如此，学问也必定不高。因为中国近当代很多大学者、大名人，也都因为一些事情爆发过论战。回顾一下这些论战，也许对我们今天的很多态度和想法，都会有些启迪和改变。

一、李幼蒸与李泽厚的恩怨

李泽厚先生的作品是我早的时候就开始拜读了，对他的了解主要限于中国思想史和美学方面的著作。而李幼蒸先生的作品则是我近期才开始接触，他主要的贡献在于对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面的翻译介绍工作，我所读的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都是他所翻译的。

对于这两位李姓学者，我一直都很尊敬佩服，后来有人却告知我，他俩原来还有一段公案，导致二人一直有很深的矛盾。我找来了李幼蒸那本《忆往叙实》来读，才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搞清楚了。

李泽厚先于李幼蒸成名（事实上现在李泽厚的名气也远远大于李幼蒸），70年代末文革刚刚结束，李幼蒸初出茅庐，但对于结构主义就已经很有兴趣，而且已经翻译完成了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哲学所的杜任之对李幼蒸很欣赏，一直帮助将李幼蒸的著作译作推销出去。

大约78年底或79年初的时候，《哲学译丛》杂志向李幼蒸约稿，让他翻译一些结构主义方面的文章发表。面对如此难得的机会，李幼蒸认真选择了一篇当时结构主义代表性的文章，罗兰·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

不过搞笑的是，当时编辑室副主任刘宾雁说文章的内容看不懂，没法审阅，只能找一位哲学所的专家鉴定一下，才能决定是否刊用。于是就选了李泽厚。因为李泽厚当时已经是哲学所中年学者里很有名望的人了。

李幼蒸拿着稿子找李泽厚审阅，李泽厚读完了说自己没什么意见。这句模糊的话让李幼蒸以为李泽厚觉得文章没什么问题，没想到刘宾雁最后却告知他稿子不能用。原因是李泽厚事后对刘宾雁说，他觉得英文稿比李幼蒸的翻译易懂得多，李幼蒸翻译得不好。

但李幼蒸却在文章中说，李泽厚当时的英文能力未必能轻松地阅读英文稿，更何况是结构主义的作品？

另一件事，则是李泽厚本人向李幼蒸约稿，让他从现象学的角度写一篇当代西方美学的文章。李幼蒸写完交给李泽厚，李泽厚却又不愿发表。李幼蒸这次动了怒，亲自找了美学室的主任齐一，又通过齐一疏通，最后才让文章发表了。

多年过去，李幼蒸在2008年写了本书《忆往叙实》，结果将这些事情一股脑全写了出来，文章中不乏对李泽厚的抱怨。李泽厚很快著文《回应李幼蒸》做出反击，在文章中言辞激烈，说李幼蒸忘恩负义，对自己当年的帮助不仅没有感恩，反而对这两件小事斤斤计较。又引用了几个其他学者的证词（比如刘再复），说李幼蒸在美国的时候就到处讲他坏话。

为此李幼蒸又写了文章《回应李泽厚》，谈自己为何对这两件小事斤斤计较。在他看来，这些小事并不小，而是很能反映80年代中国那一批学者（自然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思想顽疾。

李幼蒸说，中国在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后，学术界闭关自守的环境一下子被打开。然而很多学者做的不是努力学习、补课，以追上空白期与西方拉开的距离，反而利用自己先一步掌握的学术资源，获取学术地位和声名。

在他看来，很多连英文书都看不好的人纷纷成为西方理论启蒙者和带头人。他甚至说，不管你以什么方式造成了知名度，在当时的学术气氛中，这种知名度投资就会自动增息，你周围渐渐会聚集起一批人，大家彼此扶持、彼此吹捧，然后按部就班成为大师。

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文革过来那一批学者，都有点用术待人的意思，这是80年代学者与五四那一批学者最大的不同。李幼蒸私心揣度，李泽厚向他约稿而不用，无非是想从他这里获取学术资料，而转化成自己的知识发表出来，增加自己的声名。

李幼蒸说，当时的学术圈子里，是有很多中青年学者常读他人的译著，而却装成自己是通过独立研读外文材料获得见解的，对译著只字不提。尤其是译者还是新人晚辈，而学者已是知名人士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他们也多喜欢招外语系的学生当自己的研究生，让他们进行翻译外文材料，学术成果却作为自己研读外文资料来发表。

李泽厚是否当真如此，还是李幼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是难以做出评判的。当李幼蒸说的学术界的这些情况，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到今天也不罕见（今天恐怕更甚，当年人家还只是让你翻译材料，学术文章毕竟还是自己写的，而今天，恐怕连文章也是直接剽窃后辈晚生的）。这也的确是这一代学者远远不如五四那批学者的地方。

二、潘光旦给费孝通的序

于是从李幼蒸和李泽厚这件事上，我又想起五四时的另一件事，虽与题目可能有些无关，却与主题息息相关。

费孝通写的《生育制度》，书开头的序言是他老师潘光旦先生做的。潘光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文革的时候一起被打成了人类学、民族学“五右派”（另外三个是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在潘光旦寂寞的晚年，费孝通曾在在病床前陪伴潘光旦一年，潘光旦咽气前，费孝通把老师拥抱在怀中，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

不过，潘光旦给费孝通的《生育制度》所写的序，却并不怎么客气。潘光旦认为费孝通这本书有点“我执”的心态，也就是“一切我自家来”。

潘光旦说，学者总希望自成一家，但求之太亟，则不免把通达之门堵上，最后以至于擅专、偏狭、武断、抹杀。很多人不是把学问当做研究对象、当做求真求是的对象，倒更像是当成自家的财产，既然我已经研究了，那就容不得他人再来染指、再来解释、再来研究。这些其他的解释和研究，在他看来，不是错误，便是多事！大有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匪气。若实在包揽不住呢？那就抹杀别人的成绩，把一切成绩都说成是由我来。一面摈斥别人，一面兢兢自守，实在是丑相毕露。

当然，潘光旦也承认自己对于费孝通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了解不多（费孝通师从的是马林诺夫斯基），潘光旦所谓破除门户派别之见的想法，在现代科学分科的情况下，听来也过于迂腐了些。但潘光旦的这些话，却还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尤其是想想李幼蒸和李泽厚的恩怨，以及豆瓣上的这起论战）。

而且，潘光旦的话，即使从费孝通文章本身看，也确有值得思索的地方。潘光旦认为，费孝通将生育制度，完全归结为社会文化的功能和设计，而否认了生物本性和自然本性对于生育制度的决定意义，这是不对的。

费孝通在文章中的确反复论证，生育制度既非基于生物的性欲，也非基于父母对子女的感情，而是社会为了维护人口的稳定而设计的系统。费孝通甚至于想象，当社会更趋复杂，父母双亲的教育不足以继续培养孩子适应社会的时候，社会教育机关完全有可能取代父母的养育责任。

这并非完全是事实，最起码，在1958年哈里·哈洛的猴子母亲机实验，就很能证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有着生物情感性的依据。在这个实验中，哈洛给还没断奶的小猴子造了两个机器妈妈，一个是铁丝做的，但能给小猴子喂奶；另一个则用柔软的布料做成，但它不能给小猴喂奶，而且经常会放电或者弹出尖刺伤害小猴子。实验结果却出乎意料，小猴愿意不顾危险依偎在布妈妈的身边，而只有当它饿得受不了时，才接近铁妈妈喝奶。

哈里·哈洛用实验证明，对孩子的养育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要，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的满足，而这恰恰是任何教育机构都无法取代母亲的地方。费孝通的确可以说，生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和文明的产物，但生育制度不可能完全脱离生物性和情感性，而只谈它的功能性。

三、邓晓芒与四儒生的争论

也许最近的一场文化名人间的嘴仗，发生在邓晓芒先生就儒家的亲亲相隐问题与所谓四儒生（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的争吵（韩寒和方舟子的事情我没怎么关心过，不清楚就不说了）。

邓晓芒先生是西哲方面的专家，尤其是其对康德著作的翻译和解读，在中国很有地位（其实也可以八一八邓晓芒和他的恩师杨祖陶先生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些事，不过那就离题太多了，只想说清者自清吧）。

同为早期研究康德的学者，牟宗三先生却是一名儒生。牟宗三先生怀揣着一点儒生的私心，于是在介绍解释康德文章时，总是夹带点私货，在其作品《寂寞的独体》中，有意把康德往独断论上推，其目的，也无非是想把西哲与中哲当成两个等同的独断的系统，然后再通过把康德动机论的道德律令变成孔子的“推己及人”、“为仁由己”；将康德的“智性直观”变成成孟子“智之端”。从而借康德之手来完成牟宗三先生的“中西合璧”，让“可爱而不可信”的中哲与“不可爱”的西哲（王国维先生语）完成一个沟通交流。

然而这却让邓晓芒所难以容忍，当然也不排除邓先生要建立自己的宗派，必须拿前辈开刀的想法。总之，邓晓芒先生谈康德，必反对牟宗三，顺带着，渐渐开始有系统地批驳起儒家道德伦理观，最终引发了跟四儒生就亲亲相隐问题的争论。

四儒生认为亲亲相隐并非儒学独有，论证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就曾支持过亲亲相隐。邓晓芒则把对话录的原文逐节拿出来分析，证明苏格拉底根本没有支持亲亲相隐。双方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谁，以至于邓晓芒最后也感叹：“如果一个学者抱定一个立场来和对立观点论争，出于情感的原因，反正不能输，那世界上就没有真理了。”

邓晓芒无意间道出了一个真相，而这个真相其实早在潘光旦为费孝通做的那篇序中就已经说过了，当学者抱定我执的心态，把一个研究领域当成自家山寨，只能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在这里肆意妄为、称王称霸，那么是绝对研究不出真理的。

四、结语，一个故事

最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古德曼，在其著作《事实、虚构和预测》中提出的一个悖论衍生而来。

有个游客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海上部落，发现这个部落的人对颜色的概念使用一种“蓝绿绿蓝”语，他们说天空是蓝绿色的，而小草是绿蓝色的。那么，什么叫蓝绿？什么叫绿蓝？很有意思，蓝绿的意思是“2013年（或随便什么时间）之前是蓝色，而2013年之后是绿色”，现在是2012年，天空是蓝色的，所以天空是蓝绿色。同理，绿蓝色就是“2013年之前是绿色，之后是蓝色”，所以小草是绿蓝色的。

这个游客说，这太荒谬了！有什么根据说天空或者小草在2013年之后会莫名其妙变色？于是他找到部落上一个说蓝绿绿蓝语的人，对他说：“嗨，伙计，你完全错了，小草就是绿色的，而不是什么绿蓝色。”

但这时，问题来了，这个说蓝绿绿蓝语的人，根本没有绿色的概念，他不懂什么叫做“绿色”（原文是一篇英文文章，所以“绿蓝”是一个作者生造的单词“grue”，“绿蓝grue”和“绿green”完全是两个单词。如果这篇文章用中文写，也许大家会问，既然“蓝绿”这个词已经包含了“蓝”，说蓝绿绿蓝语的人怎么会不知道“蓝”的概念）。

所以这个游客必须先给他解释什么叫“绿色”，要按照他理解的意思告诉他，于是你只能这样说：“所谓绿色，就是指2013年之前是绿蓝色，2013年之后是蓝绿色，伙计，小草是绿色的。”

这时候，那个说蓝绿绿蓝语的人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游客，嘲笑道：“嗨，你有什么根据说在2013年之后小草会莫名其妙变色？”

瞧，你用来质疑别人的理由被别人用来质疑你了。两种语言系统，每一种站在自己的系统之下去看别人的系统，总能发现别人别扭之处。

当然，这个悖论很好解决，只要等到2013年那一天，大家大清早一起床，看看小草，还是绿色，于是说蓝绿绿蓝语的人真的发现，小草的颜色从绿蓝色变成了蓝绿色，也就是说，小草的确是绿色。

然而，如果不可验证呢？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确切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彻底检验我们的系统呢？如何分辨谁对谁错？

也许，很多争吵都不过就像蓝绿绿蓝语那样，不过是两个系统互相看不顺眼吧。当我们多些包容，少些擅专、偏狭、武断、抹杀，也许很多争吵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