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位卫：集市文化和码头文化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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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文化和码头文化碰撞

——浅谈成都与重庆地域文化的差异（上）

几年前，在足球还没有那么黑的时候，成都和重庆的球迷是相当较真的，不时媒体会爆出球迷之间的争端，很多人说到的成渝两地的“情仇”不是没有道理。一方面是两个地方原来很长时间都是一个行政区域，都在四川之内；另一方面，重庆长期是计划单列市，历史上还做过“陪都”，直辖之后，更是急于表白自己的文化自信，因此，在足球这个对抗性很强的项目中，两地地域文化的特色表现得十分突出。

前段时间，和朋友聊起两地的文化，大家都能如数家珍般地说出很多，成都的古蜀文化、蜀汉文化、诗歌文化等等，重庆的巴文化、长江文化、陪都文化等等，以及由这些衍生出的其他亚文化种类，不一而足。但我个人对两地进行一些简单的类比之后，感觉可以两地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在于：重庆属于码头文化，而成都属于集市文化。两地虽然行政区划人为地分开了，但斩断骨头连着筋，相似的东西太多，硬要将两地的文化拿来进行比较，本身就有点力所不逮。加上笔者学识有限、资料阙如，只能就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戏说一番，幸好是一篇博文，望各位看官不吝批评、指教。

巴山蜀水养育特有民风

从先秦时，两地成都属蜀，重庆属巴，两国确实曾经多次交兵，各有输赢。据《华阳国志》记载，在秦惠文王时，因蜀王的弟弟苴侯私下和巴通好，巴蜀两国交恶，巴国向秦求救，于是早就觊觎蜀国丰饶土地的秦王，立即派张仪和司马错攻占蜀国，接着“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看来巴蜀的窝里斗，让秦人有机可乘，把巴蜀自己给灭掉了。以后，除出现小朝廷之外，巴蜀都作为统一的四川来管理的，
据记载，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而蜀国“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看来，在土著的巴蜀人那里，两个地方其实都有“耿直”的性格，只不过蜀人似乎要狡猾一些。那么是什么造成两地文化的分际呢？

实际上，目前的成都和重庆的人绝大多数是在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之后从湖广一带迁来。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 9万余人。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发布《招民填川诏》，下旨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经过移民们胼手胝足的努力，巴蜀地区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开始发展。在成都的一首竹枝词中就形象地描述了填四川之后，居民的原籍构成：“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重庆除了在群山之中还保留了部分巴人的后裔之外，其他的居民也大多是移民而来。

不过移民们来到巴蜀之后，因为两地山水形态的不同，给生活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产生活的不同特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地的民风民俗。成都平原一马平川，“天府之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在这些地方的移民，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力气，就能从地里收获大量的粮食，喂养数量众多的牲畜。而这些东西需要很快地交换，获得可以储存的货币和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而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也比较发达，蜀锦、邛窑瓷、酿酒等等，也成为蜀地的“品牌”。这些东西的交换流通，需要一种场所——集市，因此，赶场天就成了老成都人的节日。一条街上，早上就陆陆续续挤满了人，用鸡公车推着粮食，马拉车载着大酒坛，其他肩挑背驮各种用品，都沿街摆放好，等着如潮的赶场的人前来选购，讨价还价之后，终于成交。有些买到的东西有瑕疵，而卖货的人又走掉了，于是买家便在灌了几两烧酒之后，开始骂骂咧咧，旁边的人也必会劝他一阵，等到下午，赶场的节日才会结束。街面上也才会恢复原有的宁静。这样的场景在李劼人、沙汀的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集市是一个交换场所，你可以来，我也可以去，只要按交易规则办事，都能在集市上成交，当然其中也不乏弄虚作假、欺行霸市之人。因此，成都人“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的特征，实际上是集市文化的集中体现。

重庆多山，往往形成“一山二岭一槽”或“一山三岭三槽”的地形。农业生产上不便于大规模的耕种，但是矿产品、林产品等等资源丰富。濒临长江和嘉陵江两条大河，水路交通相当发达得舟楫之利。从山中出产的物资要运出山里，再换取从长江中下游来的物品，码头便成为了重庆人进行交流的十分重要的场所。于是，码头上装货、卸货、交易，人来人往，间杂着尔虞我诈，欺行霸市的人物，也在在此寻到了自己的营生。当年的袍哥组织便在码头上如鱼得水，在四川其他地区叫的响的袍哥“公口”，也逐渐被“码头”一词取代。湖北作家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漩流》，就集中描写了民初重庆、涪陵一带长江沿岸城镇的风土人情。而李双江那首著名的《川江号子》，更令人血脉贲张，豪情满怀。至今，重庆过去码头文化的一部份：船、船夫、纤夫、袍哥……都得以保留，重庆人“质直好义”的风格也得以传承。

“集市”包容与“码头”守望

成都和重庆的集市与码头两种文化，都体现出交易和交流的特点，但又各有不同。成都的集市文化孕育出的是市场，而重庆的码头文化孕育出的是品牌。

2011年春节的一天，我到大邑新场镇游玩，据当地人介绍，这里在过去是川西有名的大米市，崇州、大邑、邛崃、灌县等地的大米茶叶等，大多运往这里交易，每天都是人来人往，这里还留下一个保留基本完好的当铺，几条稍加修复的街道，还能看得出当年的繁荣景象。街上的有一个黄鹤楼的老建筑，临街一边是大约长10多米的“美人靠”，可以猜想当年黄鹤楼就餐或者是品茗的人的盛况。新场应该是集市文化发育的典型地区：各地的人都涌向这里，带来丰富的货源，在这里交易之后再离开。街场的两旁做生意的自建或租住门面，大家各自忙活着自己的生意，好像什么进来都能悦纳，都能包容。这个特点直到现在仍在延续，比如改革开放之后，在成都北门，荷花池、五块石等地，俨然成为了西南地区商品交流的重要市场，五块石的药材市场全国也很有名，正是这些市场，带来了大量的沿海地区生意人，接着春熙路、青年路练摊、红庙子炒股，造就了当年大批的先富起来的人群，且影响至今。

要说交通，重庆的水路能承载大宗货物的运输，条件其实比成都更为优越。照理说改革开放之初更应该先发育市场出来，不过由于当时重庆还属四川管辖下的计划单列市，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使这座城市的外向型经济发育不充分。因此，这么多年来，重庆并没有像成都一样形成很大规模的商品聚散市场。不过重庆的工业底子相当厚实，重钢、长安、嘉陵以及后来的隆鑫、力帆等工业产品，在全国都赫赫有名。成都的集市，是拿来主义，什么品牌进来都欢迎，只要能挣钱，自己就没那个创新的冲动。而码头，必须固守一种程式，船舶停泊、出港，办理交接手续、上货卸货，包括在码头上讨生活的人们，都需要遵循一定的秩序，轻易改变这些秩序，必然会造成码头的混乱与无序，因此，码头隐喻着一种守望的特征。不过，重庆曾经是陪都，又是通江达海的大码头，需要几个“嗨得开”（站得住）的品牌，所以重庆人创出的品牌，不会轻易就放弃，而会不断强化，焕发生机。比如力帆，以前是以摩托为自己的王牌，近年来在小汽车的市场上崭露头角。比如龙湖，从重庆杀出，一路高歌，在成都这个集市上也打造出自己的“码头”——品牌叫得响亮。

文化地产项目的混搭与坚持

笔者最近发现了一个现象，可以为两地文化的特征做一点佐证——成都重庆近年来都有不少文化地产的项目，成都有锦里、宽窄巷子、耍都、太平巷里等地方，这些项目的建筑、街道都显得比较精致、小巧，休闲气氛特别浓，每天熙来攘往的人流，让这些地方成为来成都必看的景点。说是改造、修旧如旧，可是却融入了很多现代社会的时尚元素，使人搞不清复古和时尚到底怎么回事？也许复古本身就是时尚的内容。不过每个改造的项目，总感觉保留下来的东西太少，人工痕迹过浓，这也许就是集市文化的体现，只求能发挥效益，什么东西都能“混搭”。

而重庆的巴国城、湖广会馆、洪崖洞包括新进来的新天地等项目，建筑都比较厚重、大气，基本上保留了明清建筑、民国中西合璧的建筑风韵，展示的东西大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如湖广会馆关于填四川的历史回溯的实物展，的确非常全面和详尽，让人对那段历史唏嘘不已。但是重庆这些项目的人气却比成都较为逊色，其原因可能是原汁原味的怀古和坚持，反而使现代社会的人对其产生隔膜和距离；当然这与两地人们休闲的习惯有关。看来码头文化的坚持，也需要因时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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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文化和码头文化碰撞

——浅谈成都与重庆地域文化的差异（下）

最近一段时间，成渝经济区的构建成为网络的又一话题，这一区域的划定，将给目前被限购令吓了一跳的市场以新的兴奋点，带动各种投资的增长，从而拉动两地经济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对成渝两地文化差异的探讨，不但能更好地梳理两地的文化脉络，而且能使成渝经济区的打造，更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更好地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在探讨成都和重庆的集市文化、码头文化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文化的特征，除了表现在大到城镇规划建设风格、经济发展方向的不同之外，更多的写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成都茶馆和重庆火锅

易中天先生在《读城记》中，说成都是“府”——古老富庶、物产丰盈、积累厚重的天府。天府里的人享受着良好的自然条件，用不着花那么多精力起早贪黑地劳作，因此，大把的时间就用在享受清闲的时光上。成都平原的河流大多水流缓慢，清波荡漾，在河边摆上个桌子，喝着盖碗茶，摆开龙门阵“露天坝里，拖几把竹椅，摆一张茶几，邀三五友人，一人一支烟，一杯茶，前三皇后五帝，东日本西美国，漫无边际地胡扯闲聊，直到兴尽茶白，才各奔东西”。成都地区是中国最早饮茶的地方，悠久的茶史可大书特书。以前的茶馆更多的是在街上，尤其是每个集市上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茶馆，赶集的人往往在这里聚首，喝上两碗茶，听上几句川剧，散场了才哼哼着回家。在沙汀先生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还乡记》等作品里，还能看到四川茶馆作为袍哥公口——“吃讲茶”的地方，民间的一些纠纷，不是都通过官府来解决，而是在茶馆里，请袍哥大爷做中打保，分个青红皂白。这些都体现出了四川集市文化的特点。集市是个交易的地方，需要一个谈生意、解纠纷的社交场所。学者王笛先生在《街头文化》一书中对成都茶馆这样说道：“毫无疑问，茶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和社会生活的地方，同时它也承担着从交易市场到娱乐舞台等几乎所有的街头空间之功能。……有助于人们从事各种诸如共同爱好的聚集、商业交易甚至处理民事纠纷等名目繁多的活动”。

在现代社会，四川的茶馆不管从装修风格、茶的种类有了较大的变化，加上福建功夫茶等的影响，品茶方式上也有了改观。不过茶馆作为四川人的重要社交场所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茶馆的聚会和交易的特征，使成都人有闲暇面对种种机遇，再把这些东西都发扬光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重庆去看朋友，他带着我到菜园坝去，吃正宗的重庆火锅。一道很长的石梯坎两旁是穿斗结构的老房子，昏黄的路灯之下，几张低矮的桌子，摆在石梯坎稍宽的街面上，中空的桌子里的是沸腾的火锅红汤，散发着火红的两色，中间是一个白铁格子，素不相识的人就围坐在桌旁，各点各的菜，放进不同的格子里，互不干扰，吃得不亦说乎。一开始，笔者还有点不习惯，你不知道和你同桌的他（她），会不会有什么毛病，这个阴影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但在热气腾腾的红汤的翻滚中，麻辣鲜香的味道让人忘了这些，一个劲地使劲大嚼，一个劲地使劲流汗。喝着各自的啤酒，摆着各自的龙门阵，对面的人走了，马上又有人坐了过来，占据着原来的人的格子，烫着毛肚、黄喉、鸭肠……

据说，重庆火锅诞生于做码头营生的船工、纤夫、码头工人之中，这些人收入微薄，吃不起牛肉，只能收一些别人不要的牛下水来吃，江边风大，加上工作性质都是来去匆匆，哪有闲时间慢慢品味？于是火锅必用大火、猛料，熬得味道浓浓，把毛肚、黄喉之类放下去，翻腾几下，就可以入口，结果味道香脆可口，一来二去倒成了一种美味，流传开来。

重庆火锅的特色十分明显，它包含了码头文化的流动、暂住的特征。正是这种流动，赋予了重庆这个城市创新、大气的精神，但这种略带浮躁的创新之后却少了点精致和细腻的感觉。

成都粉子与重庆美女

成都和重庆很长时间都在争论谁才是“美女之城”的问题，不过各自的媒体调查都很有出入，因此结论也就莫衷一是。成都人叫美女为“粉子”，而平时也做汤圆的糯米粉称“汤圆粉子”，看来对二者之间，都取其“白、细”的特征，因此四川人形容那些皮肤很好的美女，一般会用“粉嫩”二字，真是十分贴切。但粉子的最初含义，应该是指胭脂水粉之类，那就更和美女相关了。成都是一座移民城市，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女孩子们皮肤白皙，面容姣好。加上这里的集市文化特征，女孩子们有大把的时间用来逛街、闲聊，也不用走路，现在的公交车方便，只要不赶在上下班时间，完全从容得很。从前，成都女孩子大多骑自行车，飞鸽、凤凰一大帮，穿花蝴蝶一般，从大街上轻盈飘过，甩个妖娆的背影，让无数男人心动而不敢行动。

因为集市文化的影响，成都粉子们有的是闲工夫，三个一群，五个一帮，在傍晚时分，都聚到了春熙路、盐市口，现在，又有了众多的商业综合体比如万达广场、SM广场等等，逛街购物，K歌蹦迪，或者路边的冷串串店一坐，吃得香汗淋漓……外地人到了成都，首先眼前一花，觉得怎么三步一个张曼玉，五步一个林青霞，回去都感叹，果然是“少不入川啊”。既然是集市文化，成都粉子们砍起价来，可真是厉害无比，往往会磨得老板最后“一件也批发”了。当然，成都粉子吵起架来，也是锐不可当，成都妹儿嘴巴狡，说的就是成都女孩子们那张得理不饶人的利嘴。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成都美女见城管踹了卖杨梅大爷的担子，而路见不平，挡在城管车前，理直气壮地质问。看来成都粉子温婉的外貌下，还有“袍哥人家”的脾气呢。

重庆美女一般都很高挑瘦削，有人认为是重庆的山城特色，出门就必须爬坡上坎，没有富于弹性的小腿肌肉是不行的。加上重庆这个长江边上的火炉，大量地出汗，应该也是美女们消耗卡路里的途径。笔者小时候，老家就有不少知青是重庆人，当时曾有两个男知青为争一个女知青发生了争斗，其中一个用火药枪打了另一个，结果使用暴力者并没有如愿以偿，倒把心爱之人送到了受害者身边。我曾见过一次这场三角恋的女主角，即使是在当年孩提时代的眼光里，她也非常漂亮养眼，怪不得会引来争风吃醋。这也难怪，希腊神话中的海伦，不是因为漂亮还引发了特洛伊战争么？

重庆美女性子直率、泼辣是出了名的。她们绝不同于成都粉子骂人不带脏字却能气得对方吐血。谁要是惹重庆美女生气，张口之后的一顿痛骂，能让许多外地人跌破眼镜。很久以前，曾经在重庆挤过两次公交车，看上去娉娉袅袅的女孩子，在被踩了脚之后，骂起人来很有重庆火锅的味道，热辣辣、火爆爆，一直让对方慑于那种气势。不过那种率真性情倒是非常可爱。

码头文化对重庆美女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地处码头“舶来”的东西当然比其他地方要快，加上陪都文化的影响，所以很多重庆美女在打扮上比成都粉子们要时髦一些，这个也是有传统的。当年，重庆还是陪都时从上海等地过来的下江货，就先一步到重庆，重庆美女们当然能领时尚于先了。

从两地的美女会联想到两地的大学，有人说，考察重庆和成都的几所大学的分布是很有意思的，也许正是时尚和前卫，使得四川美术学院在重庆找到了创作的灵感；而领司马相如琴音神韵的成都，却留下了四川音乐学院。重庆的码头讲一种秩序和公平，因此，西南政法大学在重庆扎了根；而讲究集市交易和利益的成都，则有西南财经大学，为这个集市输送着大量地新鲜血液……

鸡公车与棒棒军

李劼人在他的《死水微澜》里，记录了成都平原一种十分普遍的运输工具——鸡公车，这种鸡公车据说就是从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转变而来，难道那种在《三国演义》中出神入化的自动化运输工具，竟然是这普通人都能想到的独轮小车？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贬低了孔明的智慧。但这种鸡公车却在成都平原大行其道，在吱吱呀呀的车轮转动中，它穿行于崎岖蜿蜒的田坎，穿行于绵长平整的官道，穿行于熙熙攘攘的老镇小街……它的适应性非常广，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不少地方的农家，还有这样的鸡公车，有的是作为旅游揽客的项目，而很多还在发挥其运输的实用功能。

工具进步与否往往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运输工具尤其如此。鸡公车在成都这个大集市的使用，大大方便了商品交易，使四里八乡的农民都能真正地参与到商品社会中来。在美国人类学者施坚雅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农村进行考察时，提出了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意味着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市的观点。这些村镇之间的频繁沟通和联系，正是靠了能行走这种小车的道路进行连接，因此，成都平原的众多场镇也应运而生。但是这种车虽然有着无可比拟的便捷性，却始终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运载，成都平原的集市和场镇也在很长时间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原貌，直到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之后，它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998年，一部《山城棒棒军》疯魔了重庆和疯魔了成都，梅老坎、蛮牛、毛子等等特色分明的角色，一下就被大家记住，演员们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棒棒军们大多来自重庆附近的农村，怀抱着改善生活的梦想，来到城里凭着自己的力气挣钱。重庆濒临大江，形成依山傍水的山城特色，码头的货物运转量是很大的，但却很难让鸡公车之类的运输工具在此施展开来，因此附近的山民就扛着棒棒，上面缠着一根棕绳，来到山城——大到搬运机器、建材等货物，小到为旅客拎行李，都是他们的业务范围。在车站、码头，只要“棒棒”一声，立即有几个棒棒军会冲到面前，笑眯眯地看着你，说“老板，要搬点啥子嘛？”这样的招揽生意是很难拒绝的，一般是棒棒军在前面挑着行李，旅客在后边拿着小包，边走边聊。这样的服务倒是十分人性化。到目的地，客户还可能会额外增加一点工钱。这种小规模的运输方式，虽然为码头货物装卸和人员流通提供了方便，但爬坡上坎的地方特色，却很难让大规模的市场在这里形成。

不过棒棒军依托的工具相对成都鸡公车简单，与使用鸡公车的成都人相比，他们相对少了些“机心”而多了份直率，这份直率使附近的山民更容易走出山区，来到城市，他们带着山野的纯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他们吃苦耐劳的能力、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信息，都相对要多，因此，在重庆这个新兴的城市中，他们的机会也是很多的，但这需要知识作为支撑——在电视剧里，也通过“孟小渝”的角色，诠释了这一内涵。

成都与重庆就像一对双胞胎兄弟，千丝万缕割舍不开。集市文化的多元性，对市场规则的要求，使成都今后的发展需要更大的包容性，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才能由集市转变为真正的大市场。重庆人码头文化的流动性，常常会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因此创新是重庆今后发展的动力，但要改变过去的“做而不述”，将创新出来的东西发扬光大，才会让创新有更坚实的支撑，码头才能变成创新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