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龙应台：小女生、大作家的人道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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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龙应台：小女生、大作家的人道情怀

朋友们叫她应台。马英九叫她大小姐。偶尔听到有人叫：“龙局长”，非常突兀，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谅必她当官的时候政绩卓著，人们还记得她，否则马英九竞选总统就不会请她主持制定文化政策了。     如果光看她的成名作《野火集》，你会认定她是替天行道的侠女，刚烈强悍，老是追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公共场合，面对高压和挑剔，她从容应对。可是，回归私人空间，她爱玩，与朋友们说说笑笑，天南海北神聊，斗嘴，有时甚至露出一副打翻了牛奶的小女生那样的怯弱和乖顺相，惹得大家笑声一片。     2006年5月，一群人结伴游桂林。她头戴花环在漓江船头远眺、岸边漫步。在著名景区龙脊和附近的梯田、高山、农舍中，兴致勃勃，走动五个小时毫无倦意；午饭后，她意犹未尽，说：在这里住一晚吧。没人回应，一阵静默无声；威武高大、声音宏亮的大同突然大喝一声：“不！走吧！”哄笑声中，应台像一条小绵羊，一声不吭跟着大家上车。奔驰两个多小时后到达预定的旅馆，在摆满农家菜的餐桌上，她又有讲有笑了。     2008年3月一个周末，她邀请朋友们到她家里玩。约好下午在她家附近的海边汇合。她先是在堤岸上东奔西跑，然后躺在一块大石板上，闭上眼睛，任由浪花溅到自己身上。回到她家，景明和晓林（林达）自告奋勇掌勺。应台收拾一下厨房，就到客厅和男子汉闲聊。突然，景明尖叫：“鸡汤呢？鸡汤到哪里去了？”接着醒悟过来说：“应台，你把我开好的鸡汤罐头扔掉了吧？”她不敢回应，跟着大家大笑！     难怪宝贝儿子安德烈嘲笑她是“五年级小女生”；十七岁的菲利普当面说她：“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五岁小孩” ！     最可怜兮兮的，是2008年8月她在三藩市新书发布会上说的一年前的故事。暑假，她在上海租了一套公寓，安德烈和菲利普要来这里实习和度假，可以好好享受天伦之乐了。他们来了，安顿好行李，看她没有离开的迹象，奇怪地问：“你也要住在这里呀？”像一盆冷水浇来，受伤了，伤得很重！她立即出走，在街头彳亍一个多小时，直至儿子打电话道歉，约好在咖啡馆见面。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龙应台：《目送》）儿子告诉她：“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渴望独立，渴望自由地飞翔，不是每一个少年都有的愿望吗？进一步说，又有哪一位公民不渴望独立、自由呢？     千万不要以为他们的母子关系是冷冰冰的。翻开她的《孩子你慢慢来》，文字和照片洋溢的温馨、童趣和浓浓的爱，会让你陶醉和留下永远在心中震荡的笑声。与一把把野火烧得国民党专制统治者坐立不安的同时，她记下对生命生长的无比喜悦。读读收入《亲爱的安德烈》的36封信，历时三年，独立诉求与母子情深融为一体。刚烈和柔情，一体两面，水乳交融。     奥秘在哪里？热爱，尊重，平等，没有居高临下的训导，诚挚地交谈。安德烈说：“以我和弟弟、和母亲的关系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两个人是我的‘家人’，反而比较觉得他们是我的挚友。”母亲“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一个，用她的语言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她对我一方面极其严格，督促我努力学习，认真做事；一方面又却极其讲究自由、尊重和理性思考。”（《孩子你慢慢来·放手》）     岂止母子，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都应该是这样吧：关注人的命运，尊重人，尊重他们的独立、自由，彼此平等、诚挚地交往！那些高踞人上指望一呼百诺的权奸、钱蠹及其帮闲、帮凶，神憎鬼厌！对儿子和朋友的尊重，对亵渎文明、侵犯权利的愤慨和对逆来顺受的谴责，都源于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热爱。小女生情怀与人间大爱并存，于是柔情似水和金刚怒目文章交替出现。     “文学是人学”。尊重人，揭示人性的内涵，与损害和侮辱势不两立，心灵就会相互感应。人的觉醒，从臣民、奴仆到公民，是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合格的现代作家必然具有人道思想，差别只在深浅和多少。从向现代社会转型开始，任何国家的伟大作家必然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观察应台，愚意以为她的成就也无不源于震撼心灵的人道情怀。     2009，应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问世，洛阳纸贵。1949，中国和每一位中国人的命运都被风暴甩入新的轨道。60年过去了，胜利与失败已是明日黄花，让有心人从容论道、格物致知吧。她关注的是人的命运。记下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一记记重锤敲打人们的人性和良知。     其中有一个被众多史家忽略了的拉包尔集中营的故事。这是太平洋上赤道以南新几内亚的一个小岛。二战期间，它是日军几个大战俘集中营之一。战争结束，“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虐死亡。”（328页）     1942年12月底，南京老虎桥集中营1500多俘虏被运往拉包尔集中营。两年多以后，战争结束，活着走出集中营的中国战俘只有四百人。没有必要问他们是哪一国人。他们中有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中国人……。也不必问他们属于哪一党派。中国战俘中既有国民党军，也有新四军，还有各式牌号的游击队和老师、学生、记者等抗日志士。国民党军中既有大陆电影中必然以流氓、地痞姿态出现的“忠义救国军”；也有被国人一致赞美的英雄：1937年淞沪战役固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余部57位。他们都是受难者。倾听他们中任何一位的血泪故事，你不掉泪吗？     当应台的团队费尽心血找到一位幸存者时，这位老人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李惟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375页）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他要留下人类野蛮史中的一页。     凶残的杀人者的人性是怎样丧失的？集中营中穿着日本军装的监视者有来自台湾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和日本人一样，他们上学的时候背诵天皇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无穷之皇运……”，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社会上流行的是：“献于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的歌曲。常年呼吸弥漫在空气中的这些儒家信条加上“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的恐惧，他们成了刽子手。     回顾20世纪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抗日战争；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战争。应许杀戮以后会出现人间天堂。一亿多中国人在战争及其并发症、后遗症中丧失了一人只有一次的生命。还原战争图景、揭示其中的是是非非，是史家的责任。作家有别于史家。他们直视你的眼睛，拷问你的人性。雨果在其杰作《九三年》中说得好： “在王权之上，革命之上，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还有强者对弱者应尽的保护责任，安全的人对遇难的人应尽的救护责任， 一切老人对一切儿童应有的慈爱！”归根到底，“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传承的不正是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吗？           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11日星期一 B04—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