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民间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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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民间身份

作者：老湾
文章来源：作者惠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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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请容许我向在座的各位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民间哲人思想的第一次集体萌动。它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意义，是在一个正确的地方——民间——看见了哲学的萌芽。作为哲学的一位谦卑的仆人，我很乐意代表首届民间哲学论文大赛的全体参赛者，向活动举办方和发起人，向各位评委，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各界，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哲学最初都来自于民间，民间是哲学原有的身份。古希腊哲学一直在民间，苏格拉底的哲学直接来自于街坊对话。虽说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考影响了亚历山大大帝，并极有可能获得了后者的资助，但其哲学源头依旧是在柏拉图的民间学园里，其大量的哲学思考也依旧是在吕克昂学校的散步中完成的。对于英国的经验哲学家和法国的理性哲学家而言，哲学也一直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康德首次将哲学带进了大学，哲学成为近代大学里的专业课程，按康德自己的说法成为“未来的科学”。虽说德国古典哲学是在大学里孕育出来的，但并没有改变其民间身份，比照今天中国的说法应该叫“院哲”而非“官哲”，更没有改变哲学多从民间出发的基本格局。道理非常简单，重大改变都是从系统的边缘处开始的。当你尝试着进行重大改变时，就已经将自己置于该系统的边缘了。新哲学乃至新文明的发生，基本上都是如此。马克思哲学就诞生于德国和英国的民间，它也决无可能在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主流社会中得以酝酿。
　　如果说两百多年来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心在欧美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历程也依旧是在该文明的边缘地带得以继续。这似乎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暗示我们，未来的世界新文明更有可能是从资本主义文明的边缘地带孕育而生。这意味着中国的哲学有希望，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希望就在当下，我更愿意相信它在相当遥远的未来。如何努力学习和消化西方哲学，依旧是今天中国哲学人的重任。
　　回看中国哲学史，长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哲学最初就来自民间，来源于对主流社会“礼崩乐坏”现实的批评与反思。一旦它成为国家哲学，就逐步僵化为道德说教和工具化为皇权意识形态。也正因为如此，儒学乃至所有被污染了的中华传统哲学，都需要还原它们当初的民间身份，回归它们对主流社会持批评与反思态度的民间立场，恢复它们扎根于民间社会的那份自由和纯真，最终能为中国未来新哲学的发展提供传统力量的支持。
　　哲学是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观测者，但同时又是观测对象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特殊角色被称之为“反思”。哲学总是尽力让自己退守到反思对象的边缘上，以便尽可能完整地获得有关反思对象的思想拼图。即使我们是在反思自己的内心，反思之我也一定是退守到被反思之我的某个角落，以便能对被反思之我进行整体观照。也正因为懂得退守，哲学才有可能反思整个宇宙。
　　哲学在宇宙星系中的位置也属于偏僻的“民间”。思考哲学的人类连同一切可能的智慧生物，都被安排在宇宙星系的边缘处。至于星系的中心，要么是炽热无比的火球，要么是巨大的天体黑洞。
　　边缘和民间是哲学的宿命，哲学的无用和大用也都与此有关。
　　问题的另一面是，三千年来的人类哲学史如同一条河流，康德之后这条河流更加清晰可见了。只要我们是在谈论哲学——无论是官哲、院哲还是民哲——都只能是在哲学之河的河流中至少是在河岸上。此即哲学的学术传统和话语规范问题，也是推动民哲、院哲和官哲进行对话的前提条件。恢复哲学的民间身份，在世界哲学的学术传统中、同时也在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中谈论哲学，民间哲学乃至中国哲学才有希望开挖出哲学的新河。
　　谢谢大家!
   


注: 本文系作者于2012年9月18日在首届民间哲学论文大赛颁奖仪式上的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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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觉解：哲学如何回归生活世界

——读张曙光先生《命与道：哲学在中国何为》

作者：梅景辉
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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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曾言：当代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诚哉斯言！在当前人文学术繁华的背后，思想的影子倒是越来越黯淡。作为时代之精华的哲学似乎也呈现学术化与功利化的双重歧向，而对生活世界越来越疏离而遥远。在此情境下，张曙光先生的长文“命与道：哲学在中国何为”，力图突破学术与意识形态的藩篱，直指时代之弊与中国之思，给人以思想的启蒙与人文的觉解。


　　文章关注了从先秦到现代的两千多年的“命与道”的思想历史和鸦片战争到当前的170多年的事实历史，而落脚点在于，近现代中国的艰难时世及当代哲学何为。作者在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命运与道路”的反思中抛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在野党的批评性理论优势显著，那么，作为执政党并且正在承担着发展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这一历史的使命而言，马克思主义还能否满足它的执政要求？马克思主义固然也要与时俱进，正如世界上的其他理论，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一样。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对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自由主义理论、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果只是象大陆的主流媒体一样对其不遗余力地批评、划清界限，马克思主义如何在理论上‘与时俱进’？中国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难道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甚至共产党早就作为指导思想的、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或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真的那么对立吗？”


　　这些问题可谓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处于吊诡状态的真实写照。它们在学术上可能是无解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都处于一个复杂的关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种理论所能预言。而这些问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却往往被消解，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乐观与盲从只会用一些空虚的话语编织美丽的意识形态花环，而不愿直面问题的实质。作者将对上述问题归结为中国的现实在某些方面既落后，但又在有些方面超出马克思的理论，因此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马克思的教条与预言，而应在中国的现实道路中培养出具独立人格与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开明而公正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建构真正意义上的“自组织”的市民社会。


　　这当然是作者的一种启蒙式的呼号和理想的预期，因为理想往往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当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弥漫，而又内忧外患兼并的关头，知识分子和上层建筑如何能够抛却自身阶层利益的固化，而与草根阶层共享社会效益。多元共生的社会状态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是应当，但在当前看来确有点悖论。因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一个很特殊的时期，笔者称之为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文化上的犬儒主义和经济上的浮士德精神。即政治上我们自认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进入超越资本主义的阶段；在文化上，知识分子却大多“躲进小楼成一统”，或者耕守自身一亩三分的学术园地，或者为肉食者稻粱谋，而在思想上带着镣铐起舞；在经济上，商品与市场的冲击，虽然带来GDP的繁盛，但资本与道德相悖的逻辑并不因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而消失，商品拜物教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所想象的程度，人们已如浮士德一般经常面临和魔鬼交换灵魂的险境。张曙光先生对此悖论当然有所体认，但他认为当前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国文化处于“中西古今”十字架上的困境，有些看上去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但源头上总是可在文化上找到根由，因此，哲学在当代应该有所作为。


　　哲学在当代的所为，不仅是薪火相传式的学术延承，而是真正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为这个时代的历史境遇确立思想的地平线。毋庸讳言，学术化和意识形态式的哲学在当代处于边缘和失语的状态，它们很难与实用主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争锋，为这个时代的境况提出有意义的言论。然而在中国忧患深重的历史时代，却往往是哲学引领者思想与行动的前锋，那些时代的哲学，不是避之桃源，也非逢迎时政，而是能够真正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在生活中阐释忧患，在实践中变革理想。


　　哲学融入生活世界，这一点马克思是做到了，因此他认为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是同一条道路，但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渐与生活世界相疏离，成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中哲自晚清后一直为考据所蔽，民国新儒八家因时代之困而有思想之论，但文革后和改革后的中哲基本只有考证的功力而缺思想的旨趣；西哲虽近年多有勃发，但拾牙慧者多，亦鲜能融西学于中国国情。也许中国当代需要海德格尔式和卢卡奇式的思者，方能有一番新的格局和思路。


　　当代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首先面临的就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博弈，当代到底是精英文化的盛宴还是大众文化的狂欢？毋庸讳言，哲学在源初处源于日常生活世界，必然经历了从大众文化向精英文化转变的历程，如中国古代的诗经，源于民间的诗歌和乐曲，经孔子删定后，才转化为精英文化的经典；而论语也是孔子与门人之间的日常生活的对话，在后世才成为儒家的典籍。当代是一个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异常发达的时代，但泡沫文化对经典文化的淹没也达到极致，在此情境下，哲学如何以大众文化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世界，如何利用文化工业的正面效用而又避免其物化效应，也许是当代“哲学何为”首先应当考量的问题。


　　其次，哲学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又如何让知识与权力，文化与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虽然培根断言“知识就是力量”，甚至被可解释为“知识就是权力”；但现实中知识与权力、文化与政治之间总是处于一种断层或不平衡的状况，往往是权力制约知识，政治制约文化。当前知识分子虽有一定话语权，但与真正的权力是相互疏离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能握有“公共权力”。“权力”对应的是“责任”，现代知识分子也许身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与责任，但没有权力的责任终究是一种空谈式的遐想。如我们都对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启蒙方式带有理想的期盼，但先秦百家争鸣时各家都是与政治公共权力靠拢，特别是法家和纵横家，儒家也莫不如斯，也许道家有意无意远离公共权力，但也总是被权力所亲睐（如黄老道家），而当代哲学的启蒙又如何保持思想与公共权力的张力，如何让它发挥真正启蒙的效度，从如何思到如何做？


　　最后，哲学融入日常生活世界，就要变革当前哲学学术的各自为政和话语方式。因为，思想的力量首先源于话语，当代哲学的失语与边缘化，也许在于哲学学者的学术化取向与自说自话，而与生活世界相疏离。先秦百家，都是以大众所能接受的话语方式传道解惑、著书立说或纵横捭阖，即便是最为内敛自守的老庄，也是在生活世界中提炼“寓言”和“卮言”，当代哲学的寓言和卮言又何在，又有哪些话语能让人“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呢？学术的话语和思想的话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前者在于传承学术，研究问题，并不在乎世人是否受其影响；后者却必须面对时世，深入人们的生活、情感与心灵。中国当前在哲学上是“中西马”各自为政的时代，“中西马”哲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传承和话语方式，但都与大众的情感和心灵相疏离，因此大量的文章只能刊印成文，无人问津，或“交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却无法入人之心，更毋庸说藏之名山，传诸后世。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经典的作品，更缺乏融入生活世界，能够给人以时代启蒙与精神启迪的思想话语。如果“中西马”学者能够抛却成见，相互争鸣与交融，将学术融入生活世界，借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释道”合流，让学科的藩篱在生活世界的共同关注中破除，以自由和启蒙而非学术与功利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思想与生命体验，思想在当代也许会从边缘向中心回归。


　　（作者：梅景辉：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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