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擎：我的学思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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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擎：我的学思历程
杨玉擎
读书就像读人，字里行间，跋山涉水，同一个个亲人相认。 　　 　　我有个古怪的感觉，我的成长，好比一部人类思想史的缩影。今年我刚二十岁， 来自二十世纪的问题与主义，将我团团围住。辗转反侧，悲欣交集。 　　 　　待我细说从头。 　　 　　从我记事起，便有“楚门情结”，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一部电视剧的主人公，眼前这一切，是在拍戏吧？只有我被蒙在鼓里，拍一部没头没尾也不知是在演给谁看的戏。一次初二的物理课上，老师讲到宇宙玄奥未解时，我竟脱口而出：“请看下集预告！”要知道，那时我还不知道《苏菲的世界》和柏拉图的洞中人呢。老实说，至今“楚门情结”仍常伴我左右，难舍难分。 　　 　　所以，在高中我那么如饥似渴地找书读，也就顺理成章了。我要和这个世界的导演谈谈。 　　 　　我读到史铁生，从《我之舞》中找到似曾相识的“我”，听见《命若琴弦》里直达洪荒的呜咽，“无所谓从哪来，也无所谓到哪去”，奔波、谋生、终老、起苦、顿悟。史大哥文字里的终极关怀给我极大的慰藉，他中有我，我中有他，是为心领神会。二〇一〇年最后一个凌晨，惊闻大哥的节日已过早降临，临终还在求索人生：《昼信基督夜信佛》。大哥周年祭日，我印了海报在学校张贴，起名“冬天的怀念：史铁生”。 　　 　　不可避免要和海子握一握手，喊他一声，弟，我来了。该怎么说呢？读他的短诗，会有一种感觉，这明明是我心里想的，你怎么写出来了？“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我是一口祖先向后代挖掘的井/一切不幸都源自我幽深而神秘的水”，“到家了/我缓缓摘下帽子/靠着爱我的人/合上眼睛”，…… 当然我也开始写诗，旺盛时每天一首。晚自习同桌在做数学题，我在想这个词放在句子里合不合适，直到想通为止。我在一本海子诗集的附录里看到一段令我激动不已的话： 　　 　　“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世俗的功利得失而把思考的意向超越现象界的纷纭表象而去思索时间，思索死亡，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出路，而当他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虚空。” 　　 　　赵越胜在《若有人兮山之阿》中也说：“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为此就需有入于深渊之人。” 　　 　　经由海子，我认识了尼采，当时找书实在疯狂，毛孩子一个，四处打听。至今还记得，那天中午刚下过雪，我去书店询问书来了没有。来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形而上学》。我把它们紧抱在怀中，一路飞奔到教室。此后，一次次从网上买书。花了家里不少钱，我内心在做斗争：没事，我这是在“怀着乡愁，寻找家园”。我认识了荷尔德林，“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我买了《荷尔德林文集》，可实在难啃得很。还有海德格尔，《林中路》到手时，也是欣喜异常，可是回去一看，好难咽的。那段日子买了太多书，整整一大木箱。如今想来，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有些只记住书名而已。 　　 　　经由海子，我轻轻触摸到了八十年代的草木人文。之后，我对那个年代的认知不断加深加广，成为我面对现实世界的背景之一。 　　 　　现在，我只对海子说，傻弟弟，你呀。 　　 　　还要谈到余杰，他的《冰与火》我是珍视的。少年意气眼底血，当时头上有梅花。我尤其珍视的，是他在《香草山》里描述的爱情，两个不肯昏睡的人儿在交换共鸣和感动，困惑与良知。寒假时突然听说余杰已举家赴美，幸耶悲耶？之前已从林达《二〇一一年末的提醒》中得知，余杰曾惨遭强人凌辱。事已至此，走吧，到安全的地方去吧，祝福你们。 　　 　　从《冰与火》引用的一段诗中，我认识了博尔赫斯： 　　 　　“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惧/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迈着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至终结/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不知为什么，仅凭这几行诗，就认定他是亲人了。从那以后，到处找和博尔赫斯有关的书。尤其是《八十忆旧》和《博尔赫斯小说集》，爱不释手，到大学还带着。边读他边读我，读出一篇篇血缘关系，认他是盲人舅舅。《小径分岔的花园》、《通天塔图书馆》、《永生》……，虽不大懂，但觉得妙。他向我敞开了我正要去扣的那扇门。作家们的作家，住在图书馆，指点此岸的神秘与虚无。“青灯孤照，无限无动，藏有珍本，默默无闻，无用而不败坏。”看到过一张照片，玛利亚?儿玉女士搀扶着盲人舅舅走在石板街上，温馨感人。爱，带你穿越命运的迷宫。 　　 　　巧了，今年，我万幸遇见中国的“博尔赫斯”，“文学鲁滨逊”木心先生。而今读木心，真是海外归来的太叔公，小子哪敢造次，一个字一个字虚心受教，只觉本家有此长辈福分不浅。师尊木心，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廿一日离世。“以死殉道易，以不死殉道难”。先生向我呈显“世界观念”，喏，它原来是这个样子。真是的，“只只钟表都拆开来看，却不知现在是几点几分”，太难为情了。先生，“你是含苞欲放的哲学家”，挂念着盐的咸味，“痴心而明哲，明哲而痴心”。 　　 　　有一段比较这两位长辈的话，觉得甚恰： 　　 　　“木心竟在博尔赫斯的背面：博氏皓首于‘永恒’，木心竭诚于‘瞬息’；博氏根在西方，却遥借东方的神秘衣履，木心根在东方，却汲纳西方的强健精神…… 面对同样‘没有上帝’的结论，虔诚的博尔赫斯终是‘被迫承认’，如同一个绝望的弃儿；顽劣的木心则甘之如饴，有如无悔的逆子。” 　　 　　说说《南方周末》吧，是我高二语文老师介绍的。他说，只有《南方周末》讲真话。从那起，我一直订到现在。记得当时买到一期《“改革开放”特刊》，把我激动坏了。晚自习要做理综试卷，我却展开报纸，细细品读。“在这里，读懂中国”。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放、具体。第一次知道秦晖、《中国孩子》、《河殇》、《美的历程》、《走向未来丛书》、《走向共和》…… 但不免模糊，难求甚解。每星期，我都盼望着新的一期《南方周末》，学校只有一个报亭，一份难求。后来，报亭关了，我就徒步到校外去买。生生不息的好奇心，无可救药的乐观者，我愿意是这样的人。那时候我牵挂的还有《科幻世界》和《读书》。 　　 　　二〇一〇年，我考到了山东大学【威海】。到海边来，是为一部电视剧，《海的誓言》，算是年少轻狂了。 　　 　　那一年，喜欢上了王怡在《南方人物周刊》写的专栏。越读越想读，着了魔似的。我对《圣经》早有接触，县城教堂的一位老奶奶给我的。这里插个小故事，我妈本来对我买那么多书有抵触，对《圣经》更是排斥，又加上高考失利，她索性把我的一箱书装进麻袋藏了起来。这可如何是好？我有理说不清。只得保证再保证，以课业为主，妈才罢手，一箱书重回我怀抱。 　　 　　第一篇看的是《遥远的救世主》，能感觉到作者博学多识，出手不凡。也真是，几乎每篇都能被感动。王老师给我教诲良多，一个个鲜活的语词，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救赎”、“忏悔”、“感恩”、“平安”、”谦卑“、“福音”、“爱力”……“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地上喧哗了几千年”，喜欢这句话。每次重读他，还是会平和喜乐，馨香扑面。生来如花，发光如星，我这样认识基督。 　　 　　说一本奇书，《燃灯者》，“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早先就已在《读书》看到越胜大哥写的乐评，着实非同凡响。《带泪的微笑》、《若有人兮山之阿》、《圣殿在静穆中屹立》，篇篇读来，有文脉，有贵族气，有真性情。认他是大哥，给我展开另一种胸次怀抱。八十年代的俊杰，一路过来，而今持守本色还剩几人？三位燃灯者，皆在指明破暗。辅成先生“智慧、寂寞、笃定”，恪守士人风骨，烛照寒夜，吾道不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宾雁先生几乎以一人之力，面对强权，担负起为那些无权者言说苦难的使命。“年少头颅掷未成，老撑侠骨意纵横。长空万里书何字，鸦雀无声雁有声。”（邵燕祥）唐克先生，在充满禁锢的年代，活出真实的自我，“爱死了另类生活”，不惜拿青春去搏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深感谢那些燃起火焰的人。我们受其所赐，就应向赐予者表述我们的深谢之情。”（施韦泽） 　　 　　而我，也有我的燃灯者，宋乐永先生。宋教授向我力荐秦晖，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这么大年纪，就服秦晖，人家才叫“板凳坐得十年冷”，百科全书式的人，醍醐灌顶啊。于是，在二〇一一年，我被秦晖先生启蒙。我从爱思想网上打印了五卷秦晖文章，起名《盗火者》。如今，我已实实在在是个自由主义者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中国才能在世界。何为自由主义？秦晖在《实践自由》中说的再明白不过：维护个人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反对他人强制别人。当下，做到第三点尤其难，尤其可贵。秦晖先生是个把脉高手，几句话点破乾坤。“中国常识：权力捉弄财产”，“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选择什么是文化，能否选择是制度”，“左佣右佃”而非“左公右婆”，“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的划分”，“我国一直是‘负福利’”等等。秦晖求索于“问题与主义”间，“据常识守底线”，“自然而然地”拓宽、“顺理成章地”搅深。他“尽人事，由天命”，后辈如我，能不砥砺前行，承接火种？ 　　 　　那一年，我结识了许多学者伉俪，秦晖和金雁，金观涛和刘青峰，林徽因和梁思成，资中筠和陈乐民，还有林达。志同道合，相互提携。他们一起对这个世界的交代，我称之为“公开的情书”。 　　 　　近来，我关注金观涛。他的《系统的哲学》，我一读再读。书中给出两个基本假设：条件性公理和不确定性公理。经反复推演，辩证理性似可重建。金先生以当今自然科学成果为方法论，原创性极高，深深吸引了我这个理科生。复读那年，《上帝掷骰子吗？》让我初步了解了量子物理，之后便穷追不舍。然而，老实说，我可能连入门都还不算呢。 　　 　　金观涛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的结尾称自己是上世纪“残存的理想主义者”。我知道，金先生是八十年代四位“青年导师”之一，那个“理想”，长在八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四方同志仍需努力。我看了《天安门》，那感受很难表达，片子里有太多我的亲人。凌晨一点多，我写下这段话： 　　 　　姐姐，我只是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姐姐，到林中去吧，树叶掉了，把石头，把青苔，把小径都罩了。姐姐，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夜已到，夜风带我们飘零。青春，曾像自由一样美丽。活下的漂鸟各自奋飞，前面还是海呵海呵海呵。 　　 　　那几天我快要崩溃了，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心中的幽暗与光明在不断地较量。我想找寻答案。我看了《一九八四》。 　　 　　又是一重击，“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我不得不承认，靠现有技术，大洋国不无可能。原来，核弹不单埋藏在外面的世界，它还埋藏在人性的深处。有足够的条件激发，便可以引爆，造成个性的窒息与无尽的苦难。真可怕。你如果真诚地对待生活，就不能不正视人性的复杂莫测。 　　 　　对一九八四年的爱情，我的回应是：生而为人，对不起；生而为人，我爱你。 　　 　　我相信哈维尔说的，“活在真实中”，从细节出发，在小处着手。 　　 　　还有顾准，怎能忘记这位至亲呢？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拆下肋骨当火把，“在地狱里思考”。彼时环境之恶劣，非我辈所能想象，又加妻离子散，形单影只。每天啃冷馒头、钻图书馆，九十老母，至死未见。女儿读完父亲遗稿，哀痛不已：“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 然后她引用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的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程度。” 　　 　　从《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到《辩证法与神学》，“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他证明直接民主已无可能，那样一定走向极权。他发现唯有经验孕育的理想，才不致落入教条和专制的深渊。他那样“笨”，“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不弄明白不死心。顾准，给力。“娜拉走后怎样？”，最后还是要回来过安生日子的。慢慢来，循序渐进，沉着事功，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教训呢？ 　　 　　《一九八四》中的“doublethink”翻译为“辩证法”，怎么样？“上有申韩，下有佛老”，多少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 　　 　　顾准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中说： 　　 　　“1789、1917，这股力量这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 　　 　　 　　读书就像读人，字里行间，跋山涉水，同一个个亲人相认。 　　 　　我有个古怪的感觉，我的成长，好比一部人类思想史的缩影。今年我刚二十岁， 来自二十世纪的问题与主义，将我团团围住。辗转反侧，悲欣交集。 　　 　　待我细说从头。 　　 　　从我记事起，便有“楚门情结”，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一部电视剧的主人公，眼前这一切，是在拍戏吧？只有我被蒙在鼓里，拍一部没头没尾也不知是在演给谁看的戏。一次初二的物理课上，老师讲到宇宙玄奥未解时，我竟脱口而出：“请看下集预告！”要知道，那时我还不知道《苏菲的世界》和柏拉图的洞中人呢。老实说，至今“楚门情结”仍常伴我左右，难舍难分。 　　 　　所以，在高中我那么如饥似渴地找书读，也就顺理成章了。我要和这个世界的导演谈谈。 　　 　　我读到史铁生，从《我之舞》中找到似曾相识的“我”，听见《命若琴弦》里直达洪荒的呜咽，“无所谓从哪来，也无所谓到哪去”，奔波、谋生、终老、起苦、顿悟。史大哥文字里的终极关怀给我极大的慰藉，他中有我，我中有他，是为心领神会。二〇一〇年最后一个凌晨，惊闻大哥的节日已过早降临，临终还在求索人生：《昼信基督夜信佛》。大哥周年祭日，我印了海报在学校张贴，起名“冬天的怀念：史铁生”。 　　 　　不可避免要和海子握一握手，喊他一声，弟，我来了。该怎么说呢？读他的短诗，会有一种感觉，这明明是我心里想的，你怎么写出来了？“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我是一口祖先向后代挖掘的井/一切不幸都源自我幽深而神秘的水”，“到家了/我缓缓摘下帽子/靠着爱我的人/合上眼睛”，…… 当然我也开始写诗，旺盛时每天一首。晚自习同桌在做数学题，我在想这个词放在句子里合不合适，直到想通为止。我在一本海子诗集的附录里看到一段令我激动不已的话： 　　 　　“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世俗的功利得失而把思考的意向超越现象界的纷纭表象而去思索时间，思索死亡，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出路，而当他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虚空。” 　　 　　赵越胜在《若有人兮山之阿》中也说：“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为此就需有入于深渊之人。” 　　 　　经由海子，我认识了尼采，当时找书实在疯狂，毛孩子一个，四处打听。至今还记得，那天中午刚下过雪，我去书店询问书来了没有。来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形而上学》。我把它们紧抱在怀中，一路飞奔到教室。此后，一次次从网上买书。花了家里不少钱，我内心在做斗争：没事，我这是在“怀着乡愁，寻找家园”。我认识了荷尔德林，“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我买了《荷尔德林文集》，可实在难啃得很。还有海德格尔，《林中路》到手时，也是欣喜异常，可是回去一看，好难咽的。那段日子买了太多书，整整一大木箱。如今想来，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有些只记住书名而已。 　　 　　经由海子，我轻轻触摸到了八十年代的草木人文。之后，我对那个年代的认知不断加深加广，成为我面对现实世界的背景之一。 　　 　　现在，我只对海子说，傻弟弟，你呀。 　　 　　还要谈到余杰，他的《冰与火》我是珍视的。少年意气眼底血，当时头上有梅花。我尤其珍视的，是他在《香草山》里描述的爱情，两个不肯昏睡的人儿在交换共鸣和感动，困惑与良知。寒假时突然听说余杰已举家赴美，幸耶悲耶？之前已从林达《二〇一一年末的提醒》中得知，余杰曾惨遭强人凌辱。事已至此，走吧，到安全的地方去吧，祝福你们。 　　 　　从《冰与火》引用的一段诗中，我认识了博尔赫斯： 　　 　　“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惧/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迈着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至终结/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不知为什么，仅凭这几行诗，就认定他是亲人了。从那以后，到处找和博尔赫斯有关的书。尤其是《八十忆旧》和《博尔赫斯小说集》，爱不释手，到大学还带着。边读他边读我，读出一篇篇血缘关系，认他是盲人舅舅。《小径分岔的花园》、《通天塔图书馆》、《永生》……，虽不大懂，但觉得妙。他向我敞开了我正要去扣的那扇门。作家们的作家，住在图书馆，指点此岸的神秘与虚无。“青灯孤照，无限无动，藏有珍本，默默无闻，无用而不败坏。”看到过一张照片，玛利亚?儿玉女士搀扶着盲人舅舅走在石板街上，温馨感人。爱，带你穿越命运的迷宫。 　　 　　巧了，今年，我万幸遇见中国的“博尔赫斯”，“文学鲁滨逊”木心先生。而今读木心，真是海外归来的太叔公，小子哪敢造次，一个字一个字虚心受教，只觉本家有此长辈福分不浅。师尊木心，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廿一日离世。“以死殉道易，以不死殉道难”。先生向我呈显“世界观念”，喏，它原来是这个样子。真是的，“只只钟表都拆开来看，却不知现在是几点几分”，太难为情了。先生，“你是含苞欲放的哲学家”，挂念着盐的咸味，“痴心而明哲，明哲而痴心”。 　　 　　有一段比较这两位长辈的话，觉得甚恰： 　　 　　“木心竟在博尔赫斯的背面：博氏皓首于‘永恒’，木心竭诚于‘瞬息’；博氏根在西方，却遥借东方的神秘衣履，木心根在东方，却汲纳西方的强健精神…… 面对同样‘没有上帝’的结论，虔诚的博尔赫斯终是‘被迫承认’，如同一个绝望的弃儿；顽劣的木心则甘之如饴，有如无悔的逆子。” 　　 　　说说《南方周末》吧，是我高二语文老师介绍的。他说，只有《南方周末》讲真话。从那起，我一直订到现在。记得当时买到一期《“改革开放”特刊》，把我激动坏了。晚自习要做理综试卷，我却展开报纸，细细品读。“在这里，读懂中国”。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放、具体。第一次知道秦晖、《中国孩子》、《河殇》、《美的历程》、《走向未来丛书》、《走向共和》…… 但不免模糊，难求甚解。每星期，我都盼望着新的一期《南方周末》，学校只有一个报亭，一份难求。后来，报亭关了，我就徒步到校外去买。生生不息的好奇心，无可救药的乐观者，我愿意是这样的人。那时候我牵挂的还有《科幻世界》和《读书》。 　　 　　二〇一〇年，我考到了山东大学【威海】。到海边来，是为一部电视剧，《海的誓言》，算是年少轻狂了。 　　 　　那一年，喜欢上了王怡在《南方人物周刊》写的专栏。越读越想读，着了魔似的。我对《圣经》早有接触，县城教堂的一位老奶奶给我的。这里插个小故事，我妈本来对我买那么多书有抵触，对《圣经》更是排斥，又加上高考失利，她索性把我的一箱书装进麻袋藏了起来。这可如何是好？我有理说不清。只得保证再保证，以课业为主，妈才罢手，一箱书重回我怀抱。 　　 　　第一篇看的是《遥远的救世主》，能感觉到作者博学多识，出手不凡。也真是，几乎每篇都能被感动。王老师给我教诲良多，一个个鲜活的语词，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救赎”、“忏悔”、“感恩”、“平安”、”谦卑“、“福音”、“爱力”……“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地上喧哗了几千年”，喜欢这句话。每次重读他，还是会平和喜乐，馨香扑面。生来如花，发光如星，我这样认识基督。 　　 　　说一本奇书，《燃灯者》，“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早先就已在《读书》看到越胜大哥写的乐评，着实非同凡响。《带泪的微笑》、《若有人兮山之阿》、《圣殿在静穆中屹立》，篇篇读来，有文脉，有贵族气，有真性情。认他是大哥，给我展开另一种胸次怀抱。八十年代的俊杰，一路过来，而今持守本色还剩几人？三位燃灯者，皆在指明破暗。辅成先生“智慧、寂寞、笃定”，恪守士人风骨，烛照寒夜，吾道不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宾雁先生几乎以一人之力，面对强权，担负起为那些无权者言说苦难的使命。“年少头颅掷未成，老撑侠骨意纵横。长空万里书何字，鸦雀无声雁有声。”（邵燕祥）唐克先生，在充满禁锢的年代，活出真实的自我，“爱死了另类生活”，不惜拿青春去搏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深感谢那些燃起火焰的人。我们受其所赐，就应向赐予者表述我们的深谢之情。”（施韦泽） 　　 　　而我，也有我的燃灯者，宋乐永先生。宋教授向我力荐秦晖，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这么大年纪，就服秦晖，人家才叫“板凳坐得十年冷”，百科全书式的人，醍醐灌顶啊。于是，在二〇一一年，我被秦晖先生启蒙。我从爱思想网上打印了五卷秦晖文章，起名《盗火者》。如今，我已实实在在是个自由主义者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中国才能在世界。何为自由主义？秦晖在《实践自由》中说的再明白不过：维护个人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反对他人强制别人。当下，做到第三点尤其难，尤其可贵。秦晖先生是个把脉高手，几句话点破乾坤。“中国常识：权力捉弄财产”，“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选择什么是文化，能否选择是制度”，“左佣右佃”而非“左公右婆”，“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的划分”，“我国一直是‘负福利’”等等。秦晖求索于“问题与主义”间，“据常识守底线”，“自然而然地”拓宽、“顺理成章地”搅深。他“尽人事，由天命”，后辈如我，能不砥砺前行，承接火种？ 　　 　　那一年，我结识了许多学者伉俪，秦晖和金雁，金观涛和刘青峰，林徽因和梁思成，资中筠和陈乐民，还有林达。志同道合，相互提携。他们一起对这个世界的交代，我称之为“公开的情书”。 　　 　　近来，我关注金观涛。他的《系统的哲学》，我一读再读。书中给出两个基本假设：条件性公理和不确定性公理。经反复推演，辩证理性似可重建。金先生以当今自然科学成果为方法论，原创性极高，深深吸引了我这个理科生。复读那年，《上帝掷骰子吗？》让我初步了解了量子物理，之后便穷追不舍。然而，老实说，我可能连入门都还不算呢。 　　 　　金观涛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的结尾称自己是上世纪“残存的理想主义者”。我知道，金先生是八十年代四位“青年导师”之一，那个“理想”，长在八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四方同志仍需努力。我看了《天安门》，那感受很难表达，片子里有太多我的亲人。凌晨一点多，我写下这段话： 　　 　　姐姐，我只是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姐姐，到林中去吧，树叶掉了，把石头，把青苔，把小径都罩了。姐姐，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夜已到，夜风带我们飘零。青春，曾像自由一样美丽。活下的漂鸟各自奋飞，前面还是海呵海呵海呵。 　　 　　那几天我快要崩溃了，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心中的幽暗与光明在不断地较量。我想找寻答案。我看了《一九八四》。 　　 　　又是一重击，“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我不得不承认，靠现有技术，大洋国不无可能。原来，核弹不单埋藏在外面的世界，它还埋藏在人性的深处。有足够的条件激发，便可以引爆，造成个性的窒息与无尽的苦难。真可怕。你如果真诚地对待生活，就不能不正视人性的复杂莫测。 　　 　　对一九八四年的爱情，我的回应是：生而为人，对不起；生而为人，我爱你。 　　 　　我相信哈维尔说的，“活在真实中”，从细节出发，在小处着手。 　　 　　还有顾准，怎能忘记这位至亲呢？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拆下肋骨当火把，“在地狱里思考”。彼时环境之恶劣，非我辈所能想象，又加妻离子散，形单影只。每天啃冷馒头、钻图书馆，九十老母，至死未见。女儿读完父亲遗稿，哀痛不已：“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 然后她引用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的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程度。” 　　 　　从《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到《辩证法与神学》，“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他证明直接民主已无可能，那样一定走向极权。他发现唯有经验孕育的理想，才不致落入教条和专制的深渊。他那样“笨”，“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不弄明白不死心。顾准，给力。“娜拉走后怎样？”，最后还是要回来过安生日子的。慢慢来，循序渐进，沉着事功，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教训呢？ 　　 　　《一九八四》中的“doublethink”翻译为“辩证法”，怎么样？“上有申韩，下有佛老”，多少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 　　 　　顾准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中说： 　　 　　“1789、1917，这股力量这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 　　一方面因为它设定的终极目标。而终极目标，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王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木心的《带根的流浪人》一句话挑明其中三昧： 　　 　　“初受政治教条的控制时，哗喧折腾中，来不及联想到人的极权乃是神的极权的变相和加剧，等到有所察觉，人的极权的机械系统性的完备程度，早已超出神的极权的模式之上了。” 　　 　　出路何在呢？读来读去，还是秦晖说的透亮： 　　 　　“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越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人性有局限，不可不预防。既要保护个人权利，又要预防“群己颠倒”。 　　 　　何家栋曾说，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道统”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李慎之我亦敬仰，八九之后，先生“削骨还父，削肉还母”，为自由主义鼓与呼，“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他有两个宿愿，当一位中学教员，编一套公民读本。 　　 　　真是掉书袋大王，年轻人，本该慎言宏大叙事的。我时时提醒自己，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越多。 　　 　　顾准曾对他胞弟陈敏之说过，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 　　 　　小子心中也在翻江倒海，九〇后有话要说： 　　 　　“思享家与理想国”【Openthinker & Imaginist】，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也应该是多元的。 　　 　　我读到韦伯的演讲《以学术为业》，结尾引用以赛亚神谕中那首美丽的守望者的歌：“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黎明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要问便问，可以回头再来。”在理性“祛魅”后的现代世界，韦伯感受到了现代人“令人战栗的命运”。他曾绝望地谈到：未来将是极地黑暗笼罩下的冰冷长夜。 　　 　　我想起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人从原点移到了X。 　　 　　我想起一九二七年索尔维会议上，玻尔与爱因斯坦那场著名的辩论。“上帝不仅掷骰子，还把骰子掷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我想起一九三〇年，二十三岁的哥德尔证明了不完备性定理。数学不仅是不完全的，还是不可完全的。 　　 　　我想起波普尔，“科学命题本质是一种可证伪的、有益的假说。”开放的社会，在不断纠错中，抵达不确定的未来。 　　 　　我想起哈耶克与凯恩斯长达一世纪的论战。“人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设计的结果”。理性的自负将使我们“通往奴役之路”。 　　 　　我想起纪德晚年收到一封非洲青年的来信，心里是一番世纪性困惑的反思与前瞻，纪德说：“这是大地的盐分，使老得行将就木的我不致绝望而死去。” 　　 　　我想起《黑暗时期三女哲》，每当汉娜?阿伦特碰到一个年轻学生，并从他的话语中感到人类又有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开端时，她都会习惯地嘟哝起《浮士德》中的一句诗：“他们又从地下喷涌而出了，一如既往无止无休。”无论如何，又一个孩子为我们诞生了。“人类生生不息、直至永远，世界得救的希望也就在这里了。” 　　 　　…… …… 　　 　　旷野的呼告，迢遥的逆旅，低吟的乡愁，静谧的凝视，带泪的微笑，匀一点点痴。 　　 　　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