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恭迎南通大学创造教育研究所王灿明所长光临审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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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创造教育研究所

南通大学创造教育研究所是南通大学批准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是目前我国高校中唯一的一家创造教育研究所。研究所的宗旨是凝聚创造教育的研究力量，凝练创造教育的学科方向，整合创造教育的研究资源，加强创造教育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研究所现有教授、研究员3人，副教授4人，讲师、助理研究员9人，其中博士4人，硕士9人，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近五年来完成和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2项，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江苏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余项，主办“江苏儿童创造心理发展论坛”、“刘仲林中国创造学思想研讨会”“甘子恒广义创造学思想研讨会”、“林崇德‘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学术研讨会”、“南通市创造教育高层论坛”、“南通市青少年科技创新论坛”，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

1．以儿童创造心理的发展作为逻辑起点展开儿童创造教育研究。着眼于教育与儿童发展的规律，集中探讨儿童创造心理发展与创造教育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儿童创造教育论》、《儿童创造心理发展引论》两本专著，系统阐述和论证了儿童创造教育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行动要领，获“中国创造学会创造成果奖”二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创新教育研究与创新大赛紧密结合，以理论引领实践，在实践中拓展理论空间。校团委、教务处、科技处等部门联合开展“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竞赛，在省级、国家级竞赛中屡屡获奖。在2009年的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又有5件作品获三等奖；在2010年的第七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又取得了一金一银的优异成绩，创造了我校“挑战杯”参赛史上的新记录。杨建新同志被团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团干部”和“全国青年创业教育先进个人”。

3．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课程建设相得益彰，以研究促进教学，以教学推动研究。我校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对师范生开展创造教育的高校之一，2000年正式启动《创造教育》课程建设，2010年该课程被评为江苏省普通高校精品课程。十年中，还先后开发《创造学》、《创造心理学》、《创业教育》、《儿童创造心理发展》、《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辅导》5门新课程，收益学生超过8000人次，编写教材5部，上课学生中先后有18人获“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资助。在我校“教育学原理”硕士点的申报中，“创造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特色方向得到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2007年我校开始招收创造教育研究生，为国内目前唯一的创造教育硕士点（目前已毕业1人、在读6人）。中国发明协会高校创造教育分会副理事长、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嘉曾教授评价我校的创造教育研究“在国内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同层次高校中处于明显领先的水平”。

4．校地互动，积极拓展学术领域，主动服务地方科技创新。王灿明同志为中国创造学会创造成果奖评审组成员、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大赛评委、南通市创造发明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在创造教育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声誉。杨建新、王灿明同志先后承担南通市软科学课题“‘桥港时代’南通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南通市职业院校科技创新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得到南通市科协领导的高度评价。

研究所下设“创造教育研究中心”、“创新大赛研究中心”和“创造心理研究中心”，在未来几年内，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跟踪学科前沿，在中国创造学思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机会型创业、科技创新大赛等研究领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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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发现不了杰出人才？

作者：王灿明  来源：《教育测量与评价》2012年第5期卷首语

      据德国学者弗尔辛教授在《爱因斯坦传》中披露，爱因斯坦回忆他的学生时代“几乎是充满创伤的”。有一次，他的父亲问中学的训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应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主任直截了当地回答：“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的儿子将来是一事无成的。”后来，这位训导主任干脆向爱因斯坦宣布，由于败坏班风、不守校纪，他被勒令退学了。
      经过补习，爱因斯坦最终被苏黎世工学院录取。但由于迷恋麦克斯韦、赫兹等物理学家的最新成果，他只顾埋头自学，很少去听教授上课，即使去听也常常在课堂上批驳老师。因为离经叛道、不守规矩，即使当时最富盛名的韦伯教授也未能发现他的才华，致使毕业后他连份稳定的工作都很难找到，最后，还是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专利局里谋到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但就是这么一位处处碰壁、穷困潦倒的人，五年之后居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惊人的创造力，完成了五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文，成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曾经引发国人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在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爱因斯坦的遭遇告诉我们，对潜在杰出人才进行评价是一桩相当复杂也相当棘手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妨追问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发现不了杰出人才？”
      原因之一：现行的评价是基于控制的评价，而非基于解放的评价。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在抨击传统教育时打过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认为传统教育就好比银行储蓄，学生好比是银行开的“户头”，教师好比是“储户”，教师授课就好比存款，学生只能被动地听讲、接受、记忆和重述。因而，学生“户头”里的“存款”越多，他们的批判意识就越少。毋庸置疑，在这种“储蓄式教育”中，教师的评价是以控制为中心的，他们巧妙利用评价这根杠杆不断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学生丧失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一旦有特立独行的天才学生出现，就会被予以无情的排斥和坚决的打击。陶行知先生曾语重心长地说过：“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可见，只有基于解放的评价，才能撑起天才成长的一片“蓝天”。
      原因之二：现行的评价是基于标准的评价，而非基于情境的评价。长期以来，我们的人才评价总以一定的标准为依据，这种标准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教育目的、一个时期的培养目标，也可能是一个学校的培养规格、一个教师的教育理想，抑或是一门课程的内容选择、一次教学的具体设计。尽管这些标准皆有这样那样的合理性，但都不可避免地脱离了学生的具体情况，得出的结论貌似客观科学，实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爱因斯坦13岁就自学了微积分，课堂的教学内容早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如果强迫他学习代数几何必然会遭致他的强烈反抗。了解了这一点，我们还会认为他“败坏班风，不守校纪”吗？
      原因之三：现行的评价是基于知识的评价，而非基于发展的评价。知识仅是人的发展的一部分，如果仅以知识来评价人才，难免产生偏颇。当年，钱伟长的高考物理只考了5分，却因为中文和历史考了满分而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谁知入学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侵略者猛烈的炮火，他拍案而起：“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然而，他的请求被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口回绝，为此他整整纠缠了吴有训一个星期。吴有训每天8时上班，他6时30分就等在办公室门外，吴有训只得批准他“试读一年”。如果以物理分数而论，要把钱伟长培养为物理学家简直比登天还难。然而，吴有训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年轻人的决心，意识到这种决心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果然，除了吃饭睡觉，钱伟长几乎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一年后，他的高等数学和物理成绩就提高到八十多分，最终成为了一位蜚声中外的科学家。我们惊叹于钱伟长的“美丽转身”，更应该为吴有训的胆识而喝彩，是他让我们领悟了“发展性评价”的真实意蕴。
     “中国崛起”需要大批的杰出人才，而杰出人才首先需要学校、教师去发现。要想走出杰出人才被埋没、被扼杀的怪圈，我们就必须对现行的人才评价制度进行更多的追问和反思。

      王灿明/南通大学创造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发明协会高校创造教育分会理事。（南通  22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