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学二十年学术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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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学二十年学术评述

万建中

近20年来，在民间文学的所有领域，故事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参与研究的学者的数量也最多。中国故事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一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并得到比较娴熟的运用，另一方面，研究成果特色突出，并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归纳起来，故事学的主要成就是：研究的内容、角度和方法多样，视野开阔，呈现出明显的不断发展、深化的脉络。

一

对20年来中国故事学的学术成果稍作梳理，便可以发现，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故事研究，主要是从文艺学的角度，关注故事的体裁特征，也就是本体论，或者是揭示民间故事的思想、艺术特色。主要论文有：郑硕人的《民间故事的流传与变异》（1981）、杨知勇的《民间故事大同小异的由来》（1981）、秦耕的《试论新故事》（1982）、郑硕人的《试谈民间故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1982）、潜明滋的《机智人物故事独特性漫笔》（1984）、朱宜初的《论阿凡提故事的思想艺术特色》（1984）、阎云翔的《民间故事的表演性》（1985）、肖莉的《论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事的本质特征》（1985）、巫瑞书的《略谈传统故事讲述家》（1985）等；学术专著有天鹰（姜彬）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1982），过伟的《侗族民间叙事文学》（1983）等。这些1985年以前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解决了故事学研究一些主要的基本问题，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986-1987年，比较文学的思潮席卷中国，比较文学成为一门显学而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在中国故事学界也是如此，一大批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的论文相继问世，掀起了比较故事学的第一个高潮。这类论文，1986年的主要有姜彬的《魏二郎和龙女故事》、张紫晨的《中日两国后母故事的比较研究》、车锡伦的《＜金山宝卷>和白蛇传故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蒋忠新的《<大唐西域记>“烈士故事”的来源和演变——印度故事中国化之一例》、阎云翔的《纳西族汉族龙故事的比较研究》、徐华龙的《乌鸦形象之比较研究》、月朗的《中国人类学派故事比较研究发微》、吴一虹的《我国民间故事的分类研究》等；1987年的主要有阎云翔的《论印度那伽故事对中国龙王龙女故事的影响》、陈建宪的《女人与蛇——东西方蛇女的故事研究》、侬易天的《新故事与传统故事的比较》、姚宝瑄的《<召树屯><格拉斯青>与<牛郎织女>之渊源关系》等。对民间文学学者而言，“比较”这个工作应该是绝对的，它贯穿了民间文学调查和研究的始终。同一类型的民间故事在不同地域的表现形态可比较；同一类型的民间故事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也可比较，比较的空间极为开阔。这些论文大多侧重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故事类型的特征、流传及演变。文章的角度比较新颖，问题阐述得也较为深入，在某些方面对故事学理论的探讨有一定启发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故事学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文化界、思想界的气氛异常活跃，国外新理论、新方法被大量引入并得到适时借鉴；持续多年的“文化热”达到了一种顶峰状态，钟敬文先生也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俗文化学”理论观点；民间故事集成工作的广泛展开，既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新资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这种良好的大的学术氛围和形势，必然影响到民间故事的研究，促使民间故事的研究要打破单一的、封闭式的和狭窄的局面，追求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化、开放性。
具体成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得到前所未有拓展，新的故事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结构形态分析，叙事学、类型学、符号学、传播学方法的运用，比较研究更加深入等。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有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叙事艺术》（1988）、靳伟的《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1988）、周隆渊的《论民间故事情节组合的“三段式”》（1988）、杨思民的《中日民间“羽毛衣”故事异同及其文化源流》（1989）、刘守华的《AT461型故事追踪研究》（1989）等。二是研究范围、对象进一步拓宽，民间故事的本体论、原理问题仍然是研究的重要对象，故事的演述情境、传承路径和方式等问题，故事家、故事村、新故事等新出现的事象，也受到较多的关注。这方面高水平的论文更多，诸如月朗的《民间故事的传承路线》（1988）、刘守华的《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对32位故事家的综合考察》（1988）、宋孟寅的《民间故事的语言风格与科学价值》（1988）、李溪的《黑色艺术——民间鬼故事的“有形”与“无形”》、许钰的《民间故事家个性特征的思考》、韩致中的《论民间故事家的地位、作用和基本条件》（1988）、袁学骏的《耿村民间故事村调查》（1989）、罗永麟的《论新故事的文学性》（1988）等。三是注重民间故事的文化属性，运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民间故事所蕴含的民众情感及历史文化内涵。这是故事学研究的最通常的路数，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主要论文有陈建宪的《民间故事与宗教文化》（1988）、王宵兵、张铭远的《脱衣主题与成年礼仪》（1989）和《民间故事中的考验主题与成年意识》（1989）、段宝林的《民主思想的颂歌——韩老大和五娘子的思想意义》（1989）等。

二

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学主要是对80年代末的延伸，但研究更为深入和系统。以故事类型研究为例，80年代的类型研究仅涉及个别类型，而90年代对所有著名的故事类型几乎都有调查和研究，将这类论文一一列举出来，在一篇文章的篇幅里几乎是不可能。仅在1994和1995两年间，就有近十种故事类型被学者们所关注。其中有陈建宪的《论中国天鹅仙女故事的类型》（1994）、傅光宇的《“难题求婚”故事与“天女婚配型”洪水遗民神话》（1995）、范垂政的《论民间故事<天鹅仙女>的族属问题》（1994）、江帆的《AT706故事研究——谭振山讲述的<断手姑娘>及其比较研究》（1994）、刘晓春的《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1995）、顾希佳的《龙蚕故事比较研究》（1995）、陈岗龙的《<尸语故事>：东亚民间故事一大原型》（1995）等。
除类型学的研究之外，还有故事学理论、比较故事学、故事演变史、故事讲述家、文化人类学故事学、民间故事原型批评、母题（主题）学故事学等均有一系列成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故事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一大批专注于民间故事研究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他们在故事学方面大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个性。
在故事学理论方面，主要以许钰和刘魁立为代表。刘魁立热衷于中国民间故事分类体系的建立，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故事学研究要建立自己的研究平台，突出民族性，必须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系统，以面对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资料。基于此，刘魁立在《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1994）一文中再次提出编纂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索引的必要，“编纂亚洲有关民族的比较索引”尤其必要与适时。中国现代民俗学家中，大概许钰老师最专注于民间故事的研究。他在故事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也最为丰厚。《口头叙事文学的流传和演变》（1994）一文论述了民间故事流变的五种形式：1）主人公性格基本定型；2）故事主题或主人公性格在历史传承中发生重大转变；3）故事的中心母题不变，在传承中各种成分不断变化；4）在传承中不断吸收其他故事的情节和母题；5）故事流传后，在原来基础上又增续新的内容，使故事情节进一步发展。文章运用了世界故事流传学派和芬兰学派的观点，又突显中国故事的民族文化特色、书面文献流通影响等特点，代表了民间故事一般特征研究的水平。
整个90年代，比较故事学方兴未艾，比较的角度和范围逐渐扩大。对同一民间故事类型在历史上的具体流传变异过程和在不同民族、地域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历来是故事学的重要课题。钟敬文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1991）是一篇经典论文。通过中日两国相同的53种故事类型，论证了中国和日本的民间故事具有“亲密关系”，同类型的民间故事非常多。这种根据比较研究提出的结论，在我国学界还是首次披露。文中对两国的灰姑娘型教事和老鼠嫁女型故事进行了充分的材料引证，并从历史纵向的流变和两国间的细致区别上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中，刘守华是最突出的一位，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最多。其专著《比较故事学》（1995）集中国现代比较故事学之大成，“目的在于倡导以更为系统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以充实我们对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的理解。”这部专著既是对此前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又是“比较故事学”的建构尝试。作者提出，除进行跨国、跨民族的比较之外，还应进行跨学科比较。他说“我们应当在对民间故事作跨学科比较研究方面进行新的开拓。这就不能停留在只是对民间故事的某些传统形象和情节作民俗学、宗教学解释的水平上，虽然这种解释也是必要的。而要有意识的以比较的观念和方法让两方面互相参照，彼此阐发，现出新的意蕴。在以刘守华为主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比较故事学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从“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故事文本，刘守华可谓一枝独秀。他梳理了许多故事类型演变的轨迹，《中国民间故事史》则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
正如许钰在《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个性特征》（1995）一文中说：故事讲述家研究“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潮。”当时，围绕着著名的故事家金德顺、满族三老人（李马氏、佟凤乙、李成明）、山东四老人、刘德培等的调查和故事集的出版，学者关于故事家的传承活动、个性风格乃至传承能力展开大量讨论，形成了一批很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到了90年代，对故事讲述家的关注不再局限于讲述者本人，而扩展到讲述者与讲述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讲述者所处的演述环境、具体场景、生活契机等方面来探讨故事讲述活动展开的程序过程。王作栋多年跟踪调查刘德培故事讲述活动，他的《从村落到社会——中国农民故事家刘德培故事活动简论》一文（1995），在村落社会生活中审视故事家刘德培故事讲述的实际形态，大大拓宽了对讲述主体的观察视野。江帆的《论辽宁女故事家活动的文化特征》（1990）则把性别意识引入故事传承的研究当中，从性别差异的独特角度研究女性讲述人，揭示了女性讲述人的“在场”优势及其她们的身份、角色、讲述行为的特征。江帆的另一篇重头文章《口承故事的“表演”空间分析——以辽宁讲述者为对象》，运用表演理论清理了讲述者与听众、讲述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研究包含了表演场景、活动过程、记录文本（内容、体裁、风格、形式、思想情感）、生活意义等故事讲述活动的各种因素的考察，将故事学研究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文化人类学故事学领域，参与研究的学者众多，他们依循人类学研究的路子，直接从民众中搜集第一手材料，强调正在流传的故事材料的重要意义，并将文献材料和“田野”材料进行比较处理，经过分类分析，揭示故事的历史根源、文化意蕴、社会功能和结构范式。
这方面的优秀论文举不胜举，诸如刘宁波、李琦的《兽性与人性：人与异类婚姻故事之人类学建构》（1995）、刘锡诚的《民间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考察》（1994）、郑海的《男性文化对女性文化的冲突：难题求婚型故事研究》（1990）、徐华龙的《变婆考》（1991）、周北川的《“解难题”母题的文化人类学溯源》（1998）、安德明的《万物有灵与人兽分开——猿猴抢婚故事的文化史意义》（2000）、林继富的《守禁违约的背后——“猎人海力布”型故事解析》（2000）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顾希佳在这方面用功最勤，论文最多，成绩也最为突出。
神话——原型批评流派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是加拿大学者N•弗莱，他在1957年出版了《批评的解剖》一书。此书标志该流派达到了一个高峰。所谓原型“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弗莱认为，“原型是一些联想群（associative clusters）”，是指“那种在文学中反复使用，并因此而具有了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早在80年代初，就有学者将这种方法运用于故事研究，乌丙安的《藏族故事<斑竹姑娘>与日本<竹取物语>故事原形比较》堪称典范。到了90年代，更多的民间故事原型批评成果涌现出来，如刘晓春的《灰姑娘故事的中国原型及其世界性意义》（1997）、丁玲的《<孟姜女>故事的原型批评》（1993）、纪永贵的《蚕女故事的文学——文化学解读》（2000）、金名的《试论梁祝故事的原型与侠女说》（1991）、齐红伟的《桃花意象与阿妮玛原型》（1997）、万建中的《赶山鞭型禁忌母题的意象符号释义》（2001）等。上述成果在告诉人们：一些故事的内容和形式只不过是人们用来表现无意识欲望的一种工具。我们对故事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表层上，而应该像研究神话一样，更深入的挖掘故事的内在含义，即人类的无意识是怎样得到宣泄和满足的。
运用母题（主题）学研究民间故事的学者当中，王立和万建中的成果比较突出。仅在2000年，他们就发表此类论文多篇。王立发表的论文有《古代侠义复仇故事流变及其三种倾向》、《中古汉译佛经与小说“发迹变秦”母题——海外意外获宝故事的外来文化触媒》、《人兽通婚故事的人类学内蕴及积极质素》、《古代动物悼亡殉死传说的文化内涵》等；万建中发表的论文有《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对话——从禁忌母题角度解读天鹅处女型故事》、《蛇郎蛇女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解读》、《两种理财观念的碰撞与农民心态的宣泄——识宝取宝型故事中禁忌母题释义》、《避讳型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解读》等。上述文章从母题（主题）的角度审查民间故事，或者说把民间故事中的母题（主题）抽提出来进行专门“会诊”，是很好的母题（主题）学研究。这种研究是把拥有相同母题（主题）的不同类型的民间故事置于同一层面加以考察，清楚同一母题（主题）在不同类型故事中的分布及在某一故事类型中的流布，进而运用传统的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发掘各种母题（主题）的“文化遗留”（culture  survival）。

三

如果说中国故事学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那么，中国故事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是在90年代建构起来的。前面提供的类型学故事学、故事学理论、比较故事学、故事演变史、故事讲述家研究、文化人类学故事学、民间故事原型批评、母题（主题）学故事学等方面的一系列成果，尽管是挂一漏万，但足以说明中国故事学已是多种研究方法并存，成为较完整的学科分支。
当然，20年来，中国故事学学科实力真正的展示，还在于涌现出一大批高水平的故事学专著。这些专著共同建构了中国故事学比较完整的理论和知识系统，有一般理论的阐述、中国故事史的梳理、区域故事的分析，也有各种方法论的实践个案和专题研究，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罗永麟的《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1986），段宝林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1988），祁连休、肖莉主编的《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1992），黄桂秋的《水族故事研究》（1991），曹廷伟的《广西民间故事辞典》（1993），金荣华的《民间故事论集》（1997），施立学的《关东故事学》（1998）、于长敏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许钰的《口承故事论》（1999），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2001），江帆的《民间口头叙事论》（2002），陈岗龙的《蟒古思故事学》（2003）以及刘守华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论》（1985）《故事学纲要》（1988）、《比较故事学》（1995）、《中国民间故事史》（1999）和其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2002）等。
其中，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是历经七八年艰辛劳作完成的中华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篇幅近70万字，古今贯通，搜求丰富翔实资料。第一次对中国漫长的民间故事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归纳和总结。对见于文字记述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民间故事文本、类型和讲述研究活动进行系统评述，以期建构中国民间故事发展史的宏伟艺术殿堂。既有宏观的展示，又有微观的分析；既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故事文本史，又是一部高水平的故事阐释学专著。其原创性和开拓性受到学界好评。李扬的博士论文《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1996），属典型的民间故事的叙事性的专论。这篇专论是我国目前最系统的就民间故事形态所作的全面研究。专著主要运用前苏联民俗学家弗拉迪米尔·普罗普所创立的民间故事形态分析理论，结合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细致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功能形式的基础之上，以“功能论”、“序列论”“角色论”等三个专题系统阐述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显示出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已为成熟的结构形式。这篇专著所发掘出的中国民间故事结构形态上的共同规律和特点，为研究者得以从故事结构的层面去审视民间故事，并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范例。许钰老师的《口承故事论》由“体裁论”、“流传演变论”、“讲述论”、“采录论”和“研究史论”五部分组成，构成了中国故事学最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一部论文集，钟敬文先生这样说许钰老师：“一篇论文的出世，往往酝酿经年，虽然十年来发表的著作不算多，却是认真、严谨之作。……有眼力的同行或认真向学的同学，大都承认他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老师。”的确，书中篇篇论文均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中国故事学上的基本问题在这里几乎都有精辟的阐述，堪称中国故事学的典范之作，对中国故事学的学习和研究都有指导意义。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借助“类型学”及前苏联学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理论。从故事的结构形态入手，分禁忌主题为“故事外”和“故事内”两大类。后者又由“完全式”和“非完全式”组成。通过类型分析，基本弄清了禁忌民俗事象怎样转化为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中的相关主题，以及这一主题在民间口承文本中的传播方式和流布情况。钟敬文先生“他运用民间文艺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和文学批评等相关学科的方法，解读此类民间故事群。这一成功的学术实践，拓宽了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空间，其学术水准处于中国故事学研究的前沿。”

四

    近20年来中国故事学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一）此前的民间故事研究成果起了很好的借鉴和示范作用，为故事学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厚实的铺垫。代表性成果诸如钟敬文的《略谈民间故事》（1955），毛星的《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1956)，李星华的《关于白族的民间故事传说》（1959），刘守华的《试论民间童话里的传统形象》(1959)，贾芝的《民间故事的魅力》（1961），张紫晨的《略论动物放事》（1962），戈宝权的《关于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1963），魏同贤的《漫论新故事》（1964），冯贵民的《长工和地主故事的教育作用和艺术价值》（1965）等。尤其需要提及的是赵景深于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研究》，这是中国第一部故事学专著。另外，钟敬文先生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撰写的一系列民间故事方面的经典性论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论文仍闪烁着耀眼的学术光辉。其中大部分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至今也没有被超越，诸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中国的水灾传说》、《蛇郎故事试探》等等，倘若现在投稿发表，仍旧是处于学术前沿地位的。
（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出版，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口头故事文字化书面化的运动。这种民间故事资源共享的大好局面着实令民间文学工作者们狂喜不已。可以说现在已进入了研究民间故事条件最好的时期，难以胜数的民间故事作品足以满足研究者们各方面的需求。正如许钰老师所言“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它是大规模的口承故事从讲述到书面的系统工程。这项工作包括普查、讲述、记录（记录故事本文和故事有关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背景以及讲述现场情况），还整理、编选、编写讲述家材料、制图表等。它在口承故事学中属于采录论范围，但它在工作中所涉及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处理，却与故事学各部分理论相关，工作中反映出来的故事分布。流传演变情况，更是故事学研究最为关心的。”
（三）西方故事学著作得到系统译介。一批重要故事学论著，如美国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1991）、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99）、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86）和《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1994）、前苏联李福清的《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998）、日本伊藤清司的《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1993）、《日本故事学新论》（1992）等，先后译成中文出版。这些为中国故事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帮助。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不仅是世界故事学中的力作，还被西方学界推崇为结构主义方法的奠基石。此书中文全译本也即将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刘魁立致力于系统介绍西方几个学派研究神话故事的成果及方法，并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实际运用，对“蛇郎”、“螺女”、“狗耕田”等中国故事所作的精细研究，为西方故事学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