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拓中国乡村叙述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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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拓中国乡村叙述的新空间？
李云雷

现在的中国乡村，已经与传统乡村有了很大的不同，传统中国乡村以土地关系为核心，以小生产者的经营方式为主，形成了稳固的生产关系，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家族文化。20世纪，中国乡村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经历了几番调整，可以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对于现在的中国乡村来说，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1）中国乡村内部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比如传统家族文化的解体，人与土地关系的淡漠，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等等；（2）中国处于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之中，这不仅对城市有着巨大的影响，也让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主要的表现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这不仅影响到乡村的社会经济秩序，也影响到了道德伦理秩序等不同层面；（3）中国乡村置身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乡村所面临的问题便不仅仅是乡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粮食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转基因食品问题等等，就不仅仅是乡村或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视野中，“乡村”便不是远离城市的遥远之处，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所在，也不是落后于城市数十年的保守之地，而是与城市共处于同一世界的空间，或者说，正是中国乡村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底座，在当今的世界体系与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乡村处于双重性的底层，这是我们考察当今中国乡村及其文学叙述所必须具备的视野。 1、  历史视野中的乡村“巨变”      中国乡村正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这一变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这一变化尚未被我们的作家充分认识到，如何认识并把握这一变化，可以说是对中国作家的重大考验，而要认识到这一变化，我们不仅要诉诸个人的现实体验，也需要宏观的历史视野，只有在一个大的视野中，我们才能意识到变化的发生及其意义。对于这些变化，我们可以列举几个方面：（1）传统文明的“解体”，中国乡村的宗族制度与家族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在20世纪已经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而在当前正处于激烈的解体过程之中，宗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对于中国乡村来说，不仅起着人际关系的组织作用，而且构成了传统社会价值观与世界观的重要部分，这一文化的解体对中国乡村的影响将会是根本性的；（2）“土地”的贬值，人与土地关系土地的淡漠，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传统社会中人与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深厚的感情，一部中国乡村史就是围绕土地所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不仅传统社会是这样，20世纪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也都是围绕着土地的所有权所展开的，而今天伴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越来越不重要，而青年大量离乡进城，也让他们也与“土地”在感情上越来越疏远，对于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农村青年来说，不会或不愿做农活是普遍的状态，这对于中国乡村乃至中国的未来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3）中国人“生命意识”与伦理观的变迁，在我们这个时代看似自然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前所未有的，它们正在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与独生子女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与生命意识，比如说进城打工所造成的夫妻长期分居，其数量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而这已经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以上所说的只是几个方面，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乡村正处于空前的剧烈变化之中，而这样的变化为我们的作家提供了千载难遇的机会与丰富的素材。      在文学史上，乡村的变化是文学关注的中心之一，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改革”时期的中国乡村，在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中，我们可以看到“合作化”时期的中国乡村，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儿女们》、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乡村，可以说，我们讲述中国乡村的故事就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只有中国乡村的故事才是最为深刻丰富的“中国故事”，而在今天，我们则面临两个问题：（1）在今天，我们如何才能讲述中国乡村的故事？我们能否描述出中国乡村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2）在乡土文明瓦解与城市化的历史境况中，中国乡村的故事是否仍能代表“中国故事”？——对于我们来说，讲述中国乡村及其变迁的故事，关注的不仅仅是“乡村”，而是中国人在当今世界的遭遇，我们需要讲出现代中国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红楼梦》为例，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说，《红楼梦》呈现的是一个“昨日的世界”，它表现的是传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结构与精神空间。我们对于《红楼梦》的世界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自《红楼梦》诞生以来的200多年，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仍有不变的因素，这为我们阅读《红楼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差异性视角。比如，《红楼梦》中对以家族亲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有着微妙的描绘，细致地呈现出了人物之间的亲疏远近及相应的礼仪，可以说是传统中国家族文化精妙而形象的表现，而在现代社会，家族不再是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代家庭观念也极大地消减了“家族”的内涵，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对血缘亲情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而在不同人际关系的相处上也积淀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又如，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故事是《红楼梦》的主要情节，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仅近亲婚恋是天大的禁忌，而且他们之间表达情感的方式也过于保守了，不过从整体上，含蓄、幽微而又隐秘的表达方式，正是中国人情感的主要特点；再如，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宇宙观与世界观，构成了《红楼梦》的思想空间，对于经受过现代思想与科学洗礼的中国人来说，《红楼梦》中的某些人物与情节未免是“不真实”的，但《红楼梦》对世事无常的沧桑感喟，及其苍茫而又细微的艺术风格，却凝结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经验与美感，在今天仍能唤起我们内心的认同。      我们将《红楼梦》与现代中国人加以比较，并非为了确认现代人的优越感，恰恰相反，自从进入现代以来，中国人尚未形成真正独特的既“现代”又“中国”的价值观，也尚未出现既“现代”又“中国”的集大成式的作品，而且中国至今仍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我们所经历的是激烈而又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重温《红楼梦》，也是将我们的现在与过去相联系，并一起去探索我们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恩泽，是现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乡愁”。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出现“现代《红楼梦》”，出现可以充分表达出现代中国人生活经验与内心世界的伟大作品。   2、  世界文学中的“中国乡村”故事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我国现在类似于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不仅乡村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处于瓦解之中，而且人们的传统观念也处于崩溃之中，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但是在欧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涌现出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比如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的德莱赛等等，但是在我国，尚未出现能够概括这个时代的大作家与大作品，这不仅在于中国作家的艺术能力，而且在于我们缺乏把握历史的理论与历史眼光，我们需要在世界文学中讲述出“中国乡村”的故事。      以“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为例，我们的不少作家都写到了这样的故事，在一个城乡剧变的年代，这样的故事也是很普遍的，但如何将这样的故事写得深刻、细致，写得独一无二、不可代替，仍是我们的作家需要努力的，在司汤达的《红与黑》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来自乡村的男青年如何“自我奋斗”的故事，在德莱赛的《嘉莉妹妹》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乡村青年女子如何向往城市并在城市中逐渐堕落的故事，这些故事也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但在这两部名著中，这些故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它们不仅为我们奉献出了于连·索黑尔、嘉莉妹妹这两个在世界文学画廊中栩栩如生的形象，而且通过他们的命运与遭际，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丰富层面以及作家的批判性思考，在于连与嘉莉妹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时代乃至人性深处最激烈的矛盾与痛苦，所以他们既生存于具体的社会现实之中，也超越了那个时代，让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最为深刻的“人类之痛”。而在我们当前的作品中，大多仍停留在“故事”的层面，这样的故事根本无法触及时代的核心问题，更无法谈到超越时代了。      再以托尔斯泰为例，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待乡村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对乡村中的“农奴制”深恶痛绝，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从而在小说中乃至在现实中进行改造的实践，另一方面，在道德伦理层面，他却更认同于乡村中的传统观念，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安娜“堕落”并列的另一条线索，是列文如何获得幸福的过程。这样矛盾的态度可以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核心矛盾，托尔斯泰在小说中不仅写出了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而且写出了他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留恋与赞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在我们这个时代，传统的乡村社会也处于瓦解之中，新的生产关系正在重新组织乡村社会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历史处境与托尔斯泰是相似的，但是我们能否意识到这一切，能否像托尔斯泰把握他的时代那样切入我们的时代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主人公也是从乡村来到都市的青年，在我看来，《罪与罚》凝聚了19世纪后期最为深刻的思想矛盾与精神痛苦，这个时代的俄罗斯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型之中，在社会层面，是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在精神层面，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来自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等新思想，在俄罗斯思想与文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世界，究竟是该信仰上帝还是该信奉无神论，是该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是要追随西方，是站在穷人一边还是站在新兴的富人一边？面对这些重大问题，每个人都置身其中，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思考与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罪与罚》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小说的故事很简单，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个穷困潦倒的大学生，他崇拜拿破仑，想靠个人奋斗干出一番事业，但是他缺乏发展的最初条件，为此他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可此后他却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与精神危机之中，小说围绕“一个人为了伟大的事业，是否可以杀死一个渺小的人？”这一主题，从多个侧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痛苦的挣扎，这一辩论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内心展开，也在他与持不同思想的朋友之间展开，在他与警察的猫鼠游戏之间展开，也在他与妓女索尼娅的相爱过程之中展开，他在索尼娅的感召下，从深刻的痛苦中开始信仰上帝之爱，最后他平静地接受了法律的刑罚，但是在内心中，他仍然存在着深刻的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擅长“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罪与罚》以激烈的戏剧冲突呈现出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思想悲剧，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精神矛盾，以及超越于时代之上的对人类灵魂的深入剖析。     我们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这样的作品？从19世纪中期以来，我们中国不仅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史，而且中国人的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晚清的“三纲五常”，到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再到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观，中间发生了那么激烈的转变，可以说每个置身其中的人内心都是动荡不安的，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有人为此而痛苦，也很少看到有作家能够写出中国人的“心灵史”。相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缺乏的是感受这个时代精神痛苦的能力，而要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我们需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具备思想的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以及艺术创造的能力。     当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将我们的当代经验与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进行比较时，也应该认识到其间的不同之处：（1）我们处于21世纪，与19世纪已经相差了近两个世纪，处于不同的历史境遇；（2）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3）中华文明是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的文明。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与19世纪文学大师所表现的现实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决定了中国的乡村故事是更加丰富、复杂、独特的，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讲出中国乡村的故事，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既是诱惑，又是挑战。 3、“乡村巨变”与艺术的创造性      上述分析很容易让我们以为，“现实主义”是乡土叙述的唯一方式，事实上并非如此，忠实地记录历史的变迁可以作为文学的追求之一，但并非文学的全部，作为一种“心灵史”，文学相对于理论著作、历史著作与社会学著作，可以让我们深刻、形象地触摸到人物的现实经验与内心世界，而作为一种艺术，文学无疑更应该具有美学上的追求，有作家独特的风格与独特的艺术世界。然而这一切，需要建立在对当代乡村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具有艺术的创造力。     我们以上论述强调了中国乡村的剧烈变化，然而在这些剧烈的变化中是否有不变的因素？我们能否认识并把握这些不变的因素，并将之作为艺术创造的对象？在这方面，鲁迅的《阿Q正传》恰好给我们以启示，在鲁迅的《风波》、《离婚》、《祝福》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小说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描绘，但鲁迅的着力点并非在此，鲁迅所着重的是民族心理结构的把握与刻画，这一点在《阿Q正传》中得到了最为突出的表现。在《阿Q正传》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前中国乡村的世态风情，但更加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人乃至人类心理情感结构的刻画，鲁迅艺术上的创造性表现在他对现实的穿透，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副精神的图景，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更为深刻的“现实主义”，画出了人类灵魂的一个侧面。鲁迅在变化中写出了“不变”的因素，写出了亘古至今的一种“现实”。这也是艺术的魅力之一，他让我们看到了比直接的现实更深刻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更深处的“真实”。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拉美社会的百年历史，还有丰沛的想象力以及艺术上的创造，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神秘的艺术世界；在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现在与未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而在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之中，我们看到的也不只是历史现实，而是叙述方法上的创造。——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在今天，往往更容易重视这些作品在叙事上的创新，而忽略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涵。我们应该认识到，是表达的需要在推动叙述方法的革新，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如果我们忽略了《百年孤独》与拉美历史的关联，如果忽略了《八月之光》与美国南方社会的联系，便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品。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不仅要重视社会历史内涵，也要注重艺术上的创造。只有在把握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才能行之久远。     “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这个著名的开头，让很多中国作家为之着迷，它所创造的“过去将来进行时”，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多维时空，而且那种回环缠绕也体现了一种独特的语感与美感。这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我们可以欣赏并学习这种叙述方法，但似乎不必顶礼膜拜，在我看来，李商隐《锦瑟》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句，不仅是“过去将来进行时”，而且蕴含着更丰富的意蕴，对“当时”的不同理解既可以指向将来，也可以指向过去；而在佛经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利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中的“一时”也同样具有更丰富的时态，既可以指向过去、现在、将来，也超越了具体的时空，为我们打开了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      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我们具有前所未有的思想艺术资源，近百年来，国外的重要经典作品大多已经译成了中文，我们可以充分地借鉴，而且相对于同时代的国外作家来说，我们还有丰富的传统文学资源可以借鉴，这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一个优势，我们不必盲目崇拜，也不必妄自菲薄，更为重要的，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都市与乡村都在发生飞速的变化，我们的世界图景乃至我们自身也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深刻地把握我们这个时代，并在艺术上做出新的创造，必定能够创造出这个时代的经典，我们应该讲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应该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讲出我们的故事，这既是对当代作家的一种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