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美术（Buddhist ar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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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美术（Buddhist　art　in　China）

作者：常任侠 文章来源：中国佛教信息网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犍陀罗当时为中国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贵霜王朝的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的，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全国造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其中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但今所保存，为世界之冠。 　　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的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迦腻色迦王远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发展。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来。而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无论造像绘画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佛画 早在梁代，张僧繇即以善画佛像名世。他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此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纪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可见声望之隆。他笔法简练，《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严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开创者和推动者。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因来自中亚的曹国，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样之一。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后与吴道子结合中国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隋唐时期，佛画已经中国化。 　　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们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随着佛教的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的绘画理论也同时传入。南齐谢赫曾经总结绘画的艺术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两者解释都不很明确，不能肯定说“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确是存在的。 　　雕塑 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了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在新疆，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肃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 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藏传佛教美术 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在五屯，有制作佛画的传统技法，至今仍在发展。 　　影响 在唐代，中国佛教美术曾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朝鲜南部庆州石窟庵释迦如来坐像，妙相庄严；一一面观音像、四菩萨像，姿态端庄，与中国盛唐时期佛教美术极为相似。日本奈良中宫寺的菩萨像、木造彩画，支颐微笑；药师寺东院堂圣观音菩萨像，铜造镀金，修短合度；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萨像，塑敷彩；东大寺释迦如来像，铜造线刻镀金；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佛像，干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国唐代佛教美术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壁画，瑰丽庄严，也与中国敦煌壁画，千古同辉。 　　综观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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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绘画美学体系的建立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戒幢律寺

画中禅魂——八大山人 　　遁入空门十几年，而习禅可谓终生不辍。诗文书画均含有禅意不足为奇，八大私淑的尊师董其昌也是信奉禅宗的，更意味深长的是，董极力推崇的南宗文人画始祖王维也是一位信奉禅宗的艺术家，而且是南宗禅最早的一个信奉者。由此看来，八大习禅习画，可谓与中国文人画传统一脉相传，得文人画的真传。 　　八大绘画如同禅师们参禅所用的顿悟法一样，当灵感率然而至，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生命和灵感，八大的绘画创作过程，都要在这种意义下理解，也就是说，要把他的绘画当做生命的最直接的表现，甚至当做生命本身。正如铃木大拙《禅与生活》中所比喻的：生活就像…幅水墨画，这种画必须一下子完成，不能有任何犹豫，不能有任何理智作用，也不容许修改。因为当水墨干了以后，任何修改的地方都显现出来了，生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抓住禅，它是刹那间的活动。 　　在八大所有的绘画中，有一幅画特别简单，整张册页上只有四点墨写的花瓣，组成一朵徐徐下落的花朵。这张画的含义是什么呢？传说佛祖释迎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微笑。佛祖知他已领悟，便郑重宣布：“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河迎叶。”释迦传给迦叶的这种伟大的佛法，据说就是“实相无相”，“以心传心”的禅宗宗旨，而迦叶就成了禅宗的开山祖师。八大画中的这朵花，就是寓意佛祖用以示众的那朵花，谁能悟解这朵花的含义，就了解了禅宗的宗旨。这又是一桩公案。按佛门规矩，花应该画五瓣，八大只画四瓣，自然要补上“心香一瓣”，表明他已心悟这其中深蕴的禅意。这样“下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他的《睡猫图》，在立轴长条幅中，孤单单一条狭长的石头矗立，像一根承接雨露的石柱。石柱顶端卧着一只头顶黑毛的白猫。画上方题诗一首：“水枯南泉于到尔，猫儿身毒为何人。乌云盖雪一般重，云去雪减三十春。”“水牯南泉”是宋代著名禅师；“猫儿身毒”则与《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中一桩公案有关；“云去雪减三十春”是喻自己出家三十年；猫，在八大的画中有自喻的含义，因为八大属虎，又别号“卧虎子”，他把猫画成虎，是怀才不遇的自嘲，而用猫象征佛也是禅门公案常用的手法。（参见谭天《非哭非笑的悲剧》，湖南美术出版社） 　　八大的花鸟画，冰清玉洁，清冷幽绝，融汇于画境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的情调，将把你带入一个空灵淡远的境界。这是一种空灵之美，因其空，所以境界广大。如他的《鱼》，一条小鱼，满幅空白，湖水杏然。一幅多么廓大的境地。无怪乎八大发出“三万六干顷，毕竟有色行”的感慨。空灵因其灵，所以境界闲淡、澄澈。如《竹菊图》，黑森森一块石头，从右下方悬空而上，石上一丛竹叶懒懒地垂吊在那里。竹叶丛中，几朵淡淡的菊花，静静地开着。画面左下方是一大块空白，仿佛整个世界都笼罩着早上的雾气，加上墨气淋漓，幽石湿润，青苔点点，竹叶似苍翠欲滴，更显出菊花的透明、澄澈，又仿佛如幻化的仙子。 　　八大自少深契禅机，于临济、洞山之奥旨，了然于心。他把临济的宾主句、曹洞的五位义，这些妙谛用于绘画的构图布局，能够别开生面。八大绘画构图奇掘而续密，有时周边写满而在中间留空白，有时相反地中间实而四周虚，有时偏于左或右而一边全作空白。表示从偏正中取得和谐，从宾主中获得协调，从漆黑的墨团中拓开画的新境界。这是八大用禅理作画的不二法门，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而是出于“教外别传”，若不是于禅理深造中得来是达不到这样的艺术境界的。（参见饶宗颐《八大绘画构图与临济曹洞法门》，《故宫文物月刊》第87期） 石涛的画禅理论 　　石涛的独创性来自他那佛门士子空寂澄明的禅心。他的以禅说画的《画语录》给中国近代画坛留下一部天书。齐白。石曾赞曰：“下笔谁叫泣鬼神，二干余载只斯憎。”道出了这位叛逆画魂的禅门绘画大师的杰出地位。《画语录》是他对自己画禅思想与禅画创作的理论总结，建立了一个典型的东方绘画美学思想体系。 “一画从于心”——审美本体论 　　“一画”说构成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的哲学灵魂。石涛的“一画”不是简单的谈一根造型线条，在中国书画原理中，每——画线都与作者个人的情感、心灵、人格具有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他在“心”的基础上用一摄万、万归一的本体论模式把传统绘画的三大根本问题即道与技、理与法、我与物的关系统一起来。　 　　禅宗、华严宗和唯识宗在“心”与“境”的关系上都认为心境互依，未有无境之心，亦无无心之境。“心不孤起，托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显。”（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故他们认为于境观心，反归心源，以心造境，幻相（画）乃生。石涛的“一画从心”说就是借助这种佛学思维方式，在绘画上提出一种心境交格的主体性审美观照方式：“真识相触”就是要求在审美中以心击物，心境相触，我物交涉、，心如明镜，万象自生。用石涛更形象生动的话来说，“山川托胎于余”，是境中有心；“余托胎于山川”，是心中有境；“山川与余神遇而迹化”，是心境交融；“终归于大涤”，是最终归于一心。这实际上就是传统绘画中所说的“外师造化），与“中得心源”的统一。但石涛更突出“心”在审美主体中的统摄作用，“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水林木之内，其精神驾驭山川林木之外”。强调心与山川万物的冥会合一，“心期万类”。“心与峰期”，化客观物象为主观心象，化客境为意境。 　　这种主体性审美观照要求心活、法活，破除“法障”，不受法缚而直抒自我，表现性灵。要做到这点必须强调审美之心对艺术之法的超越，”所以，“一画从心”的审美本体论自然　通向了“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的审美方法论。 无法之法——审美方法论 　　如果说华严宗的“一真法界”使他建立了独特的审美本体论。禅宗的活法心传却使他建立了独特的审美方法论。 　　所谓“无法”、“非法”是指无法之法，即无定的活法，是一种“心法”，如羚羊挂角，无“法”可寻。这种审美活法源自禅宗的心心相传、直指本心的顿悟心法。《金刚经》：“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强调的是内在的心传，而不是外在的法授，认为心即法，法即心。无上菩提法就是心的大觉大悟，本不借法，非有宜实之法，所以是“非法”；但为了达到无上菩提的觉悟，又须借法入悟，不可无法，所以又是“非非法”。 　　禅家所说的“法”就是不能见世间真实相的“障”，石涛曾经绝望地呼喊“从案臼中死绝心眼”，就是要人在摆脱“法障”之后达到“得自己本来面目”的自由境界。只要一任内心一派生命的玄机自然流布，则山水与墨华无差别，自心底流出的水晕墨章与豆古永在的自然山水在精神上若合符契，哪能还得论笔墨法度。这是文人山水画参透神机的妙处。 　　石涛提出“不似之似似之”，则是主张更自由地创造出寄托画家主观情感的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非但不受自然物象的制约，甚至完全可以不与自然相吻合，使画家的心性能得到充分的展现，使画的精神在与“境”的拥抱中得到自由的飞升，这就是“真似”。八大山人的画则以更强烈的象征性、抽象性来展示更深远的精神性。他那凝练、冷峻的笔法，独待怪异的意象，已很难找到自然的特征。正如郑板桥题画时所说：“画到神魂飘？自处，更无真象有真情。”越是不像越是情深，越是不像越是见我，越是不像越是见魂魄。 空灵之美——审美境界论 　　石涛首先是一个禅师，他的绘画渗透了弹的空灵。画家表现意境，很强调它的空间美。意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境生象外”。就是说，凡具有深远意境的艺术作品，都是在具体有形的实象外，还有一个与此相联系的无形的虚象，这个虚象有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镜中之花，可以感受到、体验到，却不可直接指点出来，因而产生言有尽意无穷的艺术效果。石涛画的李白《静夜思诗意图》，实境仅用了画幅中的一个角，一块山石，两间草屋。大胆虚化背景来扩大夜的空间，给人以朦胧的寂静感。颇具匠心的是，画家有意识地略去一轮明月，皓月当空，却不在画中。“举头望明月”，而不见月。然而，就是这一轮不存在的“月”，竞成为这幅画的第一特征。当你在欣赏时，无不在寻“月”，无不在思考、惊讶，猜测它的“不存在”。在这种状态下，空白与空无，反而是一种强调。这种妙境，正是画家深得“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禅家三昧。 　　南宗禅提出三种境界来说明心源与造化、人与自然的融合。第一境界“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人犹自寻迹觅踪，隔绝于自然；第二境界“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人迹虽无，客境犹动，仍有间距；第三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万古”表时间的永恒，“长空”表空间之无限，“万古长空”象征本体的无边无际，而这一超越时空的本体，也唯有在瞬间的“一朝风月”，之中才能证得。于是人与自然，刹那终古，永恒一体。第一层次是审美感知，“心灵对印象的直接反印”，第二层次有气韵飞动，是“活跃生命的传达”；第三层次是最后“悟”的境界，隐然有一种属于心灵上触引感发的力量，乃为“最高灵境的启示”，（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63页）。 　　禅之冥思正是通过凝神息虑，而生发出种种能体现灵气、灵动的意念，而由意念去感应大自然，于是花、月、山、水也都在感应中有所反映、有所“通感”了。这是审美感兴中的高峰体验，审美的终极层次，它是人类审美体验中所能达到的一种与生命、历史和宇宙相关的最高感悟。在人类艺术史上，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所创作出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品都是这种审美高峰体验的艺术结晶。宗白华说：“画境是在一种‘灵的空间’，就像一幅好字也表现一个灵的空间一样”，这个空灵之美，就是宇宙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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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与中国美术 作者：李小荣 文章来源：《法音》 世界上的宗教，无不重视用艺术形式来宣传教化，尤其是美术。佛教作为东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更是深谙此道。梁慧皎《高僧传》即云：“敬佛像如佛身，则法身应矣。”可见寓教义于艺术形象，直接去感化芸芸众生，这是自佛教形成乃至流布到汉地以来一以贯之的历史事实。现仅就佛教东传影响我国美术发展的主要方面略陈管见。 佛教传入，首先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此前的美术创作基本上是由工匠（画匠）完成的，而此后则出现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士大夫画家。孙吴的曹不兴，两晋的张墨、卫协、顾恺之、戴逵、王广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的绘画，尤其是佛画的创作在当时就令人瞩目。晋明帝司马绍以帝王之尊绘制佛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美术的发展。而建寺造像、依经图变以求福报的民众心理则为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契机。此后，画家与工匠（画匠）的结合，为工程浩大的造像艺术，如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的开凿及装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佛教美术的繁荣，正是在一大批专业画家和无数工匠、画匠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了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的伟大成就，成为光辉的艺术典范。 其次，佛教传入带给中国美术全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群像的塑造。且不说各种域外风光及世俗民情使人耳目一新，单就题材而言，就新添了变相画、经变画、供养人画等品种。这种经变、变相的创作，至唐而臻于极致，出现了吴道子、张孝师、卢　伽、杨庭光、王韶应、皇甫轸、范长寿、陈静眼、杨仙乔、尹琳等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大师。他们创作了数以千万计的作品，遍布于大唐帝国的都市胜刹，甚至于乡村梵宇，教化了无数的民众。《唐画断》即谓吴道子画“地狱变”，“都人咸观之，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而佛教中的人物造像，更是琳琅满目。姿态各异的佛、菩萨、罗汉的塑像和画像，无不引起清信士女对佛国清净世界的向往。至今在许许多多信徒家的神台之上，大都供奉着眉清目秀的观音或身宽体胖的弥勒像。可见即便在现代社会，佛教美术依然是民众宗教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士大夫而言，随着禅宗的兴起，由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开创的文人写意画，历宋元明清迄于现代，名家辈出，长盛不衰。特别是其中的山水画，无不洋溢着禅意禅趣。 复次，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它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说：“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此即后世所谓四家样，实指四种不同的流派和风格。曹家样由北齐曹仲达创制，其所绘人物衣服紧窄，后人誉为“曹衣出水”。张家样由梁张僧繇创立，其特点是骨气奇伟，运笔时把书法艺术的点、曳、斫、拂诸笔融会贯通，形成明快、潇洒的简淡风格。吴家样为唐吴道子首创，因“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后人赞之为“吴带当风”。特别是兰叶描的运用，自然舒畅，奔放不羁，予线条的表现力以新的内涵，颇受大众欢迎。周家样是唐周　所创，其特点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绘妇女形象以丰厚为体，尤其是他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影响后世甚大。 与此同时，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就图案制作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的装饰纹样变化不大，多是传统的云气纹、云山纹、龙纹及其它常见的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则罕见。佛教传入之后，图案样式大大丰富，出现了狮子纹、忍冬草纹、锯齿纹、　字纹等，尤以莲花纹和佛光的大量运用，更增强了宗教艺术的表现力。就构图而言，先秦两汉时仅是平列所有形象，没有纵深和远近的空间关系的处理，缺乏立体感。魏晋以后，由于佛教美术的影响，焦点透视法得以广泛应用，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增强，栩栩如生而魅力无穷。特别是凹凸法的引入，使图画艺术具有了浮雕的审美效果。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梁人张僧繇即以此法绘一乘寺，“寺门遍画凹凸花，世咸异之”，致使该寺更名凹凸寺。今人范瑞华指出：“盖吾国绘画，向系平面之表，而无阴影明暗之法，自张氏仿印度新壁画之凹凸法后，至唐即有石分三面之说矣。”据此可知，凹凸法作为一种绘画技法，处理的是三维空间、透视与色调对比诸问题，它给中国画家以巨大的启迪，不仅被画家所接受，而且颇受世人赞誉。在此基础上，后人又创造了“没骨画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天竺绘画理论中的“六支”说，对谢赫绘画的“六法”论也有影响。于此中外共知，匆需赘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美术中所表现出的丰富的人文精神，也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如275窟“尸毗王本生”中尸毗王割肉贸鸽的壁画，体现了佛教舍己救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与儒家提倡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相契合；其285窟“须菩提品”之孝子故事，亦与儒家古老的孝悌观念相符；而33窟、113窟等大量描绘西方净土世界的壁画，则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凡此种种，皆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精神，它们一直流淌在华夏民族的血脉之中。 总之，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流而不是源。因为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华美术的成绩便己斐然可观。如王逸《楚辞章句》就说：“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可知绘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佛教东传之后，给中国美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题材和风格，不唯使中国美术得到迅猛发展，且佛教美术自身亦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枝奇葩。（信息来源：《法音》 文：李小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