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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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　王书亚

《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9期　　时政新闻-专栏

- - 　　 　　《王的男人》(King and the Clown) 　　导演：李俊益（韩国） 　　 　　今年，《王的男人》成为韩国史上最卖座的戏。所谓“王的男人”，就是“供笑献勤，以奉我辈”的戏子。台上出将入相，貌似风光；台下却是权势奴仆，陷在肉身中无力自拔。你不把你的嘴变成敞开的坟墓，就换不来钱粮把它喂足。 　　老话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好像世界是一场虚空。所以看戏就像做梦，有时舍不得它演完，舍不得醒过来。一个人若是每天夜里都梦见自己在天堂里做王，那么白天做做乞丐又有什么要紧呢？8小时以外有了更高的盼望，做乞丐不过是做一份兼差。用戏班行话说，就是活得像一个票友。可惜人的不自由之一，就是不能自由地做梦。只有戏子能拥有类似的体验。反过来，一个活得比谁都贱的人，一上台就成了贵妃，又是怎样的酸甜苦辣呢？ 　　戏子，是对世人的另一个譬喻。其实所有男人都是王的男人，不属于地上的王，就属于天上的王。台下的，把自己当戏子，说善就是恶、对就是错、真就是假。台上的，则把自己变成戏痴，在苦难中拒绝卸妆。这不过是人通常的两种挣扎。 　　这是我所见过描写艺人几乎最美好的一部电影。今年2月，戏剧家魏明伦重排20年前的川剧《易胆大》去北京巡演。我要了两张票去看审查演出。里面有段唱词，把自古以来不向权贵折腰的、有情有义的戏子，狠狠数落了一遍。听起来比自古圣贤的阵仗还要大些。易胆大走的是袍哥路线，重情义轻生死。“脸上一说一个笑，脚下一踩九头翘”，怎样都在尘世中活得饱满。魏明伦说，他是“汉族阿凡提，四川卓别林”，这话也像在说他自己。《易胆大》式的幽默，是人在肉身中的另一种挣扎。 　　电影中的小丑戏艺人长生，总是让我想起易胆大，就像另一个妖冶的旦角孔吉，总让我想起陈凯歌《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但程蝶衣竟是完全没有盼望的。当全社会都成了武痴，你就连当一个戏痴都当不下去。 　　电影中长生和孔吉的宫廷讽刺剧，从街头演到王宫，陪着疯疯癫癫的燕山王，一直演到双双毙命。戏子的身份造就了一种“不爱这世界”的间离效果。影片末尾，逝去的长生、孔吉，和同行们在山花烂漫处歌舞摇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重生，结果还是戏子。临死前，孔吉问，“这即将坠入黑暗中的灵魂将为来生找到怎样的躯体？”长生微笑说，还是艺人。这是一句。另一句是《霸王别姬》末尾，程蝶衣对段小楼说，来世你还是霸王，我还是虞姬。哪一句的盼望更有根有据？程蝶衣活在剧情中不能自拔，长生却在戏子的名分里超越生死。 　　长生和孔吉是令人感佩的真正的戏子。他们比程蝶衣更投入，也比侯孝贤《戏梦人生》中那个台湾布袋戏艺人李天祿更自由。当人们说生活就像演戏，“演戏”是一个贬义词，用戏去化解生命，用灵魂的苦难包装肉体的苦难。而当我说长生和孔吉是真正的戏子，“戏子”是一个褒义词。用戏为生命添加意义，用超越于虚空之上的剧情，去安慰陷在虚空当中的剧情。 　　哲学家们一直争论历史有没有目的。如果有目的，历史就是一出戏，所有人都在台上，都是长生的同行。如果没有目的，人生如戏的意思就是活在虚空中。陷在剧情中是悲剧，不陷在剧情中是闹剧。佛道两家要出世，儒家要入世。林语堂说，中国最优秀的士大夫，都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但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价值如何搭配？结果得意的时候都是儒家，失意的时候就成了佛道。一种天上地下的超越理想，被拉成平面上的拼贴。中国文化的后现代色彩，至少领先西方一千年。游走在三家之间，最优秀的士大夫，不过是最优秀的犬儒。 　　勉强配得上“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是长生这样的戏子。就像基督徒的一生充满了末世感，长生的一生也充满了谢幕感。在权势和世俗遭遇面前，他活出了戏子的典范。他对孔吉说，一生都在等待“以一场最伟大的演出，结束我们所有的演出”。长生谢幕时的光彩，真的超过了一切由别人来施加和修改的剧情。 　　韩国总统卢武铉偕夫人看了这部嘲讽君王的电影，认为电影“很有想象力”。当年关汉卿为艺人争地位，说戏子们拜的神，应该和儒释道三家的圣人并列，因为戏剧的最高境界就是磨去尘土使镜子光明。我和长生一样，相信历史是有剧情的。剧情是对偶然性的反抗，做戏是对肉身世界的不服。但历史的剧情分两种，一种是革命者的自我设计，历史就算不是戏，也要把它变成戏。这种戏，没人会盼望谢幕，人们硬着头皮，像肥皂剧一样永远撑下去。另一种，是天上的剧本、地上的舞台，在此岸演彼岸的戏。《王的男人》的故事其实是救赎的故事，肉身活在一种剧情中，灵魂活在另一种剧情中。怎么成为可能的呢？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众人观看。”但如果你不是天生戏痴，你在柴米油盐之外没有别的舞台。你不想走火入魔成程蝶衣，也不想沦为终南山的假道士。你活在地上的君王之下，又不想做王的男人。这一切怎么成为可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