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明与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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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与精神气质

? 刘金祥

     城市不仅是人口聚集的场所，也是产业、资金、技术和建筑物汇聚的场地，高密度的人口、建筑、财富和信息是城市的普遍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1〕。英国学者K·J·巴顿也从集聚的角度对城市进行了定义：“所有的城市都存在着基本的特征，即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中。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城市经济学是把各种活动因素在地理上的大规模集中称为城市。”〔2〕按照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城市经济上的集聚不仅会导致政治上的集聚，而且也会引发文化上的集聚。城市文明作为一种公众意象，是城市历史文化长期集聚沉淀的成果。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城市文明是人类文明中最为璀璨的瑰宝。继农业文明之后，人类聚居形式发生了新的革命，这就是史称“城市革命”的变迁。城市的产生，使人类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对传播人类文化的贡献仅次于文字的发明。换言之，具有相当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居民异质性的城市，能够使各个民族、不同时代的音乐、舞蹈、礼仪、传统和行业技术得以传播、保存、移植和提升，各种人类知识、思想、经验、技能得以积累、整理、加工成为一种为绝大多数市民所接受和遵守的生活秩序和生存方式。城市文明吸纳了历史变迁、文化遗产和精神气质，蕴涵着城市的社会结构、人口构成和文化产品，包含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人格类型、行为方式和价值准则等。于他们而言，现代城市建筑如何、街道怎样也许并不特别重要，这个城市具有什么样的空间结构、呈现什么样的气质风貌也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生活其中的人能不能自由生活、自由流动、自由成长，因为这是城市文明的基本要义。     德国著名文化社会学家阿尔弗莱德·韦伯在《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一书中指出：“所谓文明是指理智和实用的知识和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3〕文明从广义上是指人化的一切成果和社会的进步状态，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等，简而言之，文明的进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狭义上的文明指的是人和社会的规范水平，主要是指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文明创建。如上所述，建立城市的最初目的主要是聚集资源、聚集财富、聚集劳力、聚集能量，因此，人们建立城市的地点大多选择在靠近江河、地势舒缓、交通便利的地方和易守难攻之处等等。地点选好之后，随着居住人口的繁衍和集聚，满足这些居住人口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文明由此肇始，比如在古希腊的城市国家中如雅典、斯巴达、克里特岛等，出现了辉煌瑰丽且至今仍为世人称道的文明；中国在上古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分封领地的政权似乎成为决定城市发展和城市格局的主要力量，各个诸侯国在交流和对抗中产生的早期中华文明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起初影响或者说决定城市存在的条件也在发生了变化，有的条件甚至出现很大程度上的弱化。比如美国的波士顿最初是因为其处于入海口而以一个对外贸易中心而存在的，但由于1857年以后水上货运贸易的衰退，加上爱尔兰廉价劳动力的纷纷涌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南北内战和西部开疆拓土对廉价产品的需求，使得原先对外贸易的资本转向更为兴旺的产品制造业。同时，这一经济转型伴随工业革命催生了所谓的波士顿“复杂的空间游戏”。其中，城市高智能者发明的科技产品对城市的发展影响甚巨，比如说汽车的出现，造成了城市的蔓延和扩张，使得人们可以居住到更加遥远的地方。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信息革命带来的通信和因特网的发达，使得“全球像一个村庄”，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人们可以瞬间发生联系，在同一个城市中比较明显的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不再被截然分开，城市的发展不再是单一中心而是多中心并存。随着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全面提速，城市人口激增飙升。由于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空间格局，加快了城市功能专业化进程，出现了专业化城市群或称都市经济圈，从而拓展和丰富了城市文明的外延与内涵。与此同时，在以数字化与网络化为引领和支撑的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生活形态的推动下，城市功能开始向综合性、动态性、多元化发展，特别是许多大都市的经贸功能得以强化的同时，其金融功能、运输功能、信息传播功能以及文化集散辐射功能也得以迅速发展。现代生产力与现代生活形态磨砺了现代人的各种品质，释放了现代人的各种潜能，使城市文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庆贺的理由。窃以为人们对已经成为过去的二十世纪予以肯定并感到自豪，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制度的变革与进步所汇集而成的城市强大生产力与现代工业文明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物质基础和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而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无论人们怎样怀恋古代文明甚至敌视现代工业，最终也将无法抗拒和否认城市现代化的魅力和它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其他诸多便利。然而，城市现代化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城市现代化的标准应当如何界定或测度？每年在瑞士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将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分为城市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程度、政府作用、基础设施、管理水平、金融活动、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八大要素，并细化为四十一个领域、二百三十四项指标。我国政府也参照这种划分模式，把二十一世纪的城市现代化（即小康社会）的标准确定为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活水平、人口素质、精神面貌和生活环境六大指标和十六项分指标〔4〕。然而值得疑问的是，满足了以上指标是否可以或者有资格被称为城市现代化了呢？从以上指标中我们无法判断到那时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满足程度究竟怎样，也不清楚政府的功能和作用处于何种状况和水平。因为城市现代化的概念应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未来的目标，更不能用今天的满足程度推测未来城市人的心理感受。这样说并不是宣扬“不可知论”，目的主要在于防止静止僵化的教条标准和空洞浮泛的目标理想。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文化抱负。城市的主体是人，从某种意义可以说，创造城市文明的过程，也是创造现代人的过程。人与城市之间的主客体相互影响改变着对方，没有城市人的高素质，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城市文明。城市文明建设取决于认识主体的文化修养和客体的文化特质，是城市群体素质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城市文明可以抽象为各种文化符号，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代表着城市文明。“让我看看你的城市，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5〕，城市文明程度是映射城市各类主体综合素质的镜子，城市形象的毁坏、历史文脉的断裂、城市个性的丧失都归因于政府的不当行为和开发商对利润的过分追逐，源于政府官员好大喜功和政绩冲动，正所谓一个庸医能使生命长眠地下，一个蹩脚的建筑师能使遗憾长留城市，而一个平庸的决策者几乎可以轻易毁掉一座城市。城市文化选择决定城市文明走向，这一选择既与权力者素质有关，又与社会选择机制有关，成功的选择取决于社会精英群体选择权力的大小、参与机会的多寡以及选择机制的完善。巨变时代的城市文明建设，需要睿智的城市决策者，更需要具有深厚文化素养、超前思维模式、强烈社会责任、鲜明城市意识的城市建设者。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文明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精英和市民创造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力量，如欧美的伦敦、巴黎、纽约等一流国际大都市都是西方城市文明的高地和集大成者。伦敦作为老牌的帝国都市，科学理性、渐进求变构成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座，这里的文化孕育出《大宪章》、《政府论》、《国富论》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煌煌巨制，培育出培根、牛顿、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家巨匠。“知识就是力量”的大力倡导，经验主义、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变革，冲破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禁锢，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先河，加速了伦敦现代化的进程。巴黎之所以受到尊重，不在于它是时装之都、香水之都，也不在于美丽的塞纳河、著名的卢浮宫和高耸的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它曾经作为欧洲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的中心，是启蒙运动和人文精神的历史重镇。十八世纪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巴黎的思想推动，伏尔泰、卢梭以及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们所阐述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以及《拿破仑法典》所体现的现代民主法制精神，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纽约是最年轻的世界大都市，纽约的崛起来自于自由、平等和机会所代表的“美国梦”对于世界移民的吸引，来自于移民文化共同缔造的开拓疆土、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精神。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使这里成为文化的大熔炉，融化成一种新质文化，推动纽约迅速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     城市文明是一个多维体，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和打量，会呈现不同的维度：在建筑学视野里，一个文明城市首先是空间结构合理、布局和功能完善的城市；在经济学范畴中，一个文明城市就是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竞争力和总体实力强盛的城市；在美学界域内，一个文明城市就是各种建筑错落有致、各色景观靓丽怡人的城市；在政治学视角下，一个文明城市就是权力依法运作、治理秩序井然的城市；在伦理学架构中，一个文明城市就是市民讲信修睦、礼让包容的城市；在社会学框架里，一个文明城市就是社会矛盾较少、社会关系和谐的城市。由于城市是人的集居地，人的现代素质是城市文明的根本载体，所以，城市文明究其本质是市民高超素养的充分彰显，是市民现代素质的集中体现。市民现代素质是指与现代生产力、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观念、道德素质、社会心理素质以及其他职业素质及其进步提高的过程。在我国，市民现代素质不仅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市民作为信仰、道德和法律等的载体和实践者，最终还决定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从联系和动态的角度看，市民现代素质不仅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历史积淀，而且成为城市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杠杆和依托。当前，市民现代素质问题之所以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凸显出来，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从根本上讲是由城市现代生产力的迅猛演进和城市经济社会体制转轨变型所引发的。城市现代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是，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管理经验在生产力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臻显要，科技知识渗透于生产要素和营销过程，物化成第一生产力。而现代管理知识与经验则成为凝聚整合生产力要素、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性因素，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素质越来越决定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城市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大生产，需要相应地建立起一整套现代管理制度和运行规则，所有这一切都对城市中的人的综合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而提高城市人的综合素质与高度集中统一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实现人的素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创造客观条件。     现代城市文明程度取决于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素质。不难见到现代城市人中那种具有文化而独缺少“文明”的人，这类人一切时髦的东西都追逐过，一切“新”的时尚也了然于心，然而却似乎丢掉了作为现代人的根本，即生命中最朴素、最简单的元素，因而丧失了心性、公正、理想的人不能称之为现代城市人，甚至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有人说，现代城市新的文盲是那些不懂电脑的人，窃以为那些无修养、无情怀、无内在光辉的人才是新时代人文精神的失明者。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确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转型，其良性发展的势头不容否定，但我们也要凝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化心理危机中，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在吸收西方嬉皮士反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吸收了传统社会江湖上的反文化资源，于是生发出一种粗俗、粗野、随意、无关切的审丑调侃语，并在人格、精神的大面积滑坡中，宣扬一种没有精神建构、没有人格操守的浅薄油滑的城市“生存状态”，进而对市民庸俗堕落加以怂恿和纵容，将多元“自由”演变成不负责任的自我宽恕，将所谓“游戏”还原为国民性式的戏弄、推诿、偏执的刁滑人生状态，最终在人文精神领域制造出一片赤贫，借“语言游戏”而带来民族性“人生游戏哲学”。     不仅如此，反传统精神的解构策略还将其范围扩张到人类精神文化和心性道德领域，在破坏掉都市知识分子的心性、责任感、灵魂归宿以及道义担当之后，都市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严重的萎顿，知识分子的心态出现了空前的分裂和彷徨。因此，在因城市社会转型出现的“精神空场”中，我们能否提出一种新的精神形态或新的价值系统，以使现代城市人“单维”的精神得以修复和重建？能否在修身的个体心性建设中实现“新理想”的价值建构？在我看来，在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造成的世纪灾难后，现代城市只有张扬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都市知识分子只有回到个体反思的独立立场，以自己的精神品格、心性资源为唯一支撑，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性眼光去看待全球城市化的未来走向，对城市社会现实中的丑恶和不公保持一种冷峻的文化批判态度，也许才能在引导城市居民逐步消隐人格面具和不文明言行、消除“神话”、减少“误读”的同时，纠正城市现代化中的负面效应，为城市现代人提供多种价值方案，在保持每一个体的独立判断、独立选择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心性情怀，达到心灵沟通和理性共识。     现代城市市民素质是衡量都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美国学者亚历克斯·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理论指出，在现代化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只重视如何用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现代化的水平，政治学家也忙于从政治机构和组织的结构和功能来解释社会的现代性〔6〕。但是，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中的行政人员都获得了人格的现代性，这个社会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现代社会。否则，即使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制度和观念，即使实现了经济起飞，也不会有持续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7〕就当前我国城市状况而言，现代城市市民素质主要包括科技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和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努力增强四方面的意识。一是增强法律责任意识。建筑在法律意志基础上的责任理念，是任何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须臾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责任就是人们自身立法意志所产生的一种道德必要性，没有自觉自愿的立法意志也就无所谓责任。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俗世化”运动，社会个体追求自身的切身利益，要求具备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权利，这是合理的，但是必须懂得，社会个体在自由选择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的同时，必须具备承担自己所选择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意识，必须强调依法诚实劳动致富，必须以法律意志来约束自己的利益行为。从目前思想舆论界的倾向性来看，似乎强调利益行为的辩护有余，而强调承担法律责任不足，这一偏颇如若得不到彻底纠正，和谐有序的市场机制仍然不能建立。从这一意义来说，法律责任意识乃是“第一素质”。二是增强道德自律意识。真正的道德行为是与自觉的责任观念相联系的。其实，单纯出于功利考虑的行为并不具有道德价值。无论是中国的道德哲学还是西方的道德哲学，都承认道德行为即善的必然性与普遍性，无须假借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或权威力量为道德行为奠基，都主张道德自主或实践理性自主。只有出自内心的责任观念，才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一切行为只有出于责任观念，以责任为唯一动机，才具有道德价值。中国文化具有道德自律意识的丰富的精神资源，中国共产党人具备优良的理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传统，只有把东方的德治传统与西方的法治传统相结合，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行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增强现代科技意识。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就确立了“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强调要把国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应当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城市与城市的竞争，实际上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提高劳动者的现代科技意识，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建立现代科技意识，不仅要求了解掌握现代新科学、新技术、新知识，而且用现代先进的科技手段从事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提高工作效率。强调现代科技意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把单纯重视货币资本转变为重视人力资本的观念变革和战略转移。四是增强独立人格意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深圳，正是由于提供了物化的人文关怀，才会突然间吸引那么多人涌向鹏城，才会突然间以极快的速度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如今上海抢了深圳的风头，也是由于它比前者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坚持认为对城市来讲，它的建筑、街道、公园、绿化带等等并不重要，最主要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能否获得自由生活、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可能性。比如在美国的雷特蒙德市，一个哈佛大学的退学生可以成为世界首富；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市，一个不谙世事的、整天泡在厨房的大佬可以变为广告公司的创意大师。正是这种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流动的可能性，才造就了城市伟大永恒的生命力。创造和保持这种可能性需要科学的机制，而这些机制能发生效果取决于生活和管理这个城市的人们是否具有宽容精神和是否对文化多元化、多样性的尊重、理解和追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8页。
    〔2〕（英）Ｋ·Ｊ·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页。
    〔3〕（德）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4〕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红旗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第69页。
    〔5〕（美）伊利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顾启源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6〕（美）亚历克斯·英克尔斯等：《走向现代化》，陈观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7〕（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文选》，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