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诗歌 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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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诗歌 就在我们身边



◎ 罗执廷
这一期的“诗歌人间”栏目所选的十首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翟永明、于坚、从容等诗人的作品涉及的是关乎人类群体性命运或公共处境的宏大话题，比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强权政治、女性命运等问题；其余七位诗人则都从个人直接生存经验出发，展示人间冷暖。前一类宏大主题的诗歌都是及物的，有具体的指涉的，并非高蹈派。诗人们把自身置于人类群体之中来感受和思考，体现的是带有公共关怀品格与理性思考品质的诗人们的人间情怀。而后一类诗歌中，诗人们也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或一颗平常心来展示个人悲欢，从而呈现了人间百态，从诗人一己的小悲欢里面，我们也能够咀嚼出人类共通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与对于美好理想的向往。总之，这十首诗具有共同的优秀品质——人间烟火气，在当下这个诗歌日益被大众疏远的实利主义和消费文化时代，它们将提醒人们，诗歌并非可有可无，也并没有远离现实、远离人们的生活，而是顽强地锲入了整个人类甚至每个个体的实际生存之中，发挥着净化、反思、抚慰、批判等丰富的精神功能。
翟永明关心的是“毒品”、“病毒”、“食品的毒”、“空气的毒”、“垃圾的毒”、“噪音的毒”等威胁着当下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生存的防不胜防的“我们身边的毒”。形形色色的这些“毒”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在伤害人体的同时又化为身体的毒素排出，再次污染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和空间。这种处处皆“毒”的环境是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幸免的，甚至在我们一吸气或一吐气的瞬间都是在吸毒或排毒。这种危害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发动一场世界性的毒气战！诗人把我们生存的环境描写得这样惊心动魄，确实能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联系到近些年来我们国内层出不穷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流行疾病等种种案例，我们当不会认为诗人是在夸大其辞。
于坚的《闪存集》是一首政治隐喻诗，它列举了“旗”、“大王”、“高音喇叭”、“推土机”这类强权政治或暴力的象征物，暗示了它们在“大地上”“不说话的人们”面前的煊赫气焰。它们可以支配和命令群众，可以统治人民，可以向人民高分贝地宣传，甚至可以像推土机一样强有力地摧毁权力的障碍物，但它们最终面对的是人民沉默的反抗。人民或普罗大众也许不会表达，也许不敢发声，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强权的默许，而恰恰是不合作，是无声的反抗。当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专制统治者，各种强权政治行径屡见不鲜，当下的中国大地上，暴力拆迁等现象也屡屡上演。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真正的诗人当然不会闭上眼睛，而是会代替沉默的人民来“说话”。
《往昔》无疑是一首女性主义主题的诗。在女诗人笔下，无论是宋代壁画中的古典仕女，还是“水晶吊灯里的蕾丝女人”——这可能是指西方中世纪宫庭贵妇的形象，或是指现代家居装饰品中的女性模特形象——都沦为了观赏的对象。总之，无论古今中外，女性不管是作为艺术欣赏的对象还是作为商品（装饰品）消费的对象，都遭受着观看与消费者的“故意伤害”，难逃被“物化”的宿命。更重要的是，伤害这些女人的看客与消费者也包括了“我”这样的女性，“我”无意中也参与了消费女性的男权文化或商业文化的同谋。这里，诗人对女性命运的观照是独到的，也带有自我批判的深刻性。
余下的七位诗人都选择了从自身经验切入现实生存和人间冷暖。这其中，老巢的《和家一样可靠的名字是我租用的》属于所谓的“底层写作”。诗人在北京这座大都市里居无定所，漂泊无依，连名字也像是租房一样租用的，他感觉自己的命运就像风中的树叶，悬浮在空中。悲观的诗人感到自己那种筑巢定居的生存理想也显得“形迹可疑”。这种无根状态的描绘道尽了外来人口都市生存的艰辛。文萍的《顽固性失眠》也反映的是都市生存的艰辛：每天匆匆在城市的街道上赶路，都市生存的压力转化为顽固性失眠，常常折磨着诗人，让她身体早衰，让她感觉到身体支离破碎，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地倒下”。这是一个“衣着光鲜”的都市白领的真实生存境遇，显然也是现代都市人普遍的生存困境——在形形色色的竞争、压力、挑战面前，有多少人处于这样一种焦虑、疲累的精神状态之中！都市生存的困境还以另一种疾病——都市怀乡病的形式呈现出来。唐诗的《虫声》就是如此。诗人在暗夜里静听虫声——那种常出现在村庄而不易出现于都市的虫声。在虫声中，诗人自然回忆起乡村的枣树，枝头成熟欲坠的红枣……这都是人们在枯窘的都市生存中难免会滋生出来的美丽的乡愁。对乡村生活的美化同样出现在骆心慧的《孩子们的脸》中。作为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她被那些黑牙齿的、流鼻涕的、鼻尖擦伤的农村孩子们的稚朴、单纯与欢快感染着，“真想把一生都挥霍在这里：教书，种菜……”。这种诗意化的乡村生活图景固然动人，但只有当与诗意匮乏与纯朴难觅的都市生活相对照时才具有意义。诗人自己是矛盾的，她只是“有时候”会想“幸好我有这份工作”，未必肯永久生活在乡村。只有将上述4首写都市生活与乡村图景的诗放在一起读，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现代都市人在现实生存与精神原乡之间的撕裂性处境。
剩下的三首诗属于描写凡人生活中的小小诗意的类型。徐燕华的《幸福时光》写“我”的父亲——一位为人师表的教师，在工作之余骑着一辆“幸福牌”自行车，载着小小的女儿，串街走巷收废铁。这种似乎与身份不相称（有辱斯文？）的业余经济行为无疑暗示的是贫穷这一生存困境。但卑微小民的这种自力更生、自强有为的行动中又未尝不存在某种骄傲与自尊心理。这样的美好心态再加上父女的劳动合作，称之为“幸福时光”并不为过。莫雅平的《核桃与宇宙之歌》从儿子的一颗核桃出发，浮想连翩，“觉得宇宙就团结在我家的核桃周围”。诗人的浮想貌似荒诞不经，实则有其心理的基础。沉浸在家庭温暖与亲子之爱的氛围里的诗人心中爱意充盈，自然就转化为诗意化的想象。所以即便是居于一个小小城市中的一栋“旧旧的楼”里，诗人也觉得世界美好无比，充满光明（与核桃壳里的“黑暗”相对），并看这小小的家为一切，为全宇宙！这确乎达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的生存境界。万璐璐的《用力爱》则是抒发和描写一个平凡女子的爱情宣言与心态：尽管曾受过爱情的伤，但她仍然坚信“爱”“不曾熄灭”，值得珍惜，呼吁即便人生短暂也要“用力爱”！这直白、质朴的宣言多么令人心动！的确，现代人（尤其是都市人）的生存中常常遭遇的是压力、烦乱甚至是痛苦，但谁又能否认其生存中就毫无快乐、幸福的时刻或点滴呢？关键是人们用怎样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如果有一颗平和、知足和充满爱的心，就会发现再平凡的生存中也有诗意的闪光。
以上这些诗作，不论是出自名家之手还是出自青年诗人之手，篇篇都不平庸，首首都充溢着浓郁的诗情与诗意。无论是就这些诗歌的生活含量、情思内蕴还是就其表现的技艺而言，都达到了饱满圆熟的境界，且相得益彰。这样具有朴实沉着风格的诗无疑属于当下新诗的主流和中坚。我相信我上面的粗糙解读已经能够初步证明这些诗歌的优良品质，也能够唤起读者大众对当下诗歌的信心与尊重。尽管诗坛不乏纷扰和泡沫，但总体而言，那些纯正的诗人们还是值得我们信赖的：诗人与诗歌就在我们身边。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