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大学中崛起的“第三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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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大学中崛起的“第三代”诗人




从“中国最早的嬉皮士”，到一个被主流文坛高度认可的诗人，于坚说自己其实“一直没有变”
于坚1954年出生于昆明。14岁辍学，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等。20岁开始写诗，25岁发表作品。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年长诗《O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著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台北）、《作为事件的诗歌》（荷兰语版）、《飞行》（西班牙语版），文集《棕皮手记》、《云南这边》等十余种。2004年1月，五卷本的《于坚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坚开拓了中国诗坛口语写作的风气，曾提出“拒绝隐喻”、“诗言体”等诗歌主张，影响深远。
红小兵：站在餐桌旁的一代
我曾说我们是“站在餐桌旁的一代”。意思是在时代中我们没有标志性的座位。我这个说法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并非命名诗歌的什么代。我指的是红卫兵之后，在文革时期处于童年和少年的这些人。就是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的小说所描写的那些人。他们不是红卫兵而是红小兵，不是“知青”而是“小知青”。这些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他们经历了文革，但只是文革的旁观者，没有明确的社会身份。他们中间很少有政治人物，最多的是诗人、作家、艺术家。在电影上他们是第五代，在诗歌中他们是“第三代”，小说中他们是所谓“痞子文学”，在艺术上他们是所谓新潮美术。这一代作为特殊的身份很少被谈论到，很难对这一代人做整体的判断，作为文学艺术，他们或许成就辉煌，但作为普通人，他们已经完全消失了。
文革时我上小学五年级。我是革命的局外人，是用一个少年的眼光看待这场革命。尽管那时候小学也会搞一些造反运动，也会张贴老师的大字报，但这就像小孩子的游戏，没有成年人世界中那种刻骨的阶级仇恨。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懂得这场革命对我们的生活将造成什么影响，让我感觉到时代发生了变化的一件事是五年级刚开学那天，我的教科书只发下来一本———红色封面的毛主席语录。不久，学校就停课了。
1967年，我的家庭也受到冲击，我父亲被下放。但最初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感觉到文革的恐怖。在我眼中，这更像一场游戏，我与其他小孩一起跟在红卫兵游行队伍的后面，跟着他们去抄家，争抢那些被抄出来的画片、邮票什么的。那时，几乎每天都会传出某个邻居阿姨上吊了，某个小伙伴的父亲自杀了，每当发生这些事，我们并不大惊小怪。好像那只不过是电影。我也只是隐约地感到一丝恐惧，最主要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一下变得非常好玩，我们无拘无束，大人们忽然消失了，成了舞台上的演员，再也顾不上教训我们。
“在读书上，我是第一流的”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包括《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都是小学时读的。后来听我妈说，我那时还全本背诵过《新华字典》。那时读书有三个来源，一是父亲的藏书，二是少年宫阅览室，三是我的语文老师。
1966年的一天，我和父亲把窗户关起来，烧掉了许多藏书。包括成套的《收获》、《新观察》等杂志，只留下马克思和《鲁迅全集》，我们一下子回到了中世纪。许多优秀的书籍转入了地下，重新以古代的秘密方式流通，许多书被禁止了，但最优秀的书也留下来，脱离了图书馆和书店的垃圾堆，因为人们在藏书的时候总是选择最好的。我总是有渠道能够得到这些书，那时代造就了普遍的文盲，但也成就了一流的读书人。我认为在读书上，我是第一流的，我的那些读书笔记今天可以直接拿去出版。
我早期的阅读是中国古代经典，我全部背诵了唐诗三百和许多宋词，包括《古文观止》。也看了《左传》，《论语》，那时候我喜欢《左传》而不懂《论语》。在1973年左右，开始大量地阅读西方以及俄罗斯的18世纪、19世纪文学，我说的大量是有一本读一本，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那些书都是前几页已经不知所终，书皮是肮脏的牛皮纸，我记得那时候读书，最头疼的就是要猜开头，后来我发现对经典来说，没有开头也无所谓，中间撕掉几页也不影响。像《红楼梦》，读20页也可以知道它的伟大，像《论语》，瞟一句也可以受用终生。早年，《鲁迅全集》、惠特曼的《草叶集》对我影响很大，在人生观上，我接受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
西方现代派的作品我是在进大学后才陆续接触的，我的阅读比较正统，我是先有一个对基本的古典文学史的心灵感受，之后才进入对它反动的那些作品。我从来不觉得古典主义不如现代主义，我是比较早读罗布·格里耶的人，但我并不因此否定罗曼·罗兰对我的影响。我不是为主义、先锋而阅读，我是按部就班，像在一个自己的私塾里一样，从文言文开始，到白话，从《左传》、《诗经》、唐诗、宋词，到《红楼梦》、30年代、艾青、贺敬之，从巴尔扎克、契诃夫、普希金、泰戈尔、罗曼·罗兰、杰克·伦敦到爱伦·金斯堡、毕肖普、艾略特、罗布·格里耶……
大学中崛起“第三代”诗人
文革不是在1976年忽然一下结束的。文革结束了，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根本的变化。生活不会戛然而止，我的生活也延续着文革时的状态。当然，变化也开始了。1976年，我与朋友在工厂办了个大字报专栏，纪念“四五运动”，并写了一首普希金式的纪念诗歌。1977年，我参加高考。语文考了昆明第二，但因为耳疾没通过体检，未被录取。1979年，我参加了昆明一个文学刊物《地火》的活动，此时，我的手抄本作品集已经在云南大学中文系部分朋友和学生之间传阅。我首次在超过三个人的人群前朗诵自己的诗歌。朗诵完毕，在场十几个人同时给我热烈鼓掌。我第一次发现我的诗歌有这么多人喜欢。
1980年，我被云南大学录取，请一个朋友冒名通过了体检。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1980年，昆明《滇池》杂志发表了我的《记忆》，这是我的诗歌第一次在国内的公开刊物发表。
1981年，我开始参与在中国各大学兴起的“大学生诗派”的活动。重庆的《大学生诗报》在80年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民间刊物，它将全国大学的重要诗人都联系起来。我被这份报纸称作“大学生诗派的旗手”。并通过这份刊物与后来被称作“第三代”的诗人建立了联系。没有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诗派”，就没有后来的第三代诗人。
8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坚冰在被打破，启蒙、思想空气活跃，敢为天下先，使命感，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是时代的潮流。大学生是那时代的青年精英，并非今日的枯燥试卷培养出来的豆芽，集中了这国家最有思想和创造力的青年。当时中国最有创造力的一群诗人在大学里，但不是什么学院派，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嬉皮士，最先穿牛仔裤、留长发、跳迪斯科、听摇滚音乐、热爱崔健、谈论性解放和黑色幽默。值得一提的是，朦胧诗一代恰恰没有这些举动，他们的穿着像老干部，喜欢用美声唱前苏联的歌曲。
与韩东意见分歧，疏离《他们》
我与韩东是在1984年左右认识的。当时封新城在兰州大学办一个叫《同代》的油印刊物。第一期发表了我、韩东、海子等人的诗。那时候兰州是中国先锋派诗歌的堡垒，张书坤在那里编《飞天》的大学生诗歌专栏。第三代还没有出现，但许多第三代诗人都已经在《飞天》抛头露面了，当时《飞天》可不得了，我们的作品在中国基本没有什么刊物会发表，就那里敢登。我在《飞天》发表的作品获得大学生诗歌奖，使我与许多大学里的未来的第三代诗人建立了联系。
《同代》出来后，我接到韩东的信，和我商量办一个刊物，我很高兴，回信帮他取了一大堆名字。后来把诗也寄去了，还寄了100元人民币，刊物是大家联合出钱办的。我们没有说过主编的事情，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署名主编意味着出了事情就要负责。所以《他们》创刊号署名主编付立，是集体化名。
《他们》创刊号目录前面有一首诗，每一句说的是一个诗人，例如“南京的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有人断言南京的付立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等等。创刊号还有一个副标题，“他们文学社内部交流资料”，我认为我们是心照不宣地编一个朋友刊物。
《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轮流编辑，第6期是我编，稿子都已经寄到了昆明，吕德安的钱也寄来了，但韩东寄来的南京的某些稿子我不喜欢，主要是新人的，我就和韩东展开通信争论，两个人都很固执，我后来把稿子退回去了，没有编这一期。我当时倾向办少数同人的刊物，保证质量，更纯粹，而韩东想尽可能多地扶植新人，这是我们的分歧。第5期开始韩东已经扩大了《他们》的作者，第8期我没有参加，作者多达34人。
后来《他们》发展成了四十多个诗人的大团体，我也就逐渐与之疏远了。1995年《他们》出版第9期，最后一期，《他们》结束。
口述：于坚采写：记者张映光
■记者手记
1985年春，酝酿了一年的《他们》出版。在诗坛引起巨大反响。《他们》的创刊成为第三代诗人崛起的重要标志。其领军人物于坚、韩东也成为“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1986年，《诗刊》发表于坚组诗《尚义街六号》，该诗对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口语写作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于坚的名字从一开始便与1985年兴起的先锋运动紧密相连，1998年发表的《飞行》与1994年发表的《0档案》至今被人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探索的最前沿作品。
但是，进入21世纪后，于坚却旗帜鲜明站在“先锋”的对立面，开始更多地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如今的于坚在一般人看来已经与那个在80年代冲在先锋队伍最前列的旗手判若两人，但在于坚看来，他并没有变。“尽管我们的对抗不是与时代的直接对抗，但在80年代那种气氛，任何人回避与时代的直接碰撞显然都是不自然的。只是现在看来，我们把时代看得太重了，但那种对抗当然是值得的，是永远值得怀念的。”于坚说道，“其实，我一直没有变。只是在不同阶段我会写不同的东西。”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