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甘肃诗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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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甘肃诗歌论
叶淑媛

提 要：新时期甘肃诗歌创作成就卓著，成为全国诗坛一块挺立的高地。本文将其置入中国新时期诗歌发展的格局中进行研究，认为地域性的借重及其超越，独立精神的坚守与艺术上的多元探索，特别是相对独立、内敛、沉思的个人化写作道路，以及少数民族诗歌的民族性认同等，是甘肃诗歌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而思维和情感世界向现代社会中的延展和感知不够敏锐、丰富，限制审美空间的拓展，以及诗人个体艺术表现风格过于稳定和缺乏必要的有建树的理论倡导，是甘肃诗歌进一步发展需要重视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甘肃诗歌；创作实绩；特色；经验与不足
新时期以来，甘肃诗歌不论从作家阵容和创作态势讲，还是从作品的数量质量讲，都处于本省文学发展史上最好、最突出的时期。甘肃已成为诗歌大省和强省，而且长时间具有全国领先水平。诗歌创作真正体现和代表了新时期甘肃文学的最高成就。因此，对新时期甘肃诗歌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我们应予以充分的肯定，对其进行及时的学理性的回顾和探讨，也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本文通过对甘肃诗歌的创作实绩、创作特色的剖析，分析和总结甘肃诗歌的成就以及为新时期诗歌创作提供的经验，探究甘肃何以成为诗歌强省的成因，并指出甘肃诗歌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难题。

一、诗歌大省的创作实绩

新时期甘肃诗人群体人数众多，阵容强大。至今在全国各种正规出版刊物发表过诗歌的诗人已达300多位，并出现了一批享誉全国的知名诗人。唐祈、高平、何来、李云鹏、汪玉良、伊丹才让、李老乡、匡文留、林染、阳飏等中老年诗人是新时期甘肃诗歌的开拓者和中坚。他们以诗歌为事业，张扬人生的诗意，以优秀的诗作为新时期甘肃诗歌赢得了最初的声誉，他们的创作时间大部分集中在上个世纪后20年。1990年代迈上诗坛的青年诗人群体更加意气风发。叶舟、高凯、人邻、阿信、桑子、古马、牛庆国、娜夜、沙戈、唐欣等一大批诗人汲取了中老年诗人积淀的诗歌底蕴，以多方探索的姿态，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骄人的创作实绩，打造了甘肃诗坛龙腾虎跃、生机勃勃的局面，为甘肃赢得了诗歌大省的美誉。
新时期甘肃诗歌创作实绩是引人瞩目的。在迄今为止的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中，军旅诗人王久新、辛茹同时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优秀诗歌奖；李老乡、娜夜同时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每届只评5部诗集，三届15部，甘肃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在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评奖中，东乡族诗人汪玉良获得诗歌一等奖3次，马自祥获得1次；藏族诗人伊丹才让获得2次，丹真贡布获得1次。他们为甘肃少数民族文学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此外，高凯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首届“闻一多诗歌奖”，老乡获《人民文学》、《十月》诗歌奖，高平、陈默获《诗刊》征文奖，小米、蝈蝈、古马、叶舟、人邻获《人民文学》诗歌奖，阳飏获《星星》跨世纪诗歌奖，牛庆国获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等等。全国各类诗歌奖项中都有甘肃诗人的名字，各种诗歌选集都不缺甘肃诗人的作品，这些都是甘肃诗歌强劲实力的表现，诗歌大省的赞誉名至实归，得到了文坛的肯定。其实，早在2001年召开的“世纪之春·甘肃诗会” 上，著名诗人、《诗刊》副主编叶延滨就说：“在中国的整个文学版图中，如果不讲诗歌，那么就很难评价甘肃的文学；评价甘肃文学，如果不讲诗歌，就把甘肃文学的成就大大削减了百分之五十。所以，我认为甘肃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诗歌大省。”新世纪以来，甘肃诗歌高地还在上升，诗歌大省正在向诗歌强省迈进。
因此，甘肃诗人是中国当代诗坛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流派众多、多元化的中国诗坛，甘肃诗歌以自己独异的特色经住了各种潮流的冲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诗坛一块奇崛的高地，回想着多声部的嘹亮交响。甘肃诗歌为中国当代诗歌创作注入一股活力，为新时期诗坛乃至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鲜的诗学经验。
二、地域性的借重及其超越
在1983—1986年间，“西部诗歌”可谓中国诗坛独放异彩的景观。这一流派的诗歌在理论上最初的倡导是“新边塞诗”，此后逐渐倾向于“西部诗歌”的说法。不过“西部诗歌”这个概念的界定有含混性和表面性。因为诗歌的精神不仅仅在于地域性，更重要的是具有人类性。而且，许多西部诗人的诗歌成就，也不是所谓的“西部诗歌”能够概括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昌耀了。甘肃诗人也大多并不认可给自己的诗歌贴上“西部诗歌”的标签。这并不是说要取消诗坛曾经存在的“西部诗歌”这一概念和创作现象，只是在运用“西部诗歌”这个概念时应该注意到它的局限性和含混性。不过，“西部诗歌”这个概念在对西部诗人的诗歌进行理论描述时有一定的有效性。确实有一批行走在西部大地的优秀诗人，以中国版图的西部地缘作为生命体验的场域，创作了带有明显的西部地域性特征的诗歌。所以，本文还是沿用了“西部诗歌”这个概念，但我们更要注意的是，甘肃诗歌有对西部地域性因素的倚重，但其精神内蕴绝不止于西部的地域体验。它还具有深入挖掘西部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普遍人类通约性相融合的深刻内涵。甘肃诗歌作为“西部诗歌”的重要创作力量，实现了地域化的借重与超越，这才是甘肃诗歌的真正价值。
甘肃诗人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融于西部大地，融于西部乡土，建构起一个博大且雄浑的西部，一个奇异而浪漫的西部，一个贫穷但坚韧的西部，一个多样的立体化的西部，一个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西部。诗人观览风物，触摸历史，关注西部人的生存状态，思索民族精神，思考人类的生存及其命运。
“西部诗歌”在具体的地域性特征上，有的充溢着西部边疆风情，有的乡土气息更为浓厚，因此可分为西部风情诗和西部乡土诗来分别观照其特色。
西部风情诗群体的诗人很多。比如著名的“九叶诗人”唐祈，他是西部风情诗的奠基者。80年代初的《敦煌组诗》、《西北十四行组诗》等都写到对旷漠土地的倾慕，是“新边疆诗”的代表作品。林染是西部诗歌的大力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创作者。诗集《林染抒情诗选》在具有鲜明的西部特色的山川地貌中，张扬西部生命精神的律动，在西部历史的遗迹中触摸民族心灵，挖掘民族精神。《西藏的雪》则更深入地域文化的深层，探索旷远与古老、永恒与短暂以及带有生态家园之思的深刻命题而备受赞誉。阳飏的西部诗歌则显示了为西部大地书写地理人文博物志的用心。诗集《风起兮》中的长诗纵横古今，浩荡磅礴，历史的沉思和地域的风物有机交融。短诗精炼，但意蕴复杂，生存的卑微与艰辛、生命的热情和执着、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简朴生活的本真与纯净……诸多人类性的基本命题往往放在一首小诗中，以小的形式传达最大的思想容量，形成一种阅读的胀满感，读完诗仍意犹未尽，难以释手。阳飏诗歌的写作理念和风格可谓西部大地飞翔的鹰，带着生存的悲悯把诗歌的精神向上升腾，大气高远。叶舟的《大敦煌》、《边疆诗》等大量诗作整体上呈现出外在的地域性和内在的宗教性特色。甘、青、宁、西藏广阔土地上独异风光和历史的遗迹、以及西部民俗文化、谣曲、花儿等回荡在他的诗中，赋予他的诗苍凉而浪漫的西部风情特色。不过叶舟的诗着眼点不单在于营造西部风情特色，而是更多注重向内挖掘，传达一种深沉的类似于宗教性的精神力量。叶舟对诗秉持着一种“祭献”的精神。“祭献”这个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词语在叶舟的诗中一再出现，可作为解读叶舟诗歌精神的入口和宗教性精神追求的向度，体现出两层含义：一是叶舟的诗歌有一种超越感和宗教式的神秘忧郁的风格；二是叶舟的大部分诗的宗教化意蕴并非指叶舟在诗歌中宣扬某种宗教信仰，而是指诗歌摒弃世俗，注重具有神性的情感体验的特质。浩浩荡荡的北地文化是诗人古马诗情的源泉。古马的北地文化诗情，一方面是雄性的，充满了时间感中的历史想象与文化哲思，厚重而沧桑，有大漠边关的苍茫之境；另一方面，在霜雪和粗粝的荒漠中，马、梨树、蟋蟀、蚂蚁、蜂儿、酒、石头、河水等日常的意象，赋予古马的诗一种温软的柔情。西域的山川风物既是西域的亘古景色，也是精神世界的景色。由于生命灵魂对生存之境的澄明与敞开，大历史之思和细微的生活之思交融在一起，古马的诗也就写出了人类的生命与生存。西部风情诗的作者还有很多，老乡、何来、李云鹏、张子选、阿信、桑子、人邻，胡杨、妥清德、唐光玉等人的诗歌也都建构起了立体化的西部家园，都是值得关注的。
借重于地域并超越地域的西部乡土诗写作，也是甘肃诗坛盛开的一朵奇葩。高凯是著名的乡土诗人。陇东乡土经过高凯聪慧机趣的诗情浸润，原生态生活、乡风民情，以及陇东人质朴的精神世界就灵动鲜活地呈现出来。而且，高凯的诗包含着民俗学、人类学的丰富意蕴。组诗《陇东，遍地乡愁》于2009年获得首届“闻一多诗歌奖”。授奖辞指出这是一组令人感动的土地与生命之旅，是一次饱含深情与挚爱的诗意返乡。它以切近而质朴的体验，丰富而鲜活的意象，以多变而饶有意味的视角、似浅而实深的笔墨，传达了陇东大地多彩与多难的生命记忆。诗篇呈现的土地经验，生命书写，体现了当今时代价值的探求向度，它的形式探索与诙谐简洁的语言风格，也体现了一个成熟诗人的可贵品质。如果说高凯的乡土诗着眼于诗人与乡土的融合，那么，牛庆国的乡土诗更多对乡土的回望和忧伤。他的诗与故乡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缘于生命本真的悲悯情怀书写对乡土苦难的深沉体验，既有对西部农民坚韧不拔精神的首肯，也是对他们逆来顺受、不思变革的批判。甘肃乡土诗人人数众多，作家和作品都相当可观。陇东有姚学礼、陈默、贾治龙、邵小平、何岗、张志怀、高凯；陇中有夏羊、林野、郝明德、苏震亚、杞伯、牛庆国等人；陇南有南山牛、苞谷、波眠、毛树林、小米、小雨等人；河西有倪长录、苟天晓等。诗人们的诗作也都各有特色，可圈可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故乡是一个地域，一片乡土，也是一种生存现场，一种本真的生命体验。基于此，西部乡土诗才有了强大的穿透力。
三、独立精神的坚守与艺术上的多元探索
把新时期甘肃诗歌放在全国当代诗坛来看，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甘肃诗歌基本上保持了对全国诗坛的追随和呼应的姿态。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当代诗坛“新诗潮”的兴起，甘肃诗歌对当代诗坛的追随减弱而独立性渐强。自1990年代以来，当代诗坛进入“个人写作”时代，“个人写作”秉持的是知识分子自由派立场，诗歌面貌呈现出由共名走向无名的状态，也表现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弘扬人文精神的价值倾向，其在艺术上更具有前卫的探索精神。“个人写作”的探索精神与“第三代诗歌”对朦胧诗的悖反探索不同，它不是要否定哪种诗学命题，而且也不是对哪一种诗学的回归，而是多元化的探索与开拓。在1980年代中后期疏离了世俗化的“第三代诗歌”的甘肃诗人，在这段时间的沉潜，正好为其在1990年代享受更加沉潜冷静，更加独立自由，也更加个人化与词语化的写作积淀了底气和艺术创新的质素。也因此，甘肃诗歌坚持了诗歌雅文化的高贵精神，在艺术上也进行了多方探索和创新。西部诗歌的诗人为数众多，但每个人诗中的西部又是不同的，不只在诗歌的西部场景和情感体验方面，而且在每个人的艺术表达方式和诗歌风格方面。以下还可略举几例：
高平曾以《大雪纷飞》等长诗享誉文坛。但在新时期，他提出哲理诗的主张。他的短诗是这种诗歌旨趣的实践。这些短诗情感力度减弱，更加注重“理趣”。其中山水诗心随物动，托物言志，自然物象常常有象征意蕴，且升华到了哲理思索的高度。书写人生际遇的诗歌则细致入微地剖析人类复杂的情感世界和生活境遇，成为他诗歌中的华章。名作《悲剧》颇富哲思，内涵深厚。
老乡是位个性非常独特的诗人。他的诗经常从日常生活中撷取一个个生活片段，于习见的生活场景中观照出一种不合理的生存情境，一种痛楚和悲悯的情感充盈其间。在诗艺的表达上，老乡经常以机智的眼光观照生活，为人生的酸甜苦辣注入一点反讽、一点心酸、一点同情和一点幽默，同时善于制造戏剧化的虚拟情境，幽默戏谑。比如《天伦》一首以“江山”、“伟人”、“人民”这样的宏大意象与“十五平方米的房间”、“我”、“妻子儿女”这些卑微的现实形象互相照应，形成对比，制造出自我解嘲、忍俊不禁的喜剧性；但由于以“欢腾”写“艰辛”，以乐写哀，所以在情感色彩上更显出悲剧性的哀痛，可谓悲喜交加。老乡的诗语言平淡自然，机智丰富，内容上经常以通达的智慧笑看人生的悲喜剧，悲喜交加，笑中带泪，举重若轻、回味无穷是老乡诗歌鲜明的风格。
满族女诗人娜夜的诗歌带有女性诗歌的特征，但用“女性诗歌”却远远不能涵盖娜夜诗歌的内涵，而且与女性诗歌的“黑夜”意识和尖锐的艺术表现相比，娜夜的诗是明净自然的，细腻隽永的，更偏向中国传统的“哀而不伤”的诗意表达。娜夜经常从女人细腻的内心情绪和情感体验出发，对人生、命运、感情、幸福进行细细的玩味和体问。她有时是挑剔的，诗中有一种隐约的怨怒之气，但绝不进行强烈的女性身份认同和对男权的逼问审视，也不在艺术上狂放热烈地宣泄感情。所以这种怨怒之气是女性也是人类生存的烦闷。她有时又是包容和感恩的，有着暖暖的温存。那伟大的母亲、最好的情人、温馨美丽的爱都会潮湿了幸福的心。娜夜擅长爱情诗的写作。但综观娜夜的诗，可以读出比爱情更多的东西。娜夜以一个平凡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生活常态，写女性的“生命”与“生存”。在艺术手法上，娜夜不“时尚”于各种新颖的表达技巧，她以“道法自然”的姿态，切入诗歌的本质，传达情感。娜夜是当代女诗人中一个独异的存在。娜夜的诗洗尽铅华，含蓄节制，有些诗还善于营造意境，有出世脱俗之美，名作《起风了》可谓天人合一，天籁之音的作品。

女诗人匡文留也有她的独特之处，那就是有意识地建构起自己具有独立性别内涵的女性身份——西部女性。那个爱到极致为爱流血的“风中红柳”般的西部女性，以热烈和深情的姿态区别于大部分满腔愤懑、黯然神伤的女性诗歌。

甘肃诗人的共性是对诗歌高贵精神的坚守，个性则是艺术上的多方探索。诗人们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高平的圆融化境，何来的深刻冷峻，李云鹏的孤傲真诚，老乡的幽默智慧，伊丹才让的热情哲思，汪玉良的民族本真、阳飏的磅礴大气，叶舟的繁复恣肆，古马的苍茫温热，娜夜的含蓄细腻，高凯的质朴机智，匡文留的热烈奔放……风格独异，各领风骚，这正是甘肃诗歌真正成熟的重要表现。

四、少数民族诗歌的民族性特质
少数民族诗人是甘肃新诗创作的重要力量。进入新时期，甘肃诗歌的多民族特色真正形成，格外绚烂。伊丹才让，汪玉良，赵之洵这些在五六十年代已有诗名的诗人进入重要收获期。一批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诗人加入诗坛，每个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甘肃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甘肃大部分少数民族诗歌渗透着本民族的心理情感，体现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融合本民族说唱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抒情手段，组合与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相关的意象，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甘肃少数民族诗歌已成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镇。
汪玉良（又名史·赫里路）是东乡族第一位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反映东乡族人民生活和精神风貌的优秀诗歌，填补了东乡族文学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空白。汪玉良最重要的诗是3000行东乡族英雄史诗《米拉尕黑》。这部史诗把东乡族的英雄传说、民间故事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歌颂米拉尕黑和沙菲叶纯洁、美好的爱情，歌颂英雄米拉尕黑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忠贞和献身精神，展现了自己民族的苦难历史和坚韧精神。诗作主题鲜明，人物形象丰满，艺术上臻于完美，且有浓郁的东乡族民族色彩。汪玉良的《米拉尕黑》具有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珍贵的史料价值。
伊丹才让是最有代表性的，最有民族特色的藏族优秀诗人。《母亲心授的儿歌》是他的代表作，其民族特色表现在：一是诗中自然贴切地使用着大量的藏族语汇；二是诗巧妙地翻新民歌，使它具有新意，获得新的生命；三是化入藏族典故、传说，突出了藏族的气质。［1］伊丹才让的诗对本民族的心理习惯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是深邃的，这种深邃也使得他的诗境界阔大。他的诗中，自尊、自爱、自审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个人、民族、人类的思考结合起来，达到了超越自我，超越民族，向全人类的共性进行文化探索的境地。伊丹才让经常选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意象：狂跃的烈马，吟啸的雪狮，湍急的拉萨河，回升的海潮，初升的太阳、金灿灿、光焰焰的雪山、跋涉的牦牛、吐芳的八瓣莲花，天地间齐鸣的鼓乐……这些雄奇动感的意象，加上诗人滔滔江河般澎湃的抒情，铿锵的音调，形成了伊丹才让诗歌气势宏大的风格，仿佛雪狮的吟啸，也仿佛太阳的金辉遍洒雪域。《雪域的太阳》是诗人佳作选集的名称，也是他诗歌风格的准确形容。伊丹才让的诗达到了诗情与哲理的有机融合。伊丹才让还把藏族民歌俚语中哲理思辨方式注入诗歌创作，独创了“四一二”新格律诗体。
五、宝贵的经验与存在的局限
新时期甘肃诗歌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方面，新时期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甘肃文化积淀的触发与开掘等良好的社会环境给诗歌创作提供了繁荣的社会大环境；甘肃作协举办的多项大型文学活动及各种研讨会，促进了甘肃诗人创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甘肃文学界对诗歌气场的着力营造，比如浓厚的校园诗歌氛围，《飞天》长期举办的“大学生诗苑”对甘肃优秀诗人的发现和大力培养等；甘肃省委、省政府举办的敦煌文艺奖，甘肃省文联、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甘肃文学创作最高文学奖黄河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也使甘肃的许多作品，为读者所了解。
主观方面的原因及经验更值得总结：
第一，甘肃诗人始终走的是一条相对独立、内敛、沉思的个人化写作道路。甘肃诗人对诗歌高贵品性的坚守，使得甘肃诗歌具有明显的审美理想主义，这为当代诗歌，特别是面对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精神的萎缩，甘肃诗歌为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在艺术上勇于探索和创新。诗人们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的影响，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解构主义等诗歌手法在诗歌中的灵活自如的运用，有利于探寻现代人多元文化下的复杂状态。同时，诗人们又非常重视东方文明和本土文化传统，在艺术表达手法上对古典诗词的继承，对民歌、花儿等甘肃民间文学的借鉴等，将诗歌的语言既从对既有文本的转成模式中解救出来，也从粗鄙的日常生活语言中解救出来，实现了语言与写作主体存在、生存的地域情境、生命的审美观察和体验的结合。这极大地扩展了诗的审美韵味和空间。诗歌技巧的进一步纯熟，对诗的内在旋律和内部张力的营造，开辟着诗歌写作的新艺术路向。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诗人文化素养的较大提升。
甘肃诗歌的创作实绩是群体性贡献，水平比较整齐，缺憾是缺乏享誉全国、享誉一个时代的大诗人。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比如文学、特别是诗歌在当代社会中的边缘化，即使优秀的诗人也引不起公众太多的关注；又比如甘肃经济上相对落后，地域上比较偏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诗人走向文化前台的公众效应不够，等等。从甘肃诗人群体自身来说，诗人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在创作表达时代精神，和时代感情的作品方面有所欠缺；诗人对人的思维和情感世界在现代社会中的延展的感知也不够敏锐和丰富，面对现代文明，诗人大多采取简单的拒斥和逃避的姿态，也就压缩了诗歌揭示现代情感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审美空间。在这方面，早远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美学主张仍然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事实上，对现代文明的体验和抒情在当下诗坛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艺术创造性方面，甘肃诗人也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开拓，甘肃诗歌艺术想象力相对欠缺，比如意象的运用和组合过于清晰平淡。诗人个体过于坚持自己擅长的艺术表现手法，一方面形成了稳定的风格，另一方面也会限制艺术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拓展，我们希望看到不停探索和创新，不断超越自己的大诗人。此外，缺乏必要的有建树的理论倡导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从文学史上诗歌的发展来看，理论的倡导和创作实绩的配合，往往是形成一个诗歌现象、诗歌流派，和出现大诗人的必要场域。当代诗坛的事实也是不附属于某一“流派”，关注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文学需要潮流推动，即使其中有许多泡沫，但不论怎样，每一次潮流都有巨大的变革意义，每一面旗帜蕴含着诗歌精神的重建，也会提出许多诗学命题，这是推动诗歌创新的重要力量。甘肃诗歌的创作实绩远远大于理论建树。而且，甘肃文学界致力于诗歌研究的评论家不多，缺乏有效的面向全国发声的诗歌话语权。崛起的诗歌高地期待标举理论旗帜的旗手和有真知灼见的诗歌评论家。
不论怎样，甘肃诗歌的高平台已经搭建，我们有理由相信，甘肃诗歌的前景是乐观的、美好的。

作者简介:叶淑媛(1975—),女,甘肃西和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联合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
* 本文为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改革开放30年甘肃文学的成就与局限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