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广东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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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广东学人”首批报道名单
    遴选“世纪广东学人”，我们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与制度向西式分科转型的背景下，遵从以下两个标准：首先，他必须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里有创造性贡献；第二，他在中国学科的发展里有创造性和奠基性的作用。
    首批选出的，是22名籍贯广东或曾生活在广东的学者。此后，我们还将陆续报道其他杰出学者。
    梁启超(1873—1929，新会人)     著述宏富国士无双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学术上，他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这样的成绩可谓“国士无双”。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平均下来，他每天都要写作千余字。
    黄节(1873-1935，顺德人)     学界视为一代宗师
    一生以诗名世，作品兼有唐诗的风采风华与宋词的骨格峭健，人称“唐面宋骨”。在学术方面，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颇有见地，学界视为一代宗师，著述达10余部之多。
    黄节一度热衷时局。早年在顺德简岸读书草堂就读时，就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曾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办学会，阐发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还曾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节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此后，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曾担任过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于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陈垣(1880—1971，新会人)     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
    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元西域人华化考》公开发表之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
    邹鲁(1885—1954年，大埔人)     中山大学首任校长
    中山大学(前身为广东大学)的创办者，也是第一任校长。
    1924年夏天，广东大学正式成立，邹鲁被任命为校长。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后，广东大学于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以为纪念。因与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及汪精卫关系不和，邹鲁第一次任广东大学校长一年多后于1925年9月离任。
    1932年2月，邹鲁奉命重掌中山大学，对中山大学的教育改革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重视，聘请有专门心得的学者为教授。
    邹鲁在任前后，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有声有色。语言历史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研究所等相继成立。1936年春天，奉教育部命令，中山大学将各研究所合并，编辑出版《文史汇刊》、《文科研究所季刊》、《史学专刊》、《民俗季刊》、《教育研究》等杂志，当时在全国学界影响巨大。邹鲁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学术研究成果应当尽量发表，以贡献社会。
    岑仲勉(1886-1961，顺德人)     自学成才终成史学名家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隋唐史、中外史地考证等领域颇多建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与陈寅恪并称为中山大学两大名教授。
    岑仲勉没有家学渊源，没有进过名校，没有留过洋，没有名师指点，甚至不是科班出身，完全凭着几十年苦心孤诣、矢志不渝的追求，自学成才，最终成为史学名家。早年的岑仲勉迫于生计做过税务方面的工作，但他对史地之学的兴趣始终没有转移。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潜心读书，写下厚厚数本读书札记。到40多岁，他崭露头角，由中年步入老年后，研究成果反而不断问世，进入学术创作的鼎盛期，可谓大器晚成。
    张竞生(1888—1970，饶平人)     发起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学术上，他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这样的成绩可谓“国士无双”。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平均下来，他每天都要写作千余字。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一代学者的人格理想。他没有拿过任何学位，却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学贯中西，却顽强秉持着中国文化最为纯粹的一瓣馨香。他孤身一人，却成为一代学人集体追赶的学术目标。
    他并非广东人，但1949年定居岭南后，却在广东写就了自己最为传奇的一页。其晚年穷十年之功完成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历经近半个世纪，依然被国际汉学界视为其“诗史互证”治学的典范之作，视为其一生学术范式的总结。
    容庚(1894—1983，东莞人)     一代考古和古文大师
    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因古代“容”“颂”相通而取斋名为“颂斋”。他最重要的著述是《金文编》，根据历代出土的3000多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共收18000多字。这是继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之后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商周秦汉铜器铭文中已经被辨识或还不能被辨识的，都能够从容先生的书中尽览。
    容先生对青铜器喜爱有加，毕一生之力总共收藏了200多件，抗战胜利后，他将大部分的收藏都捐献给了国家。
    文革中，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话一出口，哄堂大笑。可见一代学者的耿直与智慧。
    容庚之弟容肇祖(1897～1994)，也是我国著名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
    朱谦之(1899-1972，福建福州市人)     百科全书式的学考
    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
    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100余篇。他的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我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
    朱谦之在学术上的造诣学术界早有定评。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东方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贡献最大。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认识概括在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
    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人)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
    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
    王力1913年小学毕业后失学，但是3年之后，却在博白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1924年入上海南方大学学习，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
    王力的学问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他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出版过法国纪德、小仲马、嘉禾、左拉、都德、波特莱尔等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20余种；他早年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希腊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把他和梁实秋、钱钟书推崇为抗战时期三大学者散文家。此外，王力还曾写过《广州话浅说》和《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两本著作。
    杨成志(1902-1991，海丰人)     首开民族学调查研究之风
    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
    “民族学”19世纪中叶形成于欧美各国，是一门记录和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的学科，尤其注重实地考察。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1920年将民族学正式介绍到我国，在他的倡导主持下，开展了最早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工作。中山大学首开民族学调查研究之风，1928年7月12日，派杨成志、容肇祖会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俄籍史学家史禄国教授夫妇，共4人，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昆明。容、史氏夫妇到昆后先期回粤，杨独自留下，负起完成民族调查职责。
    杨成志深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调查研究奴隶社会结构及彝族生活情况、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特征，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等专著。这是中国较早的民族学田野考察著作。
    陈序经(1903-1967，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人)     首先提出“全盘西化”
    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首先提出“全盘西化”。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陈序经一生中充满了悖论：他秉持不做官的信念，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做教育局长、驻外大使、教育部次长等官职，可是一生中除1931年～1934年和上世纪50年代初(1952-1956)的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陈序经的观点是：“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岭大的目标是：成为国内学术一流的大学。从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大校长，到1952年夏岭南大学被取消，两三年的时间，岭南大学从广东最好的学校(当时广东只有两所大学，另一所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一些院系(如医学院)已达到国内一流或最佳水平，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而广州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
    张荫麟(1905—1942，东莞人)     英年早逝的史学天才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肄业。仅半年，在《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史学家梁启超对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清华师生大为震动，梁启超大为激赏。他在清华求学7年，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
    1934年，他留学回国后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后又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而他的功力与学识并不逊色，而且取精用宏，引人入胜，归入中国史学名著毫不为过。
    后因患上肾炎症，缺医少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虽然他英年早逝，但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熟悉他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
    罗香林(1906-1978，兴宁人)     客家研究开拓者
    著名历史学家、客家研究开拓者。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他首创族谱学，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犊学之后，开拓了历史研究新领域；其《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篇》等开创性著作，为客家研究之学奠定基础。抗日战争期间，罗香林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费尽心力，将馆藏善本与重要图籍，舶运至柳州石龙，使之免罹战火。罗香林毕生献身学术，尽瘁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享誉中外文史学界，为梅州八贤之一。
    梁方仲(1908-1970，广州人)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奠基者
    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
    1937年6月，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的梁方仲，受派赴日本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考察研究。因“七七”事变发生，他谢绝日本学者挽留，于8月中旬回国，同人民共赴国难，坚持社会经济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祖国建设培养人才。在岭南大学，1949年与1950年，他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亲自为经济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史和西洋经济史课程。他的学生曾说：“他在讲课和指导学生学习与研究时，耐心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导的研究方法。”
    梁方仲学术成就为世所公认。他围绕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他也被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而其《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等论著“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而能垂之久远的经典之作”。
    丁颖(1888—1964，高州人)     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
    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1926年他在广州东郊发现野生稻，随后论证了我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之一；首先把水稻划分为籼粳两个亚种，并运用生态学观点，按籼—粳、晚—早、水—陆、粘—糯的层次对栽培品种进行分类；为生产上培育许多个优良品种，对提高产量和品质作出了贡献。
    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1957年，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由于长途劳顿，体力不支，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
    姜立夫(1890—1978，浙江平阳人)     促使中国数学进入世界主流
    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从事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研究，逐步整理出一套以二阶对称方阵作为圆的坐标，以二阶埃尔米特方阵作为球的坐标的新方法。解放前夕，被迫随所迁往台湾，同年返回大陆，任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广州岭南大学创办数率系，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中山大学执教终身。
    为使中国数学尽快进入世界数学主流，姜立夫总是想方设法支持青年学者出国进修或访问，其中尤以促成华罗庚出访苏联、美国一事最为人称许。他长期从事中国数学教育与研究事业的开创和领导工作，还长期从事数学名词的整理与编译、数学文件的搜集与保存等基础建设，对我国现代数学的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陈耀真(1899-1986，新宁(今台山)人);毛文书(1910-1988，四川乐山人)中国近代眼科事业奠基人
    陈耀真、毛文书夫妇是眼科学家，医学教育家。陈耀真是我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之一，通晓英、德、法、西班牙等多国语言。1921年，时年22岁的陈耀真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在那里度过了6年系统学习的生活，掌握了西医理论，先后获得理学士、医学博士学位。1955年8月始，他开始招收和培养我国第一批眼科学研究生。1986年4月，在美国召开的美国视觉与眼科学研究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眼科专家们以敬羡的心情，一致通过授予为自己祖国的眼科事业奋斗半个多世纪的陈耀真以“功勋奖”(Recognitionaward)
    毛文书曾是陈耀真的学生，后来也成为全国著名的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于1950年10月回到陈耀真的家乡广东，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院系调整之后他们又到了中山医学院。1965年7月，中国第一间眼科专科医院在执信路上落成，毛文书、陈耀真奋斗了一辈子想盖一间眼科医院的理想得以实现。
    陈耀真的很多学生都师承毛文书，从严格意义上讲，毛文书才是他们的真正导师。毛文书的治学风格比老师兼丈夫的陈耀真更为严厉。当学生看门诊查房时，她常常悄悄来到现场观察他们如何诊治病人，发现有什么不妥就当面指出。甚至一些年高资深的医生有了问题，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她说：“如果等病人走了之后我再说，他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陈心陶(1904-1977，福建古田人)     为我国吸虫区系分类奠定基础
    医学寄生虫学家，医学教育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开始调查并整理华南地区蠕虫区系，对并殖吸虫及异形吸虫等进行了形态学和实验生态学研究，发现了广州管圆线虫、怡乐村并殖吸虫等并殖吸虫新种，为我国吸虫区系分类奠定了基础。193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细菌学教授，生物系主任和理科研究所所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谢绝了亲友的劝阻和美国一些大学的聘请和挽留，毅然回国。途经香港时，又有一个香港科研机构愿以比美国更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当时港澳地区对大陆的一些流言蜚语像妖风一样袭击着他，但他毫不动摇地说，“金钱于我如浮云”，“娘不嫌儿丑，儿不嫌娘贫”，“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必须在自己的祖国”。
    冯秉铨 (1910-1980，河北安新人)     让广播覆盖到我国边远地区
    电子学家、教育家。先后在发展电子振荡理论和无线电广播发射技术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提出的强力振荡器相角补偿法、抑制脉宽调幅发射机残波辐射法，以及用射频削波法解决我国边远地区广播覆盖面积有限和抗干扰能力差问题的方案，均得到肯定与应用。
    1946年3月，冯秉铨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生活和工作条件，谢绝钱菲教授的挽留，辞去在哈佛大学的职务，偕同夫人高兆兰从波士顿赶往休斯顿，乘货轮启程回国。同年夏天抵达祖国后，第三次应聘到岭南大学任物理系和电机系教授。冯秉铨有一套令人叹服的教课本领，他能使课室内的100多位学生自始至终跟着他的讲授进行思考。凡是当年曾经受业于他的学生和出于他门下的当今教师，无不对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叹为观止。
    陈国达(1912-2004，新会人)     建立系统的地洼区概念
    1945-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他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地洼学说、地洼成矿理论，发现和阐明大陆地壳的第三构造单元活化区，把大地构造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自1859年，J·赫尔发表地槽学说的思想后，1873年J·D·德那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这一学说的传统观点认为，地壳发展的形式仅有地槽区和地台区两种基本构造单元。
    1956年，陈国达教授根据我国的大量实际资料，分析了地壳继相对稳定的地台阶段之后又重新强烈活动的事实，突破地槽学说的羁绊，从各方面论证并明确提出了这是地槽、地台以外的第三基本构造单元，称之为活化区。
    为了表达这种构造区里面所特有的一种地洼盆地，并强调其与地槽、地台区并列的一级大地构造单元，1959年又称其为地洼区，从而建立了完整系统的地洼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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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7月8日A06版讯（专题统筹：陈志　梅志清　戴学东）《世纪广东学人》于去年4月启动之初，确立了报道名单的遴选标准：“首先，入围者应当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里有创造性贡献；其次，在中国学科的发展里有创造性和奠基性的作用。”如果说首批22位“世纪广东学人”主要遵从(但不限于)的是第一条准则，遴选第二批报道名单则主要依循(也不限于)第二条准则，并尽可能覆盖更多的学科领域。
    商承祚(1902-1991)    书香世家甲骨泰斗
    古文字学家。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仕宦之家，其父商衍鎏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探花。
    商承祚年仅21岁时，便出版了《殷墟文字类编》，该书成为在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工具书。王国维曾盛赞：“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继《殷墟文字类编》之后，他积极对甲骨文新资料作整理与考释。其中《殷契佚存》著于1933年，著录六家所藏甲骨实物，三家拓本，共1000片，为研究甲骨者必备之书。
    对于金文研究，1935年，商先生的代表作《十二家吉金图录》面世，该书集海内外12家所藏铜器169件编写而成，也是治金文者的必备之书。商承祚喜爱收藏文物，晚年将多件文物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
    陈焕镛(1890-1971)    一草一木总关情
    植物学家，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祖籍广东新会，1890年6月6日生于香港。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焕镛一生致力于研究、开发和保护我国的植物资源，建设植物研究机构，培育人才。他与邹秉文等人编写了《中国经济树木》，是我国最早有科学名称的树木学教材。1928年他到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创立并发展了植物研究所。并于1928年在学校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先后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特别是“活化石”银杉属和观光木属的发现在植物分类学和地史研究上有重大的科学意义。1959年后以主要精力投入主持编纂《中国植物志》。
    张云(1897-1958)    痴心问天　发现变星
    天文学家，字子春，广东开平人。1920年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获天文学博士学位。多次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代校长、校长，是中山大学天文数学系和中山大学天文台的创立者。
    主要从事变星研究，1947年12月，他在美国发现一颗位于鹿豹座南端的新变星，即德雷伯星表第25878号星，消息由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沙利普向全世界及各天文台发布。由于这一新变星的发现，张云名传世界学术界，天文学界为纪念其贡献，特将“新变星”命名为“张云星”，哈佛大学为此还把远东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及一批新式仪器寄赠中大。撰写出版了多部著作，如《变星法研究》、《天文学概论》、《普通天文学》《高等天文学》等。
    邓植仪(1888-1957)    我国土壤学科先驱
    土壤学家，我国土壤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字槐庭，广东东莞人。参与筹建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1930年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率先在广东开展分县土壤调查。1935年创建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为当时国内唯一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同年与彭家元合著《土壤学》。为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创、巩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邓植仪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土壤调查所从1930年秋成立至1938年夏，便作出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初步完成了沿广东全省交通干线的土壤调查，写成调查报告书者，计有34个县，对广东各地的土壤分布情况，土壤理化性质，利用和改良土壤，提供了重要依据。
    梁伯强(1899-1968)    现代病理学奠基人
    医学教育家、病理学家，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广东梅县人。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学部委员，与其他七位一级教授并称“八大金刚”。
    梁伯强非常强调开展尸体解剖研究。截至1965年，他所在的病理研究室共进行尸解两千多例，实验记录之翔实曾令德国学者惊叹。1962年，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梁伯强宣读了《鼻咽癌的组织学类型、生物学特性和组织发生学的研究》的论文，首先在国际上提出鼻咽癌的组织学分类等。此文与《鼻咽癌发生学的研究》至今仍被视为鼻咽癌病理组织学研究的经典性文献。梁伯强还是一名出色的科研工作组织者和领导者，主持中山医学院科研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朱杰勤(1913-1990)    开辟东南亚华侨史
    中外关系史专家。广东顺德人。一生有专著12种，译作5种，主编图书2种，主编丛书两套，论文130多篇。其中《中外关系史论文集》和《中外关系史译丛》两书，集中了他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的精华，美国《远东季刊》特向汉学界推荐。
    东南亚是华侨集中之地，同时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朱杰勤以专著《东南亚华侨华人史》，成功开辟了东南亚和华侨史的研究领域。1980年代初，在其呼吁推动下，全国最早的研究华人华侨问题的研究机构———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创办，朱杰勤担任该所所长。
    董每戡(1907-1980)    全国首开中国戏剧史课
    中国著名戏剧家、戏曲史研究专家。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幼时名国清，入学取名董华，每戡是笔名。
    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6年夏，大学毕业后，立即投入进步的电影、戏剧事业。1927年春，他潜赴上海，开始戏剧创作活动，作有独幕剧《频枷》等，初步显露出杰出的戏剧才华。是年，他入东京日本大学研究院攻读。
    中国近代学者研究戏曲，发端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王氏论戏曲，只是从文体学角度以曲论曲，董每戡长期从事话剧创作及研究，熟悉西方戏剧理论，他将传统方法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在中国戏曲研究上作出创造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53年后，转到中山大学任教，并开了一门中国戏剧史课。当时，这在全国还是首开课。
    罗明燏(1905-1987)    巧手复活南方大厦
    工程力学专家、教育家。华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第一、二、三任院长，广州番禺人，中国首批一级教授。
    参加过中山纪念堂的建造，几十年间共计参与勘察、设计、审查过的建筑工程有两百多项。他与邝正文联合主持设计的广东顺德人民礼堂(当年称番顺县大良人民会堂)，开创国内大跨度(55×25米)钢筋混凝土双曲薄壳拱顶设计之先河，被评为新中国成立10年“我国基本建设方面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人们因而把他称为“海陆空专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梅花村、海珠桥等知名建筑均出自其手。1954年，被焚毁的南方大厦原本要拆，经他的修复竟又起死回生。
    马思聪(1912-1987)    《思乡曲》饮誉中外
    马思聪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12年5月7日，马思聪出生于广东海丰县。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创作》主编等职。1966年后长期旅居美国。1987年5月，病逝于美国费城。
    作为一位作曲家，马思聪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内，涉及小提琴音乐、交响音乐、协奏曲、大合唱、室内乐、钢琴音乐、歌剧、舞剧等多个领域，以小提琴作品在中国近代音史上影响最突出，小提琴曲《内蒙组曲》是马思聪的成名之作，作于1937年，尤其是其中的《思乡曲》和《塞外舞曲》已成为饮誉中外的优秀中国小提琴代表作。
    钟敬文(1903-2002)    首次打出民俗学大旗
    民俗学家，原名钟谭宗。出生于广东汕尾海丰公平鱼街，客家人。
    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
    他在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独有建树，成为我国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来研究民间文学的首批学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学大旗的学者之一，较早地把民俗学现象看成一个由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组成的整体的学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善于进行理论构架的人。
    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中国民俗学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钟敬文为之奋斗了近80年的民俗学事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梁钊韬(1916-1987)    复苏振兴人类学
    人类学家、教育家，广东顺德人。经其不懈努力，1981年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恢复了停办30年之久的人类学系———这也是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并创建人类学博物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勃兴，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梁钊韬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几十年来走遍了我国南方的民族山寨，在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百越民族、我国南方文化区域和特点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成就。在考古学领域，1958年，梁钊韬鉴定出曲江县马坝乡农民挖出的人头骨为古人类头骨化石，该化石后来明确为距今13万年前的“马坝人”，乃从猿进化到新人中间的重要一环。并且，梁钊韬对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又是一大贡献。
    陈永龄(1910-2004)    为珠峰精确量身高
    大地测量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大地测量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北京人。
    20世纪40年代，致力于大地控制网的布设理论和我国地区地球形状(大地水准面)的研究，首次发现起自西伯利亚经过我国东部地区一直延伸到缅甸和马来半岛的大地水准面上翘带，对国家大地网的布设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1965年，陈永龄提出了测定珠穆朗玛峰高程的技术方案，解决了求定观测珠峰时的大气折光和推求珠峰海拔高程的技术难题，使测定方案的科学性和测定结果的精度都超过了国外历次测定的水平。1975年测得珠峰海拔高程值为8848.13米，是世界上最为精确的数值，得到国际的公认。
    马采(1904-1999)    中国当代美学开拓者
    马采，别号采真子，字君白，广东海丰人，1904年4月20日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美学家、哲学家、翻译家，是我国当代美学和艺术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1921年10月，马采被广东当局公费派往日本留学。1933年毕业后，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耄耋之年，马采仍孜孜笔耕，发表了一批重要学术论文，出版了《世界哲学史年表》、《哲学与美学文集》、《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等著作。在95岁高龄时，他仍执着于《美的历程——— 中外美学美术历史编年综表》的编著工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高兆兰(1914-1999)    创建最早光谱学实验室
    云南昆明人，1936年获岭南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著名的光谱物理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光学、光谱学的开拓者之一。
    从1952年起，她便投身我国最早一批光学光谱学专业教学单位的筹建工作，并一直主持光学教研室，并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展氨基化合物等复杂分子红外光谱与结构的研究、有机分子的电子吸收光谱研究。
    1962年，她创建了我国最早的红外光谱学实验室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高兆兰又组织并指导研制各种气体激光器及可调谐染料激光器。其中“脉冲氮分子激光器”和“可调谐染料激光器”参加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展览并获大会奖励。
    杜国庠(1889-1961)    被郭沫若称为“墨名绝学”
    广东澄海人，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笔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集革命者、学问家、教育家于一身的岭南名人。
    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等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研究问题重视资料的占有、考证。
    1959年，他将自己20年来发表过的部分文章，编辑成书，取名《便桥集》。他在《编后记》中说：“一俟更好的钢骨水泥乃至全钢结构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惋惜地弃置或拉杂摧烧了它。”
    杜国庠学识渊博，精通日文，还懂英文、德语，探涉的学术领域宽阔，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古文献、佛学、逻辑学、因明学(印度逻辑)等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诣。他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尤以墨学研究享誉中外，被郭沫若称为“墨名绝学”。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通史》(和侯外庐等合编)、《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杜国庠文集》。
    谢志光(1899-1967)    首创放射学“谢氏位”
    临床放射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放射学的创建、奠基人，中国首批一级教授，广东东莞人。
    是第一个对中国人肠结核、长骨结核的X线表现提出全面、系统描述的专家，否定了国外长期认为长骨结核罕见的观点。谢志光首创一个显示髋关节后脱位的特殊投照位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在国外称为“谢氏位”，至今仍为外国专业学者所沿用。谢志光又是我国首批报告原发性肺癌的X线表现的学者之一。在放射治疗方面，谢志光也深有造诣。多年来，谢志光对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对鼻咽癌的早期诊断、临床发展规律、晚期病例的分型分期和治疗方法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持有独到的见解，深为国内外专业学者所重视。
    詹安泰(1902-1967)    南詹北夏一代词宗
    著名古典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和书法艺术家。字祝南，号无庵，广东潮州人。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发表了几十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尤其精于诗词的研究、创作。他的词学专著有独特创新见解，在词坛有较大影响，日本学者有“南詹北夏(承焘)，一代词宗”的评誉和“岭南一大家”之誉。
    此外，他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别具风格，其作品流传于港澳及东南亚一带，莫不被视为珍贵墨宝。詹安泰到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日军侵占广州，在硝烟弥漫、兵荒马乱的环境中，他除了悉心教学外，还陆续撰写《花外集笺释》、《碧山词笺释》，诗作《滇南桂瓢集》传诵一时，成为士林争读的佳作。由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被选为大学教材。
    王起(1906-1996)    《西厢五剧注》奠定学术地位
    字季思，浙江永嘉人，生于南戏的发源地温州，从小就热爱戏曲。上世纪40年代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潜心于元杂剧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948年起在中山大学任教直至去世《西厢五剧注》是王先生从事学术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地位。
    作为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王起戏曲研究著作颇丰。他重新整理《西厢记校注》，还带领弟子苏寰中等校注《桃花扇传奇》。他先后主编过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与游国恩等合作)以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与《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很多作品被译成日文与印尼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中有重大影响，被誉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灵魂”。
    梁家勉(1908-1992)    毕生耕耘农史园地
    农史学家，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广东南海人。
    一生与农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1955年创立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从事古农书和相关文献的访购、整理和珍藏工作。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1987年他退休时，“特藏室”的藏书已从开始时只有7部发展到6万余册。1978年创建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并任主任。1980年成为我国第一位农史专业硕士生导师。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的中国农业科技通史，代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农史研究的新水平，是中国农史研究的一块丰碑，1996年9月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陈乐素(1902-1990)    家学渊源本于求是
    宋史专家，是我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广东新会人。其父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垣。
    1918年赴日留学，在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研究宋史，发表《三朝北盟会编考》和《徐梦莘考》，“以古喻今”，隐含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谴责。历任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杭州大学、暨南大学教授，推动成立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简称古籍研究所)，培养了大批宋史人才。著作有《求是集》(一、二集)、《宋史艺文志考证》、《宋元文史研究》、《援庵史学论著选》等。
    蒲蛰龙(1912-1997)    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国际杰出的昆虫学家、我国害虫生物防治奠基人。1912年6月19日生于云南，193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院，同年考进燕京大学研究院生物学部，师从著名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
    新中国的成立坚定了蒲蛰龙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放弃美国优越、舒适的条件，同年10月携同夫人利翠英回国工作。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昆虫学的各个方面，在害虫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
    蒲蛰龙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专著6部，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的研究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并于1980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最高荣誉奖优秀成就奖。1991年，美国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杂志称蒲蛰龙院士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梁宗岱(1903-1983)    翻译歌德巨著《浮士德》
    祖籍广东新会，诗人、文学翻译家、教育家，翻译过歌德的巨著《浮士德》，莎士比亚、济慈、里尔克、尼采、罗曼·罗兰、波德莱尔、魏尔仑、瓦雷里等世界名家的作品都曾经过梁宗岱的译笔与中国读者会面，代表作有《梁宗岱选集》、诗集《晚涛》、词集《芦笛风》、论文集《诗与真》等。
    1917年考入广州培正中学，1923年被保送入岭南大学文科。1924年踏上他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留法期间，结识了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并将其诗作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刊在《小说月报》上，使法国大诗人的精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在文化成就之外，梁宗岱还是一位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外语教育尤其是法语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他以诗人的激情和学者的谨严，为先后执教过的北大、南开、复旦、中大、广外等高校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著名的诗人、学者或外交家。
    罗元恺(1914-1995)    首批中医博士研究生导师
    广东南海人，中医学家。多年来，从事中医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临床擅长内、儿、妇科，尤精于妇科。勤于著述，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1956年5月，罗元恺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校筹备委员，参与制定规划和选择校址等工作。罗元恺的医学研究成绩斐然，论制的“促排卵汤”、“滋肾育胎丸”曾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他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首批中医博士研究生导师。
    夏昌世(1903-1996)    将传统园林精神引入现代建筑
    广东新会人，建筑教育家，是老一辈有名的岭南建筑大师。
    1922年于广州培正中学毕业，1928年于德国卡鲁斯鲁耶工科大学建筑系毕业，1932年2月在德国卡普尔大学艺术史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夏归国。1945年12月至1952年9月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2年调入华南工学院任教授。
    他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仅有的两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和教学。在教学与创作方面强调注重实用，提倡功能简朴、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中国传统的园林精神引入岭南现代建筑转换为自由而流动的空间，为岭南建筑赋予了新的性格。
    其上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完成了广州文化公园水产馆、鼎湖山教工休养所和华南工学院、中山医学院中的多项建筑设计，他指导、主持或参与设计的中山医学院医疗、教学建筑群于1993年荣获中国建筑学会40周年颁发的优秀建筑创作奖。
    王越（1903-2011)    两次复办暨南大学
    教育学家，广东兴宁人。在广东乃至全国教育界，王越都是一位德高望重、广受尊敬的教育家。在超过一个世纪的人生路程中，王越曾师从陶行知，一生对贫苦工农大众抱着炽热的爱心；他曾两次承担起复办暨南大学的重任，对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
    1957年，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和广东省委要复办暨南大学，招生面向海内外的侨生、境外生和内地生。当时王越同志已54岁，他放弃在中大熟悉的工作环境和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受命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以强烈的责任心承担复办暨大的艰巨任务，筹备一年便开始招生。1970年暨大停办，王越转任华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王越以75岁高龄再次参与暨大的又一次复办，想方设法、四处奔波、邀请八方的优秀人才，为建设百事待兴的暨大呕心沥血。
    柯麟(1900-1991)    中山医学院一代宗师
    原名柯辉萼，广东海丰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的医学教育家，被誉为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
    1951年，柯麟出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后为中山医科大学)院长兼党委书记，1962年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他以对新中国卫生事业赤胆忠心和丰富的医学经验，艰苦经营，使中山医学院独秀南国，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赞扬。“文革”10年，中山医学院受到干扰，柯麟遭政治迫害，至1980年始重新担任中山医学院院长时已80高龄。
    罗雄才(1903-1993)    为组建华工绘蓝图
    化学家、教育家，广东兴宁人，华南理工大学二级教授，民盟盟员。
    192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化学科，同年考进日本理化研究所久保田研究室攻读研究生。1931年回国后任国立中山大学化工系教授，历任中山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华南化工学院院长等职。
    罗雄才一直从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的教学和科研。通晓日、德、英三国语言，有译著《最新化学工业大全》(第二、三册无机化学、电化学部分，合译)、《增订化学工业大全》(部分，合译)等。从教以来，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
    出任中山大学工学院副院长期间，主持拟订了《广州地区筹设工学院基本草案》，为华南工学院组建提供了可行的蓝图。出任华南工学院筹委会副主任和副院长期间，为华南工学院的专业设置、教学科研规划、校舍建设、师资充实等付出了心血。
    陈伯齐(1903-1973)    人民大会堂四个设计者之一
    广东台山人，北京人民大会堂四个设计者之一，著名建筑设计师、建筑教育家。
    1928年赴日本神户同文学校任教，1931年考取官费留学，在东京高等专门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前身)专攻建筑专业，1934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建筑系学习，1939年毕业留校任教。
    1940年回国，任国立重庆大学土木系教授，主持创办该校建筑学系，为首任系主任。后先后任同济、中山两所国立大学土木系教授及建工系主任。1952年调入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任教授。在校任教期间，曾数次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团成员，专题考察罗马尼亚、苏联及古巴等国。其它主要设计作品还有：重庆浮图关体育场、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岭南文物宫，即现广州文化公园)总体规划与展馆设计，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华中工学院，中山医学院与华南工学院等校园总体规划，广州园林一条街实验性住宅以及广西桂林风景城市规划设计等。
    刘节(1901-1977)    《中国史学史稿》被誉“必传之作”
    历史学家，原名翰香，字子植，温州朔门人，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有卓著成就。
    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刘节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掌握丰富的古文字学、古金石学，上自龟甲兽骨、殷周铜器陶器上的甲骨铭文，下至秦篆汉隶，六朝碑帖，严加辨析，考释精当。
    1927年，26岁之时，刘节写成《洪范疏证》，广引先秦典籍及青铜器铭文考辨分析，举出篇中“皇”字之训义、韵语的协韵规则等项确证，论证其撰成必在战国时期，此说后来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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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开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新气象

    ●应该以什么标准去衡量20世纪广东学术和学人？
    ●怎么看待国际化学术与地域性文化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一批本该辉煌的学人名字消失在大众视野？
    ●如何使20世纪广东学人的精神在当下发扬？
    就以上问题，在中山大学校园里，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教授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
    20世纪学术转型广东先行一步
    1
    20世纪前半期，中国自然科学最好的那些学者、那些学科、那些实验室，许多都在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里面
    记者：学术是讲传承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广东学术是否有一个以一贯之的学脉在延续？
    陈春声：20世纪广东学术发展的重心，更重要的在于与传统学术的断裂，而不是延续。讲19世纪的广东学术，一定要讲学海堂，但到了20世纪，广东学术发展的特点，反而表现在对学海堂传统的背离和扬弃。学海堂在1897年停办，紧接着就有新的近代教育的开始。现在有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眼界不够，视野不够，以为20世纪的广东学术的主流是19世纪的延伸，有个所谓“文脉”在那里延续，其实不是这样的。
    要讲20世纪广东的学术，一定要高度重视桑兵教授提出的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问题，要懂得“转型”二字的深刻意义。20世纪的学术与19世纪的相比，不管广东也好，整个中国也好，基本上都变了。
    记者：以籍贯而言，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中，浙江19人，江苏15人，广东8人，位居全国第三；20世纪，中国固有的学术向现代分科学术转型，这一过程中，广东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处于何种地位？
    陈春声：1948年广东能出那么多院士，其核心就是大家都没走学海堂那条路，这些院士都是在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广东起着前行先试、先走一步的作用，帮这个国家开了现代学术的新气象、新纪元。中国最早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是从这里开始的；近代的医学教育是在这里起步的；许多的自然科学学科都是在这里较早发展起来的，包括地质学、植物学、无线电子学、激光光学等等，都是在中山大学和如岭南大学的校园里首先得到发展的。可以说，20世纪是广东学术伟大的时期。20世纪前半期，中国自然科学最好的那些学者、那些学科、那些实验室，许多都在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里面。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广东的学术反而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一个个好的学科去了北方。
    研究20世纪广东的学术，应该以现代大学、以现代教育机构的发展为中心，而不应该以传统书院和那些在现代大学都混不下去的传统文人为中心。若以那些文人为中心，20世纪的广东当然没有多少学术。
    还有，在现代学术制度下，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国际性的，我们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地位，不能用圈子很小的地方文人的眼界，而应该用同时代国际学术界同行的标准，去评价这个人的贡献与影响。
    刘志伟：要评价广东学术，首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学术，二是20世纪学术是什么取向。在这两个前提下，来确立评价广东学术和学者的标准：首先，他必须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里有创造性贡献；其次，他必须在中国学科的发展里有创造性和奠基性的作用。即使用这两个标准，20世纪广东学术提300人的名单也不会脸红。
    记者：1952年对广东学术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在此前后广东学术整体而言有什么变化？
    陈春声：1952年院系调整，对于当时广东的学术发展是有影响的，在全国居前列地位的许多学科，如地质学、天文学、语言学等等，这些学科的学者都成建制地离开了广东。但在当时的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还是保留了一批在国内、国际学术界都有权威地位的学者，如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姜立夫、陈序经等教授，中山医学院的毛文书、陈耀真、陈心陶等8位一级教授，华南工学院的冯秉铨教授、华南农学院的丁颖教授等等。而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也发展起若干有华南特色的新的科学方向。
    到了今天，由于交通便利，人员流动频密，学术研究的组织方式和运作规范也有巨大改变，再局限于地域的范围内讨论、比较彼此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你到了美国，不会因为哈佛和麻省理工都在波士顿，就想到波士顿或马萨诸塞州就是美国学术最发展的地区。到了英国，也不会把牛津、剑桥的学术发展视为一个地域性学术发达的标志。就我服务的中山大学而言，我们目前有许多学科的水平，在国内是居于前列的，也有的学科在学界内部认可的可比较的核心指标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100强。但我个人也不认为一定要把这样的学术进展，视为地域性学术发展的结果。现代学术是国际性的，一个好学者的成就和地位，真的不应该局限于一个地域的范围内去理解。
真正的学术中心是“英雄不问出处”
    2
    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广东文化界一些人，眼界太低，格局太窄，气量太小，见识太浅，常常在自言自语，或哗众取宠，误导公众
    记者：如您所言，20世纪中国许多自然科学学科都在广东发源，但公众对这一事实却所知甚少；而名声响亮的所谓广东文化名人，在全国的地位又大多不尴不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
    陈春声：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广东文化界一些人，眼界太低，格局太窄，气量太小，见识太浅，常常在自言自语，或哗众取宠，误导公众。他们推举的东西，拿到北京、上海去，人家还是看不起。广东有很多酸溜溜的、地方小文人气息很重的议论，在北京和上海的学术界是不会出现的。北京、上海都有超越大学围墙的“学术界”，媒体和公众也尊重学者，但他们很少在意那个学者的籍贯是不是北京、是不是上海。真正的学术中心要海纳百川，要有“英雄不问出处”的气度。说实在的，现在北京、上海的知名学者中，没有几个是在北京、上海土生土长起来，北京人、上海人习以为常，全国人民也见惯不怪，认为理当如此。这样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学术中心。经常要讲究籍贯，以本地出身的文人为荣，一般来说，还是小地方、小器局之所为。
    广东人常常说自己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背后的意思，是说外省的什么地方没干多少活，就会忽悠，把名堂弄得挺大，一副酸溜溜的心态。但这样一来，一不小心又把自己贬到二、三流的地方去。北京、上海的学术地位，难道是“起名”起得好才形成的？广东人没名气就没名气，承认自己做的还不够好就是了，不要以为是名字起得不好。广东几十年来总是想成为中国第三个学术中心，那就要把器局放大一点，眼界提高一点，在国内只与北京、上海比较，不要酸溜溜地与其他省市论短长。
    记者：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中说，岭南虽出学者，令陈寅恪在1933年感叹“将来恐只有南学”，然而岭南却不养学问，广东并非宜于治学的居处。您怎么看？
    陈春声：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学术是必然有学术中心的，因为不管这个世界资讯怎么发达，学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和接触，总会是学术发展最重要的机制之一。但这个世界只有极少数的地方可以成为学术中心。所以，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学术中心为什么能成为学术中心，可以问北京为什么可以变成学术中心，上海不是首都为什么是第二个学术中心，香港被称为“文化沙漠”但为什么还有几个不错的大学。但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某某地方不能成为全国学术中心，因为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地方都不是学术中心。我们很期待成为中国第三个学术中心，这种强烈的期待，有时会造成违背或超越日常常识的冲动。当然，志存高远，多想想该做些什么，才能成为学术中心，也不能说不好，但学术这个东西，有时真的要讲究“大道自然”，要顺应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只在外面忽悠还是一事无成的。
    记者：今天的广东，是否依然“出学者而不养学问”？
    陈春声：其实这个问题挺复杂的。这二、三十年是有一些不错的广东籍的学者出现，但这些学者的贡献，真的与他们是不是广东人有直接关联吗？
    作为广东最重要的大学，中山大学也在努力改善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学术环境，应该讲，就学术发展的宽松程度、国际学术交往的频度和深度、学者日常生活环境的人性化程度，中山大学和广东的许多学术机构，还是“养学问”的，不然就无法解释最近这十余年中山大学的学术发展。但不够的地方还是很多，包括商品货币关系高度发展之下，人文的氛围还是比较薄弱；同城学者之间的交往还是比较少，缺乏一个超越大学围墙的“学术界”和包括了各界知识精英的有影响力的“知识界”；广东文化本身对抽象的、纯理性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批判缺乏兴趣等等。
    我自己对下一代学者充满了期待，认为比我年轻20岁左右的这一辈人，有可能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做出更加重要的成绩，他们中间会有国际学术权威出现。他们应该更加明白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许多道理。只是要理性地想清楚，就算在他们中间真的有伟大的学者出现，也不一定能作为广东“养学问”的例证。这样的人一定要有好的国际学术经历，当代的学术发展，真的更加国际化了。
    记者：如你所说，很多人认为，广东地域文化重商务实，不宜于非功利的学问；此外还有许多诸如“岭南文化是穿堂风”这样的观点。您怎么评价这种文化决定论？
    陈春声：20世纪之后，不同学科的学术都有自己的内在发展脉络，所有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它在一个地方发展或不发展，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这个地方的文化造成的。一般来说，在当代学术的条件下，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主要不是地域文化，各个学科人才的培养也主要不依赖于地域文化的涵养，学术成果发表更不能限于地域内部的出版。当代广东好学者学术成果发表的刊物，遍及全世界。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从地域性出发讲学问发展的道理，是特别为难的。只能说，这个学者在在其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呼吸广东的空气，吃广东饭菜，喝广东的水，但他做学问成就与广东文化有什么关系呢？真的不容易理性地讲清楚。
    我们作为后来人，在编写地方志、重构地方史的时候，很容易把学术发展的问题看做与本地文化相关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地方史志工作者是从志书编修的需求出发，把本地籍贯或在本地出生或在本地活动过的若干相对有名的学者串连起来，主观地构建本地的学术系谱的，他们对于各个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和内在动力，其实并不了解；对于自然科学学科，更常常是所知甚少。他们论述的地方文化与学术发展的关系，更多地是出于个人的感觉，而难以理性地去实证。
最落到实处的，是把这几所大学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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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把大学办好这一条，其他的文化建设举措，就都是做做形象工程而已，建再多的歌剧院、体育场、电视塔，广东都不会成为中国第三个学术和文化中心的
    记者：既然与地域文化无关，广东学术和文化要发展，应该从哪里着手？
    陈春声：20世纪学术的命脉在于现代大学，真正一流的学术只有在世界一流的大学才能够立足，全世界都一样的。不要总是去回想我们在传统上有过什么学术机构或学堂什么的，以为照样画葫芦，再弄一个同名的机构或学堂，就可以发展本地的学术，那是不可能的。要保护广东的学术命脉，发展广东的学术，最重要的就是有几所好大学。可惜岭南大学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就没有了，她真的是一个好的大学。
    现在要保存广东学术的精神不至于废堕，最简单、最能落到实处的，也是把现在广东的这几所好大学办办得更好。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都在好大学里面，把大学办好，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好的未来。这个世界上最卓越的学者，也基本上在好大学里面，这才是学人的精神家园啊。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的文化建设举措，就都是做做形象工程而已，建再多的歌剧院、体育场、电视塔，广东都不会成为中国第三个学术和文化中心的。
    记者：中国无数大学都在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并常常推出一些“过人之举”，但迄今没有结果。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说法，具体点说，您所说的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
    陈春声：如果没有把学问做到世界一流的学者，一个研究机构是不会成为什么伟大的文化载体或精神符号的。
    培育一流学者一定要没有什么“过人之举”，只能按照学术一般的规律，很正常地慢慢去做。现在中国很多大学有太多“过人之举”，反而影响了学术的进步。中山大学这十余年有点进步，就是我们努力不要有“过人之举”。也就是我们的黄达人校长常常讲的，中山大学的“经验”，就是“不出经验”。
    在大学里，许多事情都要讲求顺其自然，要让大学的规矩成为学者和学生日常学术活动、学习生活很自然的部分，千万不能急于求成，揠苗助长。以国际学生为例，现在我们很注重大学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如果国际学生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情况，就像中国学生在哈佛大学一样，那我们就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一流大学了。外国学生跑到哈佛去读书，没有听说要去留学生科报到的，也不会有单独的留学生宿舍，还要安排另外一套课程，基本上你与美国学生没有太大的差别，不会有特别的礼遇或者特别的歧视。该毕业就毕业，该不毕业就不毕业。一个大学里，如果过着这样学习生活的外国学生占有较大的比例，留学生在这个大学里生活和学习，是一种与本国学生差别不大的常态，那这个学校就是一流大学，就是国际学术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了。
    记者：广东和香港同属粤语文化圈，在地缘、文化上有很大的共通之处。香港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学者，但广东却很少有这样的盛况。您觉得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在于何处？对于广东的大学又有何借鉴之处？
    陈春声：香港的学术环境起码有两个优点。第一是资讯的丰富和便捷，这不只是指硬件方面，更主要的，是香港学术界的主流语言不是粤语，而是英语。英文是全世界学术共用的语言，英语学术世界资讯的丰富程度和汉语学术世界是有天壤之别的。广东和香港的普通市民虽然都讲粤语，但两个地方的学术界其实都不用粤语的，在香港主要讲英语，在广州则主要讲普通话。不能因为两地同属所谓“粤语文化圈”，就以为两地的学术界可以做这一类的比较。学术的语言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常常是不同的。
    第二就是教授的薪酬高，从全世界各个名校去香港教书的学者，大多不是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学术中心，在香港可以与一流的同行讨论学问；也不是因为香港的学生资质特别优秀，其实香港的好学生有许多已经到了欧美的大学念书。许多国际知名学者愿意到香港教几年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香港教授的薪水接近世界最高，不少学者中青年的时候在欧美读书、教书，到快要退休的时候，就请几年学术假来香港享受高薪待遇。当然，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学生有机会与这些一流的学者接触，听他们的课，接受他们的指导，与他们聊聊天，都是能有许多得益的。
    这两条广东都不容易借鉴。而且，广东是不是一定要以香港作为学术发展的样板，也是值得讨论的。香港的学术界是很热闹，也常常能见到国际学术名人，但香港整体的学术水平是不是真的比广东高，也是见仁见智的。当然，能有高一点的薪酬，对于吸引优秀的学者，总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