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 刘正成 关于批评的批评 ——王南溟、许宏泉、徐聚一与刘正成谈书画批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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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 刘正成 关于批评的批评 ——王南溟、许宏泉、徐聚一与刘正成谈书画批评现状


作者:罗正翔
刘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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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1946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别署：听涛斋主、八方斋主、松竹草堂、松竹梅花堂、二味石榴堂、野逸一羽斋。
○1980年，书法作品参加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展。
○1982年，书法作品参加第一届全国中青年邀请展。
作为工人员，参加中国书协一届二次理事会。
○1984年，出任大型文学丛刊《人世间》副主编；书法作品参加第二届全国展。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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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青年艺术评论家王南溟、许宏泉和徐聚一作客松竹草堂，与刘正成先生就当代书法批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该网站记者唐朝轶根据录音整理，现贴出以飨网友。
　　刘正成：很高兴各位到松竹草堂作客。我们办了一个网站，以后，你们有什么作品、文章，都可以在我们这里发表。
　　王南溟先生，先请你谈一谈对“王镛批评”的本意吧！那篇文章，我看过。我觉得,站在一个纯学术的批评立场，允许各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我赞赏王镛的书法，我会说赞同的话；若不同意，站在学术的角度完全可以批评。正常的文艺批评，我们还是应该鼓励。所以，我觉得，把批评纳入人事的纠纷是错误的。反过来，把人事的纠纷融入批评，同样也是错误的。现在批评界，这两种交叉在一块儿，让人难以区分。
　　王南溟：国内的批评，职业不分工，造成比较多的误会。比如，一个人自己的作品参加展览，自己又做主持人，这样很容易造成制度上的混乱。分工不明确，很容易让人觉得你是在谋私利。如果作品、评论分开，评论家不参加这方面的活动，不与这个利益集团发生什么关系，他只是感觉到个人需要发点言，这样就比较相对独立。我们国内就缺乏这种评论家，缺乏一个评论家的状态。我去年去大英博物馆参加展览，如果在大陆展览，负责人都会问，你们开幕式有谁来，有什么评论家。而大英博物馆就跟我讲，我们这里展览开幕的时候，评论家都不会来的。评论家要在开幕式以后，他自己来；他来，我们都不会知道。他自己来看看就走了，他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他就关注，会写东西，他是请不来的。大英博物馆这么重要的博物馆，评论家都不是请的，其它博物馆也是一样。我们这里办一个展览，什么人都请，评论家都一起吃饭。
　　刘正成：还给车马费！
　　王南溟：嗯！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评论呢？而且，中国人情上有一个传统，如果我们是好朋友的话，吃过饭啦，还说他的坏话，就会说你这人不够朋友。他会对你进行人格诽谤，他会觉得，你这人做人有问题。
　　刘正成：两面不是人！
　　王南溟：在批评界，为什么批评往往不容易展开？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容易喜欢用人格去批评批评家。比如说，你这人怎么老是骂人，在中国骂人、批评人家便是一个不好的品格。要吹捧，这样就会认为你这个人为人很好，很帮朋友忙！
　　徐聚一：用世俗情感来看待理性批判，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太大了！
　　王南溟：所以不光是书法界搞评论，美术界搞评论也一样。中国的评论家也都存在这个问题。整天跟画家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玩；这种朋友圈子一进的话（我们称为“家族”圈子），很自然的，就没法再评论。
　　刘正成：对！石开就讲过这个道理。他说，原来我谁都不认识的时候，我写评论很容易，结果后来认识以后，就不好意思写啦！
　　王南溟：所以现在没有分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彼此之间来往，这都影响了正常的评论。
　　刘正成：我记得，白谦慎曾跟我提了一个建议，让《中国书法》实行匿名审稿制度，就是每一个稿件来了以后，把名字蒙上，寄给审稿人，让审稿人去客观评论这个稿子能不能用，审稿人不知道这是谁的稿子，作者也不知道谁去审自己的稿子。这样，才能维护一个学术刊物的学术质量。
　　徐聚一：以至于有人比较极端的提出：批评家千万不能和搞艺术的绞在一起，不能跟他们做朋友，一个朋友都不能有！
　　刘正成：但是，真正交往深入了以后，理解了以后，可能就可以批评了。他知道，这是在谈艺术。如果交流层次比较浅的时候，就不太好评。
　　许宏泉：对！这里面还要牵涉到一个问题，一个画家、书法家，你对他虽然是很深入客观的批评，但要不影响到他的其他方面。比如，你影响到他的市场啦！你骂了以后，他的画不能卖钱啦！再有，如果他马上要竞选什么主席的时候，你正好一骂，他这个主席就当不成啦！这里面很复杂。
　　王南溟：这里面有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比较民主化的社会，它就强调一个监督机制，艺术家和批评家同属一个监督机制里面。比如，一个人画画很好，卖得也很好，如果有一篇文章批了他以后，从此画卖得就不好的话，这证明他的画有问题。不仅仅是一篇文章的原因。这跟打拳击是一样的，你要做拳王，你就要和人家打，人家打不倒你，你就是拳王。但是，你不打是不能做拳王的。所以，西方艺术家对待批评就很正常，他们要出名很难，不容易的。他们要评论家在批评了以后，然后自己之间打来打去，打到后来，评论家把艺术家给逐渐建立起来。他们是在批评过程当中成长起来，锻炼出来的。我们这里像熊猫一样，搞一个玻璃房让它活起来。这是不一样的，人家的生命力就顽强，你打不倒！
　　许宏泉：但是，国外有真正的收藏家，懂得真正的艺术，中国就不一样，收藏家没有几个内行，艺术市场和他的官位直接相关。
　　刘正成：看来，大家每一个人角色不一样，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王南溟站在一个独立评论家的角度发言；许宏泉，当了这么久的主编，他在考虑批评了以后，学术环境和世俗的功利环境交叉一块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作用？这是很重要的。在关键时候，你把他主席的位置给搞下去了，说不准，别人上去更坏，还不如让他呆在那儿好呢！所以，在中国做事情是很复杂的。
　　徐聚一：两全其美不可能，你只能取其一。所以，办杂志，有的时候，我们也很谨慎。因为我们其实不想得罪谁，也不想从另外的地方攻击谁，只是看到了这个问题，觉得有说的必要，觉得这是个有意义的话题，我们就做一做。但有的时候，考虑到别的因素，可能也很无奈，只能做出选择。
　　刘正成：你谈的这个选择，倒是很要紧。就是什么时候，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来进行批评。掌握这个题目在当代的艺术发展中间起什么作用，这就是编辑中间需要考虑的啦。
　　徐聚一：原先机关刊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好像他们高高在上，我登了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现在办杂志，不应该再有这样的思维。这是错误的！我们没有这个决策权，我们首先提供一个舞台，我们也不是一个发牌人，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资格、这样的权力，也没有这样的财力、物力，不可能来主持这个牌局。
　　许宏泉：我们《边缘》杂志，是一个舞台，不能像以往的机关杂志，上了你的作品，就证明是对你的肯定，我们这个大舞台里面，可能有英雄，也有小丑。
　　刘正成：我看王南溟对王镛书法批评的时候，还有这样一种感觉，王镛的书法对当代流行的一批年青人影响很大，在这个时候，适当的批评，对他们加深认识作用很大。反过来，这种认识加深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是在批流行书风，流行书风正是处于边缘的时候，王南溟批评它，人家就以为，王南溟是不是跟那一伙一起去批流行书风去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学术环境不健全，人家会把它当成别的一种秩序、功利方面来考虑，王南溟是不是谁在指挥他，要批评王镛，现在不是要帮王镛说话吗？但反过来一想，我了解一些王南溟这个人，谁也收买不了！
　　徐聚一：一般有一种习惯意识，马上会想，这里面背后有没有人？
　　刘正成：我看了余杰的文章，他大学毕业不久，跟书法界没什么关系，但他写的东西很深，很有些刺激作用。如果他跟我们认识了以后，完了！回去以后，文章就写不出来啦！
　　徐聚一：对他的“文化摇头丸”的评论，你是第一个确认的人，因为你读懂了他的文章，许多人都误读。
　　王南溟：他的角度还是可以，他不单说书法。
　　刘正成：魏明伦跟我是朋友，余杰批评了余秋雨，他就去作东，想把他们两个人拉拢到一块儿。魏明伦的想法是：余杰对余秋雨有误读之处。魏明伦这个人还是很有批评精神的，敢于说话。但是，他因为对余秋雨有所了解，有所友谊，就觉得余杰误读余秋雨了。但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据我观察，从魏明伦对我说话的口气来看，他想把他们拉倒一块儿，还是有点硬凑。因为，双方不一定很愿意坐到一块儿谈，或者余杰就不愿意在一块儿谈。
　　徐聚一：余杰借余秋雨的现象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曾经犯过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不忏悔。
　　刘正成：所以说，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看法。我这个年龄，就同意魏明伦，为什么？因为我们年龄差不多，同情余秋雨，因为在那个时代，确实，违心的话不说，那个关就过不了！但是，还是要把事情说清楚，要有一种敢于直面的精神。你看巴金晚年的《忏悔录》，他就写的这些。
　　许宏泉：我们可以理解余秋雨当时的所作所为，可以原谅他；但是无论怎样，他都要忏悔。这种忏悔，对当代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徐聚一：不然，历史就被遗忘与扭曲了！
　　刘正成：第七期《边缘》，余杰批张艺谋的《英雄》，我觉得很独到。批张艺谋的人很多，对其思想性的批评，余杰还是有一定深刻性的。
　　王南溟：本来我也想这样写。
　　徐聚一：作为一个观众，我看了《英雄》的片子之后，有强烈的被愚弄的感觉。就是说，你无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痛苦，而另外做一套说辞，是对我们观众的一种污辱。
　　刘正成：我原以为，奥斯卡要给《英雄》发奖，但是，美国人也有良心啊！不一定帮我美国说话的，我就给你评奖。王国维有一个观点，他说，有“主观的诗人”和“客观的诗人”之分，要么，你就不要入世，做主观的诗人；永远保持一颗童心来看待世界；要么，就彻底的入世，做客观的诗人。像雪莱这样的，是主观的诗人，曹雪芹就是客观的诗人，他历经兴衰与荣辱。我觉得批评家，也可能存在这两种状态。要么，我根本不认识你，根据我主观的价值尺度作审美观察；要么，最彻底地了解作者，然后“入木三分骂亦精”，可能这样的批评更为贴切。
　　王南溟：就是要研究，研究很重要。
　　刘正成：嗯！做一个“个案”的专题研究，才能深刻与全面。
　　王南溟：涉及书法批评,我是从前年批评沃兴华的文章开始的，其实，评沃兴华之前，我几乎对书法界没写过文章，一直在美术评论界里。但我并不是不思考书法，我一直在思考。后来，我觉得有点成熟了，专门作了一个写作计划，不光是批流行书风。这个写作计划，第一篇是沃兴华，第二篇就是王镛和华人德，接下来是现代书法里面陈振濂和邱振中。整个九十年代以来，流行书风到现代书法是连成一条线的。整个一条线，就是书法在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我只是抓了这一点。书法在变化过程当中，不管它是古典范畴里面的流行书风也好，还是在现代范畴里面的现代书法也好，它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这是一条线索。我发的稿子，第一篇是批评沃兴华，这也是一件很巧、蛮奇怪的事情。我写之前还没什么人谈流行书风，整个书坛变化还没有产生，等我发了这篇文章以后，才开始变化。我是一个独立写作者，为什么《书法》杂志能连续发表我的文章，卢辅圣也没反对，社里的人也没反对。他们都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个人不拉帮结派，不跟书法界的人发生利益关系。他们觉得我完全是很独立的一个人，卢辅圣就觉得这是自由来稿一样。整个一个过程，我自己想想，当初就是因为我没有介入什么活动，反而树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自由评论人的形象。
　　徐聚一：批评界的人要特立独行很不容易。
　　王南溟：好多人都不了解情况。平心而论，我跟王镛从来没见过面，华人德也没见过面，很多人都没见过面，石开也没见过面。
　　刘正成：你躲在书斋里面，叫“不识时务”。“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道“先”和“后”，也就是察其时变，才可能更接近事物本质的真理。所以，批评的时间在世俗功利中间起重要的作用。当他在全盛的时候，你去批他，大家就觉得对；当他走下坡路的时候，你去批他，大家就觉得有点落井下石啦！
　　徐聚一：赞是一种手段，骂也是一种手段，可能以后，骂将会更加猛烈，因为骂人过瘾，能引起人的注意。
　　刘正成：他们攻击你一下，你就很恼火、很难受。他们不知道，港台影视圈里，每部电影出来以后，先制造绯闻，那些人很容忍，其实是假的，主要为了片子好卖。
　　徐聚一：就操作而言，一味吹捧，现在不行了，人们压根就不看啦 ，以后挨骂的人肯定还要请人来骂他呢！所以，骂人也要谨慎，不然，很难堪！弄不好最终还是要跟着世俗、流行走。所以，做批评家不易。
　　王南溟：中国的体制不健全。简单地说，比如，今天请你吃饭，如果你说不行，在北京、上海还可以，如果到内地，人家马上会不高兴啦 ！就觉得你不给我面子，你不喝酒，一定要劝你喝，喝一定要喝醉；就这种风俗习惯！
　　徐聚一：人情的泛滥，影响了纯粹的学术。你写得怎样、本意是什么，他不管你，只是猜度你是什么倾向，代表了谁在说话，他就这样来看你的文章。
　　王南溟：这就是我们原来的政治体系培养起来的一种习惯思维，要揣摩里面的意图。
　　刘正成：所有下级，对上级的稿件都要揣摩透彻才行。
　　许宏泉：是不是马上要搞一个人啦！
　　徐聚一：所以，现在的杂志，包括网站，能够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不需要什么“猜摩功夫”，走出历次运动遗留下来的阴影，我认为已经是一个进步。
　　王南溟：我批沃兴华那篇文章，其实，在社会上也有许多误解。沃兴华离开上海书协，秘书长不当，是他自己的原因。当时，华东师大给他一个通知，你要么在华东师大，要么留在书协，不能两头都占着。他自己选择回华东师大，不是因为《书法》杂志发表我哪篇文章，使他离开了那个秘书长的位置。这两件事情，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刘正成：“凤凰卫视”天天都在播一位首席评论员的广告：你看，有些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实际是有关联的。中国人就往往要看这个关联的东西。
　　许宏泉：我们刚刚收到一位读者的来稿，叫《博导也抄书》。现在搞博士点，本身是画画的画家，非要让他有学术专著，不然，不能做博导，那怎么办呢？他只好找他的研究生去把资料汇集起来编《中国美术史》，他怎么能写呢？一个真正的美术史专家写一部美术史都很难，他只能抄啊！所以，这个稿子来了，我一看，这个作者又是好朋友，而且他是当官的，院长，大家正在搞他，马上可能就要下台，抓不住他的把柄。这篇文章，如果我们一发出来，对他就有影响。但是，我们不想掺和到人事里面去，将稿子等一等再发表，因为我知道这个事，等他上去了，或者下来了我再发表都可以。
　　徐聚一：这其实对我们办杂志的来说很无奈，不应该这样做的。
　　许宏泉：其实还是体制的问题。他本身也不愿意去抄书，画画就行了，抄书浪费精力，抄一本书的时间，他画画就能卖很多钱啦！
　　王南溟：评职称的制度有问题，比谁写的书厚、著的书多，不对，他没质量的。
　　刘正成：其实，一篇论文往往比一本书还重要，更有学术含金量，个案研究的学术论文，必须自圆其说，很复杂的。一本用遵命实用的教科书，一条、两条、三条它是用一种方法制造出来的，看起来煞有介事，其实也许很容易。
　　王南溟：他不懂一篇学术论文，要超过你抄一本厚厚的书。
　　刘正成：孔子就抄书，祖述尧、舜、禹、汤、文、武，述而不作。关键在于，抄首先要注明是抄谁的，再有，你对抄的东西作什么评价，观点自然就表明了。这种继承里有创造，表面上看，整个儒家的学术著作全是抄书、注书，其实有其系统地历史发展阶段性的。
　　徐聚一：“述而不作”。这恰恰是儒家做学问一大特点。
　　刘正成：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都是这样。注解是经院哲学的方法，也有它的合理性。
　　徐聚一：它有选择在里面-----有取舍，取舍就是它的学问，这个很重要。“人心千古不易”，历来根本的东西没有变，那么，没有变的东西，古人已经说过了，但是，今人你要有侧重点，以前重要的东西，可能现在不重要了，以前被忽略的东西，现在重要了。“述而不作”这四个字有大学问， 后现代追求的恰恰是这个东西。动辄独创的东西是很可疑问的。
　　刘正成：批评也有风格，也有流派，就像朱清时说的，科学论文也有风格。
　　王南溟：对！有风格流派，有学历背景，哪一个学派出来的？好坏都看得出来，决出深浅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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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嫖娼”被抓 状告公安违法
　　全国著名书法家刘正成状告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行政违法一案昨日开庭。曾因涉嫌嫖娼而遭受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查处，并因此被撤销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职务的刘正成，与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对簿公堂。碑林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著名书法家“嫖娼”被抓
　　今年57岁的刘正成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书法家。他在诉状中称，2001年5月15日，他从北京到甘肃讲学回来，途经西安时，因旅途劳顿，肩周炎复发，晚饭后与两个朋友到位于西安市南大街的波特曼洗浴中心洗浴。他正躺在按摩床上时，便衣警察破门而入，没有出示证件就将他带到西安市公安局治安处，要求他承认有嫖娼行为。这期间，他还遭到干警殴打，身上的钱也被不明身份的人搜走。后来他向认识的公安局朋友求助，才得以“脱身”。5月17日，他到成都探亲，曾在医院治疗，诊断为“头晕、呕吐、眉角有伤”等。
　　此事过去一年多后，2002年8月30日，中国书协突然向刘正成宣布，因接群众举报，称他在西安嫖娼被查处，让他停职检查，并告知他书协在调查此事时，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曾出函称他因嫖娼被处罚5000元。2002年12月，中国书协因此先后免去了刘正成中国书协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的职务。
　　状告公安局行政处罚违法
　　突如其来的人生变故，给刘正成带来了很大打击。2003年元月，刘正成委派北京市众明律师事务所的翟雪梅律师来西安调查。律师发现，刘正成涉嫌“嫖娼”被抓，是在2001年5月15日，但碑林分局罚款5000元的治安处罚决定是在当年8月7日。而且事发前，刘正成没有接到任何对他进行处罚的裁定、通知等。
　　2003年3月19日，刘正成向西安市公安局提请行政复议，但因公安局当初的笔录与行政处罚裁决书上所写的被处罚人是“刘文正”，5月15日，西安市公安局认为碑林分局并没有对刘正成作出行政处罚，遂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但同时拒绝撤销碑林分局对中国书协的发函。无奈，刘正成向西安市碑林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认定分局的治安处罚行为违法。
　　公安局辩称没有违法
　　7月10日，西安市碑林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开完庭后，记者了解到，原告一方向法庭提交了26份证据，认为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处罚的过程中，存在着程序违法等情况。理由包括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治安案件作出裁决时要立即宣布，裁决书也应立即送达被裁决人，但此案中存在着先处罚后审批等情况。原告方还认为，根据行政处罚法46条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即处罚与收款不应该是一家，但此案中，收款与处罚的都是公安机关。另外，既然认定刘的行为是嫖娼行为，却没有对容留嫖娼的洗浴中心进行任何处罚。
　　对原告的起诉，碑林分局答辩认为，既然处罚决定是对“刘文正”作出的，刘正成作为原告主体身份不合格，而干警打人属于捏造，并认为行政处罚行为正确，刘是“企图利用治安处在办案程序中的疏忽推翻此案。”
　　记者了解到，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有严格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在事后收集证据等。只有“程序的正义才能保证实体的正义”，所以近年来“民告官”的行政案件中，因行政程序不完善导致诉讼的不少。2003年7月10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刘正成，他说自己希望法院公正执法，公正审理，早日给个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