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从今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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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从今天开始


——学习刘永康先生主编的《语文教育学》【李华平】        
        写下“语文教育，从今天开始”几个字，就有一种无比兴奋的感觉。读了一本书，竟然产生了这样强烈的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我感谢刘永康先生，感谢他及其合作者及时为语文教育奉献的《语文教育学》一书，并对一向“苛责”无比的高等教育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
      
        语文科单独设科一百年来，语文教育界学人就在为语文教育忙碌着，理论探究者皓首穷经，实践摸索着艰难前行。可是，一句“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竟让语文教育界语塞一时。扪心而问，语文教育确也问题多多。归纳起来，无外乎理论滞后，实践乏力，因此，效果差、效益低。
      
        一线老师常常抱怨，大学老师没有教会我们“如何教语文”。细究起来，“如何教语文”一语包含两层意思：语文课教什么（内容）；怎样教（方法）。事实也确实如此，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教育）课程设置基本上都向综合大学看齐，师范生学的更多的不是“教语文”；其中的教材教法（或称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一般也只是开设一个学期，更严重的是，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教材十分落后。尽管有的教材出版的时间并不太“古”，尽管有的教材还标举“新课程”，可是教材编写思路陈旧、理念落后，并且空洞无物。
        二
        近几年有关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大踏步的发展，可都是支离破碎、片言只语，有的还互相抵牾，有的则还停留在囫囵吞枣的程度。更让人遗憾的是，有关语言学、文艺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一些重要成果，却没有能够及时吸纳进语文教育理论体系。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是近年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么它在语文教育中怎样运用，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对语文文学教育有哪些积极影响；早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引起人们惊诧性关注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在语文教育中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让文学、文化界无比激动的“后现代主义”，会带给语文教育一朵什么样的玫瑰花。一句话，西方方法论与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有什么样的正相关，又应该克服哪些负面影响。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语文教育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人们津津乐道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理论的丰赡时，我们是否需要换一个视角，换一种思路，以开阔的胸怀，在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理论的土壤上，加入一点“催化剂”，让语文教育理论的土壤更肥沃，更厚实，更养人。
         刘永康先生主编的《语文教育学》就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们不为语文教育界长期存在的“从来如此”、“似是而非”所左右，别开生面，与时俱进，“比照中外，贯通古今”，为“使语文教学从长期混乱的困扰中解脱出来”构建了语文教育学新体系。“目的篇”、“内容篇”、“方法篇”、“资源篇”既各自独立，又紧密联系；每一篇都吸纳了语文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和西方方法论的新认识。
         三
        理论总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
       一般的大学教材编写者，总是喜欢玩弄概念，搞“腾云驾雾”，似乎越玄，越能显示理论性。殊不知，轻视实践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部好的教材，不是让读者囫囵吞枣地被动接受理论，无论理论多么先进。好教材，既要让读者提升理论认识水平，又要让读者领悟这些理论的正确性，要让读者明白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是怎样运用的，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又怎样纠正。
       作为未来的语文教师，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需要切实的实践指导，因为“一切学习从实践去学习比用规则学习来得容易”。
        刘永康先生主编的《语文教育学》一书，为学生认识语文教育实践，熟悉语文教育实践搭建了新的平台——教学案例分析、教学技能训练、教病诊治。这一点，在大学教材编写中，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做到这一点不难，难的是在做之前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真正站在读者的角度思考读者的实际困难和阅读需求。
        四
        不仅在读的中文教育专业大学生需要先进的理论武装，需要切实的实践指导，就是在职语文教师也迫切需要“补课”。教师要“与新课程同行”，首先就要带上新课本，换上新观念，然后才能上路。只有这样，新课改才能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
        陶渊明在经历一番官场路、经历一番心路苦后，毅然归去，并发出感叹“今是而昨非”。从文艺理论“读者反应论”的角度来解读，人生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今是而昨非”的情况，语文教育亦然。我在教了十五年语文课后，非常幸运地学习到刘永康先生主编的这部《语文教育学》，所以这种感觉就更加分明，更加强烈。
        故题：语文教育，从今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