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50个书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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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50个书评家

——《光明日报》读书版负责人谈“光明读书”

■本报记者刘雨虹

彭程     《光明日报》原读书版编辑，现任《书摘》主编     王纬《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辑     上世纪50年代，《光明日报》便开设了读书栏目，1950年至1953年间名为《书报评述》、《书刊评述》专栏，1953年4月11日正式开办了读书版面，称之为《图书评论专刊》。“文革”时中断。1991年《图书评论》正式面世。1999年，由图书出版部开办《书评周刊》。现在，光明日报每周有“书界博览”和“每周阅读”两个版的书评版面。《光明日报》在评介图书的选择上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有文化传承价值的；一是研究、解决现实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     一曲三折的“光明读书”     《光明日报》一直以文化日记、学术日记作为自己的重要追求，书评一直是光明日报的传统内容。《光明日报》的读书版就像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曲三折，和中国的国运紧密相连。     准备前来深圳参加中国首届报纸阅读文化圆桌会议的《书摘》主编、原《光明日报》读书版编辑彭程向记者介绍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光明日报》便开设了读书栏目，1950年至1953年间名为《书报评述》、《书刊评述》专栏，1953年4月11日正式开办了读书版面，称之为《图书评论专刊》，双周刊，“文革”时读书版面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后，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热潮冲击下，1991年7月25日，那场浩劫后的第一个读书版《图书评论》正式面世，规模为一个整版。1993年1月，《图书评论》双周刊改为《读书与出版》周刊，规模依然是一个整版。1999年1月起，由图书出版部开办《书评周刊》。现在，光明日报每周有“书界博览”和“每周阅读”两个版的书评版面，周二、周三刊出。     彭程回忆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读书版的宗旨是评价优秀图书，引导知识分子阅读，介绍出版动态、方针及政策。彭程对那时的两个栏目记忆犹新——“书人书事”和“书评”。“书人书事”栏目，邀请了书籍作者、读书人、爱书人就图书故事、出版情况以散文的笔调进行散谈，形态轻松活泼。而“书评”则邀出版大家进行访谈，深入浅出，使得不少读书人引颈观看。     如今，《光明日报》读书版早已更名为《书评周刊》，当前的读书版负责人王纬说，名称虽变，但《光明日报》读书书评版块的追求思想、人文的办刊宗旨一直未变。他说，阅读、求知是深植于人类心灵之中永恒的向往，在任何时代，读书书评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已达二十万种以上，但其中鱼龙混杂，高精作品并不是很多。因此，选择购买、阅读一本真正有价值的书对多数读者来说并非易事。“光明”的《图书评论》就是要把这些为数不多的高质量图书的价值告诉给每一个读者，为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茫然无措的读者提供一份光明引导。     好的读书版应当是什么样的？     一块好的读书版块应当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当前《光明日报》读书版块负责人王纬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成功的读书版面，应该体现出一种植根于人文精神的鲜明的价值关怀。     王纬对具体的读书编辑业务与记者作了探讨。他认为版面的策划编辑应力求在这样一种视野之下，努力发挥主体意识，整合相关的资源：应介绍优秀图书及其作者、编者，捕捉把握出版、阅读的动态和趋向，刊发读书（购书、藏书等等围绕书的话题）随笔类文情并茂的文章，等等。一个好的读书版面应当是一个十分开阔的、使想象力充分驰骋的空间。它资讯丰富，有名家写手，主旨明确，关注现实，捕捉热点，适时就某一话题开展讨论，组织读者进行参与性强的征文活动等等。就形式而言，文笔隽永，版面设计图文并茂，具有浓郁的书香气息……     他介绍说，《光明日报》在评介图书的选择上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有文化传承价值的；一是研究、解决现实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     “五官分明”的读书版并不多     纵览当前全国报纸，读书版面层出不穷，大多数报刊都希望能以读书版的出现、规模和质量衬托、呈现整张报纸的品位。这里是否会出现版面趣味的高下之争呢？     针对记者的提问，王纬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说明。他把整个媒体切成了两大块：主流媒体和流行媒体。他认为主流媒体关注重大新闻，关注对我们的生活有深刻意义的思想，而流行媒体关注的是轰动新闻。主流媒体要求立论持重、褒贬得体，追求客观、严谨、言之有物的文风，而流行媒体有时则多了些情绪化、随感式的评说，也许还有猎奇、炒作渲染等。     王纬认为，站在这个角度说，主流媒体的读书版，一方面，必须关注社会生活的变化，履行媒体的义务；另一方面，作为读书书评类版面，必须关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最前沿的思想。     对此，他持有这样的观点，由于定位、读者群的不同，主流媒体与流行媒体在办报方针上差异很大，但是这种差异体现在读书书评版上应当是忽略不计的。毕竟图书的价值是由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决定的，因此，读书本身是一件享受求知、享受深刻、享受内涵的事情，尽管因报纸面对的读者文化层次、审美格调、阅读趣味有所不同，导致报纸读书版出现不同的风格，但不同报纸的读书版面大都应保持应有的高远、雅致。     在全国报纸读书版面中，执牛耳的是哪些报纸？编辑主持《光明日报》读书版面多年的彭程认为，就视野所及的而言，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是他较喜欢的读书类报纸。     读书版要有清醒的自觉意识     读书版自然与书紧密联系，难免和出版社有难以言说的瓜葛。现在是市场经济，一本书或者有关书评出现在受众广泛的报纸上，是会对图书及出版社起到相当的宣传推广作用。鉴于此，许多读者会担心，报纸读书版会否有沦为出版社工具的危险。     面对读者的担心，王纬不以为然，他说出版社结合自己所出版图书的特色，根据读者构成情况，选择相关的报纸作为推介窗口，这种做法有其道理。从我国媒体书评版的实践来看，在图书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出版社往往与媒体有着广泛的联系，会将自己的重点图书不遗余力地向媒体推荐。至于读书版是否会沦为出版社的推介工具？他觉得是一两句话难以说清楚的事。他认为，报纸如果对保持自己的特色、品位始终有清醒的自觉意识的话，也许能够较为妥帖地处理商业利益和价值评判尺度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经济利益而牺牲公正客观。我们需要50个书评家     读书版上的书评无疑是棋盘上的珍珠，一纸出色的书评能牵动读者的视线，带领他们领略书中最精妙之处，由此全国的报纸读书版都会将书评视为其中的重头戏。     《光明日报》的读书版刚揭开帷幕便是以书评为主，书评一直是该报的特色。从开设书评至今，他们占地势之优，总是邀请文艺大家来撰写书评，这就保障了《光明日报》书评的质与量。     在读书版世界遨游了七八年，彭程以版面为原点，和很多知名文化大家交往颇多，进而成了朋友。那时的《读书与出版》栏目《名家荐书》，邀请了多位文化界名人推荐他们喜爱的图书。先后有季羡林、唐达成、胡芝风、宗璞、冯其庸、邓云乡、刘白羽、袁可嘉、刘心武、牛汉、邵燕祥、严家炎、谢冕、黄宗江、陈建功等近70位知名人士为其撰文，许多位知名学者、作家在此开设了专栏，如王春瑜《牛屋杂俎》、陈平原《东京读书记》、李书磊《古书启示录》、斯妤《书与人》等专栏。     90年代的读书界空前活跃，彭程与这些文化大家联络紧密，其中更是和张中行私交甚笃。彭程还记得那时常邀张中行写些读书随笔，张老先生思维敏捷，信手拈来，很快交稿，其写作速度之快，完全不像一位老人。他写的读书随笔不局限一书，往往由书的一点生发，跳跃式地联想到远处，看来生动活泼。张中行不喜欢陈腐气，和读书人在一起话题绝不限于书本，高兴了，常对彭程说“哪天我请你吃小米粥、京东肉饼，街角就有。”     张老先生如年轻人的活泼直率还有一事让彭程难忘。他酷爱砚台，一日，高洪波拿了一件砚台得意地献宝于老先生，张中行只看了一眼，便不客气道：“一看就是个假的。”其率真毫不掩饰。     凡是书评都会带有十分个人的风格，当前《光明日报》的书评展现的是怎样风格呢？王纬这样认为，“书评是非常自由的文体，无一定之规，每一位评论者都可以随心所欲，尽展才华。我觉得好的书评首先要评价准确。可以是对这本书的整体的评价，对该书最主要的思想的评价，也可以是对次要的内容做出准确评价（次要内容更真切地打动了写作者）；其次，必须要有自己的新鲜的思想。书评不仅仅是所评书的内容介绍，它一定要有书评作者自己的思想，是写作者的感悟、思想与书中内容的穿梭共鸣。第三，文笔要新颖别致，能针对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读者对象。比如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把一本专业的书介绍给一个没有多少专业学术背景的读者，写得精彩，让读者能够看懂并感兴趣。这三点哪一点实现了都是好书评，最好是能三者结合在一起。”     而彭程则直接地指出了几个名字：谷林、林贤治、止庵。他认为这些作者或者说是书评家既有着独到的择书眼光，文字风格又引人入胜。     他将当年萧乾一个故事讲给了记者听：那时萧乾在编辑《大公报》副刊时组编了大量书评，并提出“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他认为，这话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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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书评家

杨建民

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萧乾先生对“书评”这个行当充满热望。他不仅为“书评”前景大声呐喊，还声称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产生，并且雄心勃勃地宣告：“我们需要两个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     两年前，年高九旬的萧乾老人逝世，引起人们一片哀悼之声。可先生六十多年前的热烈呼唤，今天还在多少人心中回响？作为一个喜爱书评的普通作者，此时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受呢？     眼下，有许多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抑或理论家、评论家之类，但极少有被人称为“书评家”的。倘若偶尔多写了几篇书评，被人不经意叫了一声“书评家”，那在心里是挺不舒展的：什么呀，谁是什么不入流的“书评家”？     本来，眼下是极有望出现“书评家”的。我国十多亿人口，每年出版的书多达几万种。说实在的，这每年出版的书，叫一个爱读书的人一辈子也读不完。按理，书评家应该应运而生。他应该以一个职业读书人的眼光、品位，去审视许多面世的书籍；也不必避讳，他应该在相当的程度上起到引导读者的作用，这是他的一项严肃而重要的工作。     可是，眼下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职业”的“书评家”。我们读到的许多书评，大都是由一些旁的什么家来偶尔操刀的。譬如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似乎谁都可以客串。可大都只是打个擦边，应应景，没有人认真去专意什么“书评”的。就算写书评多一些的人，也极乐意别人称他理论家或评论家，而舍去这么一个充当书评“家”的机会。     的确，“书评家”决不是好当的。首先，在眼下它实在算不上什么正宗角色。你瞧，文学杂志，基本没它的位置；其他杂志它是耍末补白的主儿；报纸偶尔也发那么一篇两篇，但极少成阵成排，使人产生印象。就算提名叫响的几份书评类报纸杂志，除极个别外，大多勉勉强强、尴尴尬尬艰难生存着。即使在那上面发了多篇文章，周围圈里圈外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你最近在穷忙活个啥。     书评家难当还在耗神费力。为写一篇书评，一个稍微有点良心的作者，总是要将这部书翻看个两遍吧，顶不济起码看一遍吧。一本书，薄的十多万字，厚的二三十万字，这过一遍需花费多少时间，读过书甚至浏览过书的人都知道。何况为写书评他还比一般的读和浏览不知认真、仔细多少倍……尽管如此，由于书评形式限制，你不可能写出长达几千上万字的东西，一般也就是个一两千，多一点三千字，便到顶了。接下来，你得找一个可能发表书评的报刊，抄正投出。也许你评的这书不合时宜，立即被判“死刑”也难说；就算侥幸被选中刊出，它也实在不过是一篇书评而已。一两千字，几十块钱的酬劳，就是你买书、读书、评价、投稿、见报的经济价值。     这还不算，就算这痴心的评书人有耐饥受寒，九死而不悔的献身精神，他的努力也极难获得人们认可。一般人决不会把“书评家”当回事的。而严正的学府及研究机关，书评是决上不了档次的。学术成果，书评除外；科研经费，搞书评的想都不用想；出版社偶尔出一点“书评”集子，打的一般都是评论或“书话”的招牌。前者表示有学术味道，后者求其阅赏轻松……你说，你搞的哪门子“书评”，还想当什么“书评家”。     事实虽然如此，可铺天盖地的书籍却分明在呼唤“职业书评家”的出现。旁的什么家客串的情形，毕竟有随意、散漫之嫌，决不足以为众多读者起到引导的效用。再说了，客串有时就缺乏建构的野心，不足以使书评成为一种在读者中有强有力影响的形式（本来它应该产生这种影响）；并且，书评家也应该对目前较为盲目的出版界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提供足资参考的有益信息。这些事，这些作用，一些出版业发达国家的书评家们一直在做，一直在发挥。例如美国那一批围绕着《纽约时报书评》的书评家们所作的。要建立如此良好信誉，发挥如此重要影响，我们的书评作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起码，要争取戴一顶“书评家”的帽子，并且为此感到正常、乐意，甚至——荣幸。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2年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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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建立“健全的书评制度”
　
　　《新华文摘》2005年第16期□徐　雁
　　　　一
　　　　
　　　　杨联陞先生（1914—1990年）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2年至1946年在哈佛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61年，杨先生入籍美国，4年后获得“哈佛燕京中国历史讲座教授”称号，1980年以“名誉教授”资格退休。其著述有《中国史专题讲座提纲》、《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和《汉学论评集》等。以中文形式出版的文集则有《国史探微》（1983年），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其晚年手订论著选，本书共计收入其学术论文和学术书评18篇。
　　　　在学术研究之外，杨先生大概是自觉地把学术书评作为名山事业的有机部分来经营的。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和语言学两个领域，周一良先生说他“善于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杨先生的这一学风特征也见于他的书评文章，因此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中评述说：
　　　　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
　　　　难怪刘子健教授在《斯学传斯风——忆杨联陞教授》一文中说，从他的书评中可以读到“最精彩的学问”。杨联陞先生对于自己的书评也颇爱惜，尝致周一良先生函中说起，此乃其“心血所集”。当一良先生在复函中，将他的书评成就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相提并论时，他却又赶紧回信表示：“来示以双承寅老与伯希和为说，万不敢当，‘廖化作先锋’而已。伯公晚年以汉学界之警犬自命，不可向迩。其书评不留余地，非弟所从。”
　　　　一语道破自己的书评与伯希和式书评的差别，是在于批评学术著作时“留不留余地”的问题（可见讨论学术书评之分脉，杨联陞式与伯希和式固不可一概而论也），而学术著作之乏人批评因此只能自为的意思，他已尽在言下。
　　　　如此说来，余先生所总结的“博雅”，“有深度”，要在“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等特点；上篇周先生所指出的“广博的学识”，在学术上“相当细心”，要在“对于大义微言和细微末节，都不肯轻易放过”，以及“动人的文笔”和“引人的谈锋”等长处，都足以构成“杨联陞式书评”的特点，这显然也是一个“健全的书评制度”中，学术书评建设方面所不可或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杨式书评”应当成为中国学术书评写作的一种范式。
　　　　由此可知，学术书评贵在表达作者个人知识的渊博、学识的深邃和见识的高明，自不待言。钟敬文先生晚年在接受肖立采访时，曾经说过一则故事。那是1989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钟敬文散文选集》，他便送给启功先生一册，启功看过后，“我问他的印象如何？他说一句话，说：‘白话《蚕尾集》。’《蚕尾集》是清初诗人王渔洋的文集，我初到杭州的那些年，把《渔洋山人著述》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是一部大丛书，我很喜欢读。”
　　　　于是钟先生发表议论说：“启功先生评价我的散文是王渔洋著作的白话体，这句话是从他的学问中来的，是他的智慧。他看得出来，一般没有他那种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就说不出这话。”
　　　　评论贵在以见识折服被评论者，而见识惟以学识为底子；所谓学识，则又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所得知识为基础。此论于此可获一生动例证，而“三识”之论无疑也为我们讨论构建“中国书评制度”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能正是有类似的体会，所以钟先生治民俗之学，指导研究生学业，都特重见识之养成。他在采访中回答有关提问时说：
　　　　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讲，搞学术研究，有没有自觉意识，那结果是大不一样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同你的研究对象（如民俗事象）多打交道。打交道多了，实际知识拓展了，你对所从事的学问的学科意识也就会更明确了。熟悉材料很重要，能熟悉而且能应用，才能有所发现。现在有的青年学者搞理论与实际“倒挂”，那不行，那就不容易得到学问的正果。
　　　　其实研学民俗如此，研学书评也是如此，广而言之，则研究天下世间的学问莫不如此。适才收到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研读徐宗文先生新著《三余论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之后所写的一篇书评。他从阅历中拈出两事以证著作者之见识之高明后，其中竟有设问道：“……我颇有所悟：写书评不是只对作者，而是要把评者自己也摆进去，相互比照，磨砺切磋，进行学术交流，让书评成为学术交流的一大渠道，为书评增一大功能，不知书评家秋禾以为然否？”原来他老先生是每期都读着我这个专栏中的“三千乱话”的，正期待着我与之笔谈呢。
　　　　来先生积生平学术实践和学问经验所发表的意见，自然是错不到哪里去的，而且他的意见，还无意中为我们讨论“书评制度”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即写书评时决不可眼前有“书”而笔下无“人”，书评作者和书籍作者的纸上交流，正是所谓“书评制度”的仪制之一。
　　　　于是联想到早先读过的台湾学人已经发表的一些书评言论。如杨绍宪先生在1972年初冬所写的《书评书目》刊评中表示，台湾图书出版业朝气日现，“大有欣欣向荣之势”，可是“真正的纯文学及科学性的作品（包括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却没有什么大进展”。他寄望于该刊能够“给书评风气带上新的里程”，因为“书评在国外出版界，都占有极重要和崇高的地位。而事实上，其对出版作品的贡献也是难以估计的。书评风气的树立，大大可以提高出版品的水准，也可以加强出版社与著作者的责任心，而对读者鉴赏力的提高亦大有助益”。
　　　　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大学教授过“书评学”课程的彭歌先生，也在所写《如何倡导书评》里提出，比较了“文艺批评”，更值得倡导的是“各行各业带点儿专门性的书评”。那么，“谁能写这种书评？当然是本行的专家。谁应该发表这些书评？当然是各种专业性、学术性的期刊。谁应该支持这些期刊的出版，当然是专业性、学术性的团体与组织。”
　　　　彭歌先生有关书评的见解，显然受到美国书评活动范例的影响。他十分推崇美国历史学会主办的《美国历史评论》，当时在他手边的那一期，在总共413页的版面中，5篇论文约占到100页，其余300多页全是书评，共计评论了122本书，“当然全是与历史有关的书评”，“都是在两个月内所出的新书——有关历史著作的精华”。那么，“谁读这些书评？教历史的老师、学历史的学生、研究历史的专家、对历史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历史学会的会员。这本评论受人重视，因素之一就是书评。”他说：
　　　　无论要研究的专家或只是有兴趣的业余人士，把这本期刊浏览一遍，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有关史学著述的“大势”。当然，要进一步探讨，他还得再去找原书来详读。这些书评至少可以让他不至于落伍脱节。我们今天要倡导书评，一般性的、文艺性的固然也应该注意，但最重要的还是各种可以分门别类，自成一个范围的书评。从政治到经济，从哲学到音乐，都应该分头努力，去评论、去介绍在它自己本行以内的书籍。
　　　　于是他提出学术书评的依托在于，“一个学会至少应该有一种学术性期刊，一本期刊至少要规定有相当的篇幅去发表书评，如果某一行的人都不读他那一行里的书，那还有什么学术与知识可谈呢！”原来好的书评，可以成为一本杂志的支柱，而成熟的“书评制度”足以辅成各个学科门类的“学”和“术”哪。
　　　　二
　　　　
　　　　整整25年前，原台湾《书评书目》杂志总编辑隐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大叹“苦经”说，他当初主编的是一份“易于招惹是非的刊物”，因为所谓“书评”，“在我们这儿，一向被人看成不是骂人就是捧人，而我的朋友十分之七八都是写文章的，看样子，总有一天全会被我得罪光了。”他回忆说：
　　　　不久前，还有一位文友对我说：“隐地，你本来的人缘真好，我碰到十个人，倒起码有九个都说你不错，最近似乎不行了，别人谈起你，常常以沉默代替发言，还有一些人在开始说你闲话了！”我知道，我十分清楚，自从我开始编什么《年度小说》，什么《书评书目》，就有人看我不顺眼；但我想，他们一定不是对我这个“人”，而是对我做的“事”……
　　　　那么，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把选文评论工作进行到底的呢？是隐地的专业兴趣和知识理性。因为他认识到：“我相信容忍不同的意见，不固执己见，都是必要的，惟有听取两种以上相反的说法，才能辨别真理属于哪一边，也许我们根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但总要设法使自己慢慢去靠近它。”
　　　　我认为，这种坚定的带着发展视界的理念，仍然是我们今天探讨建立“健全的书评制度”所需要的基本精神基石。否则诸如隐地先生当日所遭遇的尴尬，不仅不会主动退隐，而且只会随着书评活动的开展而愈演愈烈。
　　　　然而“健全的书评制度”，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必须是同长期习惯意识进行了坚决的争斗以后彼退此进的产物。当年，陈克环女士在看到《书评书目》创刊以后，当即欣喜地表示：“我们需要书评，而《书评书目》提供了公正的书评”。她认为：
　　　　国人爱讲情面，固执于“隐恶扬善”待人处世的作风，因此，我们难以建立起有建设性和鞭策性的文艺评论。而我们的作家便毫无忌惮地讨好读者，关起门作揖的自我陶醉，写出来的东西不是与社会上的恶劣风气同流合污，便是一个人胡说梦话，这样下去，文艺终将被人们所遗弃。一个女人要照着镜子才能将自己打扮得漂亮，文艺也须藉着批评，才能够茁壮成长、美丽。
　　　　陈女士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学校里除了教人如何评论别人的作品外，似乎同时也应该教人如何接受别人评论自己的作品”。当隐地在主编了四期《书评书目》以后，他就尝到了编辑这份书评杂志的“是非”了，他感慨道，“谁都知道，批评，是一件很容易得罪人的事情”。
　　　　桂文亚在《关于〈书评书目〉》一文中指出：“当前文坛，做得最少最差的就是文艺批评制度的建立……一本书和一出戏固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但‘书评’和‘剧评’的本意仍旧相通。”
　　　　陈冷则说：
　　　　过去几年，我们的文坛是谈不上什么“批评制度”的，所谓批评大抵不过是花篮式样的捧场罢了，离真正的批评不可以道里计。……当然，批评制度的建立绝非易事，一则固需靠真正具有学养、眼光与见解，而又能较客观独立的批评家来从事批评工作；再则，被批评的对方更必须有气度和涵养，来接受他人或善意或恶意的批评。能如此，批评制度方能开花结果……使市场上的书籍本本够得上一定的水准。
　　　　作者以《书评书目》围绕读者投书批评知名作家水晶的创作，所激发的作家本人“闻过则‘怒’”的强烈反弹和批评界人士的积极回应为例，对于何欣、陈克环先生两篇表达“义正词严”心声的文章和杂志“严谨的立场”表示了充分肯定，并由此得出结论：“接受批评及容忍批评，乃是一位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作家该有“笑骂由人”的泱泱襟怀。
　　　　思兼在《关于书评》中，结合台湾出版界和读书界现状，指出“出版界良莠不齐”和“欠缺严肃的书评”，是当日台湾图书形神欠佳甚至糟糕的原因。他希望良好的书评能够达成“推广知识的桥梁”和“真伪优劣的鉴衡”两大功能。对于学术书评，他也寄语道：“除了一般的书评之外，我们还希望专家论专著，希望有学术地位的饱学教授，走出象牙之塔，为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尽一份力量。”
　　　　归人在《书评与书评家》中，鉴于台湾“自报纸、杂志以至作家、读者，几乎全不重视书评”，而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建立一种“书评制度”。他指出，“在观念上，如果说作家应忠于艺术和真理，则书评家在忠于艺术、真理之外，必须更忠于读者与作者。可惜我们的从事书评写作的人，不足语此。对于读者，书评家缺乏责任心，对于作者，书评家又过于宽厚与姑息”。他提出：
　　　　没有严正的书评，没有权威的书评家，我们以为比没有成功的创作、具有炙人性的文学作家，更值得遗憾。职是之故，我们的出版界，乃良莠不齐，诚如乱草秋风。在书肆中，你可以看到朱自清、徐志摩的“合集”；你也可以看到以偏概全的选辑；你更可以看一书数名的骗货，你还可以看到漫无标准的翻版，以及剽窃与盗印；莫名其妙的翻译，阴阳怪气的创作……而首蒙其害的当然是读者……也间接的使我们的文化、学术及文学，挣扎于令人痛苦的泥淖之中，难以自拔乃至萎缩凋零。劣币驱逐良币，我们的出版界也有此现象。
　　　　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甚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要归之于盲目的读者缺乏书评家的导引”。因此，在“书评制度”的规划中，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书评的对象”：“读者最感兴味”的畅销书，“应该列为主要的批评目标”；“形式及内容”都“特出”的书，当然应该是“书评家注意的对象”；还有“旧瓶新酒或新瓶旧酒的书”，以及“最坏的书”。
　　　　同时，书评家还应注意到“文字本身的灵活与动人”，因为书评有别于学术论文，其“适时的动人力”当成为“被注意的要素之一”，而一篇理想的书评，“应是那经常保有新鲜和热情风格的作品”，“充满了作者的恳挚之情”，惟其如此，所评才能“赢得作者的首肯”，起到“奖掖作者”的文化责任。
　　　　归人认为，要推进书评的写作，建立书评的“权威”，那么，提倡出版界对于书评活动的“合作”，明确书评家有“服务读者的义务”和洞悉“读者的爱恶”之究竟的使命，以及书评家彼此之间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他认为，要让书评发挥社会作用，造成更大影响，如小说、戏剧、绘画乃至舞蹈、音乐等艺术的“集体制作”形式足资借鉴：“就才识与精力而言，一个人毕竟有限……因此，书评家如肯相互合作，各抒己见，合而成文，未始不是一项可以考虑的新途径。”
　　　　读者林茂在读了归人文后投书评论道：“剖析台湾书评低落原因以及推进书评发展，建立书评地位的可行方法，见解独到，是一佳作。”事实上，几乎大部分读者，对于那种在书评中出现“过激的言词”、“过分的、无理性的攻讦吹捧”，都是有着反感和拒绝的。曹迺峥也说：“个人认为好的书评只要指出书中的错误，别让喜爱读书的人花钱去买不值得读的书就行了，太尖酸的语句，不是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态度”。归人则提出明确要求：
　　　　美好的书评必须充满了作者的恳挚之情。它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使用讽刺、讥嘲乃至揶揄的字汇。要知道凡此种种，适足以表现出书评家本身的器识短陋，修养浅薄。书评家不应同于一般作家。在写作界，他的地位正如抱负不凡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独见的涵养、器识及包容。意气用事及冷嘲热骂，都是书评家的大忌。盖这种浮躁，适足以减低了他在读者与作者群中的依赖力。
　　　　上述种种献议，都为“书评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启迪。由此也可见，建设一个“健全的”中国书评制度，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了。
　　　　
　　　　三
　　　　
　　　　中国为什么需要建立“健全的书评制度”？假如没有这样一种所谓的“制度”，我们的文坛和书林又将如何？凡此，70年来的中国当代书评缺少长足进步的事实，似乎已经给出了全部的答案，而萧乾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借重《大公报》媒体平台所做过的探索和尝试，却依旧可为我们提供智慧和启迪。
　　　　“书评制度”首先是一种约束“人”规范“人”的制度。这个“人”具体表述出来，就是著作人、出版人、读者和书评作者，只有他们是与这一制度最密切相联系的人群。在试图给一个“健全的书评制度”做出某种描述前，让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不同人群对于书评的种种意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曾站在一个作者立场发表意见道：
　　　　我如果是一个作者，我如果写了一本书，希望写书评的人第一要摸着我心情活动的路径……书评是写给作者看的，假如没有摸着作者心情活动的路径，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与作者的书全不相干。同时书评是写给读者看的，读者读的是这一本书，你就不能不啃住这一本书。假如没有摸着作者心情活动的路径，无论你搬出社会影响的大道理或是文学理论的许多原则来，与这一本书全不相干。
　　　　显然，“心情活动的路径”是叶先生最为看重的批评元素。他认为，“在这条路径里，你考察，你观赏，发现了美好的境界，我安慰地笑了，因为你了解我的甘苦；或者发现了残败的处所，我便不胜感激，因为你检举了我的缺失”。他告诫“写书评的人”，“我如果是一个作者”，既“不喜听一味的赞扬”，也“不欢喜听一味的斥责”。因为前者适用于“书局的广告”，它常常“使读者感到肉麻，尤其使作者看了难过”；而后者则容易打击作者写作的热情和自信，甚至杜绝了其“悔改的路径”。
　　　　那么，作者究竟喜欢怎样的一种书评语境呢？叶先生表示，“我欢喜听体贴的疏解”，以及直抒胸臆的“所感”，因为前者善意地指出书中的好处和缺失，为作者指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和修炼的境界；后者“往往须利用比喻……这种批评对于读者比较有意思”。他还指出：“批评者不能不有一副固定的眼光。这里所谓眼光并不单指眼睛看事物而言，却包括着通常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眼光来自生活……我不希望批评者随时转变他的眼光，只希望批评者不要完全抹杀他人的眼光”，这里所说的“他人”，就是“我”，就是书的作者。
　　　　如此体贴入微地替书评者着想并提出献议的，是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
　　　　那么有没有对容不得书评作者的评论而横加指责甚至全然否定的作家呢？也有的。1937年晚春，巴金接到一位朋友寄给他的一篇匿名评论其“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的书评，他在苦笑之余，当即作文反驳，并表示通过这书评，“我看清楚了一种人的面目”，甚至冲动地表示：“我计划中的某一部小说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位书评家。倘使我那时要告诉读者我那部小说中的人物典型是怎样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我就得提到这篇书评。这是必需的。因为我读这书评，我研究这书评，我的眼前才慢慢地现出了那位书评家的英勇的姿态。”
　　　　巴金在《我只有苦笑》中指责道：
　　　　我不知道那位书评家有什么权利，可以代表读者们说话，可以抹煞读者。他自己说过“书评”和“批评”不同，但他却忘记了“书评”的对象是读者，不是“作者”。他那篇书评明白地摆在每个读者的眼前。我可以斗胆地断定说：不管“爱情三部曲”写得好或坏，但为了要了解那作品，我的总序比较那书评更有用处。
　　　　诸君请看，作家竟是如此不留余地否定着书评家的施为的！但事实上，胆壮如斗的巴金还是错了，因为他的表述彻底抹杀了作者和读者、批评者之间，创作和批评的文体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差别。还是来看看当年朱光潜先生在《谈书评》一文中所发表的理性见解吧。
　　　　朱先生指出：“你提笔来写一篇书评时，你的唯一的理由是你对于那部书有你的特殊的见解……书评是一种艺术，像一切其他艺术一样，它的作者不但有权力，而且有义务，把自己摆进里面去；这就是说，它应该有独到见解”，他赞赏叶公超先生在《论书评》中所说的“书评是读者与作者的他解和趣味的较量”一类的观点，因为“见解和趣味有不同，才有较量的可能，而这种较量才有意义，有价值”，“天赋不同，修养不同，文艺的趣味也因而不同”：
　　　　心理学家所研究的“个别的差异”是创作家、批评家和读者所应该同样地认清而牢记的。文艺界有许多无谓的论战和顽固的成见，都起于根本不了解人性中有所谓“个别的差异”。我自己这样感觉，认为旁人也一定这样感觉，旁人如果不是这样感觉，那就是他们荒谬，活该打倒！这是许多固执成见者的逻辑。如果要建立书评艺术，这种逻辑必须放弃。
　　　　此话说得多么切中时弊！而事实上却是，包括众多著名作家在内的创作者却未必真能完成这种“放弃”——且回到本题上来说，那位被巴金形容为“英勇的”书评家又是谁呢？
　　　　原来他就是常风，一位当日已颇负名气的书评家。他是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1933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师从吴宓（古典文学）、叶公超（19世纪西洋文学）、温源宁（现代文学）、郭斌龢（西洋文化批评史）等学者。还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叶公超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他的书评处女作《利威斯的三本书》在《新月》杂志发表，从此他颇有自信地行走在书评写作的道路上。因此，当年巴金面对常风所写的长篇书评《巴金：爱情三部曲》“只有苦笑”时，他心里其实是该知道那书评究系何人所为的。篇首所指“不署名”云云，只是为了便于在答辩状中说些决绝的话，这也是当年争辩的一种技巧，特意作出一副对文不对人的样子。
　　　　常风先生在书评中提醒巴金不必在意把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写成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并诚恳地指出，其创作激情高于文艺理性，小说的生活化高于艺术化的倾向，削弱了其作品的应该达成的感染力。他进而劝诫道：“一个创作家拣取题材及穿插时，如仅选那些作者自己感觉到可歌可泣的而忽视将它们安排到一篇作品里所生的影响，或它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则结果必破坏作品的一致，减少它的力量”，“小说是取材于人生而不就是人生。小说不是历史，所以小说不必需要，且不应，将现实生活所有的一切悉网罗了，一丝不少的都翻译成文字。小说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是艺术。”
　　　　常风书评写成于刘西渭与巴金发生争论之后的1936年2月14日，可谓再接再厉；而巴金在一年后读到书评即瞿然奋起反击，亦可谓雄风重振。他在《我只有苦笑》中以针尖对麦芒的态度回敬道，我写“爱情三部曲”的总序，“主要目的也就在把我创造人物典型的过程告诉读者，只有那位嗅觉特别锐敏的书评家才会在这文章里嗅出别的气味来”，“我自己明白地叙说了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和真实人物中间的距离。那位书评家却因为我把我创造人物典型的过程详细说明，就教训我不懂得小说和历史或传记的区别。他似乎太聪明了。不过我倒疑心他自己就不懂历史”。
　　　　综上可见，因为书评作者以至书评家价值观的游移和飘忽，招致了著作人的不信任感乃至反感。看，要是缺失了书评人与著作人对于著述和评论的共识，没有一个健全的“书评制度”，在这个社会中，书评家和著作人之间的隔阂该有多深，而所谓书评“导读功能”的社会担当更何从谈起！
　　　　（摘自《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4、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