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品格，重在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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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品格，重在信念
时间:2012年12月18日 作者：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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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从品格上评论当代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说违心话，甚或是打小报告，揭发朋友的不义之举，其中不乏有被人尊敬的学者如冯亦代、黄苗子等，至于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更是屡见不鲜，如果这不是个别的表现而带有普遍性，那要追究的就不仅是个人品格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一现象?

真理至上还是吾师至上
     
在中外历史上都有为坚持真理或道义而献身的勇士，但这些勇士为之追求的理想在中外并不一样。古希腊被罗马征服时，士兵们见一老人仍然坐在沙地上画图运算，喝令他立即起身去见长官，这老人不顾刀光剑影的威逼，坚持要算出结果，因而当场被杀，这就是伟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中世纪意大利的布鲁诺坚信宇宙无中心的学说，在受到宗教裁判时，面对熊熊大火，高呼:“ 你们烧死我，地球仍然在旋转。”其追求真理的精神成为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为追求科学知识而宁死不屈的科学家。
     
是中国人怕死吗? 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为道义、民族而英勇就义的英雄豪杰，有的论意志和勇气而不亚于比布鲁诺，明代的方孝孺就是一例。
     
方孝儒本是明初建文帝的辅臣，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要求方孝孺归顺，为自己起草接位诏书，被方孝孺严词拒绝，朱棣声明这是朱家叔侄的家务事，你不服从灭你九族，方的回答是，灭我十族也不怕! 九族本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十族是再加上没有血缘的师生关系，朱棣就此将方家十族八百多人，捆放在方孝孺的面前，一个接一个地杀害，让他眼睁睁看到至亲骨肉、亲朋故旧，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就这样连续杀了七天，这是多么大的精神折磨! 他本人则受到凌迟的极刑，身上被剜三千刀，而他至死不悔，留下的绝命诗是: “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
     
以方孝孺威武不屈的个人性格，并不在布鲁诺之下，但两人相比，却又天差地别，布鲁诺是为追求造福人类的科学知识，而方孝孺维护的只是朱元璋诏谕的继承人是长孙而不是儿子朱棣，都是为了朱家王朝，愚忠愚到是为叔还是为侄尽忠。无怪乎，有的网文指责方孝孺为了忠于先帝，完成一己的“殉君”之道，牵连无辜的八百多人被杀，岂不自私而又愚昧!  

所以品格不单是性格，更是一种信仰。所不同的是，一为自然真理，一为伦理纲常。古希腊信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铭言，激励了知识的追星族，一代胜一代，如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就怀疑水的变化有限，而世界的变化是无限的，因此提出本原是无限者；学生的学生又怀疑，无限者是抽象的，不是具体所指，又提出本原是气的见解。赫拉克利特提出本原是火，遭到毕达哥拉斯的质疑，提出数是本原说，他们都是师生相承，又一代质疑一代，逐渐向真理推进，这就是真理至上的信念。而在中国“天地君亲师”是读书人家家供奉的牌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对授课论道者要焚香、叩头、行大礼，主讲者端坐上方，听讲者毕恭毕敬，讲坛犹如神坛。座师、门生相互纠集，在官场上互为门户，党同伐异，成为官僚系统的不治之症。所以同样是师道尊严，是真理至上还是吾师至上，大有差别。

脱离愚味必须敢于思考
     
一般来说，宗教和科学容易开发出个体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凌驾人类之上的力量，不受人间约束；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世界，它可能受到人类的干预，并不受人世的支配，自然规则远比社会规则更为深不可测，不是人类所能左右，人们为什么又去追求? 这是靠信念，信念是比生死存亡更高的意识，具有此种情怀，才有不畏死的行为。传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科学，( 宗教是出世的，而在中国的佛道都儒家化了，具有不同程度的入世情结，为现实的人情世俗所左右。科学在古代中国主要表现在技术层次，靠的是经验积累，师徒相承，缺少独立自主的科学精神。) 在中国只有道义能超越生死，这道义是以伦理纲常为本位，伦理纲常又是以家国民族为出发点和归宿，家国民族都是是群体，个人只有附着家、国、民族的利益，才是有价值的存在。个人附着群体，那群体就消解了个人的意识，以群体的价值为个人的价值，最易产生盲从。科学需要怀疑精神，伦理却是无需质疑的信条，在这种人生信仰中，根本不可能出现为了说明地球绕着太阳转而献身亡命的有志之士，这是古代中国不能产生布鲁诺的重要原因。

在群体价值消解个体意识的土壤中，很容易滋长随声附和、脱离实际甚至说假话的作风，而且还以“义正词严”的姿态出现，包括撒谎者本人。有些不讲真话的未必有品质问题，因为在运动中撒的谎往往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政治或国家大事，这有各种理论来消解你说真话的勇气，诸如“国家的事最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最大也是小事。”“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等等，这是一种可怕的精神慑服，冲垮是非善恶的道德防线，使你自我瓦解，自己原谅自己的违心话，因此说了弥天大谎的，也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甭受良心谴责，这种状态很难有个人的自悟，也没有诚实可言。所以中国不讲诚实是群体道德的缺失，是在“正义”掩盖下的非正义行为，明明是步向地狱之灾，却美化成荣登天堂之路，这是制度的塑造，并不完全是个人责任。试想，当一个人的内心有这“道义”的驱使，周边有超强的压力胁迫和诱导，包括各种仪式、庆典的示范，言说身教的管控，大众传媒的鼓动，铺天盖地的文革宣传，短短十年就把中国人积累数千年的仁爱、友善等优良道德全部抛弃，而代之与人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就是一切，这是人类良知的毁灭，你不为之为伍，又能逃向那里? 旧时代的隐士早已绝迹，中国之大没有一处桃花源，谁都生活在世俗之中，谁又能逃脱其外? 其结果只能是彻里彻外的臣服! 如果不认识制造这一现象的根源，而要人人负责，那是对民族最大的不负责。

不要以为只要有个人的忏悔，就能弥补这历史的过错，没有制度的保障，有朝一日也许变相的文革又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德国要将爱因斯坦的名言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是警示官员，在国家与国民之间，要以国民为上。以国家之势抹杀个人权利，这是蒙味。所以在是非善恶没有得到清理之前，对在文革中说过违心话的个人要给予谅解，谅解他们的心酸和无奈。

从这里可以理解，康德在论述启蒙运动时所说: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却使你相信这是天堂之路，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于自己的了。‘敢于思考! ’(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智慧!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没有自我意识的苏醒，就不能脱离蒙昧，脱离蒙昧必须敢于思考! 在思考中重建信念，这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须建树。
                        
（原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