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人们对科举制度有多少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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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人们对科举制度有多少误解
作者： 陈文新



说到科举制度，有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科举制度究竟是一种选拔什么人才的制度？第二、科举制度是否只选拔人才？这两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也正是在简单的问题上，我们对科举制度有较深的误解，并给它贴上了许多负面标签。
先讲第一个问题，科举制度究竟是选拔什么人才的制度？简单来说，它是选拔国家管理人员而非专业人才的制度。正因为培养的不是专业人才，所以在选拔数量、人才选拔方式和人才去向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很大不同。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科举制度下每年所选拔的人才数量。
说到科举制度每年选拔的人才数量，我们很容易想到，每年高考刚结束不久，报纸上就会连篇累牍地报道，某省和某市文科和理科状元是谁，北京大学录取了多少状元，清华大学录取了多少状元等等。
虽则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不必去较真。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把中国古代的“状元”贬到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程度。因为中国古代的状元，每届全国只有一个，也就是三年只有一个。但我们现在每年有多少状元呢？由此我们可以提到另外一个数字：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明朝，录取的进士是多少？我曾经粗略统计过，按照明朝基本数据，每三年约300个进士，即平均每年大约是100个。
为什么只录100个？因为只有100个职位。既然给了他进士的头衔，就必须给他一个相应的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即进士录取的数量。看到这个数量后，就可以对比我们每年博士和硕士的录取数量。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博士找不到满意的科研单位或高校，究竟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还是社会没有如此多的需求量？答案是很清楚的，就是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才。所以某些人才的培养，不是有多少人才就应该录取多少，而是社会需要多少，才能够录取多少。
第二个问题与录取国家管理人员相关，涉及到录取的方针政策等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必须照顾到各个不同的地域。在进士的录取中，不完全根据成绩来录取。如果仅仅根据成绩，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像在明代，中央和省级领导可能由江苏和浙江这两个省占据了80%左右，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可能垄断了整个国家的权利。这样造成的后果是，非长江流域的人会以为这个权利代表的不是国家，而只是这个小地方。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或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里，一定有好几个少数民族。这是一定要照顾到的，否则就表明这个国家的权利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造成的后果是不利于国家稳定。
除这点外，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员都是做官的。国家对做官的去向也有明确规定：所有做官的人都不能在自己的原籍做官。这一点和专业人员的任职是不一样的，专业人员并不在乎你是不是在原籍。在明朝和清朝，这个规定是严格加以执行的。比方说，你是湖北人，做官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离湖北远一些，目的就是不让国家资源成为被你个人利用的资源，以便让权利可以稍稍公正一些。
另外，对那些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他们的后代能不能享受特殊优待？优待到什么程度？这一点过去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封妻荫子”。因为你对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国家要给你回报。这个方式一是提拔你本人，另外是让你的后代获得更多的机会。当一个人的地位到了很高的时候，他其实更希望这个好处落到后代身上。
这些好处能够给到什么程度呢？在明朝，一般的惯例是：如果你的级别很高，可以有一个儿子或孙子，直接做某一级别的官员；若这个孩子还没有到做官的年龄，他可以不经过考试到国子监去读书，等到了一定年龄，直接做某一级别的官员。
但在这里，明朝做了一个严格限定：“封妻荫子”的数量和级别都是加以限制的。这是为了防止权利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上。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确实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国家给他回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回报不能超额，否则会危及到这个权利的信誉。
第二个问题：科举制度是否只选拔人才？
科举制度的功能，一方面是选拔人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同等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淘汰人才。
为什么要淘汰人才？因为社会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多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有另外一部分是人才的人找不到用武之地。用什么样的方式淘汰他才是合理的方式？这是摆在很多制度和权利机构之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文人也经常感叹这个问题。韩愈的《马说》感慨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命题：千里马数量很多，但被发现出来的、真正有机会发挥才能的，其实很少。
欧阳修写过一篇文章，叫《释秘演诗集序》，说到，天下安定，这意味着国家需要的人才类型是一种特定的人才类型。我们都能理解，在乱世，需要的是那些能够打仗的人，没有文化不要紧，只要能够打仗就行。“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项羽不读书，而天下臣民需要的是读书的人，所以在天下成平的年代，读书人可以找到用武之地。但所谓的天下器材，就是会打仗的人、有谋略的人，他们已经远远地失去了黄金时代，找不到用武之地。所以欧阳修在诗集里感慨，他在京师见到了各种各样杰出的人物，但是有一些奇才异人之士只能在社会底层做车夫。他就经常到市井中和那些人打交道，希望在他们当中发现一些有特殊本事但地位很低的人。他碰到一个叫石曼青的人，他可以喝很多的酒；然后又见到了释秘演。后来石曼青死了，释秘演也老了。欧阳修写这样一篇诗序，实际上是感慨这样一个问题：在任何时代，都必然有一部分人才是不适合于这个时代的；你所拥有的才能，是这个时代所不需要的。
假如你是适合这个时代的人才，是否就一定有机会？引用王安石给他的朋友写的墓志铭，他说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人才，你也确实在这个方面有本事，而且很多人推荐你，你也想来做官，也没有人压制你，为什么你这辈子就混了个这么低的级别呢？他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找到答案。其实他不是没有答案，只是不想说出来。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时代，就算你是适合于这个时代的人才类型，也不一定就能够找到机会，因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数量是相当有限的。既然每个社会都必然有一部分优秀的人才会怀才不遇，用什么方式才能尽量减少副作用呢？人才没有得到重用，对个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事实；而对社会来说，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当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没有找到用武之地，就必须用一个合适的方式，让他即使在心理上依然有忿忿不平的情绪，也能够不和社会形成对抗心理。
这就是我们在考察科举制度的时候，得出的可以赞美它的理由：它在淘汰人才的时候，可以相应地把副作用减少到较小的程度。
所以，我们从科举制度必然会淘汰人才的角度看，在减少人才被淘汰的副作用上是最好的。因为别的方式，在人才被淘汰之后都有一个明确的憎恨对象，最后他会把这种憎恨转移到国家上。当很多有能力的人把某种憎恨转为对国家的憎恨时，这个国家就面临着很多威胁。而科举制度可以把这个威胁减少到最低程度。因此可以说，从宋代开始，虽然每一个王朝最终都灭亡了，但不是读书人使它灭亡的，读书人经历了太多挫折，但他们没有把这种怨恨转移到国家层面上。
（作者简介：现为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人文论丛》副主编，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湖北省水浒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