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王能智28岁分到了郊区密云县焦家坞中学。
没教材，校长鼓励他编写《密云县地理》王能智果然自己动手编上了地理教材，除了收入一般的地理常识，还需要去跑密云县的山川河流、田野与森林。28岁的乡村教师生活，突然充满了山花麦穗的气息、水库的倒影、牛羊的叫声……那就是王能智30年前编的第一本“校本教材”。其宝贵之处在于：这是把区域经济资源作为教育资源，正是今日教育变革所需要推行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王能智读教育理论书籍。王能智果真带着“批判的眼光”警惕地阅读着。也许这种阅读方式，比带着“学习的眼光”去阅读，还真的更有好处。王能智一页一页地读着那些教育理论，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踏进了思辨的轨道。今天的王能智仍然认为：“凯洛夫确实是个学者，是个教育家。”
后来，他去101地质队学习学习。从野外作业到显微镜下的分析都学了。“那都是利用寒假暑假，跟着跑”。 他又到密云县农科所去学习。他由此知道了北方农业从低产到高产主要是解决“水、肥、土”的问题，而要从高产到再高产，就要解决“光、气、热”的问题。 这使王能智深切体会到，仅一个地理学科，就容纳着多少跟生产实际相联系的学问，这些学问如果为学生所掌握，就能在日后为家乡的建设解决实际问题。他的地理教材也因此不断丰富。 校长知道他不喜欢历史，就告诉他：“我很喜欢文学，我也推荐你读一些文学著作吧！”他推荐了《左传选》《史记选》，还交代要读北大王伯祥教授选编的。“然后你再读《资治通鉴》，不用全读，就读唐史。还应该读《红楼梦》，读鲁迅。鲁迅的小说看看就行，主要读他的杂文，从后面往前读。”这么一来，自小不喜欢历史的王能智，不仅接受了文学的熏陶，还补上了历史，感受到世界上有许多知识原本密不可分。比如一部《资治通鉴》，亦文亦史，还分明是政治的、思想的。鲁迅的杂文也是文学和思想的荟萃。 这时的王能智，在乡村正进入他人生中的一个“再学习”时期。王校长对他说过的话中有一段“章太炎说”，此时在他心中特别明亮，那话是：“章太炎说过，做学问有两种，一是求是，二是致用。在求是与致用这二者之间做学问，也许是最好的。” 王能智有了“做学问”的意识，并随着学问的增长越发体会到，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在师范大学毕业后，也还有很多知识———包括实践知识———要去学，要去做啊！
我注意到，61岁的王能智回顾往事，一直沉浸在一种学生状态中，仿佛他还只有16岁。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一个优秀教师的极佳状态，即他一生都沉浸在一种学生的状态中，因而总是能以学生的心态去理解学生。
1981年39岁的他转到石景山古城中学。
39岁的王能智，此后究竟凭什么脱颖而出？
突破性的创造出现在他40岁这年。
1982年秋，他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从初一年级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我国中学地理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可以表述为“总—分—总”前一个“总”是对地理常识总的概述，中间的“分”是将中国地理分成八大区具体讲解，后一个“总”是总结和总复习。 王能智讲解前一个“总”，时间没有节省，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是学生要去攻下地理这门功课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但中间的八大分区他就不讲了，他把八大章变成了八个大问题，让学生运用前一个“总”里讲过的方法，去解这八大题。 具体怎么操作？首先设置问题，比如讲黄土高原，书上有的就不讲了，只给出一个问题：黄土高原怎么改造？ 学生们表现出的惊讶，有点类似于当年王能智听到王树方校长叫他自己编写地理教材。现在王能智也很认真地说：“改造黄土高原，这对专家也是个有挑战性的历史性难题……”学生们的精神和智力忽然受到很大鼓舞，某种跃跃欲试的东西开始在心灵深处萌动。 “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王能智说到这儿，课堂上的气氛已分外活跃。 王能智接着说，你们自由组合好了，各组就分头准备，每个组都可以提出你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下周再派代表到讲台上来发表你们的见解。 谁的方案更好呢？王能智设置的学习方式中埋伏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学习小组又保证了合作意识的培养。小组里可以形成讨论，碰撞就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今天看这种学习方式，我注意到这里讲的分组，其实重要的不是分，而是合，是让埋头“单兵作战”的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这小组，实际上已是一个个探究性学习组织。 课本里写着的黄土高原王能智没讲，现在变成了学生们踊跃去看、去分析、去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足以解答“如何改造”的问题，学生们的思维和探究就超出了课本，一种前所未见的效果出现了。 经过积极准备，大课发表见解是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到来的。他们比成年人敢想，带着大人也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到课堂上去发表。你可以想像那是他们多么愿意上的课，这里有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快乐，你听——— “我们认为，改造黄土高原，有一个快起步的办法。”一个小组的某同学获准首先发言。 发言的同学说：“黄土高原全改发展牧业，不种粮，光种草。三年就起来。” 大家笑了。“你们别笑。种草发展牧业，羊毛比粮值钱，有三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 “我们计算过了，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有300人以上，没粮怎么办？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其他农业区的农民可以供粮，这还可以促进那些农区商品粮经济的发展。” 质疑和讨论就这样在教室里爆发出来。主讲的同学并不慌乱，他还举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说那以前英国是个农业岛国，那以后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于是农业的英国变成了工业的英国。 王能智听着听着，感动了。不论学生讲的“快起步”是否合理，学生们的视野、知识和想像力，都以超出老师预想的速度奔驰起来了！ 讨论继续热烈，有同学提出了“稳步发展”，即先控制水土流失，培养植被，一步步改造……也有同学提出“全面发展”，即不能单靠农牧业，要大力发展西部工矿业等等。 这初次尝试，也给了王能智很大的教育。他得到一个深刻印象：一个好教师，不是自己能教得有多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他自己内心琢磨出了什么。孩子在琢磨，他就会不错。 随着地理课的推进，王能智出的一个个题目，学生都如同去攻克一个个堡垒，解题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 一天，北京市教育学院白耀副院长来听王能智的课。白耀曾经留学苏联，现在还是北京地理学会的领导者，是地理教学的专家。这节课听学生们发表对新疆的见解，题目是：南疆北疆的地理分界线究竟该如何划分？ 要讲述这个问题，势必涉及新疆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许多因素。两个女同学首先到讲台上发言，一个主讲，一个补充。 她们一步就推进到“新疆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接着用数据详述新疆主要靠冰雪融化的水，水如何从地下流出地面，如何形成某个冲积扇，没水就没植物，动物也别活了。水的因素使南北疆在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上形成不同的特征与风格，南北疆的界线应该根据水的限制性因素来划分。 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同学的认同。界线出来后，就讨论怎样根据这些因素开发新疆。两个女同学继续说：“应该搞大农场或军垦农场，所以说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对的。” “你考察过那地下水穿过的是什么含量的岩层吗，你这地下水的含盐量高不高？在新疆，水的蒸发是很厉害的。水的含盐量高，那地很快就会变成盐碱地。据我们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所以用那里的地下水搞灌溉农业，是错误的。” 地理学科似乎不大，但视野很大。用地理知识讨论国家大事，庄严神圣，知识学得很牢固，对祖国的热爱也融在里面了。白耀深为感动。他说，那简直不像初一的孩子，而是地理工作者。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自然，随口就来，绝非数日之功。 几年后白耀仍说：“真正研究性的课，我见过一节，就是王能智的学生讲新疆。”
谢莉英对王能智说：“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及格就行了，别对她要求太高。” 王能智说：“你怎么把分数看得那么重要呢？关键是要让孩子心理健全，有信心，就总会学到东西，将来在社会上就会有生活能力。”
再说王能智的班上，地理教学的进展令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一学期的课，半学期就学完了。王老师发动大家去找来上届学生的课本，提前进入。
王能智发现：探究性学习必然导致学生的目光和兴趣越出书本。于是他引入校外实践活动。 可是，究竟是，还是不是？李丽与4个同学决心去测量石景山的高度，因为只要能测出它的绝对高度大于500米，在地貌学上就不能把石景山判为丘陵。 这一代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被功课捆在教室里，现在上地理课不必死抱课本，可以按自己的选题到野外去透透气，他们的身心都像小鸟那样飞翔起来……“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我们的心窝里……”他们唱着歌飞向大自然。 但是，初一学生毕竟知识有限，站在石景山下，要测量它的高度，石景山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从哪儿下手？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学会了用经纬仪，测出石景山超过了500米，他们就飞回来了。 王能智笑了，自己错了没关系，学生们对了，你看他们多快乐！ 学生们还带回来一个问题：“我们爬到了山顶上，发现山顶有一口井，用50米的皮尺缒着石块去量，到不了底。从岩层看，那是岩石构成的山，在岩石上凿那么深的井，怎么凿，谁凿的？” 又在杂树丛中找到几块残破的碑石，拼对起来。应该照下来！可是没有照相机。 等不到下一节地理课，学生们星期六下午就去把碑石照回来了。拿到文物部门去请教，鉴定为碑和井都是明代的，山顶曾经有个寺庙，井是和尚打的。文史资料也说，石景山早先叫“石经山”。那“经”是指佛经。 “可是，那井到底有多深？”这个谜仍然紧紧地抓住同学们。有什么办法测量吗？王能智说，可以测算。 他们学会了，测出井深是146米。他们惊讶不已，至今也不明白，那些明代的和尚是怎么凿出这口井的。 这件事情还可以引起以下思索：在卷子上解答本年级的数学、物理问题，为什么还常常出错，而用高年级的物理知识去解决一个“深不见底”的井深问题，怎么竟不是那么难呢？你是否发现，在卷子上，其实有出题老师故意设下的陷阱，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会考虑走那些弯路，只会考虑用怎样简便而又可靠的方法去达到目的。 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石景山上的古井》，报纸登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这组同学像中国女排运动员那样把手叠放在一起，说：“太幸福了！” 去证明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这只是一个小组的活动。一天，有个男孩说：“王老师，我一人一个组行吗？” 男孩叫郑保国，功课不好，好打架，人说他“个子大，拳头硬”。王能智明白了，其他同学不大乐意与他组合。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将要拆迁的街道，歪七斜八。王能智想，你怎么这么不会选地方呢？如此没规则的建筑是最难画的。 “好吧，比例尺、方位、美观，我都不要求。你只要把轮廓勾画出来，就是满分。”王能智说，我当时并不是降低要求，而是知道要画出那一片非常复杂的建筑平面图，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很难。 当然不能用“精确”去评价，但一眼看去，像那么回事，也比较美观，大大超出王能智预料。他看到有一个院落没有画出门的方位，就指出：“你这里漏画了个门。” “你画的这张图很不错，怎么都该得满分，我不会说了不算数，但你这里漏了一笔，别不承认。” 王能智仍然觉得郑保国不诚实，感到有必要去看看，才好进一步对他说，有一点疏漏不是错误，不承认那就是个缺陷了。 王能智跟着郑保国去了现场。到那里，他自己困惑了。他看到这个院落四面都有墙，可就是没有门，那这院子盖起来是干什么的呢？ “你怎么进去的？”王能智问，因为他看到学生在图上还画出院落里面有树。 “我爬进去的。”郑保国说着蹲下来，“王老师，您踩在我背上，爬上去看看。” “别，那里有一棵树。”王能智走几步，攀着一棵树爬上去，看到果然是个死院，院子里只有破砖头和树。 风徐徐吹来，师生二人站在墙头上。王能智问：“你那图怎么画的？”
郑保国说：“草图我就是骑在墙上画的。在那边的一道墙上，我爬了一百多米。” 站在高高的破墙上，望着这一片将要拆迁的荒寂零乱景象，王能智心里非常感动。他知道郑保国成绩不好，在班上受歧视，自己作为老师是有责任的。可这个学生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不惜代价如此投入，那不仅要给他满分，还要在班上充分赞扬他。 那以后，郑保国的其他课也大有进步。王能智再一次体会到，学生们非常需要有成功的体验，自信心就在那里萌发。不久，北京市电教馆来拍这个班的电教片，班主任林亚棠老师说，无论如何，也要让郑保国在电视上说几句话。 这个电教片曾经发行到北京市的许多学校，还交流到外省市。在片子里，郑保国就举着那张图说：“我的图画得不美观也不大方，我对我们班的贡献也不大，就用这张图表达心意吧！” 王能智在心中深深铭刻下了一句话：“永远都要记住，不管多么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班上还有个叫顾刚的男孩，上课不守课堂纪律，成绩不好，但人机灵、个性强。一次听王能智讲到“北京有没有冰川是一个重大的争议”，顾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他自己去涉猎有关知识，并影响了一个小组都对此感兴趣，他又让王老师带他们小组去隆恩寺周围的山上考察。谁也没有想到，最后，顾刚与另一个同学竟发现了新的“漂砾和擦痕”，写出了报告。我国这一领域的专家马盛云教授因此前去考察，认为这两个学生发现的“就是！” 这可不是发现了一口井。两个初一学生在北京发现新的“漂砾和擦痕”，回答北京历史岁月中到底有没有冰川的重大争论，这在地理界传为佳话。在这个过程中，顾刚变了，对课本知识也能像区别岩层那样分出层次，知道哪是重要，哪是次重要……成绩上来了。 教师们在教学中都会遇到不少厌学的孩子，还有一些顽皮、不守纪律的孩子，这是普遍的问题，所以要强调纪律，规范行为。而我们从郑保国、顾刚的变化中看到，他们的进步，主要不是靠外部规范，而是学生内部释放出求知的热情、琢磨的能量和探究的潜质。 对那些“坏孩子”，老师和家长常常头疼就头疼在他们不服管。现在你会发现，有一群孩子凝聚在某个科学题目里探索问题，他们自己就把从前厌学以及厌学后无事生非的坏习惯克服了。 王能智说：“本来以为一些不好好学习的孩子没戏，可他一旦对某个探索性命题入了门道后，你让他别再深究还不行，他甚至会走很远，甚至让专家感到这孩子将来有大戏！” 王能智不管工作多么忙，家务活多么多，一直坚持不断地给女儿画画，画了厚厚的一大本，毛毛也画了厚厚一大本。一天谢莉英买回一条鱼，对王能智说：“做了吧，给毛毛改善伙食。” 王能智没有立即去做。他把鱼放到盆里，对女儿说：“来，你把它画下来。” 这是毛毛上二年级那年。毛毛就趴在那儿认真地画，画出来了，王能智非常高兴：“你会写生了，这是写生画，画得多好呀！” 毛毛的考卷上总有不少被打叉的地方，成绩不好，这可能使孩子的自信心受损。许多父母见孩子的成绩不好，就连很简单的事也不让孩子做了，觉得那样会耽误孩子的学习时间……王能智明知孩子课本上有不少知识要补，却不急于给她补，反而找一些课外的事给她做，比如画画。他这么做，其实是在不断地为女儿创造能出成绩的机会，并不断地赞扬她，维护她的信心。某种情形，就像王能智在与学校的应试教育争夺孩子。 争夺的结果，王能智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他没有在课本知识方面给孩子加压，孩子的成绩却上来了。 有一千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任何成长中的孩子，最大的损失并不是考试丢分，而是自信心丢失。毛毛的成绩，因看病缺课，在看起来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开始从中下游进步到中游，而且有一种综合能力在增长。 她的兴趣从那些石头标本延伸到产生那些标本的地方，王能智不可能带女儿去泰山，就带她去香山，去八大处，去紫竹院，也带她去故宫、颐和园……女儿非常喜欢跟爸爸出去走，爸爸能跟她说好多好多不仅她不知道的事，还有妈妈也不知道的事。 她一旦发现有些事她知道了，妈妈却不知道，她就非常得意，更不用说好些还是她的同学所不知道的。 她爱父亲，崇拜父亲！父亲说的，她总是记得很牢。父亲除了有意开拓她的视野，也有心锻炼她的体质。 初一读完的时候，毛毛终于可以停药了。“爸爸，医生说，我可以不用再吃药了，真的，我是个健康人了！” “毛毛，你一直就很健康！”爸爸笑着，眼泪却落下来。
再说1983年，王能智开展探究性学习的第二年，学校的书籍、杂志被人开了不少“天窗”，被剪的都是地理书刊。这不是王能智的学生干的还能是谁？ 要解答那些探究性问题，课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学生们就向学校的图书、杂志进攻。学校规定的借书数量有限制，学生们求索的需要却无穷。1983年这些学生都还没有电脑，也不知什么叫上网查找资料。王能智积累多年的地理资料，一个学年下来几乎损失殆尽。 学校图书馆找王能智索赔，让他象征性地赔了40元人民币。学生们得知王老师赔了款，剪学校图书资料的行为竟就此打住。但他们借阅的兴趣不减，订阅和购买有关书刊的积极性也出现了。 但是也有疑问：涉足那么多课外活动和课外知识，课本上那些将来中考、高考要考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学到？ 王能智从课本里出了100道难度颇大的考题，要求学生1小时内考完。他考虑到，实验班的学生现在信心颇足，也担心他们麻痹大意，有心难一难他们，如果考得不行，也好敲个警钟。 结果，考出来的成绩就像是假的，全班平均96分，最低88分。相同的卷子给相应的比较班来考，大部分同学不及格。 这说明，学生们为了解答那些大问题，早把课本翻来覆去地琢磨遍了，课本知识掌握得相当牢固。当他们的知识面超出书本许多后，回头再看地理课本，有同学甚至说：“这是小儿科！” 一天，李丽的母亲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的地理课教得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考地理系。” 还有的家长也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要是教数学多好呀！可是，我的孩子现在弄地理比数学还有兴趣，这怎么办？求求您别这么使劲教了！” 更多的家长在家长会上正式向学校反映，王老师教的地理课“喧宾夺主”了！怎么办？还该不该实验下去？ 1985年年底。北京地理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将会聚石景山，北京市地理教育学会本年度年会将在石景山召开。这一届年会，就是以王能智教改实验为主题的年会。 年会开得热烈红火，对王能智独具一格的教学给予了高度评价。自此，王能智的新教学方法开始“名声在外”，并在石景山其他中学地理教师中影响开来。 “你看，家长们曾经担心王能智这么教下去会影响学生数学、物理等科的成绩，才要求他别那么使劲教。其实他没怎么使劲，他教得很轻松，学生也学得很轻松，成绩却噌噌噌地上来了。” 说这话的是刘国庆。他生于北京延庆县，八达岭长城外是他的故乡。我初见他时，他是石景山区教工委书记，如今他是石景山区副区长，多年前他是石景山苹果园中学的地理教师。同为地理教师，刘国庆是最早向王能智请教的人之一。 “还有一个现象，”刘国庆说，“王能智只是地理教师，不是班主任，但每个班主任都喜欢跟他合作。” “因为王能智担任地理课的那个班，学生好管了，学生其他科的成绩也上来了。” 那时王能智也感到惊奇，也在接受实践对他的教育，那是一个他与学生同经历、共学习的季节。40岁以后的王能智，感到自己的教师生活依然流动着学生时代的气息，青春、想像、星空、流云、音乐……每个早晨和黄昏，都有一种激动想从心里蹿出来与谁交流，确实有一种新的东西在脚下启程……看到学生的变化，他相信那是他们内在的变化，那不是考分的灿烂，而是学生获得了探究的兴趣、成功的体验，这体验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新的学习方法……笑容出现了，阳光出现了，这阳光会照耀到一切学科。 现在他比实验之初更有信心。他开始体验到，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的教学里其实也有一种叫潇洒的东西……你瞧，对《地理》课本“总———分———总”里的后一个“总”，他轻轻一讲就过去了，真的用不着使劲。因为此前对每个探究性问题的讨论都有总结，那“总结”就是大家在海阔天空的探讨中得到的共识。 中学四个学期的地理课，三个学期全上完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地理课还干什么呢？王能智把最后整整一个学期的地理课课时全部给了数、理、化等其他学科。这些学科得到这些宝贵时间，学生的成绩进一步得到提升。 地理当时是高考必考科目之一，如果能从地理科拿到高分就能提升高考总分。石景山教育系统开始推广王能智经验，王能智逐渐成为不少地理教师的老师。 石景山此举能提高地理老师的位置，得到全区地理老师的响应，加上“争取在地理拿到高分”也成为同学们的“高考策略”，这效果在1987年出现了。 1987年石景山夺得了北京全市高考地理冠军，此后直到1993年地理不再列为高考科目为止，6年间，石景山地理课获得了高考“六连冠”。石景山高考由此上了一个台阶。 李丽的母亲是当初担心孩子对地理太感兴趣会影响考大学的家长之一，多年后她又在路上高兴地告诉王能智：“我女儿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 另一位家长多年后路遇王能智也告诉他：“我女儿考上了科技大学，现在去美国读博士了。” 更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发现自己与社会接轨的能力优于许多同学。他们许多人至今与王老师保持着联系，深深感谢他们初中时代的地理老师。 今天回望王能智的教改实验，虽然那“六连冠”仍在闪烁光芒，但我们的目光已不能停留在考出高分上了。 奇迹似乎就起步于王能智给学生的那个探究性问题，给出那个问题犹如给出一把钥匙，用那钥匙去开门你能得到许许多多。一个真正的问题比一千个答案都重要。 瞧，面对一个探究性问题，知识不够，你可以去问家长、问社会……有的学生的邻居就是专家，家长会带着孩子去请教专家。这样一来，能使学生获得知识的就不止是王能智一个老师。 这就是个重要变化———家庭、邻居、专家、公众，以及报刊、图书馆、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都可以是教育者。如果王能智照本宣科，就只是讲授课本里那些知识，且是多年前写进课本的知识。现在王能智给出一个题目，40多个学生撒出去，带回课堂来的有40多个学生访问了更多人士得到的百十种知识亮点。这就使很多人的智慧在课堂里交流激荡，学生便在这样的海洋里学习成长。
进入90年代，电脑在中国许多家庭出现，学生就可以向网络去搜寻知识，特别是新知识。王能智的教学方法所打开的就更不是一册课本，而是一个广阔无垠的课堂。
话很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里的“把脑放开”不是说要动脑筋，而是说要让学生自主地思考。 所谓“你要有主见”，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训练。学生本人价值体系的建构，是教育应该去完成的最为了不起的建设。这是在建设、在塑造一个最终能融入社会、对社会有用，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有独立人格的人。 独立的自主思考状态，与那种孤独无助的状态，是多么不同。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与那种成年后阿谀奉承的人，也有天壤之别。如果一个学生的思维和视野不被几册课本束缚住，如果一个学生“我与世界”的思维被打开、被塑造，其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造力将不可估量，将远远超过他们的祖辈和父辈！ 这样的学生，长大后将不能忍受官僚随随便便对他们指手画脚，整个民族的民主性将由于新一代人的成长而得到提高。我们这个负重深深的民族，脊梁也会因此而挺直一点。所以我带着深深的感情描述并敬重王能智，敬重所有如此培养新一代中国人的中国教师！ 王能智探索的究竟是一条什么路？“就是设一个‘圈套’，让学生去钻。”王能智戏说。 “但这不是把他套住了，而是一个游戏似的快乐的活动，讲得文一点，就是通过设置一个探讨问题的情境，让学生主动去进入。”王能智又说。 但设置这个情境却不简单，这是以导学为中心的课内外综合教学之路。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导”，而不是“教”。不仅探究出场，综合也已经出场，课内外综合，以及对老师、专家、课本、网络等多渠道的知识进行综合的方法已被大量使用。 1993年地理不再是高考科目，地理的被重视程度随之降低，王能智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虽然他在地理教学上已经很有名气，但这些经验只适用于地理吗？这些经验会是昙花一现吗？王能智还能往哪儿走？ 这时，有两个人是助他继续发展的关键人物：一个是当地的石景山教育局局长祁红，一个是当时的石景山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张逸民。 张逸民希望王能智到教师进修学校来，祁红把王能智调给了张逸民。1994年王能智开始专职培训教师，这是他一生中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他52岁。 “张逸民是个真懂教育的人！你知道他曾经怎么评价现在的教育吗？”王能智这样对我说。 “他说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没有。学生学到了多少有用的东西？很可怜。学生的人格得到尊重了吗？严重不够。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了吗？恐怕是得到压制吧！我们还在认认真真地压制他们。所以现在的教育仍然需要进行大改革。” 1993年浙江全省已率先挺进综合课程改革，全部课本都变了。王能智是赞同浙江综合课改的，北京的课本还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能不能变？课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张逸民格外看重的就是王能智拿着老课本教出了新课程、新方法。不唯书，不照抄照搬，王能智算是够典型的了。张逸民决定举办青年地理教师培训班，支持王能智在培训教师中进行探索。 这一时期，王能智对专家们一致认同的教育理论进行再思考。比如大家都认同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五个：一是职业理想，二是教学理念，三是人格魅力，四是专业知识，五是教育能力。王能智也认同这五大要素，但他只取后两点为切入口，不拿前三点去要求教师。 他说，前三点在于他自己内部是否有，别人无法从外面教给他，要他自己在实践中逐渐形成。 他说，如果别人教我，我也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判断，然后决定取舍。如果觉得你说的没用，他听都不会听。 我说，你是不是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对，他的理念守在大脑里，挡住你的理念，你的理念再灌输也常常是无效的。 他说，是的。所以我选择后两项为切入点，即专业水平和教育能力，这是每天围绕他的两个东西，是他关心的需要的东西。 王能智觉得人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共有知识，二是个人知识。共有的知识是可以编码的东西，教材上的知识多是共有的知识，可传递、可复制、可迁移。个人的知识是自己实际经验的积累，是个性的，见仁见智的。个人的经验自己心领神会，但不容易迁移，需要转化为抽象的理论，才会产生良好的迁移效果。
他将自己的教学经验逐步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以实现向青年教师的传递。比如针对老师如何辅导学生，他将“学习”分为三个层面： 现行的教学只是把第一层的学习当成一切的学习，这就严重不够。即使第一层的学习，是让学生记住那些知识，还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占有这些知识，且是大大地多于课本的知识？为此他提出“新常规课”的概念，要求务必首先做到：让学生在常规教学里就有探究活动。 以上文字可能知识含量过于密集，对于教师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一般读者读读，对指导孩子读书也大有好处。 现在请您想像，王能智说的新常规课，就是指以往常规课要求学生必须熟记的那些基本知识，也不必死记硬背。 怎么实现呢？就是前面已讲到的引进课题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所谓“让课题活动有教学依托，让教学向课外实践拓展”，这话听起来枯燥，但学生们是可以唱着歌向那些未知的秘密出发的，到时候那些基本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你所需要的，会缠住你，让你印象深刻，想忘记也不大容易。 如此，王能智说的“三个层面”的学习，就不是先完成第一层面的学知识再进入第二层，然后第三层，而是要在全部教学中同时包含有三个层面的学习。 这里的关键点是：如今大家（包括家长）都认为，只有基础知识积累到一定的时候才有探究能力；王能智则认为不是这样，而是探究能力的获得已经蕴藏在基础知识获得的过程中。 这么一来，老师们可能觉得更摸不着头脑，但王能智强调，你只要抓住一个核心，那就是探究。为了让老师们对探究有深刻印象，他说：“探究是什么？探究就是研究的刀尖。” 为了让老师们明白探究的好处，他又将探究性学习称为“试误性学习”。这里有什么奥妙？ 妙就妙在错误是人人都会犯的，正确只能通过尝试和体验错误才能达到，这是探究性学习的特征。 妙就妙在出错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出错谁不会呢？而明白了错误也是不可缺少的财富，就可以打破探究的神秘感。王能智为此画出一幅探究性学习示意图： 首先设置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有此假设，才有去探究的“目标”，有目标才有探究行为。在从问题向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不论走到“正”，还是走到“负”，那曲线都提示学生的思维在积极探索。 在这里，你不必为学生的错误大喊大叫了，你懂得激励在哪里。在这里，激励并不是抓住学生的某个小优点去表扬他，而是面对他的错误也可以为之鼓掌，可以喜悦地告诉他：“快了，你就快成功了！”
于是师从王能智的老师们说：“虽然要学、要改的东西很多，但王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探究性学习。握住这个抓手，就打开了这扇门。”
探究性学习是通过设置一个问题、一种情境的方式去进入……设置也是假设，通过假设性思考去解决学习问题，是重要的学习能力的训练；通过假设性思考去解决实际问题，则是日后走向社会极其重要的能力。 据有关资料，哈佛大学懂得用假设性思维去解决问题的学生也只有1/3。但哈佛出一个比尔·盖茨就惊动了世界。其实，比尔·盖茨没读完大学就去搞企业，并非不爱读书，而是渴望发挥自己的探索性创造力。 再说一遍，王能智从1982年开始的教学实验已显示出少年学生存在的潜力，这潜力蕴蓄着中国教育向世界一流教学挺进的先声。
她生于1970年，22岁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大学玩儿了4年。”她这样描述自己。 她说，毕业后分到古城中学教地理，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当老师。我总觉得教书匠翻来覆去地说，像录音机似的，有啥意思？那时北京市号召青年教师向老教师学习，学校组织了拜师会，王能智老师正是教地理的，大家都让我拜王能智为师。 我讲“中国的山脉”，精心准备好教案后去说给王老师听，心想看看老师能说什么，没想到我开口刚说到“白雪皑皑”，王老师就喝停，我愣住。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讲山脉，为了追求教学语言的完美，在用词上精挑细选，我选择“白雪皑皑”这个词，就因为它既描绘出山的秀丽，又体现了山的高峻和挺拔，多恰当的用词呀！这么优美而又贴切的词儿，上哪儿找去！ 海燕说，后来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我逐渐理解了老师当初的用意。讲解是教师的基本功，首先要锤炼教学语言，不能摆花架子。虽然“白雪皑皑”一词的使用确实是优美的，用了是好而不是不好，但王老师当初是在刻意训练我的白描能力。 我说我听懂了。我的老师文怀沙先生也对我说过，不论绘画艺术发展到多么绚丽，木刻是宗师；不论影视艺术发展到多么有规模，话剧是宗师。我理解，这是说，如果你去掉色彩，单用线条就能塑造出艺术；如果你没有其他手段，仅在话剧舞台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就能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你就有过硬的基本功了。 她说，只要我知道什么，我都会倒给学生。她以自己参加过高考的经验进行备课，心想，可以用我一人的时间来为学生节省时间，办法就是自己加班加点，把习题，尤其是重点题、难题，做得非常简洁、概括，简直就是走出了一条通往答案的最短的道路。如此去给学生讲解，让学生掌握，也就是学生通往成功的最短道路。那些深夜，从京郊门头沟吹来的西北风在她的窗外呼啸，她甚至想，自己参加高考那年，若有人这么为我节省时间，那多好呀！ 她就这样踌躇满志地去给学生讲解，她觉得只要这样，我牵着你，你跟着我，你就应该会了。“我真的觉得我讲得很精辟、很精彩，我都被自己陶醉了。” 为了巩固，她择日发下卷子测验。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没懂。怎么回事？她沉住了气，好吧，再仔仔细细地讲一课。她觉得自己讲得够清晰了，这回该懂了吧！ 她说她体会到了，学生要是不用功，不好好学，老师用功有什么用？后来王老师告诉我，问题还是出在我身上，就出在我的努力上。 “你以为你这样做可以节省学生摸索的时间？其实，这摸索是不可取代的。”王能智说。 她说：“真是奇怪，我知道不能给学生答案，我并没有给学生答案，我给了学生一个清晰的过程，一条捷径，为什么不行呢？” “任何正确的答案或者方式，都是通过曲折探索才得到的。探索的过程是一条曲线。你想想，你也是通过曲曲折折才找到一条最短的路线，对吗？” “但现在你不想让学生曲折，你省略了曲折，就好比抽走了学生通往目标的阶梯。你自己曾经攀着它爬上去了，你上去了，就抽走了阶梯，学生就上不去了。你仔细体会体会。” 那些夜晚，朱海燕体会到了灵魂出窍，体会到了当教师可不是录音机，看到了一个教育的汪洋大海……她觉得王能智不是老教师，更像新教师，相比之下自己23岁倒像是老了。她感受到一种青春气息在重新把她召唤。 她凝望着王老师给她画出的那条探究的曲线，明白了学习的过程其实天生就是通过正误正误才在大脑里生长出果实。你不让他体验错误，其实他得不到正确。 她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教育就曾有“授之以鱼”莫如“授之以渔”之说。现在她觉得有一个比喻更能形象地描绘自己的滑稽，比如说，你是给他酒，还是让他自己去酿？ 她还想到，关于错误，那不是尽量避免犯错误的问题，而是错误是不可缺乏的。你没有体验错误，就只能得到错误。 从前她也曾经为自己该怎样讲课发愁，现在她觉得不必为此发愁了，而是要学会让学生讲。不是一般地说要给学生留有空间，而是要去开发学生的空间，让学生在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空间里成长。 现在她能注意到有的学生不愿说，怕出错、怕暴露、怕被笑……要鼓励学生不怕出错，要笑容满面地像对待正确一样对待他们的出错，这真是个陶冶性情的事情啊！ 要特别留意让那些很少说的学生说，他不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从前她不知道学生在哪儿，自己就滔滔不绝地说，现在她能警惕到，所谓“跟不上”，关键是第一个台阶没上来，他就跟不上。跟不上他就不跟了，就放弃了，就在等待下课。你得让他说，才能把他带上第一个台阶，才能继续往上带。所有这些，都是基本功。 20世纪90年代，北京在教育改革中极为关注的话题是：培养一个优秀青年教师要多少年？这个话题有过影响广泛的讨论。这话题其实是基于师资资源已不能满足当今需要才提出来的。 1996年，北京市教育系统13个学科开展全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朱海燕荣获个人全能奖。同时，石景山派出的3名选手朱海燕、张爱娣、曹彦彦（都是师从王能智的青年教师）获得全市总分第一，夺得团体冠军。 此举可窥见，北京市评价教师的标准已在尝试不用应试教育的尺子来衡量。王能智的弟子夺冠，说明已有了向新教育转变的步伐。在这里，“师资资源”的概念并不是说首都北京缺教师，而是面对着事实上存在的教育难题，时代需要新型教师。2003年，北京市在教师节隆重向社会推介模范教师王能智，亦可见王能智开发师资资源的努力，是可以代表北京市这一阶段教学的创新水平的。 曹彦彦这年29岁，升任京源学校副校长，仍承担地理课教学。这年一开学，王能智同她设计了一个课题《今年春游去哪里》，希望吸收数学、语文、外语、历史、生物、计算机、政治，包括地理，共8个学科的老师参加，试图通过这样的活动，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初中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 各学科的老师对王能智都挺尊重，但觉得这地理课把腿伸到野外尚可理解，为什么还要把腿伸到这么多学科里来呢？讨论时，老师们也各有说法。比如，数学老师说，对旅游点做客流量趋势分析，需要用到“数学建模”，但初一刚学代数，高中的学生都不见得能运用这一方法。语文老师说，要说服大家为什么去某地春游最好，这需要议论文的本领，但初一上的是记叙文，初三才上议论文，现在怎么讲议论文呢？……老师们都跟曹彦彦关系不错，于是说，我们可以配合你，但这毕竟是你地理课的事，要让我们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是不现实的。总之愿意“友情接受”，不愿有多大的投入。 “开完这个会的那天黄昏，老师们都走了，我和王老师坐在黑暗中。能说老师们固守在自己原有的心智模式上吗？他们说教学要循序渐进，难道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王老师说，先干起来吧，把题目告诉学生。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曹彦彦这样回顾道。 于是她告诉学生，自由组合小组提出方案，最后大家投票，得票最多的入选。学生们听明白后立刻兴奋起来。 王力小组7个同学选择了沿着北京城中轴线考察的旅游方案，这条线从最南端到最北端，承载着北京城历史上最重要的各大建筑，他们去论证，皇帝没有用标语说皇权至高无上，但用建筑体现了皇权至上。在这些建筑中凝聚着怎样的历史内涵和建筑知识？他们知识不够，就去请教历史老师、政治老师。要用数学方法分析故宫的客流量趋势，不会，就去请教数学老师。他们还在电脑上做出网状的图来表达线路选择的优势，试图用定量的方法来说明他们的观点。起初，这也不会，就去请教计算机老师。 各科老师都突然“遭遇”到同学们空前的求学热情。老师们感动了，固有的心智模式开始动摇，被学生的热情熔化。奇景出现了，老师被学生发动起来。 语文老师开始辅导学生说服别人的技巧，生物老师开始教给学生如何制作植物标本，还有的同学要求英语老师帮助他们增添英文解说，以增添吸引力……有些知识，有些方法，老师自己还未必懂，那就赶紧学，学了好教给学生。 所有的组都学会了在电脑上制作软件，公认这是将来发表方案时最基本的竞争平台，否则你就“免谈”。如此一来，计算机老师“会不会累死？”不会。王力小组学会在电脑上作图了，其他组的同学都去向他们学，大家就都会了。 孙宁霄就与郭钟铃两人一组。他们选择去密云县看司马台长城，认为司马台长城是“奇、险、峻”之最，此去还包括考察密云水库，参观“京都第一瀑”，时间两天一夜。他们在软件里插入了动画，设计出几点从学校出发，电脑里就出现了小汽车，走到哪儿是第一站，标示出路途多长，需多少时间，几点几分到达……动画的引入立刻在班上引起轰动。 一天，羡辛同学给软件加进了声音，大家又去向她学，都加进了声音。 大家都学会了合作，而且不仅是小组内部的合作。不仅是8个学科的老师教学生，同学间也有无穷的交叉联系，总在互相学习。“同学们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会由于竞争的原因而保密，而是乐意告诉别人，也乐意向同学学。” 为这次春游，他们准备了一个多月，学到了过去几个学期都未必能学到的知识，比如他们再看手里那本计算机课本，就说是小儿科了。 曹彦彦说：“我除了给他们一个题目，就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给他们钥匙，我办公室的电脑、电话，让他们随便用。二是不断告诉他们某个组的新创造，说完你就不用管了，他自己就会去找那个同学学。整个过程中，老师只是组织者、促进者、帮助者。” 董琦提出了一个去延庆考察“天漠”的方案，她说那地方周围都是绿地，中间出现一块沙漠，那是从天上飞来的？她说我们想去探究那片“天漠”的成因，并把出游设计得充满神话般的迷离色彩。 全班51个同学分成7个小组，提出7个方案，每一个方案都凝聚着同学们的心血，包括家长的智慧，每一个方案都很有吸引力，如何决断还真是个难题。 投票的时刻终于到来，教室静得就像考场，只有笔和纸接触的声音。揭晓，只有两个人的孙宁霄、郭钟铃小组获胜。两个同学蹦起来，叫着，快乐得无法形容。 “接下来我只做一件事，就是给他们一张某个旅行社的名片。”曹彦彦说。 此后，孙宁霄先从网上查出密云县所有宾馆、招待所和旅游景点，然后逐个打电话，了解设施条件和价钱……做完了这些，才使用老师交给他的那张名片，给旅行社打电话。后来旅行社的人告诉老师，你这个学生太厉害了，宾馆里要能洗澡，大巴上要有电视，该有的都有了，哪里哪里，什么价格，他比我们还清楚。我们拉你们这一回，几乎就没有钱赚。 出游之日到来了。过去，老师会担心学生吃得好不好，有什么不安全，会不会不守纪律，这次，到哪儿要注意什么问题，孙宁霄都嘱咐了，看上去，他好像比大人更怕出事。以前，早上什么时候起床，都是老师叫学生，这次都是学生叫老师：老师，该出发了！老师，该吃饭了！ “这次大家投他的票，他非常珍惜。”曹彦彦评价孙宁霄时不知不觉地从说他是个男孩说到他的成人，“他那么负责，我敢说他将来成家后一定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就这一次经历，孩子们真的长大了许多。今天他们已进入高中，仍久久挂念着还有6处没有去的路线。家长也说，孩子都说总有一天还要聚在一起，那6种方案都要去走一趟。到那时，我们也跟孩子一块儿去。 京源学校的老师们都被感动了。汇报会上，许多老师都没想到自己会为一次春游活动流下眼泪，他们要求学生们把7个春游方案软件都放到校园网上去。学生们放上去了，老师们相继把这些方案拷贝到自己的计算机里去细细品味。 “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现在想想王能智这句话，多么有力。
进入21世纪，石景山区委、区政府专项拨款近百万元，由王能智领衔，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区各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研习班，这是个融合了13个学科的教师培训组织。 京源学校的历史教师安丽萍是学员之一，她珍藏着两本连环画笔记。我问缘由，她说是学生画的。 其中一个学生叫季鹏。安丽萍说他上课爱说话，爱画小人，就是不爱记笔记。以往老师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把学生画的东西没收上来。安丽萍琢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一天，她发现季鹏又在课堂上画小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都记住了。”“哎，你画得不错。要不，你就用画来记笔记，行不？” 安丽萍说，我看了眼睛一亮。虽然画得比较粗糙，但构思不错，很有趣，这种形式在班上独一无二。我赞扬了他，同时对他说：就是文字表述太少，关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要是在图上有所提示，没学过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少年后，你自己再拿起来一看，这就是历史。 “那天他特别虚心，特别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从那以后，他坚持了下来，越画越好。”安丽萍说。 一天，安丽萍对季鹏说：“就用你画的笔记，一页一页给同学们讲讲，怎么样？” 季鹏同意了。安丽萍说，我至今记得那天他讲的情景，班上特别静，大家都听得非常专注。我一边听，一边想，当他构思这些图时，并不是机械地抄我的板书，而是把那些历史事件在他心中反复酝酿，变成了“酒”，是知识内化了之后才产生这些图的。所以他讲得都很到位，也很简洁。他这么一页一页地讲下来，等于以非常形象的形式，带着全班同学复习了一遍，同学们一看一听都记住了。 安丽萍说，这是学生对我的教育，孩子自身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无穷的创造力，你让他发挥出来，不得了！ 又一天，在另一个班，有学生对我说：“老师你看鲁西不听课，在画小人呢！”我一看，我都讲到后面了，他还在画前面。我对他说：“你可以把画补充得更完整一些，把情节连续起来，但现在你先收一收，课后再干。” 后来，我索性问大家，班上有没有人喜欢画画的？请举手。一看，举手的有五六个，有男孩有女孩。我说，你们既然喜欢，就可以用画画代替记笔记。不久把笔记本收上来一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5个同学画同一内容就有5种样子，绝不雷同。我真是眼界大开，从这里我再一次看到孩子的思维特别敏捷，如何让学生自己动起来，真是太重要了。 这些孩子的学习都非常好，初中读完相继考到市重点高中去了。学生毕业前夕，安丽萍对季鹏说：“把你的笔记留一本给老师做个纪念好吗？”季鹏就把他受到鼓励的那“第一本”送给了老师。 “这是我们京源学校第一本连环画笔记，我会向下一届、再下一届的同学展示。你是开创先河的！” 那以后，安丽萍不仅利用学生喜欢画画的特点让他们记笔记，还让学生以这样的表达方式做单元小结。她说，从前我做小结时对我认为比较容易的问题比较忽略，但学生的小结就能针对他们自己的弱项在小结中体现出来。也有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些学生却认为不是难点。让学生自己做小结，可以发现学生的不同情况，再针对不同情况帮助他。安丽萍表述的已经是一种“个性化教育”。 再后来，安丽萍不但让学生带着学生复习，有些课就直接让学生去讲。比如初三的世界史，安丽萍问学生，对“二战”这一块了解比较多的有哪些同学？举手的多是男生。 于是孟超没做任何准备，上去就讲。安丽萍坐在孟超的座位上听，非常惊讶，孟超从作战计划、各国的实力对比，到武器装备、武器型号，以至战争过程，谁打谁，在哪里发生，一口气讲下来，头头是道。安丽萍说，他比我知道得多，根本用不着我讲导火索、经过、结果、意义。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他向大家展示了，中学生的脑子里就能装着多么丰富的一个世界。 后来，安丽萍在她教的每个班都进行这样的实验，“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让许多同学都上去讲。当然，为了让更多的同学受益，她让大家都学习备课，分学习小组，各组先在课外时间讨论，在讨论中发现谁讲得好，就由各组推荐他到大课上给全班同学讲。 安丽萍老师的体验是，我坐在下面听，真正体验到老师也在学习，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在课堂上讲出来的仅仅是他们准备了大量内容的一小部分，而且，关键不在于他们能表达出自己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为讲好这一小部分，他们集体学习的能力、思索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综合运用众人智慧的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求助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聆听别人表达的能力等等，都全面得到了锻炼。同学们的学习兴趣空前高涨，把上这样课的日子变得像过节一样兴奋。 历史老师安丽萍的实验，只是其中之一。她证明了王能智老师教地理的方式是可以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王能智主持的这个班，13个科的老师都相继把这种方式运用到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等各科的教学中去。由于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学生即使去对付中考，成绩也很不错。 以京源学校为例，曹彦彦这样说，我们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早先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我们把通知书分类，考上重点高中和一般高中的学生顶多一半对一半。短短几年间，考上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放在办公桌上那一摞，不断长高。现在上市重点、区重点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是“高楼”，上一般高中的通知书变成了“平房”。 当然，像现在这样把学校分成“重点”和“一般”，恐怕并不科学。对任何家长和孩子来说，每个孩子都是重要的，教育需要在今后的变革中继续寻找到更好地发挥学生潜能的方式。王能智以及安丽萍等教师们的探索性实践已经一再告诉我们，新世纪的教育，即使在中小学领域，一个“教师”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一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呼唤“导师”的时代，正在诞生。
初到九中，何英茹担任的是高一年级地理课。高一《地理》上册中有“地下水”，书上有抽象的结论性的知识，比如讲岩石会存水。学生很难想像———石头不是砖头，怎么存水的呢？ “你可以带学生去探究‘石景山地下水’。要学会用脚学习。” 王能智带着何英茹与她的高一学生去跑野外，别开生面的情境很快涌现。书上讲，玄武岩不存水，砂岩存水。是这样的吗？ 第一步要让学生学会辨认哪是玄武岩，哪是砂岩。学生采集到了玄武岩和砂岩的标本，就开始实验。把这两种岩石洗干净，先拿到物理实验室的大烤箱里去烤两天，取出来称重量。然后放到水里泡两天，拿出来再称重量。这时学生发现，这两种岩石的存水性差别不大，那书上凭什么说玄武岩不存水而砂岩存水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学习的兴趣顿时就上来了。 在看起来没有新闻的日子里，突然有个新闻从他们自己的日子里冒出来，学习变得有意思了，调查和探究随即出现。 同学们马上返回实地，再去调查……同学们匆匆行走的脚下仿佛踩着音乐，就像你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出发，青山、流云、泉水、女生飘逸的头发，都在阳光下有了新的含义……别说同学们瞎激动，不论你去到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那样的情景想起来就让人陶醉。 何英茹抱着葡萄酒，看到同学们的眼睛里比先前更能看见东西了，他们看到砂岩在自然界里风化得很厉害。“或许，是风化到这种状况的岩石叫砂岩吧！”一个女生的声音。不管是不是，他们的眼睛打开了，看到了很多裂隙，明白了裂隙是影响岩石存水量的秘密。 学生们由此得知：任何一种岩石只要有裂隙，存水量就增大。书上说地下岩层和土层里的水存在空隙中，学生现在知道，这空隙应该包括裂隙和孔隙。地下的玄武岩也可能有裂隙，因而也可能存水。 学生们对地下水的了解形象了，深入了。何英茹带着学生从门头沟的军庄到八大处约20公里范围内做了地下水调查。他们本来是上地理课，但在实验中把腿伸到了物理。现在又结合野外地质调查，用数学模型来计算这一地带的持水量，还用化学知识做了水质的调查分析实验，了解京城石景山区水质与污染的关系，而且进一步调查了石景山地下水是否存在“漏斗”等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学生研究一个问题。”何英茹说。她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把从前学过的数理化知识都同地理课联系起来了，同学们也体会到，在实践中运用知识时，那知识是不分科的。 “我们检验了课本里的知识，并深化了、扩展了课本知识。”何英茹说的这个情节提示他们的不单是北京强化“师资资源”开出的一朵花，这儿也在开发“课程资源”。《石景山地下水》所开发出的“课程资源”，不久被王能智延伸出“区域资源的校本开发”，即把区域资源作为教育资源进行开发，使之成为石景山教育资源的一个亮点。这是王能智教学中一个极有创新意义的部分，需另文再述。 1998年王能智带着《石景山地下水》这一探究课案，参加了“中国地理教师综合能力培养及测试”研讨会。在会上，青年地理教师何英茹尝试的这堂课让人耳目一新，大受好评。如果把王能智主持的培训班看作是一个开展探究性学习的总公司，何英茹就像个二级代理，而且是许多二级代理中的一个。 她已经能把“探究”相当成功地“推销”到她的学生中去。她说：“我现在知道我该怎样带学生了。”她相信学生的能力只能在进入探究性学习状态时才能得到。怎样才叫进入状态？她说，我可以从学生的听、说、读、写、做，一眼就看出学生有没有进入状态。
———以上是王能智老师的部分介绍，并未作过多整理，如果各位有同感，可到网上继续搜索，这里仅作一个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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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9 17: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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