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是作家最好的生存姿态

教师之友网

寂寞是作家最好的生存姿态——对话“作家中的隐士”竹林

2012年12月07日
来源：解放日报 黄玮

　　不久前，《中国作家》杂志以头条位置刊登了长篇小说《魂之歌》，将文学界关注的目光吸引到了作者——有“上海作家中的隐士”之称的竹林身上。
　　在“被关注”与“隐”之间，竹林的真实是怎样的？在30多年的创作生涯里，她如何凭良知努力地写自己认为应该和需要写的东西？这个“应该和需要”又指向中国文学的何种境遇？近日，《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了作家竹林。
　　■不管酸甜苦辣，我为我的李子高兴
　　解放周末：竹林老师，有人说您是作家中的隐士，而不久前 《中国作家》杂志刊登的您的长篇新作 《魂之歌》，则将文学界关注的目光吸引到了您的身上。在 “被关注”与 “隐”之间，您的真实究竟是怎样的？
　　竹林：我目前的写作状态，就像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记得1980年的深秋，我独自一人背着简单的行李，乘长途汽车来到嘉定南翔附近一所简陋的农村中学。学校为我在书库里放了一张学生宿舍里用的上下单人小木床和一张小课桌，用两条床单挂在两排书架的两头，我就在这块小天地里开始了写作。
　　从此， 30多年来我就一直沉在沪郊农村，再也没有脱离过。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但自19岁去安徽农村插队始，直至现在，绝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农村度过的，连同我生命中的整个青春岁月。然而，生活并没有辜负我，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我写出了数百万字的作品。 30多个春秋的乡下生活，使我收获了 《竹林村的孩子们》、 《女巫》、 《呜咽的澜沧江》、 《今日出门昨夜归》等作品，还有这部最新的长篇 《魂之歌》。更重要的是，安静的乡下生活，让我体验到了许多在大城市里无法体验和理解的社会和人生哲理。
　　解放周末：这部新作 《魂之歌》的名字，可谓直抒胸臆——拷问灵魂，关注人性。
　　竹林：这部作品，是我创作的知青生活长篇中的第三部。也可以说，是我知青小说的收官之作。前两部是《生活的路》和 《呜咽的澜沧江》。记得2008年评论家徐道军采访我时，我曾说过： “我对知青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深入的。如果说我写 《生活的路》时只是想为知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 《呜咽的澜沧江》，则已是企图反映这一代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和对人生价值及理想的追寻了。作为文学创作，面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前进，作家总可以站在新的高度，对它进行哲学的解析和认知，赋予它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为此，我正在写第三部和知青命运密切关联的长篇小说，想反映从知青过来的这一代人中的一些思想者，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整个地球村的大爱精神的探寻。它的视野将更为广阔。”现在，这部 《魂之歌》就算是我对2008年的承诺交卷了。简单来说，这是一部对那一代人的人性与灵魂的拷问之作。所以，我把书名定为 《魂之歌》。
　　解放周末：有评论者认为，您是一个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家。 《魂之歌》为您的这种人文精神作出了怎样的诠释？
　　竹林：我只是努力地塑造一个个命运不同、性格各具特色的人物，在他们命运的跌宕中淋漓地展示每个人的悲喜、得失、困惑与信仰。主人公刘强历经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追求人类之爱；刀二羊作为一名具有创新精神的前沿科学家，却遭受了命运的打击，最终在佛教中得到心灵的慰藉；艾蛟从一个一心奔赴异国参加世界革命的左倾知青，到理想破灭、最后成为一个拜金主义者…… 《魂之歌》既书写了一批中国知青的命运之旅，也刻画了他们的灵魂之旅。我始终认为，高尔基关于 “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不会过时。写好一部长篇，如果只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而没有人的灵魂，那就会像一座房子里没住人，是没有生命力的。
　　解放周末： 8年时间、 52万字，坚实的数字，写照了您创作 《魂之歌》的姿态和品格。
　　竹林：我写小说，都是慢慢来，不着急的。一般我是先积累大量的生活素材和资料，放在那里，等有了灵感后才正式构思成提纲，然后开始写作。写作过程就如施工队按着图纸——提纲，从地基开始一层层地叠层架屋，盖起一座楼房。期间可能因各种原因造造停停，但总的设计一般不会变。只不过，楼房是许多建筑工人共同盖的，且有不同的分工，而写小说则是一个人孤独的劳动。因此创作长篇需要毅力和气韵，要有足够的能量一口气撑到底。
　　在写作中如果遇到困难，我会停下来学习和思考，让思想自由驰骋，等到想通了再写下去。因此，我写得很慢。不能说慢工出细活，也算铁杵磨成针，最终造起了一座大房子。当然我还要装修——请朋友提意见，一次次地修改。直到拿出去发表或出版的时候，我自以为是一座漂亮建筑了。
　　解放周末：这个过程，您觉得辛苦吗？
　　竹林：记得大仲马有一句名言——当别人问他，你觉得写作辛苦吗？他回答说： “你去问问李树是怎样结出李子来的吧！”
　　不管酸甜苦辣，我为我的李子高兴。
　　■我崇敬能在旷野的贫瘠中寂寞地生长的竹子
　　解放周末： 1979年，您的第一部小说 《生活的路》发表，使您成为 “知青文学第一人”，并有幸得到了文坛泰斗茅盾先生的鼓励，能回忆一下当时的经历吗？
　　竹林：说实话，我不太愿意回忆这段历史。因为当时受到的压力曾使我的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状态。虽然我终于有幸赶上了 “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潮头，得到了茅盾、周扬等文艺界前辈的肯定和支持，但那时的心态几乎像是在黑暗中突然遇见了强光，一时间手足无措，连茅盾先生在大会上点名让我上台去见面，周扬先生在饭桌上为我祝酒，我仍像在梦中尚未清醒。现在回忆这段经历，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个人的事业与成绩，与时代潮流相比，实在是太渺小了。
　　解放周末：直到今天，知青文学仍有生命力。今年夏天播出的电视剧 《知青》，引起了很大反响，争论也十分激烈。
　　竹林：知青文学作为当代文学中伤痕文学的一个分支，已经红火过一阵子了。但知青生活这段历史，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是不会过时的。不过，随着时代的前进，对生活的开掘与认知，应该是不断地深入的。
　　因此，今天再来写这个题材，就不能只像当年那样讲真话，真实地反映一代青年人所遭受的命运就够了，而是要挖掘命运背后更深刻的渊源，从而赋予这段生活以历史的真实。特别是今天的青年人，没有触及过那段生活，对那段历史已经难以理解了。我想，作为后来者，他们想看到和听到的，并不单单是怀念和控诉，而是有历史深度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想知青文学的创作理应具备这样的深意。
　　解放周末：在今天 “眼球经济”的时代，注意力成为一种商品，博出名仿佛一种集体心理，甚至许多学者也明星化了，而您离开繁华的都市坚持在底层寂寞笔耕，这会不会让您有一种孤独感？
　　竹林：说实在的，写作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这些年来我就只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还会持续做下去。它对我来说，无关功名，也无关利益，只是关乎自己内心的愿望。因此，我没有想到过寂寞与孤独。
　　有人认为，在大家都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时代里，像我这样 “自我放逐”，跑到农村去自讨苦吃，实在戆，甚至有点怪。但我自己觉得，社会生活之广阔，不可能人人都是弄潮儿。有人不寂寞，便有人寂寞，这很正常。只要真诚待人，对前进发展中的时代保持一份永远的敏感和好意，做人 “戆”点也是很踏实的。
　　解放周末：您是不是认为，在众声喧哗之中，寂寞才是一个作家最好的生存姿态？
　　竹林：是的。写作本身就是寂寞和孤独的事业。这种状态会使你心态平和地安静下来，去仔细地观察、思考社会和人生。灵感这东西，只有在安静中才能产生。
　　正如你所说，现在是 “眼球经济”时代，商业化的金钱法则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就连现今的文化出版机构，衡量一部作品，也总是更多地考虑它能赚多少钱。而要达到这目的，就要从 “眼球”着手，看作者是否是全国知名的红人，看内容能否博人眼球。至于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艺术水准到底如何，往往无暇顾及。于是，文学艺术便像中秋节的月饼那样，包装越来越豪华漂亮，而月饼本身的质量倒不怎么在乎了。
　　解放周末：这种寂寞，其实更是一种精神状态的脱俗。
　　竹林：我始终认为，文学应该坚持纯粹、纯真的本质。从我自己来说，我不愿为了商业利益而放弃自我的文学诉求。我愿意远离众声喧哗，继续在生活的一隅默默耕耘。
　　解放周末：所以，您给自己取的笔名叫 “竹林”，以竹子的风骨来定格自己的文学追求。
　　竹林：我喜欢郑板桥的那首咏竹诗：咬定青山不放松，扎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崇敬能在旷野的贫瘠中寂寞地生长的竹子。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能在最艰难困苦、濒临绝境时开花结果。
　　■ “眼球经济”严重异化了我们的文学，使之患上了不轻的 “软骨病”
　　解放周末：有评论者评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竹林是用自己的生活状态、用自己的写作状态，捍卫了现代文学的荣誉。
　　竹林： (笑)这样说，给我的 “荣誉”太高了。其实，我只是在捍卫我自己的创作底线。就像刚才说的，“眼球经济”严重异化了我们的文学，使之患上了不轻的“软骨病”——作品缺乏思想内涵，不敢触及或者有意回避现实，得意于一地鸡毛的自乐自足；还有的甚至以展览血腥、身体、愚昧来招徕读者。这种现象实在是当下文化繁荣景象中的悖论。
　　面对这种状态，我个人的力量太渺小。如果有一批有良知有担当的作家，以自己的作品来改变这种局面，那就太好了。
　　解放周末：这需要对文学有使命感。
　　竹林：现在，有的人，甚至包括一部分作家，他们认为文学只有一种 “轻”的功能，亦即给人们茶余饭后、在紧张的工作、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博弈之余，起点消遣减压的作用。他们在卸下了文学曾经的政治包袱后，将它轻质化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以为文学就是弄些幽默、搞笑、爱情等等能轻松愉悦人的心情的东西就够了。于是，以低俗为表率，把丑陋当标尺，一地鸡毛的甚至低俗的内容泛滥横行。然而，文学是人学。在人生活着的社会里，文学的生命除了 “轻”以外，还应该有义务和责任，有目标和追求，有理想和信仰。这就是所谓的 “重”。而这个 “重”就赋予了作家以社会责任。
　　我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该尽可能深入地触及生活，批判现实，剖析人性，以自由的灵魂追求人类文明的新曙光。这就是作品的思想内涵。帕斯卡尔说： “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没有人物思想的自由驰骋，没有对理想信仰和真善美的追求，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是我理解的文学的使命感。
　　解放周末：您的这种使命感的另一种表达，就是您说的——我只凭我自己的良知努力地写我认为应该和需要写的东西。
　　竹林：我所坚持的 “应该”和 “需要”，简单来说，就是社会生活中有意义、有启示的东西。举例来说，本世纪初校园文学红极一时。但是，我注意到，这些校园小说大都沉浸在爱情故事的卿卿我我里，或者就是青年人中的逆反、另类。而我接触了解了一些老师和学生后，发现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校园生活，尤其是它们忽略了许多渴求知识、正在贫困的逆境中奋发的孩子。
　　虽然文学不能代替教育，但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能小觑。所以，我觉得应该提起笔来写一些真实的校园生活，不能只让一些 “轻俗”的东西淹没了孩子们的心灵。也就是说，我要写一些 “重”的作品。当时，我正在准备 《魂之歌》的素材，而且已经列好了提纲，但是我放下了。我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写了两部关于校园生活的小说 《今日出门昨夜归》和 《灵魂有影子》。
　　解放周末：可喜的是，您的这种 “重”获得了社会的认同。比如， 《今日出门昨夜归》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加以肯定，并获得了 “五个一”工程奖。
　　竹林：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学与现实的一次共鸣。而对创作者来说，就是对自己所坚持所追求的一种鼓励。
　　■我只按自己的喜好阅读，不管它是中国、外国的，也不管是否获得过“诺奖”
　　解放周末：眼下，中国文学界最热闹的话题就是，中国作家莫言荣获2012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说这终于慰藉了中国人多年的 “诺奖”情结，您如何看待？
　　竹林：莫言获奖，当然可喜可贺。但我想这事也不宜过度炒作。莫言自己就十分冷静、理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地位与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不因 “诺奖”的得与不得而增减。因此，我同意这样的看法——莫言的获奖可以引起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增加世界读者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激励中国作家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解放周末：那么，您是否关注世界文学的发展？对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有阅读的兴趣吗？
　　竹林：我一向对外界的功名利禄比较麻木，也没有专门去追星哪位 “诺奖”作家的作品。我只按自己的喜好阅读，不管它是中国、外国的，也不管是否获得过 “诺奖”。比如，我非常喜欢泰戈尔，我也读过 《百年孤独》，我还喜欢蒲宁的作品，但我并没有在意他们得过 “诺奖”。同样，没有得过 “诺奖”的作家的作品，如鲁迅、托尔斯泰，甚至法国作家杜拉斯的 《情人》，我读过不止一遍。而像昆德拉的作品，尽管风行一时，我读后也无太大印象。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名著 《尤利西斯》，译者萧乾先生送我数套，爱尔兰驻沪领事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朗读活动，但我还是无法读完它。文学百花园中，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赏花人，只流连于自己喜欢的花朵。
　　解放周末：您 “喜欢”的标准是什么？
　　竹林：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文学都可以并应该百花齐放。但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好的优秀的作品就应该是深刻地触及现实生活和人的灵魂的。因此我崇敬鲁迅剥开生活的犀利笔触；同时我也喜欢泰戈尔，他将人性中的真善美和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升华到了哲理高度。我个人以为，文学不是简单地照搬生活，它应该站在生活的前头引领文明前进的脚步，还要给人以信心和力量，给人以美的熏陶。
　　解放周末：关注莫言得奖，很多人其实通过文学的视角看到了中国的意象。在您看来，今天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如何更好地表达中国现实、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
　　竹林：我们还是需要有比较“重”的作品，或者说，用犀利的笔触触及中国发展的现实，以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书写当下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与追求、困惑与理想、艰难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