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2012八月刊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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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八月刊卷首
　　
　　
　　 一所学校的气质常常由校长决定，艾森豪威尔校长决定了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气质，教育家洪堡决定了18世纪柏林大学的气质。而在中国，在中小学校园，哪怕一位优秀的校长，也未必能决定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常常会因人事变动、官僚作风等非教育因素而改变。
　　 今年夏天，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附属南山学校李庆明校长离职，作家、制片人邓康延发了一条微博，立即引来几千条评论，有家长挽留，也有学子痛哭。当然，也有少数同行的幸灾乐祸（参看本期《校长》栏目）。邓康延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说：“……在战火纷飞的民国时期，仍有教育的黄金十年，教育业是脆弱的，经不住政治的折腾、经济的袭扰。真正的教育家是悲天悯人、热忱善良的，他们用花的念想培土，为星星申请苍穹。”
　　 校长的任用，不一定由教育因素决定，诚为教育者的悲哀。所以，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在《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一书中总结说：基于悠久“科举制”历史的应试教育，与迅速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两者结合，正危险地培养出数百万仍至数千万缺乏基本教养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没有人可以被责怪，因为我们全体都知道体制出了问题，虽然，是我们全体造就了这样的体制。
　　 基本的教养和常识本来应由家庭教育提供，但传统中国的家庭教育早已失败（参看本期封面主题《家教断丧》）。
　　 这样看来，大家都没有错。但是，一个平庸的校长和官员，与一个另类的校长和有所作为的官员仍是不同的。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人也讲究造福与随缘：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某位曾在柏林墙射杀公民的士兵在受审时辩称，是上级的命令，法官则表示，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点。后来《德国之声》记者调查了这起传闻的真假：曾负责此类审判的前柏林市检察长Christoph Schanefgen否认有这件事存在，他表示法官也不会这样说。不过奉命杀人的柏林墙守军的确受到了追究，“枪口抬高”的传闻可能属于中国的民间智慧，被采访者均表示不甚理解。
　　 科学、理性的德国人的确很难理解中国民间智慧的无为、以及顺势而为。“枪口抬高一点”虽是假的，但我听到的这个故事却是真的：上世纪60年代，本地的红卫兵纷纷冲进青城山等地的道教宫观“破四旧”，总是无功而返。原来，道士们闻迅后，早已在所有的塑像和牌匾上贴满革命口号，小将们无处下手，从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
　　 那么，现在应该怎样做校长呢？曾作为军队统帅的艾森豪威尔，与哲学家洪堡正是两个不同方向的杰出校长。胡适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艾森豪威尔真有一国元首的风度，承认自己没有专门知识，完全信任下属，这是何等的风度。他进一步劝蒋：“要努力做到‘三无’，无智、无能、无为。而教育家、语言学家洪堡则因为有普鲁士国王的撑腰，雷厉风行地完成了柏林大学的现代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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