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掌故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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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掌故琐记[zt]

  

文雷编著《艺文掌故琐记》   台湾平平出版社1967年2月

32开平装一册   198页  书价不详

我平常除了阅读文史、美术史方面的学术著作，以及古书画集和碑帖之外，还喜欢阅读一些艺文掌故类著作，尤其对晚清至民国时期的艺文掌故情有独钟。但国内此类著作中值得一读而又有回味者，实在不多。遂托台湾友人帮我在宝岛寻购，但真正适合我“口味”也不多见。几年来也仅得陈定山《春申旧闻》（1967年）、《春申续闻》（1976年）、刘麟生《燕居脞语》（1970年）等数种。因为此类出版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书多已绝版，所以在旧书市场上流通极少。

    近日又购得文雷编著《艺文掌故琐记》一书，收入掌故随笔八十八篇，文章长短不一。短者几百字，长者数千字。内容颇为博杂，并不局限于艺文方面。书画鉴赏、古今名人和晚清至民国历史人物（包括军阀）逸事、名胜古迹、读书札记、联语集录、神怪志异，等等。此书可能是发表在报刊上连载文章的结集。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本书取材广泛，又因撰写发表次序、时间的不同；加上文白的夹杂，而形成它的独有的特色——所以取名为琐记。举凡古今艺事的商量，人物的月旦，轶闻的拾摭，掌故的记述，无不尽括其中。可做雅集的谈助，可供茶饭酒后的消遣。”作者的生平不详。从书中有些文章里或知是湖南籍人士，应该也曾是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也或许有过仕途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成都、重庆等地生活和工作过，后渡海赴台。

本书所涉及到的近现代著名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王闿运、康有为、梁启超、易实甫、陈三立、李详、陈曾寿、曾刚甫、辜鸿铭、李仙根、黄节、弘一、林庚白、吴芳吉、谢无量、马君武、于右任、汪精卫、李石曾、徐树铮等等，其中有些文章里写了许多湘军、淮军，以及北洋军阀和民国时期大小军阀的传闻笑谈，颇令人发噱。

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得知，学者谢无量早年是一个嗜赌如命的赌徒，他只要一有钱就去赌场，而且十赌九输，还经常“骗”公私钱去豪赌。《诗坛怪人谢无量》、《文人怪癖》二文中有详述。抗日战争前，谢无量居上海，常到法租界一轮盘赌场去赌博。一夕，囊已倾矣，但仍恋恋不离去。他见邻座一妇人坐位前有筹码数叠，就顺手拿取若干枚投注，不中再取，若无其事。妇人见他神貌又不像无赖之人，就问道：“先生尊姓？”谢举首他视，仅答以“无量”二字。妇人有些不悦：“我请问你的尊姓，你还说我没有度量吗？”谢答：“我叫谢无量，并非说你无量啊！”那妇人嫣然改容说：“哦，原来是大诗人谢先生，失敬得很！”遂将自己剩余筹码全部送给谢下注。原来妇人亦好作诗，素慕谢无量诗名。后来，她就拜谢为师，执弟子礼。书中还有谢无量许多“搞笑”的故事，读之令人捧腹不已。一个不修边幅和玩世不恭的真实谢无量跃然纸上。

另一个给我印象极深的人是陈曾寿（？-1949），他是著名的“遗老”诗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甲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民国年间被溥仪聘为皇后婉容的师傅。因收藏有一幅元人吴镇《苍虬图》（松树）而号“苍虬”，并请杨守敬题写斋额曰“苍虬阁”。陈氏工诗词，精书画，与陈三立、陈衍齐名，号称“海内三陈”和“同光三家”。陈曾寿才情、人品、气节、操守均极佳，在“满清遗老”中实属少有。不论是在“伪满清国”，还是在伪王揖唐政府时期，明大义，讲气节，宁可瘐死，也不收受某些人赠予的接济钱物。他与王揖唐是同科进士，自是素识。王氏多次赠予陈金钱接济，但一直被其拒绝。后来在实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就将王氏所赠钱款存入银行，一分不动。抗战结束后，王氏被捕入狱，陈把银行存折送还给王。王后判处“汉奸罪”伏法，陈却有诗纪悼。前辈人对公私取与之间，有极严的分寸，由此可见一斑。陈曾寿在临终前有绝笔《浣溪纱》词云：“日课多年取次休，春来与病久绸缪，那堪梅雨更淹留。 香篆消沉闲睡鸭，小窗屈曲上牵牛，看花随分待凉秋。”(《苍虬老人》）

因作者不是书画鉴赏名家，所以有关此方面的掌故不是十分精彩。但有一个小掌故或可简单转述一下：王法良字弼臣，河北高阳书法家，专功颜真卿书法，平生以布衣自任，收藏碑帖、临池、授徒，均以颜书为主，可谓终身致力于颜书者。某日，由人引荐到京城大学士李鸿藻家中拜谒。李氏以近日欲购藏的钱沣（号南园，1740-1795）行书册出示，请其评定。王为人谨慎，且非才华外露者。初见行书册默观不语，稍迟面赤，而露不安之态。徐久方曰：“此是小侄所作也。”李氏闻之大笑，并告诉此册页经过：“数日前有古董商持此册来售，留看未决。以问常熟（翁同龢）相国，其见而叫绝，非仅真品。且为精品。速购勿失之。”翁同龢一生学颜字，也私淑钱沣的颜体书风，竟然会如此“走眼”；李鸿藻也是著名鉴藏家。但翁、李两大鉴藏家皆对百年前一个书法家作品的真伪都难以辨别，今人看来颇感匪夷所思。（《文坛记趣》）
李仙根名蟠（1893-1943），广东中山人，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广东香山县县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逝世于重庆。李根仙工隶书，擅诗歌，而且还是一个收藏家。1940年春，中国文化协进会在香港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文物中有李氏藏品四十三种。其中宋代“秋波琴”，据传是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诚斋）故物。李家三世珍藏，道光、咸丰年间为同邑势家强夺而去，后数度易主。李氏先祖曾作《秋波叹》记之，其父临终亦有遗言：“先人手泽，宜子孙当永宝。”至近百年后（1935年），李仙根从邑绅缪凤群处郑重璧还。然流落百年，琴音已久失矣。（《琴书自娱的李仙根》）

本书中还有一些关于人与人之间相处和友情等方面的掌故。在晚清政坛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堪称“三子星座”，三人的政治智商均极高。曾氏实属左、李两人的“恩公”，但师生之间后来由于忌惮满清王朝的猜忌，故外似相互不合，实暗中惺惺相惜。在有关的清末野史中，此类文字扑朔迷离，难窥真相。曾氏在识人、用人、公私之情和政治大局观等方面均似胜左、李一筹。《古人的风仪》中记：曾国藩领军驻江西祁门时，战事屡败，军情危急。湘军大本营中许多与曾氏患难相从的幕僚多惊慌不已，各欲自谋生路。曾氏洞悉其情，乃下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待事平仍回营，吾不介意。”此是曾氏激将法，以柔术以御群僚之道。

此时，王闿运适在祁门大本营作客。其实，王氏原是挟策而来，欲与曾氏共图大业。王向曾氏建议，愿募兵三千，自将击贼（太平天国军队）。曾氏知其擅长文章词赋，虽时人誉其有“帝王之师”才略，但实难胜军旅之任。曾氏听其言而漫应之，告以悉心计划。正当前线军情危急之际，人心惶惶。一夕，王氏于灯下读《南华经》。曾国藩轻步趋入王氏室中，潜立王氏背后约一刻钟，未见其翻阅次页，即驰出。次晨命手下心腹封二百金以备用。次日，王氏见告曾氏，因接家书有急事须暂归料理。曾氏即致已准备之二百金付之曰：“我早已替你预备旅费也。”作者在文章里写道：“盖曾氏先夕潜观其读书情况，乃系表示心慌意乱，正在思考如何脱离危险境地之法，并非真是在读书，否则历时一刻钟，焉有不翻阅第二页之理呢？这表现曾氏遇事细心观察，洞彻世故人情，绰具领导才能，决非一般学识谫陋，修养缺乏的政治领袖人物所可企及。终曾氏之身，他对王闿运优礼尊敬，交谊如常，然在政治上并未替王氏安置任何职位，就是认定王氏不宜于搞政治哩！”本书中还有一篇《记〈铜官感旧图〉》，也是讲曾国藩之事，即便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其亦公私分明，不苟私情。时人或后人即便称曾氏是“曾圣人”或“伪君子”，但此人的确是晚清非同一般的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之一。可惜以往对其过于“脸谱化”，而近年来又过于“神话”，皆非真正史家之为也。

作者可能也是一个联语爱好者和擅长者，本书中有《讽联》、《趣联》、《嵌字联》、《新名词联》、《延平郡王祠联集》、《凭吊郑王联录》等，均是有关此方面的文章。《嵌字联》中记：曾国藩被清廷免去湖北巡抚之职，寄情山水，悠游秦淮，无意仕途。一日与友人宴于黄鹤楼，适有一妓名“如意”者，席间恳请曾氏书赐一联。曾即书一嵌字联赠之。联曰：“都道我不如归去，试问卿于意云何？”此联第五字中，嵌“如意”二字。真信手拈来，妙合自然。而在幽默之中尤寓有不胜感慨。又，王闿运昔年有西安之游，曾眷一妓名“秋云”，情好弥笃。数年后再访，秋云已经物故。王氏于郊外觅得其墓，撰一联于墓门曰：“竟夕起相思，秋草独寻人去后。他乡复行役，云山況是客中过。”上下联第二句起首嵌“秋云”二字，颇为时人所传诵。

《趣联》中记：相传曾国藩与左宗棠（字季高）不合。某日，曾对左道：“季高！我有一联，你可能对？”曾出联曰：“季子敢言高？与吾意见大相左。”左略加思索便对曰：“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此联绝妙，内嵌曾、左二人姓名，文词亦工整有趣。此联中“季子”是指年龄最小一个儿子之义。“藩臣”是指拥有兵权和镇守一方的亲王或郡王。

《新名词联》中记：民国初期，革除旧习。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对联盛行一时，时人多以新名词制联，而产生歧义。某人贺友人新婚，用新名词写旧思想，滑稽而好笑：“努力下层工作；制造上等国民。”又，有人曾撰联评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文言难免之乎者也；白话不过的了吗呢。”《讽联》中记：民国十六年，著名藏书家、学者和鉴藏家叶德辉被逼为在长沙举行的农民协会撰联。叶氏遂撰一联云：“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是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叶氏实知，写此联必死无疑，但不为所惧，后果然惨遭杀害。“杂种”和“畜生”是当时长沙最流行之骂人语也。《记徐树铮》中记：徐树铮挽孙中山三十八字长联曰：“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下联尤脍炙人口。徐树铮诗文俱佳，诗有唐人韵味。如“万马无声秋塞月，一灯有味夜窗书。”、“美人颜色千丝发，大将功名万马蹄。”堪称名句。

掌故的本义，是指关于历史人物和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故实或传闻。它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官史”和“正史”的一种补充，或名曰“野史”。其实，好的掌故也可以是成为“信史”。它犹如一束灯光，照亮了黑暗的历史长廊中的一部分，使人们能够窥知到某些真相。掌故、轶事或一个无法证实的故事，以及一段简单的评论，都可以看到撰写者与他所处时代的某种联系。真实性、趣味性、史料性等，应该是掌故类文章的第一要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掌故家或野史家其实也是人类历史的“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