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体验是我学术研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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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体验是我学术研究的基石

邓晓芒

这本书收入了本人十年来所出版的三本相关于文学和文化的小册子，它们是：《灵之舞》（1995年）、《人 之镜》（1996年）和《灵魂之旅》（1998年）。这几本小书自从出版以来，虽然早已经脱销，却没有再版过。 　　我的本行是研究西方哲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但这三本书所涉及的却是广泛的文学和文化评论，从牵扯的知识面来说，则涉及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及文化史等领域，并介入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这叫做“不务正业”。但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的这些文学和文化评论其实骨子里都是哲学评论，它们与我所研究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胡塞尔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其实，当人们对我这样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有心沉浸于文学领域而感到惊讶时，很可能有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因为严格说来，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哲学（更不用说西方哲学了）感兴趣的，最开始激起我的读书欲望的勿宁是文学。而对文学的兴趣则来自于我早年动荡的理想主义的生活，文学对于我来说的确是生活的教科书。所以，即使当我真正下决心要读一点哲学书时，文学与生活也成了我检验自己读书效果的一个试金石。现在回想三十多年前，那时什么书不读啊！正由于能够到手的书很少，涉猎的面就不能不广，容不得在某个特定的专业中作深入的钻研；但对每一本书却读得很透。记得当时为了借或者还一本书，可以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去造访一位朋友。但后来书越来越多，多到几辈子也读不完，我却很少有整块的时间坐下来读书了。我钻入了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专业，但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文学体验，而是用这些体验来深入理解康德黑格尔等等思想大家们的心灵。很幸运，这些德国哲人的心灵正好也饱含着人生的体验，常常能够与我的体验有灵犀相通。我有时想，如果我学的是英美哲学，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了。如罗素虽然也有丰富的人生体验，但那与他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没有什么关系，学这样的哲学将会是要命的苦工。虽然一般人会认为读康德和黑格尔的书更要命，其实那是自有生命体验的乐趣在的。 　　现在，当我用这种从德国哲人那里得到共鸣和强化的人生体验来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时，我几乎是猛然才发现我在这方面所占据的有利位置。一部作品在哲学的眼光面前变得“透明”了，它的思想的内部结构、灵魂的进路如此清晰地展现出来，它所遇到的矛盾和进退两难的局面反过来也促进了哲学的反思。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原先只是被感到的东西，如今已经能够被清清楚楚地用语言“说”出来了。我现在的感觉，就像当年在知青点的没有点灯的黑屋子里，就着灶火的微光和一两个知青朋友谈论我们所看过的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我们把那些人物当成现实生活中我们周围的同伴和熟人来谈论、来评点，从中操练“看人”的本领，获得生活的智慧。我知道，这与通常所理解的“文学评论”很不相同，与现在流行的那些模式化的文学评论文章更是两码事。现在的文学评论大都已经不谈作品的思想了，更不谈作品中的人物，人们谈论的是作品的语言风格、创作手法、作品结构、文本原型、流派划分、题材来源、地域特色、社会作用等等。用他们的眼光看我的这些评论，大概不能算正宗的文学评论，顶多是对文学人物的思想评论，甚至只是借文学形象为话题来谈自己的思想。人们都知道，文学作品中的那些人物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作者完全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你把这些人物当真人一样来评论，岂不是特傻？的确，国人在这些事情上历来都十分精，文学评论家们尤其如此，他们才不会落入作家所设的陷阱呢！他们比作家高明得多，他们从不“与狼共舞”，而是给狼做笼子的能手。 　　但无论如何，我作为一个对生活有些自己的体会的人，说出了我对于作品的感觉。当我把作品中的人物当成现实的真人时，我同时把自己当作了作品中的角色，甚至就是主人公。不管是可敬的、可爱的、可悲的、可恶的、可怜的，还是可憎的，我都予以同情，就像作家对他的人物一样。我把自己当成了作家，我尽量体会作家在创作时的心情。其实真正的作家不可能虚构自己的人物，在这种事情上是掺不得假的，稍有差池，敏感的读者都会感觉得出来。读者甚至往往会觉得，成功的作家所创造出来的人物比现实中的真人“更真”，所以对这些人物的评论要比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的评论更有价值。人们谈论这些文学人物，找出一个人的生存模式和思想模式，触摸一个人的生命极限，分辨这个人和那个人的人格差异，其实都是在开拓自己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作家的价值不正好是在这方面给读者以帮助吗？反过来看，一个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是不是值得人们谈论，这是一个作家是否成功的重要的标志（如果不是唯一的标志的话）。这条标准也适用于那些没有所谓“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例如散文或诗歌）中至少有一个人物形象，那就是作者自己。 　　除了对文学作品的思想评论外，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文化批评和文化比较，特别是中西文化比较。这两个维度有时紧密交织在一起，但文化比较要比文学评论的层次更深，即使在专谈中国文学的情况下，文化比较也构成了文学批评的背景视野和深层基础，因为它常常需要直接进入到对各种文化传统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的领域。世界上的人性是多种多样的，因而表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但并不像有些人喜欢说的“多元性”（这意味着不可沟通、不可理解），而是同时有着统一的人性，所以又是可以互相通约的。但这种统一性和可通约性又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事实，而是需要人们作出努力才能接近的目标。如果人们没有相互沟通的愿望，那么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类就会像两种不同的动物一样风马牛不相及，不论他们相互共生还是互为天敌，都不可能相互理解。然而，如何沟通？单说“你好我好大家好”，或是“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和已经说过的”，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沟通，倒有可能隐藏着语言的陷阱，其实是貌合神离。真正的沟通存在于“对话”中，而真正的对话是没有预设前提的（否则就还是独白），是思维的交锋和碰撞，是从双方的自由发表中产生出差异并意识到差异。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它们是最不相同的两种文化，几乎在一切重要的方面都恰好相反。但正因为如此，中西文化比较是在所有各文化的比较中最有比较价值的文化比较，它最能激发思维的交锋和碰撞，最能促使我们从另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形成自己的文化自我意识，就像镜子里的形象虽然是颠倒的，却是形成自我意识所不可缺少的参照物一样。 　　当然，我所进行的文化比较和文学评论一样，也是从我自己的人生体验这个根子上生发出来的。没有人生体验，我不可能找到评价异民族文化的标准，甚至不可能获得进行本民族文化与异种文化比较的动力。文化比较的动力来自于对自己所处文化氛围的不满和无奈，而这种不满和无奈则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受压抑和精神上的无出路。人在痛苦中，如果他不愿意自欺的话，就要放眼外部世界，寻求突围。我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找不到自我安慰的各种资源和法宝，但鲁迅的反思精神给我的影响太大了，是他让我无法忍受自欺，是他让我知道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精彩的世界，可以用作反观我们的精神世界（所谓“国民性”）的参照。记得几年前在北京和王富仁先生谈鲁迅，我们分别用一个词来概括鲁迅精神，他用的词是“反抗”，我用的则是“反思”。其实反思当然也是一种反抗，但我至今认为，反思比反抗更重要，它能够挖出所反抗的对象的根，从而结束轮迴。“文革”是中华民族今后至少一百年的心头痛，它比任何事件都更彻底地暴露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人性缺陷，它是我们的文化反思必须时时回顾的炼狱，也是我们学习文化反思的不可多得的教科书。我们这一代人作为“文革”的参与者和过来人，有责任把我们的感受提升到理论和哲学的高度，而不是停留于感伤和叹息。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历史的教训中锻炼出一种坚定的、能够承担时代的使命的新型人格，为我们民族开拓出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这就是我这些文字的基石，其实也是我全部的学术研究的基石。 　　（《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