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伟大的启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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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伟大的启蒙者 　2013年03月02日　 作者：杨桂青　　

陶行知：伟大的启蒙者 1937年秋，陶行知在墨西哥演讲，宣传抗日。   　　编者的话 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曾涌现出这样一些大家，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守理想，执着追求，并以独到的教育实践，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也为中国教育留下一笔丰厚的财富。当今教育改革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或许可以从这些故去的教育大家那里找到启迪和药方。为此，本报“人物版”近期开辟“回望·大家”系列，敬请读者关注。 　　生平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汉族，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文学系，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语录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实际生活是我们的指南针。 　　学校是为社会设立的。学校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简直可以关门。 　　到最信仰民为贵的地方去。 　　每日四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 　　我有八位好朋友，肯把万事指导我。你若想问真名姓，名字不同都姓何：何事、何故、何人、何时、何地、何去、何如，好像弟弟与哥哥。还有一个西洋派，姓名颠倒叫几何。若向八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 　　第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诳话。我们必须拿着这两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先生。合于此者是吾师，立志求之，终身敬之。 　　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 　　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本报记者 杨桂青 　　陶行知把自己“生活教育”的主张，追溯到孔子和苏格拉底。他说，“孔子是校长兼教授，他的学生有七十二贤”，“苏格拉底，也做校长也做教授，他的学生是雅典青年”。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伟大的启蒙者，有一个共同身份——教育家。郭沫若说，“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陶行知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国弱民贫，列强分割。陶行知站在时代的断裂点上，立志以教育“谋国民全体之福利”，通过教育而非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启示人们，启蒙应该是每个师者的责任。 　　以完整的生活做教育实验 　　1927年1月，南京晓庄村头出现了这样一则招生广告：“本校准备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最小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居住；中心小学数处，供学生实地学做；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学费免……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在这样一则广告的吸引下，很多有志青年来到了晓庄。 　　在晓庄乡村师范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晓庄”），陶行知大规模地以整个社会、整个实际生活做教育的实验。他说，晓庄要培养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后来，他把“康健的体魄、艺术的兴趣”也列入生活教育的目标，并以康健的体魄居首。 　　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他说：“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陶行知要教人做人，教人生活，教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要教民众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陶行知列出五种生活：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和社会改造的生活。 　　陶行知所倡行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晓庄第一期学生李楚材记录了学校每天举行的寅会的一些细节，寅会大约10到15分钟，计划一天的工作或简要讲清一个问题。寅会之后是武术。上午，按照“前方”即各中心小学和幼儿园的需要，“后方”即社会组、农艺组、生物组等各组师生制订“教学做”计划，解答“前方”疑问，轮值院务的学生开始办公。下午，做农事，制造简单仪器，或进行音乐、工艺、采集标本等活动。每周四下午，全校师生“会朋友去”，到农民家里，与农民谈心。每人都要交到一两个知心的农民朋友。 　　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教育。晓庄的教育从教学做合一下手，推广生活教育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生物课指导员姚文采抱了一大堆书去，陶行知却说：“老办法不行，应该教学做合一才对。”姚文采说，先讲教的内容，再讲学的方面。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可不是三件事。” 　　晓庄的生活，充分体现了改造社会、启发民智的精神。晓庄医院免费为农民医治。农民文化生活单调，陶行知就派人创办“中心茶园”，备有象棋、胡琴等，为农友说书，借故事教农友识字。农民们说：“有这么有意思的地方，谁还去抽鸦片、赌博、干坏事？” 　　晓庄的生活表面看似粗陋，内里充满诗意。陶行知将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厨房为“食力厅”，厕所为“黄金世界”，大礼堂为“犁宫”，亲笔在“犁宫”上写下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工夫”。陶行知说：“充满晓庄的只是诗——诗的神，诗的人，诗的事，诗的物……” 　　在现在的杭州，陶行知研究馆里，还摆放着一架老式钢琴，原湘湖师范学校校长阙沛霖说，抗战期间，师生流亡各地，这架钢琴一直陪在师生们身边，由身强力壮的男生轮流抬着。一落下脚，就有学生上去练琴。 　　晓庄的生活，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想。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周洪宇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大教育观。它对“教育立国”的强调，对新型师范教育的探索，对农村教育的大胆改革，对社会整体改造的尝试，对中外教育经验的合理借鉴等，都为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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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　　“知行近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得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昨天竟然这样走进城来和穿马褂的先生们一块儿吃饭，别有趣味。”陶行知在家书中写道。
　　这正体现了一个启蒙者的姿态，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与大众融合，“觉民行道”。陶行知走到人民中来，“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醒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真正的教育，必须使学者和人民万物亲近”。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需要更多像陶行知这样“穿着草鞋”的教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陶行知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陶行知说：“乡下阿斗没有出头之先，我们休想出头。乡下阿斗没有享福之先，我们休想享福……”陶行知虔诚地捧着农民和学生的幸福，向农民烧心香，为他们办教育。他曾坚辞大学教授之职，婉拒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之职和金陵大学校长之职，婉拒冯玉祥聘他任河南省教育厅长、李宗仁邀请他做皖省教育厅长，婉拒宋美龄邀其担任三青团总干事。他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奔走于各地，贩夫走卒、渔夫士兵、厨子僧人，都是他教识字课的对象。他甚至在教育总长蒋梦麟家里成立了“三径平民读书处”。
　　诗歌是他推行教育理想、启蒙民智的武器。陶知行在《诗人》一诗中说：“有人说我是诗人，我可不懂。唱破了喉咙，无非是打仗的号筒，只叫斗士向前冲。”他用老妈子也能懂的语言写诗，在诗里讲各种道理，大到爱国爱民，小到抒情遣怀。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平民式的启蒙姿态，是因为一种大爱。陶行知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就没有晓庄。”他曾题下“爱满天下”四个字。只有这种大爱，才能使他做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即知即传的启蒙情怀
　　1933年，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率领“世界人民反战同盟代表团”参观上海山海工学团。马莱说：“英国是支持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工学团的“小先生”张社健说，这是对的，但英国政府不一定支持，还举出了上海英租界协助政府捕杀共产党人的事，这给陶行知留下了深刻印象，再次让他见证了“小先生”的力量。
　　“小先生”的想法，早在1923年的时候就进入他的脑海。儿子小桃6岁教祖母识字，教晏阳初唱《尽力中华歌》，就让他感觉“小先生制”对普及教育具有惊人的威力。
　　1934年，上海教育局第五次学术讲座上，陶行知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说明：“普及全国成人教育要300年，普及全国初等教育要7年……”“普及教育的难关有二十七关之多，其中有十二关必须靠小先生才能攻破，大先生是破不过去的。”
　　“小先生制”诞生后10个月内，上海有了1.8万个“小先生”，全国23个省市推行了“小先生制”。陶行知说，每个“小先生”教两个人，则全国两年便可以普及文字教育了。
　　即知即传，这在教育普及程度极低的时代，不失为一种合乎时宜的方法。即知即传，不仅是方法，而且体现了启蒙者的博爱情怀。
　　即知即传，即传即行，知行合一。一传十，十传百，以至无穷。他们的学识也许没有那么渊博，但是那种帮助别人向善的姿态，与在广场上拉住过路人宣传真理的苏格拉底何其相似，与悟道后到百姓中去启蒙百姓良知的王阳明何其相似。
　　陶行知毕生追求“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即知即传，代代相传，何愁不成“川流不息”之景象呢？
　　陶行知去世后，“小先生制”随着陶行知受批判而式微了。但这种即知即传的方式是无时不在的，并且仍在影响着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23个省份的地方陶研组织，积极传播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姚文忠说，四川省一些学校在开展师陶活动后，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氛围，使教师能专注、热情地钻研业务，努力追求“创造的儿童教育”。大学生村官王景光因为仰慕陶行知，考入晓庄学院，毕业后来到乡村教农民致富。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陆建非倡导在大学生中开展师陶、学陶活动，开通“行知行”网站，吸引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域外读者。南京行知小学校长杨瑞清把自己师陶30多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新加坡人陈君宝读后喜欢上了陶行知，并开始致力于促成新加坡的学校来华交流。陶行知的思想又从这个链条上被“即知即传”到了马来西亚、美国……
　　“一切所教所学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陶行知说。这位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在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留下了璀璨的启蒙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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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为中国现代化培育国民

——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因为爱人类，所以爱人类中最多数的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的农人。陶行知就是怀揣这样的理想，在人间传播教育之大爱，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
　　朱小蔓，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日前作答本报，回顾、重温陶行知的“中国梦”。
　　陶行知们的“中国梦”
　　记者：您认为陶行知和他同时代提倡“教育救国”的教育家们一生都在追求什么？
　　朱小蔓：一个世纪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前仆后继，推动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要国强、民富，要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要国民脱昧脱贫。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主要用教育来实现“中国梦”。陶行知主张，“让每个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要创造民主、科学、富裕、平等互助、爱满天下的理想社会。教育的使命，是唤醒、帮助人民脱愚、脱昧、脱贫，让他们成为自主、自立、自强的共和国民。他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过去曾批评他们的“教育救国”论，现在看来，中国拥有自己的现代教育家、现代教育精神与实践，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尊重、珍惜、继承、借鉴。
　　记者：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为中国现代化做了怎样的贡献呢？
　　朱小蔓：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改革旧教育，推行新教育，通过教育普及和“人”的改造，培养自觉、自省的共和国国民，推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比如，陶行知曾提出一个“普及教育”的计划，包括“在10年内将两亿文盲变成有知识的、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国际社会公认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陶行知是最早的提出者。
　　活的教育造就活的公民
　　记者：民族与国家现代化一定意义上是人的现代化，陶行知怎么看待教育对于人的作用？
　　朱小蔓：陶行知说过：“教育的力量与别种力量不同之点，就在教育的力量是能够达到个个民众的内心里头去的，他能够使民众自己从‘心里’发出一种力量来自己团结的。”他认为，教育可以改造人的内心；而“不能改造内心，便不能彻骨地改造社会”。
　　记者：同样以推动中国现代化实现为目标，陶行知有什么独特之处？
　　朱小蔓：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忧国忧民的教育家与“传道”、“解惑”、“修身”、“明德”的教育学说。但像陶行知这样，将中华民族解放作为中国教育唯一目的，用思想与行动点燃中华民族生命之火焰，放出中华民族生命之光明的教育家却是仅有的。他所创办的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工学团运动”、“科学下嫁运动”、“国难教育运动”等无一不成为具有强烈震撼力与感召力的教育运动，成为时代和青年的灯塔，为中国的教育指引方向。
　　作为教育家，他在教育思想和理论、教育实验、教育的社会活动，以及亲自办学方面无不建树，涉及的学段、类别、类型相当完备。他特别重视身体力行，这在所有教育家里都是很典型的。他不做书生式的教育家，也不做官僚式的教育家、经验的教育家，完全是应社会需求和民众需求去倡导教育。
　　记者：陶行知思想有无得到充分发挥？
　　朱小蔓：实事求是地说，陶行知思想对今天的中国教育及现代化还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比如他特别重视创造教育。他最反对一个人变成书呆子，他建的图书馆在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书“呆子莫入”。他反对读死书，读书死，死读书，提倡活的教育。又比如他提倡自立自强，人要独立，第一要有健康的身体；第二要有独立的思想，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第三要有独立的职业。活的教育、自强的教育，我们目前不是仍然非常缺乏吗？再比如，他的乡村教育实践，对今天的农村教育有很多启发。
　　他的愿望还远没有实现
　　记者：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实现了吗？“小悦悦事件”等表明，改造现代国民性依然任重道远。
　　朱小蔓：我们的“中国梦”现在还没有实现，也可以说，陶行知的遗愿还远没有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在普及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国民受教育程度已经高得多了，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的公民品格、创造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问题还很严峻，我们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培养书呆子，他们只知道考分，心胸和视野狭窄，缺乏社会责任感，身体不够健康，心理也不够健全。对这样的状况，很多校长和教师、家长觉得很无奈，但为了“高分”和近期现实的利益，大家都在“被迫就范”，不顾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也不顾孩子的人生幸福。我相信如果陶先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是个勇猛的斗士。
　　记者：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什么启迪？
　　朱小蔓：比如，他提出“把学生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和“六大解放”，即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他为育才学校制定的办校方针：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产之园地；创造学术之气氛；创造真善美之人格。这就是他心目中现代学校的基本轮廓。我认为，陶行知的办学境界与标准应该成为所有办学者、校长和教师学习的楷模。陶行知对现代教育最大的理论贡献是生活教育理论。他的“大教育”概念、开放的教育观对今天中国的教育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