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重新转向诗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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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重新转向诗歌写作
                                ( 釆访摘要 )


11月10日-13日，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共同主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在香港举行，这是继“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09”成功举办之后的又一次诗歌盛事，来自海内外数十位享有国际盛誉的诗人齐集香港，进行诗歌朗诵和专题研讨。作为此项诗歌活动的发起人，北岛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重新转向诗歌写作

《回答》这首诗太受关注了，很多人见面就会背前面这两句，对我自己来说已经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

    羊城晚报：我在1985年左右读到您的《回答》一诗，非常震撼。当时这首诗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过去了这么多年，您现在怎么评价自己的这首诗？

    北岛：《回答》最初写于1973年，大家现在看到的最后的正式版本发表于1978年年底《今天》杂志的创刊号上，1979年3月被《诗刊》转发了，当时《诗刊》的印量可能超过百万份，所以这首诗的传播和《诗刊》的转载有关。从初稿开始也可以说是三易其稿吧，1976年“四五运动”时期做过一次修改，到最后1978年才改定。这三稿差异还是挺大的，原来的更个人化，后来的定稿跟1978年整个中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有关系，所以最后站在一个中国和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这首诗太受关注了，很多人见面就会背前面这两句，对我自己来说已经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其实诗人不愿意被反复、重复地引用，而且我自己觉得这首诗的头两句是这首诗的败笔。这首诗在我的写作中还是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我的一个特殊时期，但是它不能代表我整个的写作风格，我认为我后来的诗歌其实远远超过这首诗。不过现在人们还是常常提到它，我认为这和现代人诗歌阅读的停顿有关———其实，人们在80年代之后普遍不读诗了，因为社会转型，商业化席卷中国之后，很多人的兴趣开始转移，读诗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总体来说读者的阅读停止了，被时代“冷冻”了，他们只记住了这两句。所以我也不责怪读者；对于诗人来说，诗人的写作其实是不太考虑读者的。


    羊城晚报：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青春年少的时候比较适合写诗，中年五味杂陈比较适合写散文，老年适合写娓娓道来的小说。2007年定居香港前后，您出版了很多散文集，现在的写作是不是已经由诗歌向散文转变了呢？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北岛：写散文其实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与自己面临的生活压力有关，我当时在美国，1997年我失去了工作，而在此之前就开始为美国之音写散文《作家手记》，写完之后通过电话录音，然后广播。所以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靠写作为生的。而且，我在海外的特殊经验是很难用诗歌表达的，所以散文给我提供了另一种表达的可能性，那么自己也就慢慢开始投入到散文写作当中了，甚至到后来没有了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也还在写。所以，从那时起到今年年初十几年的时间都是在写散文，这期间的诗歌写作可以说是放慢了，并不是停止，现在我又重新转向诗歌写作，把散文写作和专栏基本都停掉了，除非是有感而发或者是某些特殊的情况。

写作其实会有一种惯性，会进入一个很轻松、很舒适的状态，应该对这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保持警惕。散文写作对我本人来说已经没有足够的挑战性了，所以现在是刻意地把散文写作停下来，而转向诗歌。

    羊城晚报：您现在写诗的感觉，包括关注的焦点、主题之类，跟年轻的时候还一样吗？

    北岛：肯定是有变化，因为生活的阅历、语言的经验都在发生变化，包括在体例上我也在进行一种新的尝试，比如我现在开始写长诗。


羊城晚报：在上山下乡的时代，您的妹妹因为救人不幸遇难，这件事对您的人生观有影响吗？

    北岛：当然。我天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妹妹的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后来，我参与创办《今天》杂志等都与我妹妹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一个生命好像转化了，就是我妹妹的死转化成了一种生；后来我决定走出去，第一步就是办《今天》杂志，当时是冒很大的风险，是和我对生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有关系，原来一般人胆小都是惧怕死，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我妹妹1976年去世到1978年两年的时间，我个人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在妹妹的悼词中写过，迎着什么去死，就是有一种赴死的决心，但具体做什么并不知道。所以1978年政治松动以后，我们觉得在文学上有一种可能性，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契机，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我妹妹的死使我变得坚强和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