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古代教育盛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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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古代教育盛衰考（《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摘   要：江西古代教育的兴盛起源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衰落于这一制度的废止。江西古代社会教育兴盛与大运河将江西处于全国交通大动脉的“黄金通道”并带来经济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公路替代水路后，江西重新回归封闭状态，包括教育在内的江西社会渐渐淡出全国政治、经济的核心，并长久边缘化。在“西学东渐”的近代教育发展中，江西教育未能与时俱进，失去了与沿海地区齐头并进的时机，从此一蹶不振。 　　关键词：江西；古代教育；盛衰；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3）02-0003-07 　　作者简介：武杰，男，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审查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儿童智力及学习天赋，教育基本理论（江西南昌   330038）。 　　江西最早有人类文化的历史可以上溯至20万年前以安义、新余考古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中期[1]， 以后历经距今4100年至3600年以樟树筑卫城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2]、以吴城城址为代表的商周青铜文化[3]和前后2000余年的封建帝国时代。在这一漫长而充满变迁的历史长河中，依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北到南”、“由东向西”的基本路线，江西古代教育由弱到强，再由盛而衰，个中原因，至今发人深省。 　　一、灿烂辉煌的江西古代教育 　　1.科举考试成就引发江西走向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舞台 　　中国自古倡导“学而优则仕”，由此将教育与仕途紧紧捆绑在一起。江西古代教育之辉煌就在于它的终极产品科举考试位居全国之首。 　　选仕是中国封建帝国维护政权的最重要工作，不同时期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和措施。魏晋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将人才分成九品由中央选任就职，这一过程中虽然最后也有一番考试，但“乡评里选”和州郡公推仍是主体[4]。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进士科，中国从此开始实行了长达1300年的以文化思想知识为标准的考试制度选取政府官员。正是这一科举考试制度造就了江西古代教育的辉煌，“学而优则仕”在江西大地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原先默默无闻的江西走向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舞台。 　　可以说，在全国推行科举考试之前，江西教育在全国并没有什么影响。按籍贯对二十四史列传中的人物进行统计，西汉时期江西籍入传者只有一人，东汉入传者两人，在全国排序居最后位[5]。然而，从隋唐开始全国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以来，江西如同从沉睡中唤醒，在科举考场春风得意，频频显赫。同汉代相比，新、旧《唐书》中江西籍入传者在全国的比例开始升至中游水平。唐代江西有64人考取进士，特别是袁州人卢肇中状元之后，江西逐步成为全国科举大省和强省。进入宋代以后，江西科举考试一路高歌向前。《江西通志》记载，宋代江西共有5442名进士，已稳居全国前茅。至明代，江西科举考试成就达到高峰。从明前期开始，江西乙科举人数量处于全国前列。洪武时，江西的乡试举人名额与北直隶、浙江、福建、湖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一样，都是40名。至洪熙，一则由于以江西人杨士奇（吉安府泰和县人）为首组成包括江西人金幼孜（临江府新淦县人）和福建人杨荣朝组成较为稳定内阁发挥的作用；二则鉴于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各地举子的多寡和成绩的优劣，提高南、北直隶地位的同时，出现了有利于南方人士特别是江西人士的变化，在乡试举人名额分配方面：浙江、福建各增加5名，为45名；广东增加15名，与湖广同为40名；河南减少5名，山东、山西、陕西各减少10名，分别为35名和30名；江西则和已是京师所在地的北直隶一样，都增加了10名，为50名，由此第一次在中央政府层面正式确立了江西乡试名额位居全国十三布政司首位的格局。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当时都同为科举大省，但浙江名额此后一直比江西少5名，福建在嘉靖十九年之后更少10名。正统时定:“南北直隶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廿名为最少。”景泰时各省举人名额都有大幅度提高，此后江西钦定的举人录取名额稳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南、北直隶。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参加南直隶应天府乡试的不仅有今江苏、安徽两省的考生，还有南京国子监的考生；同样参加北直隶顺天府乡试的既有今北京、天津、河北的考生也还包括国子监就读的考生。而江西不少人因读书优异就读南、北国子监参加南、北直隶乡试，他们不占江西乡试举人名额而占南、北直隶名额。从这一事实出发，江西乡试举人的名额实为全国第一。据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表》统计，明代276年间，江西共考中举人10466名，超过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从行政区域划分来看，江西只为全国（两个直隶和十三个布政司）的十五分之一 。[6] 　　就科举名次而言,明代江西一省得状元17人、榜眼16人、探花22人，各占全国总数的19%、18%和24%，其中吉安一府就得状元12名、榜眼9名、探花12名。明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进士前三名和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进士前七名均为吉安人，吉安一府连续两科“三鼎甲”更是全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事。[7] 　　江西科举考试的成就为江西人士直接进入中央及各级各类政权铺就了康庄大道。据统计，《明史》入传江西籍408人，其中宰辅18人，部院大臣50余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经科举为官。从整个明代庶吉士分省统计来看，浙江居全国之首，江西紧随其后排第二。而分阶段看，从洪武至宣德年间江西籍庶吉士数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毫无疑问，科举制度使得江西籍人士有充分机会为官从政，直至登上明朝中央政治舞台并对明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朝士半江西”，这一过程中，江西自然在全国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升。 　　2.书院发展将江西古代教育推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 　　书院是自唐至清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其目的在自由研究学问，讲求身心修养，是理学家或学者讲学的场所。[8]虽然因为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不同，书院时兴时废，但书院教育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至今，而江西书院在其中大放异彩。 　　书院主要起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和私人书斋成为公众读书场所两大源头。现有地方志所记录的唐代书院共计40所，其中陕西、山西、山东、贵州各1所，河北、广东各2所、浙江5所，福建、四川各6所，江西、湖南居首分别为7所、8所。[9]至五代十国天下大乱的半个多世纪（907-960年），全国民间书院现今有据可查的有13所，它们是北京昌平泊窦氏书院（后周，951-960年）、河南登封太乙书院（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河南洛阳龙门书院（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江西宜丰留张书院（后梁，907-923年）、江西泰和匡山书院（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江西奉新梧桐书院（南唐，937-975年）、江西奉新华林书院（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前）、江西吉水兴贤书院（南唐保大年间，943-957年）、江西永修云阳书院（南唐，937-975年）、江西吉安光禄书院（南唐开宝二年，969年）、江西德安东佳书院（唐代建，五代续办）、福建古田蓝田书院（南唐，937-975年）、广东连县天衢书院（?）。13所书院中江西独占8所，占了全国总数的62%， 这不得不说是江西人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学校性质的书院中，江西泰和的匡山书院曾得到后唐皇帝的赐额褒奖而格外引人瞩目。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由皇帝发布表彰书院的文告，其意义非同凡响。这不仅表明自唐代龙溪松洲书院开始的  教学活动经过200年发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民间书院的正式认可。与此同时，开始出现了以江西为中心的书院集结区，并且这个集结区迅速积蓄力量成为后世书院发展的发动机。[10] 　　书院始于唐，却盛于宋。书院发展千古灿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书院无疑是南宋时期的朱熹和白鹿洞书院。朱熹（1130-1200年），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11]朱熹所著《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资治通鉴纲目》等对中国传统教育发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由他亲自整理编定的《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是宋以后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教材。位于江西星子县庐山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始于“唐李渤与兄涉俱隐白鹿洞，后为江洲刺史，即洞创台榭。”几经春秋，在北宋中期濒临溃废。至淳熙六年（1179年）由时任南康军知军的朱熹奏请重修，由此开创了白鹿洞书院无以伦比的黄金时代。其间，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嘉定五年（1212年）先由国子监司业奏请颁示太学，后至淳佑元年（1241年）由理宗皇帝亲书颁行太学，成为全国官学、书院共同遵守的教育方针，直接影响着南宋及其后世的书院与教育的发展，并远播朝鲜、日本、东南亚。至此，朱熹以其对教育无比深刻的洞察力和白鹿洞书院天下为怀的教学实践将江西古代教育推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 　　3.江西教育成为国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从地貌上看，东有怀玉山和武夷山将江西与浙江、福建隔离，南有大庾岭、九连山将其与广东相阻，西有罗霄山脉将其与湖南分隔，北临长江将其分隔为我国的南方区域。正是这一封闭的地貌特点造成了江西经济社会的长期落后。在古代相当的长时期内，包括教育在内的江西地位一直处于全国经济社会的边缘而少被世人关注。如前所述，由于隋唐开始国家实行科举考试制度选拔政府官员，这使得“地产窄而生齿繁”的江西人有机会通过教育而“鲤鱼跳龙门”。从此，穷乡僻壤的江西一跃而为全国科举首省，加上江西书院名声大振，尤其江西人通过读书做官不断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宋明时代，江西教育俨然已为引发国人热议的社会现象了。这里，引录几处以证。 　　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里感叹江西之发展： 　　（江西）东西南三面距山，背沿汉、江，实为吴、楚、闽、越之交，古南昌为都会。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故其人内啬而外侈。……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胜于建、袁，以多行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也。 　　王士性在《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中分析江西书院普及教育时指出： 　　江右讲学之盛始于朱、陆二先生，鹅湖、白鹿，兴起斯文。本朝则康斋吴先生与弼、敬斋胡先生居仁、东白张先生元祯、一峰罗先生伦，各立门墙，龙翔凤起。最后阳明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翕一以良知为宗，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第鱼目鼠璞，何地无之。后之为阳明之学者，江右以吉水、安福、盱江为盛。 　　陈循在《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中称赞江西科举蔚然成风： 　　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各府，而臣吉安府又独盛。盖因地狭人众，为农则无田，为商则无资，为工则耻卑其门地，是以世代习经史，父子叔侄兄弟族姻自相为师友，十常二三。 　　事实上，由于隋唐一改魏晋“九品中正”选举制度而采用科举考试取士选官，一场考试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这对于田少人多的贫困江西人而言，比其他省区更为重视教育，应当是他们义无反顾的必然选择。写到这里，不免想到，1977年后国家恢复高考后，江西又风生水起地成为全国考分大省，实乃历史重现。 　　二、退步衰败的古代江西教育 　　秦汉以来，国家教育制度是官员选举与学校教育并行的。但从隋唐开始，国家实行科举制度，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入朝为官。这样，教育也就成了“科举”，“科举”也就是教育。这里，我们不妨沿着江西科举考试成绩的下滑轨迹来了解一下江西古代教育衰败的渐进过程。 　　盛极而衰。从明中期开始，江西科举考试成绩开始下降。从洪武四年至成化二年（1371年——1466年）95年间，全国共考取进士5406人，江西考取1054人，占全国19.50%，这是江西进士在全国比例最高时期。从成化五年到隆庆五年（1469年——1571年）102年间全国共考取进士11421人，江西考取1060人，占全国9.28%，比前期下滑10.22个百分点，科考成绩明显开始下滑。从万历二年到崇祯十六年（1574年——1643年）69年间，全国考取进士8071人，江西考取698人，占全国8.65%,其中崇祯元年戊辰科只仅占5.38%[12] 由此看来，江西科举考试成绩从明成化五年开始不仅成下降趋势，并且下降速度渐行渐快。 　　此后，虽然江西的科举考试还能在全国保持位居前列，但已开始失去昔日第一的垄断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与明代江西进士考试相比，江西清代进士考试成绩明显下降。首先是总人数从明代的3018人降至清代的1887人。其次是考中的“三鼎甲”的总数大幅减少，明代江西“三鼎甲”者共54人，约占江西进士总数的1.8%，而清代江西进士的“三鼎甲”仅18人,所占比例不到1%。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共举行了112次殿试，取中状元114人，其中江西仅有3人。此外，清代江西共出榜眼也只有9人，探花4人。整个清代江西没有一人连中二元，更不消说三元及第。 　　其次，录取比例同样显示从清代开始江西进士考试成绩呈下滑趋势。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巳恩科开始实行进士分省定额录取制度，主要根据省份大小、人文盛衰决定，各省不同；一省之定额，越代也不同。操作中由主考官统计各省会试实际进入考场的人数并上报朝廷，由皇帝钦定每省可以录取的进士数额。清代乡试，江西定额一般都在100名左右，乾隆九年（1744年），诏定江西乡试名额94名，并永为定制。[13]据考证，清代各省进士人数依次为顺天4224名、江苏2949名、浙江2808名、山东2270名、江西1919名、河南1721名、山西1420名、福建1371名、湖北1247名、安徽1119名、陕西1043名、广东1011名、四川753名、湖南714名、云南694名、贵州607名，广西568名、甘肃289名。此时，录取定额居全国第二的江西省，其文进士的人数仅为全国第五，不但低于录取定额高于自己的顺天及与自己相当的浙江，也远低于录取定额少于自己的江苏和山东两省。[14]顺治年间江西进士人数仅占全国总数的2.7%，康熙年间虽有提高也仅有4.9%。[15]因此这种录取数量与江西录取定额的排名是不相称的。这充分说明江西在会试与殿试阶段，已丧失了先前的领先优势，此时只能屈居进士成绩中的第一集团的末席了。 　　从清代江西进士的甲次分布来看同样也能得出江西科举考试质量逐年下滑的结论。清代全国三个甲次进士的比例为1.3∶33.4∶65.3，江西相应比例则分别为1∶32∶67，清代江西的一甲和二甲进士比例均低于全国相应比例，三甲比例则高于全国，这充分说明此时江西进士考试不仅在人数上没有优势,在质量上也开始显现劣势了。 　　以上对比分析显示；清代江西考中进士的人数较明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录取定额居全国前列，处于第一集团军的领跑者位置，但考中进士的人数则处于第一集团军的末尾或第二集团军的首位；进士的三甲进士比例偏高，一甲、二甲比例偏低。[16]也就是说，清代江西科举考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延续明代中期以来的下降趋势。 　　另外，从外部环境来看，虽然清沿明制，科举考试仍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根本制度，并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更为严密的制度体系。然而，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清朝的帝国统治制度已开始动摇。此时，科举考试随同帝国统治制度一道走向腐败，科场舞弊，文风败坏，支配全部教育的科举考试腐败程度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和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重创了清王朝的帝国制度，迫于内外压力，19世纪60年代清廷开始实施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并在全国上下改革的呐喊声中，光绪皇帝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上谕：“著即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考科考试亦即停止”， [17]废止了历时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由此，彻底颠覆了江西古代教育的显赫地位，并一去不返。 　　三、江西古代教育由盛而衰的缘由 　　江西，素来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著称，特别是古代教育的灿烂辉煌，引发无数江西人的自豪。然而，江西古代教育为何会由盛而衰？又不时萦绕人们的心绪。这是一个无法简单而又特别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它的确可以给人明镜，照亮前程。为此，分析如下： 　　1．水路交通的兴衰制约江西古代教育的发展 　　我们先简单描绘一下中国的地理环境：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东临太平洋，由北向西而南，草原、沙漠、山脉将我国与其他国家分隔。中国在世界范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再来环顾一下江西的地理环境：北面的长河将江西阻挡在南方，东面的武夷山和南面的九连山、大庾岭将江西同沿海隔离，西面的罗霄山将江西同内陆隔开。 　　很明显，江西如中国在世界范围一样，同样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然而，历史曾经非常深情地眷顾了一回江西大地。隋炀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便于南粮北运于隋大业元年(605年)开始，陆续征发数百万人在天然河流和古运河的基础上，开挖了自东都洛阳至南方经济中心会稽(绍兴)的人工运河。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后，同样主要为了把南方的粮食运到京城的目的，先后继续人工开挖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水路时期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贯通后，通过长江，经鄱阳湖，可直通贯穿江西南北的赣江，再抵珠江。从北宋以来，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北江—珠江一直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南北通途，历经一千多年。其间虽然东南沿海交通也在不断发展，增加了中原与沿海交通，但是维系国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仍是大运河。特别是明朝长期执行海禁政策，全国实际上只是广州一口通商，这一现实使得江西原本封闭的地理环境突然全境成为全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黄金水道”，并历经千年不衰。可以想象，在以水路为主要交通的年代，江西北可直达全国政治、文化的皇权中心，南可便抵国内唯一对外通商海关。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会是何等繁荣。这一时期江西的水路码头星罗棋布，江西不仅保留着传统农业优势，还极大地发展了手工业和商业，陶瓷、造纸、粮食、夏布、茶叶、药材、木材等行业及其产品都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江西地理自成单元，并素以“人杰地灵”自豪。然而，纵观江西社会发展史，却发现其历史进程具有明显的跳跃性。从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代，江西虽建有吴城文化、万年文化，但因地处长江以南仍难逃“蛮荒之地”之嫌。从秦汉至五代十国，江西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也还一直处于全国的边缘地带，《后汉书》中的江西人士寥寥无几，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特点。然而，从隋唐至清的1300年，由于大运河的通行，再加上中国北方的广大黄河流域自安史之乱后一直战事频繁，而长江以南的江西大多时期却处于相对和平环境，并且战乱造成大量北方人口迁入江西，传播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使得江西在这一时期始终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这也成为江西有史以来的鼎盛发展期。 　　江西长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如同水涨船高的道理，经济社会的大繁荣直接带动了江西古代教育的持续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下，距离中央集权越近，越容易得到中央政权的得益。大运河的运行不仅拉近江西与国都的时空距离，更是方便了江西与中央政权的往来。另外，由于科举成绩的优异，“五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江西人士入朝做官不乏其人，有着“隔河两宰相”赞誉。他们在权力中心辅佐皇帝，参与国家军政大计的决策，而中国历朝历代通行“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有人好办事”的潜规则，江西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容易得到中央政权的更多支持，这也为江西古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比其他省域更为优越的条件。景泰时江西钦定的举人录取名额稳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南、北直隶，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反映。 　　然而，随着世界近代工业的兴起，公路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渐替代了水路交通。特别是鸦片战争失败后，1842年清政府与英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广州一口通商的地位被彻底打破，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开始向东位移上海。从此结束了江西长达千年的交通区位优势。所以说，“黄金水道”使江西地理环境由封闭走向了开放，而公路替代水路后，江西的地理环境又重新退回了封闭状态。如今江西大地保留众多的千百年“古村”、“古镇”，无一不是当年水路繁华的见证。当然，也正是因为水路的退却，社会封闭才使得这些“古村”、“古镇”能隔绝于世而完好地保留至今，并有幸成为人们现在的旅游胜地。现存的“古镇”、“古村”、“古民居”无疑是水路时期江西辉煌的留影。 　　重新回归封闭的格局迫使江西的经济社会无可选择地开始走向落后，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将教育引向了衰落。 　　这段历程似乎也验证了现代人的普世观点：教育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同时又受制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水平与社会发展形影相随。经济社会越封闭，教育越落后；经济社会越开放，教育越先进。 　　2．与“西学东渐”失之交臂致使江西古代教育的发展不能与世俱进 　　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江西教育。检阅在新式教育制度的演进过程中，江西教育是如何走向落后的。 　　从明万历九年（158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传教开始，中国逐渐接触并认识西方文化，这种认识至18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达到高峰，并直接拉开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近代教育的序幕。 　　历经明嘉靖、万历、天启三毁书院后，书院在清代得到恢复并快速增长。清代书院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顺治到康熙为第一阶段，是书院的恢复发展期；雍正至乾隆为第二阶段，是书院全面大发展期；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为第三阶段，是相对低落期；同治至光绪为第四阶段，是书院高速发展并最终改制期。[18]这一阶段书院数量发展最快成为历史至最。据统计，清代全国共计书院4365所，平均每省279.736所，大大高于明代的103.263所。 　　与此同时，“西学”快速而广泛进入“中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完全正确采纳康有为七天前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提出的办法，发布上谕：“著各该督抚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复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 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19]从此，书院改制，开始“中体西学”。 　　然而，正是在书院向西学结合并快速发展的重要时刻，沿海省份广东书院保持了明代以来快速发展的态势，第一次超过江西。广东以超过江西139所书院的绝对优势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省区，引领清代书院的向前发展。广东的超越，使江西丢失了自五代以来全国书院数量之最的五连冠地位。[20] 　　三年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再次下诏废止书院，改办新学,“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著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筹认真举办”。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清廷正式颁布实施“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仿效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教育制度，规定了办学宗旨、学校管理、教师任用、课程设置、学生入学条件、修学年限、考试奖励及各类各级学校的相互关系，开启了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制度。 　　如果说，书院数量广东超越江西跃居全国第一，表现的只是江西失去了传统书院教育全国居首之位，而新式教育的开启则是彻底拉开了江西教育与近代教育的发展距离。这一差距的起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开启中国近代教育之门的的早期教会学校，全国共有学校38所。 　　其中香港7所：马礼逊学堂（1842年）、宏艺书塾（1842年）、英华书院（1843年）、女子寄宿学校（1844年）、英华女学（1846年）、圣保罗书院（1850年）、女塾（1851年），宁波3所：宁波女塾（1844年）、崇信义塾（1845年），澳门1所：男子寄宿学校（1845年），上海15所：怀恩小学（1847年）、徐汇公学（1849年）、英华学塾（1850年）、裨文女塾（1850年）、女塾（1850年）、石室小学（1851年）、文纪女塾（1851年）、男塾（1851年）、仿德小学（1852年）、明德女校（1853年）、男子日校（1855年）、女子日校（1855年）、徐汇女校（1855年）、经言小学（1855年）、清心男塾（1860年），福州6所：福州男塾（1848年）、福州女塾（1850年）、男童寄宿学塾（1853年）、女童寄宿学塾（1854年）、寄宿义塾（1856年）、毓英女校（1859年），厦门2所：厦门男塾（1850年）、真道学堂（1856年），广州4所：男子日校（1850年）、女子日校（1853年）、寄宿学塾（1853年）、女子学塾（1854年）。[21] 　　江西没有一所。 　　其二，维新运动的重要标志及内容是兴办洋务学堂，当时全国新办洋务学堂共计三类28所。 　　其中，外国（方言）语7所：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新疆俄文馆（1887年）、台湾西学馆（1888年）、珲春俄文馆（1889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军事类14所：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74年）、广东实学馆（广东水陆师学堂）（1882年）、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1886年）、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1890年）、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山东烟台海军学堂（1894年）、江南陆师学堂（1896年）、直隶武备学堂（1896年）、湖北武备学堂（1896年）；技术实业类7所：福州电报学堂（1876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西医学堂（1881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1892年）、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年）、南京储才学堂（1896年）。[22] 　　江西没有一所。 　　其三，1872年8月、1873年6月、1874年11月、1875年10月清政府分四批派遣留美生120名，其中，广东四批共计84名、江苏20名、安徽2名、浙江9名、山东1名、福建1名。[23] 　　江西榜上无名。 　　“书院”改“学堂”，不只是称谓上的简单变更，重要的是履行新式教育职责的“学堂”，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教学内容都全新于“书院”。“西学东渐”的近代科学教育迫使包括书院教育在内的江西古代传统教育的斑斓色彩开始退色。 　　究其原因，可以很多。但江西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封闭特点以及自耕自足的农耕经济不能不说是阻碍江西与世界近代工业同行步伐的重要因素，这直接导致江西教育只能被动地尾随西方近代教育涌进我国的大潮，并无可选择地结束昔日的辉煌而步履蹒跚地前行。 　　3．重大战争的主战场加速了江西古代教育走向末路 　　江西古代教育由盛而衰是个渐行的过程，后期江西为重大战争的主战场不能不说是一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把史前史撇开，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中国自然也不例外。秦汉以来，中国历朝的统治者无一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前朝而建立新政权的。江西地形南北长、东西狭窄，三面环山，唯北临长江。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山区的地貌特点，使得江西历史上一直是躲避战乱的好地方，每逢北方战事，政权更迭，避免战乱者总是跨过长江，躲进江西的深山老林。这也是江西无处没有客家人并形成客家文化的原由。 　　然而历史上，江西也还有过对全国经济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两次战争的主战场。一次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主导的从1360年至1364年鄱阳湖大战。另一次是太平天国革命，江西是太平军与清王朝最后搏斗的激烈战争区。两次战争，特别是后者不仅对江西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主战场的硝烟同样混浊了江西古代教育的良好氛围。 　　太平军自1853年2月进入江西，到1865年10月散部撤退江西退入广东为止，历时十二年半，转战江西全境各地，彻底打乱了江西经济社会的秩序。昔日繁华的“日市辐辏之地”成为“里巷萧条商贩断绝”之处，一度拥有十六、七万人口的南昌“避走八九万”，“昔之比户炊烟，今已零星断续”，全国重要商品集散地，如樟树镇、景德镇、河口镇无一不萧条冷清。[24]江西的经济社会由此跌入前所却未有的低谷。残酷的战争将已将江西带入民不聊生之境，何谈繁荣教育？ 　　如前所述，社会兴，教育兴；社会败，教育败。此时，战争给正在走下坡路的江西清代教育无情而重重地一击，加速了江西古代教育走向末路。 　　4．科举考试的废止是终结江西古代教育灿烂光辉的根本原因 　　秦汉以来，中央政权对官吏管理一直实行“乡评里选” 的制度，因此国家教育制度是学校与选举并行。然而，隋炀帝为了打击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广纳天下贤才，废除了地方推选官员的“乡评里选”制度，通过制定科举考试的方式把任用官员的权力收归中央。不过，由于初建新政，隋时的“乡评里选”遗风还有相当势力。然而，唐朝开始规定昔日选举之法一概不用，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入朝为官。这样，学校等于虚设，科举成为全部教育制度的重心。[25]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 七月开始至光绪皇帝于1905年9月2日宣布：“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在中国历时1300年。这一时期科举不仅是中国教育价值的终极体现，同时也是中国人为官从政的唯一路径。仅因为公元587年开始科举考试而辉煌的江西古代教育，不得不在公元1906年熄灭历时1300年的灿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毫无疑问，科举考试的废止是终结江西古代教育灿烂历程的根本原因。 　　四、最后的结论 　　 1．江西古代教育的兴盛起源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衰落于这一制度的废止。 　　2．江西古代社会教育兴盛与大运河将江西处于全国交通大动脉的“黄金通道”并带来经济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公路替代水路后，江西重新回归封闭状态，包括教育在内的江西社会渐渐淡出全国政治、经济的核心，并长久边缘化。 　　3．在“西学东渐”的近代教育发展中，江西教育未能与时俱进，失去了与沿海地区齐头并进的时机，从此一蹶不振。 　　参考文献 　　[1][2][3]钟起煌主编.江西通史（先秦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2，56，102. 　　[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1. 　　[5]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J].科学，第八卷，1922. 　　[8][9][10][18][19][20]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1，19-24，48-49 ，439，585-586， 40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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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Jiangxi was directly related with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his province which was brought by the Grand Canal, ‘the golden channel’ of the transportation artery of the ancient China . After the waterway was replaced by the road, Jiangxi went back to be a closed state, and each aspects of its society, including education, was getting away from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re of the country .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Jiangxi could not no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ost the chance of advancing with the coastal areas together, and never could rise again. 　　Keyword: reasons; ups and downds; ancient education;  Jiangxi Prov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