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教师之友网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作者：金一虹 来源：社会学研究 2006年第1期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只是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伴随于此的，是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即形成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一、背景与问题

   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是50年代政策延续的结果，劳动的性别结构也是在50年代形成的结构基础上演变的。所以在论及文化革命年代妇女的劳动时，我们不能不把目光由60、70年代再向前延伸，追溯中国特色的劳动性别结构之形成和变化。


   蒋永萍在一篇对50年代中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回顾和反思的文章中，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妇女就业按就业机制分为三阶段：不完全计划就业阶段、计划就业阶段和80年代后从计划就业机制向市场就业机制过渡阶段。(蒋永萍,2001)


    中国劳动用工计划分配机制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大约是从大跃进全民办工业、号召”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成型的。女性进入各个行业不能不说与这一统配机制有关。1958年，在全民大办工业的号召下，就业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61.02%是集聚于工业部门的，而以往这个比例不过30-40%——说明大量新增女性劳动力是由国有部门吸收的。

    另一个特点是，进入工业领域的女性大量涌入重工业和重体力行业。妇女进入重工业和重体力劳动部门是得到政府明确鼓励的——当时的劳动部部长撰文要求劳动部门：“用妇女劳动力顶替部分生产部门现有的年轻力壮的男劳动力。”他举例说:“……旅大市纺工系统妇女劳动力占44%,轻工业系统占33%,重工业系统10%左右,这个比重还可以扩大。”(马文瑞,1958)哈尔滨市劳动局副局长更明确说：“她们不仅适合于商业、服务业和轻工业中大部分工作,就是在劳动强度比较高的基本建设中,也可以大量吸收妇女劳动力”(张琢琨,1958)。再以全国建筑业为例,1957年女职工比例为9.6%,以后逐渐提高,1982年时达到历史最高点的22.5%(蒋永萍,2001)。妇女较多涌入重工业部门是基于中国以重工业带动工业化的政策背景,所以全国妇联强调,妇女是“为了响应‘国家-以重工业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参加了过去从来没有妇女参加过的生产部门”,方形成女职工在重工业部门“逐年地增加”的局面(邓颖超,1991/1953)。

    因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劳动的性别结构变化,可以说一直是女性逐渐扩大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过程。相比解放之初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比如形成女性集中的纺织、火柴等“女性行业”和冶炼、铸造、印刷、化工等“男性行业”,及90年代以后重现性别行业分化,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也可称作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其中国家干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涉及性别分工,政府也曾有与前述“去性别化”反向的干预性行为,如:服务行业的女性化。1958年前后,在商业、服务业普遍采取了“以女替男”的措施。当时的劳动部长在回顾“劳动工作大跃进的一年”时称:“全国各地的商业和服务业正在‘以女代男’,全面调整社会劳动组织,以致某些地方劳动部门在工作汇报中称之为:“‘男子进工厂,妇女上柜房’的商店妇女化运动,98.3%的男子调出商业”(参见《劳动》社论,1958)；在工业布局上,尽管存在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倾向,但为考虑妇女就业和地区性别平衡,还注意到轻重工业搭配,如国家在邯郸地区投资建造一个大型钢铁厂的同时,也建造了一个吸收大量女性的纺织厂。

    但是无论轻重工业,在“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都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的精神下,个别行业调整性别结构,没有影响到行业间的男女混合过程。1957-1980年间,女性劳动力被商业服务业吸收的比例也一直稳定在15%左右。因为当时强调“不增加人或少增加人的单位”抽出一部分男性劳动力支援工业,另外补充女性劳动力；大量增人的单位应当主要补充妇女劳动力,然后由企业或系统内部进行调整(张琢琨,1958)。先进门、后调整的政策,是造成女性劳动力在重工业部门分布偏高的原因。

    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效应及其对妇女自身产生的影响呢？对于1958年大跃进时城市和工业用工的“热膨胀”,各方面的评述多是负面的,而且是一笔带过,似乎工业部门的急速膨胀和后来3年的大调整就足以说明这是败笔了。

    然而蒋永萍考虑到了国家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各方面影响,她认为,1958年在大跃进背景下的就业政策对城市妇女就业的影响是,妇女就业规模和水平全面提高；妇女就业领域继续拓宽，但行业、职业间的平均分布为日后妇女就业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妇女就业作为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已被全社会确认，但过度的保障和保护在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强化了城市女性对国家、单位的依赖。概言之,国家“使就业成为城市妇女的一种不可选择的权利与义务”,她同时认为,“近30年的计划就业制度对保障妇女就业权利,促进全社会认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经济社会地位具有十分重大意义”(蒋永萍,2001)。除了蒋永萍所说到的,我认为指出另外几点也十分必要。

  （1）1958年以来行业的性别隔离被打破，政府首先不是出于对男女平等的考虑，而是劳动的非市场配置即计划配置机制和全民大办工业的产物，是工业化急进的副产品，也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机制下实行工业化的产物。与此同时，降低了女性参与工业化的进入门槛，从而奠定了中国女性有较高经济参与度的大格局。
　　
  （2）行业上的“去性别化”和职业性别分层并行。女性职业结构的低层化是一以贯之的，男女从未混合过，也就谈不上“平均分布”。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女性参加劳动的起点就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如女性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工作。在工业生产上，女性虽然遍布各部门，但被视为技术性强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执掌。如哈尔滨劳动局的一份报告提到进入建筑工程公司的妇女从事的14项工作基本是粗重且没有技术的“小工”，有的工地上，“除少数技工外，绝大部分是妇女”（张琢琨，1958）。即使妇女进入了一些传统上是男性从事的领域，仍然并非“男女都一样”。
　　
  （3）女性劳力作为蓄水池而存在。在形成妇女较高程度的经济参与的同时，一个以妇女和农村劳动力为主要后备队的“蓄水池”机制也在同时形成。只不过这是计划经济下的“结构调整”，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
　　
   “大跃进”带来了劳动力一度短缺，而在此之前，女性就业形势并不被看好。
　　
   “大跃进”时期之所以对鼓励妇女参加劳动特别热情，意识形态的原因当然不可忽视——妇女的被解放始终是宣传“大跃进”成就和“跃进”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重要例证之一，①但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经济因素：工业化给中国劳动的计划管理体制出的难题是，如何解决工业需要的后备大军问题，以及用谁作后备军更合算的问题。农民和妇女同为后备军，但是两相比较起来，使用城市妇女的国家代价要小些，必要时退回家庭也更容易些，妇女潜在“人力资源”价值尽现，于是在“先城后乡”的原则下，城市妇女构成一级蓄水池，农民构成了二级蓄水池。
　　
    以上说明，政府对女性就业的鼓励，以及为城镇妇女提供一定的职业发展空间，历来是有前提的：即“计划就业，统分统配”的体制，以及在这样的具中国特色的劳动就业机制中，女性扮演工业的辅助性劳动力和重要蓄水池的角色。
　　
     二、政治动员和理想性别分工模式
　　
    进入风云多变的20世纪60、70年代，无论妇女的劳动、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国家的动员模式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一）计划经济“统分统配”劳动政策的延续
　　
    20世纪60、70年代城镇用工是以往劳动力的“统分统配”政策的惯性延续。尽管“文革”期间局部的调配机构一度陷于无政府状态。②但“文革”期间仍发生过几次政府对劳动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配的事件：大约1650万知识青年（其实是城市待业青年）被送往农村参加农业劳动；1400万人从农村被招工进城或到三线工矿就业，其中女性约占25％。③
　　
     （二）动员妇女模式的高度政治化
　　
  《人民日报》自1955年以后形成一个惯例，即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要发表有关妇女的社论（非常时期除外），我们可以把这一社论视为官方对妇女及是年妇女运动自上而下的一个指示、一个重要的政治导向。下面将文革前后不同年份有关社论题目列举如下（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到，除了1981年谈的是维护妇女儿童自身权益问题——这是一个例外，其他年份的主题都是如何动员妇女，将妇女整合到当前的政治运动之中——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不同的政治话语，因而，妇女解放被等同于妇女运动，而全部妇女运动目的也不外是一个动员妇女的过程。
　　
   而在论述中国妇女劳动的时候，是无法回避政治动员对一般社会动员、组织行为的影响的。运动群众在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动员模式，也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一个构成当时每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主流意识形态在60、70年代向左再向左，这一情势也自然给“动员妇女”、整合妇女力量的模式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即动员模式的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其次是动员的直接性。由于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和基层政权在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受到冲击，也由于最高领袖对他们可能采取“阳奉阴违”手法的警惕，“文革”中的政治动员大都采取直接向亿万群众发号召的方式。这种模式需要绝对的权威和崇拜，也需要浩大的声势和巨大的热情推动，要制造一个又一个能激起群众极大热情甚至狂热的口号、符号和仪式，所以我把这个时代称为“燃情年代”。
　　
     （三）主导与从属：主流倡导的劳动性别分工
　　
    谈到“文革”期间劳动的性别分工时，有一个典型不应被忽视，那就是由大庆油田首创的“男工女耕”模式。引起笔者强烈兴趣的因素是：大庆“男工女耕”的模式暗合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性别分工类型。如果我们看“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中国的宣传画，符号化了的工农兵形象中，与“工人老大哥”相对应的是一个女性农民，如一首流行歌曲中所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向阳花”，女性的形象）。男性的工业和女性的农业，工农业部门社会符号的性别化，不仅是对劳力上的强势与弱势关系的体认，也是农业附属于工业、女性劳动从属于男性劳动的关系的具象化表征。
　　
     三、“铁姑娘”：“燃情”年代特有的符号
　　
    一说到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劳动妇女，人们马上会联想到一个时代符号——“铁姑娘”以及催生它的话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那是上一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特殊历史遗产。需要反思的是：在那个年代人们是如何理解和执行“男女都一样”的？这一被高度政治化的“解放话语”又是如何影响那一时期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和性别角色的？中国城乡是否真正做到了“男女都一样”？今天应当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男女都一样”的思想是荒谬，是对正常性别差异的背离、扭曲，还是曾经起到过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作用？对于当时的妇女劳动者而言，是加重了负担，甚或是灾难，还是起过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解放”作用？需要我们今天反思并作出评说的问题很多很多……
　　
  （一）解放新话语和新的妇女英雄符号
　　
   在中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妇女“解放话语”。因为要面对工农大众宣传动员，所以这些话语通常都好记易懂，琅琅上口。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妇女翻身”、“当家作主人”：“大跃进”时期的“走出家门”、“妇女解放”；文革期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80年代的“大干四化”和“四自”话语④，以及当下正盛行的“发展话语”（“一手抓维权，一手抓发展”）……所有这些话语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因而能够成为主流倡导的，莫过于“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妇女能顶半边天”出处不详（《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也从未做正式语录引用过）；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本是1964年6月，=和刘在十三陵水库游泳，=看到几个女青年从身后游上来后发出的感慨。《人民日报》首次披露，也只是作为“=畅游十三陵水库”报道中的一件轶事（《人民日报》，1965）。正式引用这段语录是《人民日报》在1970年3月8日，以此为通栏标题报道了劳动妇女们的先进事迹。此后，这个语录便频繁地被引用，有时甚至是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被赋予妇女不甘落后、要与男子一比高低的含义，而且成为20世纪60、70年代对男女平等的最高诠释。
　
    作为妇女英雄符号，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穆桂英”和“花木兰”，但是，用她们比附还只是从历史中获得激情和想象。而“铁姑娘”却是20世纪60、70年代独特的创造物，是从=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论述中汲取意涵所创造的一个专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英雄的新的象征性符号。
　　
   “铁姑娘”，最早是人们对大寨青年妇女突击队的赞誉之称，赞扬其铁肩挑重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并无与男子竞争之意，更无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目光。但在后来则演变成为“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思想的体现、一个具象化的符号、批判“妇女无用论”和“妇女落后论”（这“两论”无论批刘还是批林，都是必不可少的靶子）的利器，并以此掀起一场女性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甚至挑战生理极限的运动。
　　
    =一句无意而发的感慨，为什么在几年后被重新发现并赋予女人可以做男子所做之一切的含义？根据前文论述，可以认为，妇女被鼓励做男人能做的事情，是因为那时需要她们去做男人无力包揽的事情，与在政治参与领域妇女从未得到过“男女都一样”的鼓励相比较就可证明。而“铁姑娘”怎样被改造成具有“男女都一样”的具象化代表？20世纪60、70年代，与“铁姑娘队”类似的妇女专业队中，见诸报端的有：女子采油队、女子钻井队、女子带电作业班、女子架桥班、三八女子搬运班、三八女子掘进班、雷锋女子民兵班、女子拖拉机班、女子锯木队、女子海洋采殖班……分布在石油、电力、港务、煤矿、林业、渔业等行业。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会以为是领袖一呼百应，妇女自动“揭竿而起”求解放，铁姑娘队遍地。这未免把政治动员简单化了。实际类似“铁姑娘队”的典型虽确实存在，但就笔者所调查到的来看，几无妇女自发组织而成的，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
　　
    与“上山下乡”运动通过领=袖直接号召，中=央发“红头文=件”，各级行政组织强制推行不同，“铁姑娘”只是倡导，并没有强制推行，二者动员的强度和手段不一样。类似铁姑娘队的女子专业队也多出现在生产建设兵团、石油、电力系统等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大型工业基地，比如，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口号下，大庆油田与大寨一样，一举一动都可能“出经验、出典型”。根据《大庆妇女志》，大庆第一支女子采油队是在1970年成立的，1974年3月8日又成立了女子钻井队，以后又相继成立女子作业队、运输队、射孔队、管工班、电工班等，1976年全油田共有这类女子专业队129个。采油虽然是野外作业，但因自动化程度较高，劳动强度较小，所以女子采油工本来比例就较高，到1977年全油田一线采油女工已达1.6万人（李长荣主编，1995）。真正艰苦的、劳动强度高且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是钻井和作业队。其他油田如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也有类似女子采油和钻井、作业等专业队伍。“高压带电作业”是1958年创造的一项“技术革新项目”，1973年水电部在北京举行全国带电作业现场会时，特别安排了鞍山电业局2个女电工做带电作业表演，大概原来属于弱质劳动力的女性表演更能凸显新生事物之新。报称上海、广州、鞍山、武汉、郑州、长沙等地电业局已都建立了妇女带电作业班（新华社讯，1973）。农村有路线教育工作队或基层党组织组织的青年突击队，但冠以“铁姑娘队”的并不普遍。
　　
    政治动员的成效如何，当然首先决定于动员的力度，其次与基层的创造性发挥以及机缘有极大关系。那些组织类似铁姑娘队的女子专业队的兵团、基地，通常是因为基层领导的政治敏感性，及在各种运动中练就的将最新政治口号套在原本先进典型上的本领。投机派需以此挣得政治资本，务实派也需以此合法地关注国计民生抓生产。但究其组织者的深层动因，所谓“女做男活”，多是面对现实矛盾的务实之举。
　　
     （二）“铁姑娘”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动因
　　
    1.农业整体的劳力过剩和局部、暂时的劳动力不足并存

    尽管文革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整体上仍供大于求，有些地方的农村甚至出现不得不轮流出工的现象，但“农业学大寨”带来的兴修水利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动辄千万人大会战,又使农村劳力出现严重不足现象。《人民日报》引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频率最高的3年，恰恰是中国农田基本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仅1971年，各地兴修完成的土石方就有50多亿立方，修筑旱涝保收田3000多万亩。1971年起，南方推广双季稻，改稻麦两熟为三熟制，长江以北推广两熟制，农村劳动力的紧缺更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期间报刊出现的农村妇女突击队的报道，蜕去意识形态外衣后，真正动因无一不是因男劳力在外面搞农田基本建设，农活没人做而组织起来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男女同工同酬的评论和报道，也都集中在农村劳力告紧的1972、1973、1974三年(如：宣化县革命委员会调查组，1972；金继祖、洪格，1972；启东县革命委员会调查组，1973；横山县通讯组，1972；本报通讯员，1972；《人民日报》社论，1974)。

    其次，社队企业在发展初期吸收了男性劳力，也使农业出现男劳力不足的问题。如黑龙江省一些地区男劳力出工在外，仅有十几个人参加农田劳动，妇女实际已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力。以夏锄为例，男性承当了11.5%的工作量,其余都是女劳力承担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兰西县革命委员会联合调查组，1969)；上海郊区女性劳动力已占到65%，个别地区甚至达到70%(金继祖、洪格，1972)。调动妇女劳动补缺已势在必为。《人民日报》也曾以“五小工业怎样不与农业争劳力”为主题，介绍山西晋城如何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以调动妇女劳力积极性的经验(本报通讯员，1973a)。农业的女性化实际在那一时期已初露端倪。


    2.国家“统分统配”的劳动用工制度，造成某些重工业部门和重体力劳动领域女性劳动力难以安置的矛盾。
　　
    （三）“铁姑娘”运动的代价和收获
　　
  （1）拓展了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妇女尝试从事了许多过去没有从事过的生产活动，尽管这个空间很有限，但毕竟有所“拓展”；（2）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能力评价；（3）部分触及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文化观念系统；（4）争取女性的权利。
　　
    当然，“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一说，在文革中被重新发现并大加宣扬，无非是为“点燃”那一代妇女的激情，更利于政治动员，所倡导的男女平等也只在性别平等的表层，因此不可避免带有极大的局限性。（1）这种平等是以男性标准为标准，以忽视女性与男性生理差别为前提，以女性努力去做“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去争取形式的平等，女性为此付出许多代价；（2）由于“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宗旨本在于鼓舞妇女向男人看齐，多做贡献，而不在于平等的权利，女性在实践中亦只知多尽义务，却无相关的权利意识；（3）当部分妇女在社会生产领域一马当先地“外向”扩展时，女人必须包揽家庭“内务”的格局依旧，男性并未因此而多分担一点家务。
　　
注释：
　　①劳动部在总结“劳动工作大跃进的一年”时，“妇女劳动力的大解放”被列为劳动工作7大成就之二；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1959年3月8日首都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中也称：中国妇女已进入“彻底解放新阶段”，“广大妇女得到极大解放，欢欣鼓舞，笑逐颜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40年》，1991：10）。
　　②1966-1976年这10年有关女性就业的统计数字是一片空白。
　　③下乡知青和从农村招工数据转引自潘鸣啸，2005.潘文认为，其中从农村招工人数中，800万为农民，600万为下乡知青；性别数据转引自黄西谊，1990：19.
　　④“四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教育和国防的现代化：“四自”教育，是全国妇联“面向全国妇女开展的大规模教育活动”，1983年初次提出时，“四自”的含义是“自尊、自爱、自重、自强”，1988年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改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虽然只改了两个字，意义却很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