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哭

教师之友网

大师之哭
－－作者：刘三田
民间艺术大师，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
2003年底，为作一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目，我又一次回到了黄土高原。
车向黄河，在盘山土路上已经爬行了两个小时。记忆中有太多这样的村庄，静卧在绵延不断的千沟万壑之中，只能凭借上升的炊烟认定它们的位置，就要走近它了，这已经是第无数次走近，我却还是激动，这次的激动是因为对高原女人的记忆。
我曾经到陕北最贫困的佳县拜访过剪纸老人郭佩珍。当年六十三岁的郭佩珍一身黑色粗布衣，裹着小脚，她的右手小指因常年剪纸而不能弯曲，岁月的艰辛不言而喻。然而，当她翘着小指拿起剪刀端坐炕中，当那道透过窗纸的光辉映在她多皱却亮洁的脸上，我俨然看到了一位黄土高原的女王。
我对她曾经有过的苦难和艰辛有了敬意，我对她无从探究却如有神助的造型天赋有了敬畏。上天给了她们能够在沉重的黄土地上飞翔的翅膀，在艰难的岁月中，她还拥有如此美妙的创造力和想像力。
我去过更偏远的山里，那里也许从来没有来过半个教书先生，没有被任何官方文化耕犁过，然而，我在那里看到过剪纸，会剪纸的女人们把传统的祖训用美好的纸样传达出来，并承袭下去，在这些纸样上我们看到孝子贤孙、历代英雄、爱情故事、美好祝福、勤劳节俭忠义等等。
中央美术学院的乔晓光教授把剪纸称为中国文化的“母亲河”，极是。
一
这次采访的重要一站，是到渭北高原的旬邑县走访剪纸老人库淑兰。
库淑兰是我国首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民间工艺大师”的剪纸大师。这位老人生活的旬邑县是渭北高原上最贫困的县。
中央美院的乔晓光教授不止一次向我描述十多年前他第一次拜访库淑兰时的情景，当时库淑兰还住在属于她自己的破窑洞里，乔晓光推开那扇吱嘎作响的破旧的木门时，他被一个五彩缤纷的剪纸的殿堂震惊了，每次讲到此，他都会不自觉地停顿下来，让当时的情景在脑海里又过一遍，然后叹道：辉煌！
从此，他再也摆脱不了对这个窑洞的记忆，他在美院的民俗展室里仿作了一个库淑兰的窑洞，即使站在这个凭借记忆仿制的纸窑洞前，乔晓光也会激动不已，说到动情处常常语无伦次：不行，这个太小，库淑兰那个窑洞大，是土窑，可惜后来塌了，老太太天天生活在她为自己创造的这样一个辉煌的神话世界里，唉！太辉煌了，真的就是辉煌。
这个辉煌的剪纸殿堂十多年前因为年久失修被一场薄雨浇塌了，从此库淑兰没有了自己的安身处所。我一直担心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得神传旨”的剪纸老人，毕竟她已经八十五岁了，加上有过一次摔伤昏死过去的病史。
这些年来，我一直从媒体的零星报道中和相关人士的口中探知她的大致状况：窑洞倒塌后，她曾经和老伴住在村边一个废弃的庙里，也曾经被县文化馆接到县里住，但县文化馆只接她却不接她老伴，她不忍留老伴一人住在庙里，又重新回到了庙里；这期间她被某文化团体领到香港去现场卖艺，她被省里某高官接到家中住了两个月，两个月剪纸作品的收入是一堆旧衣服；她受到了国际邀请，跟随访问团去了国外，她到了北京等等，现在她住在二儿子家中，而老伴住在大儿子家中，老人常年头痛，基本不太下炕了。
这些有着极大反差的信息组成了库淑兰老人的真实生活，这是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民间工艺大师”的老人在中国乡村的生存现状，与她的生存现状相反的是那些拿着她的剪纸作品四处赚钱的文化掮客的富有。
二
到达旬邑县招待所的当晚，我们遇上了刚刚拜访库淑兰归来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靳之林。曾经在基层文化馆工作的经历让他对民间艺术情有独钟，二十多年来他在坚持油画创作的同时，一直为民间剪纸的抢救和普及工作。
联合国授予库淑兰“世界民间工艺大师”证书时，是靳之林到巴黎替她领回的。
一夜交谈，安排好了第二天的采访事宜，靳之林答应和我们一同前往拜访，并说他回到县上来一是要会我们，二是要为库淑兰办点事。 夜深了，我向靳老师道别，总感到他有话要说。
果然，第二天出发前，靳老师突然改变了路线，他决定先到县文化馆替库淑兰要回两样东西，然后再和我们一起去看望库淑兰。他要替老人要回的两样东西是，联合国颁发给她的“世界民间工艺大师”证书，和两枚她的私人图章。
我很奇怪这两样完全属于库淑兰个人的东西为什么不在她个人手中，还需要靳之林教授出面来索要，据说库淑兰的儿孙多次索要未果。而这时，文化馆的人也赶到了，他说无论如何去采访库淑兰都应该先给县文化馆打个招呼，正好我等都有助靳老师一臂之力的意思，就一同前往。
为抓紧时间，我让摄像高忠和编导书瀚去拍文化馆里的库淑兰剪纸展室，我和靳老师去见馆长。馆长办公室已经坐着一位县宣传部的主任，等我说清这次来是采访库淑兰，这位主任立刻面有难色，说是县上有决定，采访库淑兰一律要县委宣传部首肯。
我很诧异，问：“库淑兰现在已经是公家人了？哪为什么不接她到县上来住？”
他很为难，说：“哪倒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必须执行县上的决定，县里是这么决定的，库淑兰是县上的一个形象。”
我开玩笑说：“既然从你的衙门口过，招呼怎么打，你该怎么例行公事，我不妨碍你。”这位主任对馆长千叮咛万嘱咐让馆长一定要留住我，他去向部长汇报。
主任走了，靳老师开始向馆长索要库淑兰的两样东西。
馆长不答应，理由是：虽然说，大师证书是颁发给库淑兰的，但库淑兰是我们县文化馆培养的，我们培养她花费了不少心血，她原来一个农村妇女，她懂什么？图章上虽然是刻着库淑兰的名字，但这两枚图章都是文化馆出钱给她刻的，花了不少钱呢。
我很奇怪：你们为什么刻库淑兰的私章？是库淑兰委托你们的？
答：现在社会上流传有冒充库淑兰作品的剪纸，有了私章就可以鉴别真伪了。
我问：你们盖了章的剪纸是真品，而库淑兰自己却盖不了自己的私章，反倒成了赝品？这章要刻也该库淑兰自己刻，或者她委托你们刻？
答：话也不能这么说。事实上老婆已经不能再剪纸了，真品也就县文化馆里这三百张。
我说：给这三百张剪纸盖戳还不是几分钟的事，盖完就把人家私章还给人家为好。不要等到老人起诉你们，这官司你们打不赢的。
靳老师说：现在库淑兰的家人已经准备起诉你们了，如果起诉，这官司你们是打不赢的。
馆长答：这章实质上也不是我们刻的，
事先，我已经听说，这章是库淑兰被请到省里某官员家中剪纸时，县里为讨好该官员特意为其刻的，以更好地证明该官员拿到的库淑兰的作品是真品。
靳老师打断馆长的话：不管谁刻的，不经过本人同意就擅自刻别人的私章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我语气强硬地助靳老师一臂之力：这么一块烫手的山芋还不快把它扔掉？
一场激烈的交锋后，馆长让人拿来了两枚图章，交给靳老师。
三
靳之林乘胜追击：那个大师证书我得给库淑兰送去。
馆长又开始面有难色：你看老婆的展室在文化馆里，展室里怎么能够没有证书？
靳：你可以搞一个复印件放在展室。
馆长急了，站起来跺脚，打着手势，手也伸到了我们面前：这证书就不能给她，她住在她儿子家，她儿子也没文化，把个证书放哪儿？再弄丢了更麻达（麻烦）。
我说：这个证书是她私人的物品，放在哪里她有决定权，如果在她手上弄丢了，那也是她私人的事儿，你们也只能提建议。现在她委托靳老师帮她要回证书，她的要求是正当的，这是她的权利。
这时，一直站在旁边的一位文化馆干事，冲我走过来：就是的，他两个儿子都是农民，大字不识一个，他知道啥叫个证书，甭再拿去垫猪圈了？我们文化馆为了培养她花费了多少心血。再说老婆现在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她放哪儿？她儿子再当破烂给卖了！
听他这么说，我还真急了：这是什么逻辑，有哪条法律规定可以剥夺文盲的私人财产？农民怎么了？中国有九亿农民，城里人就可以到他们家里去随便拿东西吗？再说了，她儿子不必一定要知道这张证书上写着什么，他只需要知道这是他母亲的东西，应该放在他母亲身边就行！再说库淑兰本人有要求要回。
更不可思议的事实是，至今这个证书的所有者库淑兰本人却还没有见到过证书的模样。
干事开始支唔：我们是考虑到她也没有个固定住所，怕她弄丢了。
我问：这两年，到处都看到库淑兰的剪纸，卖得不错，怎么她还是连个固定的住所都没有？
干事说：老婆有钱，老婆根本就不缺钱。浙江电视台来采访给她XX千，湖南卫视来采访老婆问人家要XX钱，上海电视台来采访，又给老婆XX钱；XX次卖剪纸得XX钱；
一个文化馆的干部，竟然对库淑兰家的私人收入如此了解和感兴趣，库淑兰的处境可见而知。
干事又补充道：她儿子，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有钱他都不知道怎么花！
靳老师忍无可忍，打断他：别人的家事咱们管不着，我现在只负责替库淑兰要回证书，因为这个证书是我到联合国替她领回来的，领回来是让你们交给她的，你们现在还没有交给她，这次我刚好来了，我刚好可以亲自交给她。
我知道跟这些人没什么客气可言，看了一下表，干脆地说：这证书和图章一回事，你们赶快还给人家，别给自己找更多麻烦。
馆长和干事出去了，怎么商量的不知道，他们进来时，把证书还给了靳老师。
库淑兰委托靳老师办得两件事都办到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收工了。可是，那位请示汇报的主任还没有消息，我催馆长给打电话寻问，回答我说快了，主任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馆长还告诉我，宣传部离文化馆不过五分钟的路程，我就答应等他回来。
我问为什么县里对采访库淑兰如此谨慎？馆长说前一阵有媒体报道说县里对世界艺术大师库淑兰不公平，还把库淑兰的生活现状报道得很惨，给县里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我问：产生不好影响之后，县里对库淑兰作了什么吗？
馆长沉默了一会儿，说：县里决定凡有媒体采访库淑兰必须经过宣传部同意。
十分钟过去了，我站起身要走，馆长和干事也一起站起身挡在门口，说主任马上就到，让我再稍等一下。我重新坐下。
又是五分钟过去了，我站起来往外走，馆长又挡在门口，我推开他：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跟我商量，我的采访时间不能再耽误了。
我回到我们包的车上，编导和摄像已等我多时，刚刚坐稳，就看见馆长一脸烟雾火烧屁股似地挤进了靳老师带来的车上。
十分钟后，一辆黑色轿车尾随而至，是那位主任。刚才盼他出现，他就是不显，现在我们走了，他却尾随而至。
四
车到库淑兰二儿子家，从院里出来迎接我们的第一人竟是乡长，嘿，他比我先到？此时方恍然大悟，这是那位主任跟我拖时间拖出的伟大成果。
摄像开始安放机器，那位阴脸主任把我拉到一边问：你们主要采访什么？
他手里还拿了一些材料，要给我，这时，我一眼看见了坐在炕上的库淑兰，我对主任说：抱歉，我得先采访，一会咱们再谈。
和库淑兰打招呼是件愉快的事儿，早听说她是个人来疯，在人面前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八十五岁高龄的她敞开没有门牙的嘴笑着，双眼泛着晶亮的光，一把拉过我们的手，高兴地打量着我们，总像是从我们脸上看到了什么，但她没说出来，只是一个劲地说：哟女子，稀慌地（怜爱之意）。
在中国乡村，剪纸能手往往都是村里最能干的媳妇，心灵手巧是必要的前提，像库淑兰这样还会给人看病看相算命的也不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库淑兰被村里人叫去给一个孩子看病，回家的路上，她不慎摔进了二十多米深的山沟，当即昏迷过去。家里人把她抬回家里，她一直没有醒过来，二十多天后，文化馆的人来看她，她突然睁开了眼，第一个动作便是找剪刀剪纸，随着身体的恢复，渐渐地她开始了边剪边唱，唱词中说她昏迷的这些日子里，是被天上的剪花娘子招去了，剪花娘子传给她所有秘籍，从此她自己就是剪花娘子了。果然，此后她的剪纸风格大变，不再拘泥于任何固有的形式，她剪心中所想，边剪边唱，再也不是只用单色，她为中国剪纸增加了彩色拼贴这一品种，她的线条开始柔顺圆润唯美，造型风格日趋神出鬼没，她手中的飞鸟真有轻盈欲飞之势，色彩更加缤纷绚烂。
靳之林上炕坐在她身边，给她拿出了早该属于她的两样东西，老人拿着证书摸索着证书的每一个边角，然后抬起头有点诧异地问：就是这？这上面写的啥么？
靳之林打开证书把证明书上的文字逐字逐句念给她听，当听到她是世界民间工艺大师时，她仰脖大笑。然后，老人又拿起两枚图章，紧攥在手中，仔细地看着，表情凝重复杂，却什么也没说。
很难想像此刻这个期盼已久的结果给老人带来了怎样的感慨，她并不是文人，不会叹息，她却只是坐在儿子家的土炕上静静地消化一生的辛酸罢了。
被库淑兰盯着是件可怕的事，可能是我心中敬畏太多，害怕被她看出太多尘世的灰尘，她双眼闪光时，我相信那里面是一个我无法触及的纯净的世界，而我还不是一个可以和她对话的人。也可能是这双眼睛瞬间闪过的敏感让我害怕和怜惜。
在渭北高原这个普通的农户家中，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里尔克的诗：
我们大家都在坠落
可是有一位
他用自己的双手
无限温柔地将这一切坠落把握
她艰难地生活着，但她为我们描绘的剪花娘子是一位相貌端庄心存甜美的女人，她穿着五彩的衣裳，坐在云端笑看人世，姿态安详。
库淑兰，胸前的衣襟挂满了污垢，驼背弯腰，脸上的皮肤也不好辩认是否洗干净了，但她的剪花娘子让她孤独的内心显出真正的高贵。
被一场薄雪覆盖着的渭北高原尽显苍茫，温热的农家炕上，库淑兰，一个世界级大师正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她忍不住流泪了，她从采访的内容中游离走了，责问我们采访她又有什么用？责问县上的人，她为他们剪了那么剪纸，他们答应说给她盖“棚棚”（房子），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盖？她感叹和老伴的分离，说老伴可怜的没人给做饭。说到情深处，她拍打着炕沿：“可怜了我老汉，稀慌的！”
和老伴团圆，也许是这个八十五岁的大师的最后一个愿望了。
她儿子拿出刚刚被收拾起来的药瓶子，这又引起县上来人的一阵惊慌，他们又把我拉到一边解释：老婆现在就不吃药，啥病也没有，拍药干啥？
可是库淑兰的孙子告诉我们，库淑兰一直患有严重的头痛，也常常浑身痛，她很希望有人拉她到县上去检查身体，看看病，按县上的允诺，应该是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带她到县医院免费检体，可是，她一直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
县上人曾经回答说：她自己不来，谁还把她咋办？
她没有能力自己走到县上，她的儿子也只能用架子车拉她进县，如此的路途颠簸不是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所能够承受的。
因为要赶节目，我没有时间把这次采访的内容转移到老人的现状探究上，这也是我的一个极大的遗憾。
靳之林告诉我，在中国，库淑兰的现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在少数，他收到过另一位大师的求救信，大师在信中直接说：靳老师，你来救救我吧！
民间艺术大师，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他们作品所创造的价值被掮客们盘剥，他们作品所创造的艺术成就为这个国家赢得荣誉，他们杰出的作品被我们享受，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他们的作品开拓了一个广大的市场空间，但他们的艰难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变。
回到北京，乔晓光教授对我说：我就是在为她们申请“世界遗产”，如果她们都不在了，如果不是为这些活着的人，我的努力还有什么意思？！
后记一：这篇文章还末发出之际，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乔晓光教授的一篇文章，说库淑兰已经被确诊为晚期肺癌，我又是一惊，想起去年冬天采访她时，请她剪纸，我们用话筒调录剪刀的声音，没想到，带子拿回来完全没法用，她艰难的呼吸和喘气声远远盖过了剪刀行走的声音，那时，老人已经在忍受癌症的病痛了。
后记二：2005年元旦休假期间，接到库淑兰老人孙子的电话，库淑兰大师已于七天前去世，大师死后被县文化馆抬进了县里为她盖的房子，追悼会在那里举行，大师终于住进了县里给她盖的“棚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