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小城故事里的历史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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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小城故事里的历史和现实

图：安顺老城
小城故事里的历史和现实
－－－钱理群
我曾撰文介绍过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安顺的老乡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见《读书》2004年9期），现在我的案前又放着另一位老乡宋茨林写的《我的月光我的太阳》（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又一本“一个人的安顺”，依然是用文化散文的笔调，写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城故事，描述小城文化和人的命运。
这是安顺（以至中国）小城史上的两个“乱世”：戴明贤笔下的四十年代是由于外来侵略者发动战争而带来的“战乱”，而宋茨林所写的六七十年代则是在“革命”名义下发生的“内乱”。两个不同的时间坐标，既相区别又存在内在联系与连续性。
安顺有一句俗话：“小乱进城，大乱下乡”。遇到土匪骚扰这类的“小乱”，可以躲进城堡，寻求保护；而遭到“大乱”，社会、伦理秩序都面临大破坏，大崩溃，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就成了一个人的生命和精神的庇护所。从这一角度看，在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偏于西南一隅的安顺（以至整个贵州），在全国格局中，自然是一个“乡村”，因此当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以后，人们纷纷到这里来“避难”自是必然，那时连故宫里的国宝都到安顺来寻求保护了。明贤先生可以说是以一个“乡村少年”的眼光来观察和表现战乱中的小城的，因此，他的记忆的中心，自然是这些外来的“逃难者”（“下江人”，宣传队员，等等），还有后来的“解放者”（美国大兵）带来的新文化，新事物，所引起的小城人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的变化，因而写下了《下江人》、《来了美国兵》、《歌之祭》、《悲歌动地》、《影院风景》那些迷人的篇章。明贤先生还以很多篇幅写小城的日常生活，写小城的各色人等，以显示“变”中的“不变”。但在安顺的内部结构中，明贤先生又是一个“城市乡绅的儿子”，因此，他的目光仍是集中在“石头城”内，而较少接触城外的“乡下”，仅在《五官屯看跳神》等少数篇章中留下了乡村风景的剪影。因此，可以说，《一个人的安顺》写的是名副其实的“小城故事”。
正是有这样的对照，茨林的《我的月光我的太阳》显示了自己的特点：他和他那一代的安顺人面临的是一场内乱，尽管也有外来者，如南下的红卫兵（他们是来“散布革命种子”的，来了就走了），但主要是安顺内部的流动。茨林是城里顶尖学校的高材生，他的本来命运，应该是通过高考，上大学再进入大城市，顺理成章地向“上”流动：至今这还是安顺城里的许多孩子的“梦”。但那场导致内乱的“革命”却堵住了茨林这样的安顺孩子向“上”流动的路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辈和四十年代的“旧社会”、“旧安顺”有过这样那样的联系，就有了“原罪”，子女也就有了“出身罪”，就只有向“下”流动的唯一出路。于是，城里的高材生成了“新农民”，不过人们还是习惯性地把他们叫作“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他们是被城市抛出来的，农村却接纳了他们；事后来看，他们实际上是到乡村社会来“避难”了：这正是“大难下乡”。这样，他们就和四十年代的“下江人”有了相似的境遇——说不定那些“乡村少年”（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了茨林的学生），也像当年的明贤先生一样，以好奇、羡慕的眼光看这些城里人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并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茨林们毕竟不同于四十年代的“下江人”：他们不仅有着后者所没有的“戴罪之身”，而且“下江人”自有家乡，因此他们可以身在异乡而不断高唱：“我的家在江南”，但茨林们却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家”，生存的和精神的家园。
这也是事后才意识到的，当他们被迫来到农村落户，却无意中闯入、走进了“文化安顺”的根底。茨林所去的苏吕堡正是又过四十年的今天，因保留了明代江南文化遗风而被广泛关注的“屯堡”，那里存留着丰厚的“屯堡文化”。当茨林“邂逅放鸭人”，度过了让他感受“民间的深厚和山野的神奇”的难忘一夜；当他每天早上站在村口的平台上，“远远地看见毛妹从田坝里来了，像挑着两座小山”（《毛妹大哥与毛妹大嫂》），他实际上已于无意中领悟了也是安顺老乡的美学家刘纲纪先生所概括的安顺本土文化三大基因：“奇诡”、“刚健”和“质朴”了。刘纲纪先生还分析说：“屯堡文化是安顺本土文化与外来的江南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江南“重视风雅的精神”的影响，被人们视为“荒蛮之地”的安顺农村，仍有“重视文化的优良传统”，就不是偶然的了（《安顺文化沉思录》）。所以，后来“身材瘦小像只猴子”，却有大眼光的苏吕堡大队支书，力主恢复村办小学，并且力留茨林担任教师，这背后显然有传统的影响和作用，茨林也因此获得了栖身之地和精神庇护。
右图：安顺城的屯堡文化遗迹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茨林由城边的苏吕堡，到偏远的胡家湾，最后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洼里的麻风村，也就是一步一步地往“下”走，往“深处”走，一方面，这是生计的日见艰辛，另一面却是和安顺文化的深部接触。当他走进“双凤山寺”，“玉皇阁遗址”，朝夕面对具有“参天气势”，又附合着“怪树成精”传说的五棵白果树，并亲身体验了“白衣女人神出鬼没”的恐怖以后，他就领悟了安顺文化固有的神秘性（《庙与学校》）。当他来到麻风村的“生命之河”：“夕阳映在河里，大红，软乎乎地浸在绿色的水里，显得异样的大，我第一次看见水里的太阳竟是这般的怪异”——刘纲纪先生的文章曾谈到《易经》有“天在山中”、“水在火上”之象，认为这都是“奇诡的想象”（《安顺文化沉思录》）；现在茨林所看见的“日在水中”之象，大概就最能体现安顺文化的“奇诡”之美了。还有那“山月惊马”：“跟着枣红马摸黑前进，很快就进入石林。马蹄踢踏石板，在石林中发出脆响，有如深洞滴水，虽说响如水滴，但铁蹄在石板路上击出火星，使我疑心这是匹神马。走出石林，忽觉眼前一亮，削壁后面猛地出现一个怪东西，又大又圆又红又亮——这是月亮，惊得枣红马差一点又掀翻驮子”。这样的奇景、奇境，是城里的高材生绝对想象不到的，却是安顺山川、人文“奇诡”美的精魂之所结，现在，茨林领悟了。他也就在这奇诡的大自然里，发现了人的野性，看看这些驮马队员：“个个剽悍，令人生畏”，只要一出现在场坝上，“总是威风八面，出尽风头”，而这位“方脸，浓眉，大眼”的布依族队员更是身怀“马上打飞石”的绝技，拳头大小的石头纷纷掷出，呼呼有声，在岩石上击出火星，连发脆响：在这些神勇的“猛男”的身上，保留着的“侠士之风”，其实是内蕴着纲纪先生所说的安顺文化中的“刚健”之气（《美丽的“鬼魅世界”》），但在安顺城里却由于种种原因，被淡化，以至消解了，现在，茨林被“发配”到山野，却意外地与之相逢了：这是幸，还是不幸？
而真正对茨林形成精神支撑的，却是依然留存于乡村底层，特别是村寨老人中的“文化崇拜”。听听这“掷地有声”的说话：“读书人是孔孟子弟，顶天立地的，怕哪样？砚台可以打鬼，毛笔可以杀鬼！天无忌，地无忌，秀才无忌！”说“掷地有声”，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正在革“文化”的命，“秀才”正面临灭顶之灾。山里的村民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些，因此，这当然不是有意的反抗，而完全是已经渗入意识深处的前述安顺“重视文化的传统”在起作用。学者们把这样的传统称为“小传统”，即不同于以文化典籍形态存在的“大传统”，而是以一种民间的价值观念，思维与行动逻辑存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它具有某种超稳定性，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大动荡、大改组也未能将其根基动摇。也就是说，当作为“大传统”的载体的文化典籍面临被革命烈火烧毁的危险时，是民间的“小传统”将文化的血脉保存下来。正是身置在这“革命”之外的“化外之境”，在“化外之民”的庇护下，茨林才得以在那深山古寺之中，一面向农村的莘莘学子传授知识，一面自己挑灯夜读：这都是在进行文化的传承。而且这样的传承视野是相当宽广的：茨林所读的，不仅有中国的古典诗词，五四新文学，更有世界哲学和文学经典，身陷深山老林而心接中国和人类文明传统，这本身就是一个乱世文化奇观。几十年后茨林回顾这段历史，才慨然醒悟：“有了‘庙与学校’里的‘薪火承传’，无论是‘人作孽’还是‘天作孽’，教育不会死，文化不会死，民族不会亡，国家不会被断送！正如鲁夫子所道：‘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庙和学校》）这里的“庙”和“学校”的关系是最值得关注的：在“大乱”之中，城里的“学校”被迫关闭，却在农村的“庙”里栖身，而安顺城里的高材生，也终于在存留于大山深处的安顺地方文化传统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并由此出发，与中国与世界文化传统相连接：这都是意味深长的。
这样，我们就有了明贤先生的四十年代的“一个人的安顺”，又有了茨林的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人的安顺”，据说还会有朋友陆续写出五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初的“一个人的安顺”，形成“一个人的安顺”文化散文系列。这将是“安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因为它是有着“人”的活动，而且是以安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中心的，记录的是民间“小传统”，而且都是和亲历者的生命血肉联系的回忆和记实，它就构成了一部“活的历史”，“生命化的历史”，“个性化的历史”，这是可以和以典籍形态构成的“大传统”、“正史”互补的。——这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文化前景。图3：拆除前的安顺钟鼓楼
而且，我还真的从贵州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黔中走笔》里，读到了九十年代的安顺故事——贾正宁的《回家》。作者劈头就说：“我从未感到生命如此饥渴”，“在钢筋水泥建筑的挤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虚弱，全身僵硬，僵硬成水泥板块中的一部分”。于是，他想“回家”，“回家尝试河水和山风”，“寻求大山的庇护”。——读到这“庇护”二字，我立刻想起了前文所讲述的内乱中安顺城里的高材生到乡下寻求“庇护”的故事，现在进了城的农民的儿子又想回到乡下寻求“庇护”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贾正宁九十年代的故事，看作是宋茨林六七十年代的故事的继续。当然这也是两个时代小城故事的延续。但这又是怎样的延续啊：如果说，即使是在十年内乱中，乡下的“河水”依存，“山风”依存，尤其是“民风”依存，宋茨林们尚可以在那里避难安身；而现在，归乡的贾正宁们却发现，由于“村里人与自然反目与天地反目与同类反目”，“人欲膨胀飞禽锐减走兽绝迹”，村里的“小河日见干涸”，“河水”不见了，“树林业已消尽”，又何来“山风”？于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刻终于来临：“在一个雷雨的夏夜”，曾经给村里人，尤其是童年的贾正宁们带来无穷欢乐，因而被称作“喜鹊树”的百年老香樟树“轰然倒地”，母亲说，这是一种“山崩地裂的恐怖”；而“第二天一早，村里人围着撕成两半的喜鹊树，锯子霍霍地切割，斧头弯刀挥起又落下”，“每一家人都迫不急待地参与瓜分”，只有“裹脚的老人用拐杖支柱下巴战战兢兢地念叨：“作孽啊菩萨作孽啊……，但谁也不听她了。
这或许是更加恐怖的景象，这是一种六七十年代政治的动乱也未曾达到的更为致命的“内乱”。不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乱了，而且人心也乱了。也就是说，作为社会超稳定因素（即使是“文革”也未动摇）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底层民间社会的基本伦理、价值观念，都遭到了颠覆和毁灭。而这样的颠覆和毁灭，是发生在贵州，发生在安顺这样的边远地区，即前文所说的“化外之域”，“化外之民”中，就足以说明是何等的彻底和深刻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这样的颠覆和毁灭具有“釜底抽薪”的性质，因此，不仅城里的宋茨林们再也不能到农村及地方文化传统那里去寻求庇护，而且来自乡下的贾正宁们也无家可归。于是，就有了这一声长叹：“我命定生在旅途长在旅途梦在旅途死在旅途……”。这长叹是具有历史性的，其丰富复杂的内涵更是难以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