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林：一九六八：四十年前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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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林：一九六八：四十年前的知青生活
图：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城镇展开。“文革”期间，全国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余万人，首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多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
一九六八：四十年前的知青生活
－－作者：程亚林
        二  八年，一九六八年下乡的知青又该纪念下乡四十周年了。如果真是这样，我虽然比他们早几年下乡，也愿意随缘同喜。只是，“修理地球”那些年代，究竟应该用“蹉跎岁月”还是“无悔青春”来命名？我们这些人，究竟是“曾经浪费过生命的人”，还是“有过无悔青春的人”？对年过花甲的我来说，依然是个问题。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蹉跎岁月说”曾引起普遍共鸣。之所以痛感“蹉跎”，大致有两大原因。一是国家和家庭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培养出我们这些初、高中毕业生，竟然一大批又一大批地下乡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是大材小用，得不偿失，浪费了知识资源。二是我们在艰苦环境中劳动，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结果一事无成，浪费了生命。这中间，有委屈，有痛苦，有悲愤。不少知青一说起来便泪眼婆娑，当年轰动一时的知青文学，也抓住上述理由卖力煽情。这在几乎所有人都是知青家长或亲戚的城市里，固然能赚取同情的眼泪，为知青返城大造舆论，证明它的合法性，但也引起了一些回乡知青出身的作家的质疑，反感。
        在他们看来，浪费资源，回乡和下乡知青彼此彼此，为什么只许后者返城，不许前者进城？下乡知青吃的那点苦，受的那点累，比起农民来，又算得了什么？如果说从事简单劳动是“蹉跎岁月”，那么，广大农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又该如何评价？这中间，除了同样包含委屈外，还有困惑和不满，鄙视和愤激，涉及到了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处境，社会地位等问题，隐含了农民与下乡知青的关系究竟应该怎么理解、评价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一方面，我固然可以解释，下乡知青要想一辈子在农村安身立命，比回乡知青和农民更难；下乡知青对艰苦的承受能力，比他们更弱。何况，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一时也难以克服，希望他们体谅。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想，我们在陈述、阐释“蹉跎岁月说”时，是不是考虑得不够全面深入？是不是忽略了农民和回乡知青的处境和感受？是不是有点实用主义？有点下乡知青自我中心主义？甚至带点建立在城乡差别基础上的“血统论”？
        如果再想到，绝大多数下乡知青都曾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为什么一到要“实用”，要“自我中心”的时候，“一阔脸就变”，同样有意无意地以“血统论”贬损农民，伤害农民？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此羞愧，有所反省？从这个角度看，我真应该感谢那些质疑者，反感者。正是他们，引出了这些思考。所以，对许多知青认同、包含上述内容的“蹉跎岁月说”，我始终持怀疑态度。
二
       图： 广州知青去海南农村落户
        谁知问题还没有想清楚，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返城知青立足已稳，少数知青成功人士破土而出、踌躇满志的时候，“青春无悔说”又“闪亮登场”。
        对绝大多数下乡知青来说，提出这种口号，已没有当年那种“大有作为”的豪情，“红色接班人”的骄傲，“接受再教育”的虔诚，只意味着“我们经历过苦难，锻炼了意志，为现在的奋斗乃至成功奠定了基础”。提出它的目的，也不过是为自己的历史寻找价值，为回城之后重新奋斗召回自信。
        然而，这种缘自当时形势，出于一时情绪的口号，同样隐含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首先，强调“苦难锻炼意志”，是否忽略了苦难同时有摧残意志的一面？当年，不少知青精神颓废，意志消沉，不惜以弄虚作假甚至自残的手段搞“病退”，同样惊心动魄，惨不忍睹，不容否认。返城之后，普遍感到知识和技能匮乏，能力不够，甚至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国家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影响下一两代人的教育和培养，也是应该直面的现实。这些历史的烙印，现实的辙迹，深远的影响，不是“无悔”两个字掩盖、抹杀得了的。其次，过分强调“无悔”，是否又会引出讴歌苦难，或肯定“上山下乡锻炼意志”的“唯一性”，呼吁后代永走下乡“回头路”的副作用？也应考虑。第三，肯定“苦难”而又在回首“苦难”时“无怨无悔”，是不是同样忽略了农民和回乡知青的处境和感受？难道他们“苦难”一生，也该“无悔”一生？因此，“苦难锻炼意志说”是否全面？可否普遍化？所谓“无悔”，究竟是充满骄傲感、优越感的“唯经此事才无悔”，还是无可奈何的“事成定局不能悔”？那段岁月，究竟应该命名为“蹉跎”还是“无悔”？都值得辨析，值得深思。
三
        实际上，上面两个口号，都有意无意遗忘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即首先应该对知青下乡运动和知青在乡下的处境作政治经济学分析，再说其它，不能老是停留在情绪、实用上做浮表的诗化文章。这是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使用的思想方法，也是文革年间部分知青思考过的问题。

        如果遵循这一思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就既不能耽于诉苦，也不能急于自满，而应老老实实将“修理地球”那些年代定义为“荒诞岁月”，承认在那些年月里，我是“辛劳伪善多余人”。当然，由于下乡知青当年处境有别，如今的认识依然各异，我的说法很可能得不到普遍认同。但是，我必须说说自己，说说我可能能够代表的那部分知青，说说我观察、体验过的事实，达到“活个明白”的目的。这也是写这篇文章的缘由。
        为什么说“辛劳”？因为对一个八、九分底分的不熟练劳动力来说，一年要挣三千多工分，让自己吃饱，攒够回家探亲的路费，并不容易。除下大雨大雪，天天得出工，还要积极主动，不让别人说闲话。这就必须拿出吃奶的力气，一滴汗摔八瓣的劲头。另外，翻几座高山，沿羊肠小道去打柴，种好自留地，也不像如今“旅游”、“欣赏田园风光”那么轻松，更不像“驴友”出行那么兴高采烈。而且，为自己干活，比时不时还能享受“滚大龙”、“磨洋工”之类“懒趣”的出集体工更累。这就只能用“辛劳”来概括。但是，即便如此，“饱”之外的“暖”依然谈不上。衣服和被盖是家里带的，寄的。每月五块钱零用钱，也问家里要。不然，信纸信封邮票，牙膏牙刷肥皂等问题就解决不了，更不用说“打牙祭”！这又说明，尽管“辛劳”，我们依然不能“自给”，更谈不上为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打下经济基础。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辛劳”这些“苦”，只是对一个由“城里伢”变“乡里伢”的知青来说的，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城里伢”和城里人来说的。比起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甚至比起极端贫困家庭中那些八九岁、十来岁就想方设法争着抢着出工的小孩所受的苦来说，只能算小事一桩。我不能遗忘这些参照，越过这条底线，更不能自顾自地将“辛劳”和“苦”夸大。
图：工余
        为什么说“多余”、“伪善”？因为在城里，我们是“社会闲散劳动力”，下乡是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社会闲散劳动力安置条例》（俗称《安置九条》）办理的。更要命的是，下到生产队，我们并没有变成“能创造价值的劳动力”，成为“有用的人”，反而用“不闲散”的“辛劳”掩盖了比“闲散”更坏的“多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当过生产队会计，“四清”时还代理过大队会计，清楚地知道，我们大队增加了五十几名插队知青，并没有增产增收！因而，从根本上说，我们收入的口粮是从农民口里“匀”来的，现金是从他们手里“夺”来的，只不过使用了貌似公平，坚持了“按劳付酬”原则的“记工分”的分配方式罢了。更滑稽的是，在暗地“匀”“夺”的同时，我们还绝对真诚地摆出一付“壮志凌云，豪情满怀，干劲冲天”、“不畏艰苦，不怕辛劳”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架势，自以为是在帮助甚至施惠于农民！这岂不是既“多余”又“伪善”甚至“荒诞”？这就是事情的本质，是不可否认的经济学事实。它与我们为农民做了哪些好事，农民又对我们多好无关。
四
        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在肯定“劳动创造世界”，提出“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找不到位置。马克思认为，劳动必然包含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必要劳动创造维持劳动力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物质资料，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产品，为资本家提供剥削空间，或者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发展生产力提供条件。我们从事的这种几乎不能维持生存，更不能为繁衍后代创造条件的劳动，以及以“匀”“夺”来的价值为价值的“劳动”，不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考察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的劳动算哪门子“劳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荒诞“劳动”？就是我们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
        同时，早在十九世纪，提出“边际生产率论”的西方经济学家就警告过，绝对不能在劳动力生产的产值低于应该付给他们的合理工资的地方再投入劳动力，如果盲目大量投入，就只能将劳动力的工资降低到不能维持生存、繁衍后代的程度，或者，引起亏本，破产。这是经济活动中的常识，也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道理。当年，如果实事求是地承认，“大跃进”滥砍滥伐森林，胡乱使用土地，破坏了水土；忽视肥料生产，早已开始了土地肥力递减的进程；不科学地对待人口问题，不提倡节制生育，已使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大大过剩；人民公社体制，不但严重打击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还引出了种种弊病，陷农民于贫困，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再向农村投入劳动力，不仅不会改善农村现状，反而只会雪上加霜，破坏农业和农村建设，损害城乡关系，也必然会引出“增人但决不增产增收”的结果，制造“辛劳伪善多余人”。那么，为什么还要将我们这些劳动力投入？是不知？不懂？还是拒绝知？拒绝懂？抑或是既知又懂，但实在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就是我们应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对这些问题，依据已有的某些共识，比较合理的解释也许是：当时，由于计划经济弊端多多，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危害甚大，国民经济己在瞎折腾中元气大伤，政府实在无法让全部新生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从事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劳动。但迫于各方面形势，尤其是政治形势，又不得不违反经济学常识，将我们这部分“社会闲散劳动力”、城市不安定因素投向农村插队。其实质是剥夺农民，其根源是完全忽视甚至敌视经济发展，根本违反“以人为本”原则的极左路线。
        当然，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入，我们对这些问题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无论如何，想要证明上面说的那种“劳动”和下乡“运动”具有合理性，恐怕只能是幻想。历史已经告别了那不堪回首的一页，我也衷心希望，“已经”就是“永远”。
        这样，问题也就清楚了，至少我们这种类型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不是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什么“接受再教育”，而是社会危机的象征，必须改革的朕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不是“辛劳伪善多余人”？那些日子，又怎么能不是“荒诞岁月”？
五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那种现实，农民是感受得到，看得清的。原来是多少人分了多少粮食多少钱，后来又是多少人在分多少粮食多少钱，他们心里明镜似的。所以，知青下乡，“扯薄”了农民的“被子”，决非早已不敢乱说乱动的所谓阶级敌人的造谣污蔑，恶毒攻击，而是少数敢想敢说的农民用朴素的语言发出了自己的心声！当年，我们说这是“怪话”，但“怪话”里蕴含着农民自己洞察的最可宝贵、无可置疑的真理。千万不要以为农民“木头木脑”，“傻里傻气”，对现实无感受，对世道没想法。不少“土改根子”，绝对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在“忆苦思甜”诉了旧社会的苦之后，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说起六十年代初“困难日子”所遭受的苦难，讲出自己饿着肚子，排着长队去掩埋饿死的亲人的故事，让我们这些知青听得目瞪口呆，惊诧莫名，慌乱不已。但这绝对不是他们犯了时空错乱的错误，而是刻骨铭心的感受使他们情动于衷，不得不说。也不是他们犯了糊涂，胡说乱说，而是用出人意料的方式证明，他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自己经历的一切完全心知肚明，根本不屑于将觉悟“提高”到“说假话从不脸红”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除个别地方在文革年间出现过农民与知青尖锐对立的现象外，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哪怕明知吃亏，依然对知青友善，关怀体贴我们，这又展现了何等崇高的“与人为善”精神境界，何等仁厚的“悲天悯人”情怀，真是我们想学都学不来！回想起这些，怎么能够不怀念，不感恩？而前述回乡知青作家的质疑和反感，也在精神上与上述“怪话”“胡说”一脉相承，我们更不能因为听着不顺耳不顺心而置之不理。正是这些，使我们的自我反思得以展开，也使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改革得以大刀阔斧进行。
        即使是广大干部，只要不为谋取私利而丧失良知，同样心如明镜。为解决知青问题，他们曾反映过情况，做过不少工作。改革智慧的孕育，也与观察、分析、研究知青问题大有关系。
        真正“木头木脑”，“傻里傻气”，“糊涂”，“胡说乱说”的，倒很可能是我们中那些刚刚下乡插队、少不更事的知青！历经磨难后，才渐渐明白事理。遗憾的是，返城之后，尤其是自觉不自觉被实用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俘虏，迷恋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这部分人反而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事情的真相。现在，年在花甲左右，为了走出混沌，活个明白，我们理应“返璞归真”，重新直面真实。
        明白了这些道理，至少有以下好处：
  
        第一，打消我们这部分人曾经有过或可能有过的虚骄之气，重新审视曾经提出过的那些多少有些矫情，甚至暗含某种不公正态度的口号，摆正自己当年在农村的位置，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处境，无作用的“作用”，对农民永怀抱歉之心，愧疚之意，并继续关注与过去已有本质区别，但仍需努力解决的“三农问题”。
        第二，结合自己的经历，深刻体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必要性，为它尽心尽力。
        不知其他与我同类型的知青朋友也有这种感想么？祈盼讨论，指正。
        右 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通行证
六
        转点之后，我的身份有了变化。我们几个知青，在知青家长，社会上的化工“游击师傅”和知青好友帮助下，所在大队支持下，抓住计划经济必然产生“卖方市场”，必然有某些必需品供不应求的漏洞，办起了小小的化工厂，小批量地生产化肥硫酸铵，提纯硫酸，挣了钱，为大队盖了两栋房子，让农民增加了收入。我不但拿满工分，每月还有二十来元津贴。因为不再是“辛劳伪善多余人”，而是“辛劳诚实有用人”，我拿得理直气壮，笑逐颜开，还结了婚，有了女儿。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处境绝不可能在知青中普及。
        实质性的改变在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以后。我们夫妇都考上了大学，女儿的户口也进了城。从此，随着改革的深化，进城的就不单是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回乡知识青年，甚至普普通通的村妇，地地道道的农夫。他们争先恐后进城升学，务工，就是对所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的拨乱反正，也是我们时代光辉灿烂的一景。这才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才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走在大路上”！有本事，“联合国”也能考进去！
图：知青合影
        这意味着，“蹉跎”了岁月的，不仅是我们这些下乡知青，而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全国人民。下乡知青率先回城，也不意味着享受城里人“特权”，而是开始了让更多人进城，更好地建设新城市新农村的新进程！如果说，当年知青下乡插队，的确是社会危机的典型象征，那么，后来知青返城，就成了坚冰将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阳光即将普照大地的报晓鸡，报春鸟！我认为，这才是知青历史中最值得反思和最应该引以为荣的内容。要说“蹉跎”，是因为我们浪费青春年华去荒诞地扮演了“辛劳伪善多余人”；要说“无悔”，是因为那段历史，可以让我们深入认识当时社会，透彻理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绝对必要！
七
        如果延展思路，我们还可以拿下乡知青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创造的那种“多余人”比较，触及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我们当然已不是俄罗斯那种“多余人”。虽然我们像他们一样，心地善良，充满理想主义，憎恨社会丑恶现象，但我们不是贵族，无钱亦无闲，没有资格罗曼蒂克，躺着做梦，一切无所谓，或在贵族小姐举办的沙龙里充当“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也不会在无聊的小事上争风吃醋，好强斗胜，而是拼着性命辛劳，想着法儿“积极”，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结果又都一样：将生命之剑砍在水上！另外，还有一点相异又相同，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剥削劳苦大众，我们则用辛劳“匀”“夺”农民，这真让人啼笑皆非！
        如果再想想，在历史发展中，经过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不断反思和不断自我改造，“多余人”转换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新人”，脱离社会实践的“智慧的痛苦”转换成了“民粹派”“革命党”改造社会的行动纲领，俄国革命又导致了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成功后竟出现了我们这批“辛劳伪善多余人”（我不知道苏联是否有），这又是为什么？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巨大历史课题。哪怕仅仅追溯一下此中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心灵史，也大可益人神智。
        不多说了，谨以此文纪念那逝水流年！
        二  八年一月八日改定于珞珈山
作者简介
程亚林，男，1964年9月插队于湖南省江永县桃川公社石枧大队第三生产队，1970年9月转点至湖南省浏阳县沙市公社杨林大队第八生产队，1972年末娶妻，1974年9月得女，1978年3月考学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