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称莫言不是个怯懦的人：他敢于仗义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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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称莫言不是个怯懦的人：他敢于仗义执言

2013年04月19日
来源：长江日报　
　　昨晚，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理论家谢有顺应华中科技大学人文教育基地之邀，在该校西五楼向学生作演讲，题目是《莫言小说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观》。他说，由莫言掀起的“诺奖热”、文学热迄今未退，足以说明“莫言事件”的重大性。很多讨论的参与者、旁观者由于对莫言及其作品缺乏基本了解，引起了种种误读，他希望大伙儿回到莫言作品本身，回归文学和真相，让讨论结出富有知识含量的果实。
　　莫言并非像他自称的那般怯懦
　　谢有顺与莫言有过交往。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透露，早在莫言获诺奖之前，作家方方就和他俩有过口头协议，今春要邀请他们进驻华中科大共同讲学，“莫言后来得了奖，来不了了”。
　　对于莫言获奖，国内争议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认为他的获奖意味着中国文学获得世界肯定，“奥运、世博、诺奖”三大高峰一一被中国人“征服”；另一方面引为耻辱，认为诺奖“太没有价值追求”，颁给了一个对现实政治毫无己见、与权力社会“甜蜜合作”、不问民生疾苦的人。谢有顺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失偏颇。他说，莫言作品《蛙》对我国计生政策提出了深刻反思，《丰乳肥臀》曾引起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反感，联名要求莫言反省、写检查，莫言也迫于压力从军队转到地方。《生死疲劳》则对土改进行了深刻剖析，比如其中“冤鬼”地主的声音：“拿走我的地也就算了，为什么非要枪毙我呢？”
　　面对媒体采访时莫言多次表达自己是个怯懦的人，谢有顺认为这是他在自嘲，是幽默感的表现。实际上，莫言敢于仗义执言。他曾经当着有关部门领导的面指出“禁映贾樟柯的电影是一种犯罪”。后来贾樟柯很快从地下走入阳光，虽然说无法考证是否莫言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他自有其勇敢一面。
　　文学很多时候在于寻求终极关怀
　　莫言在诺奖授奖仪式上曾表示自己仅是一个会讲故事的手艺人。谢有顺认为，那种用政治立场评判文学高下的做法经常会缩减文学的意义，甚至伤害文学。文学是永恒的存在，一个有追求的作家不会囿于一时之见。“文学不回答今天、明天或者是后天的问题，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它提出的问题也许在千年前难以回答，千年后也难以回答。”
　　谢有顺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最终拖回了一条大鱼，一条被蚕食得只剩骨架的大鱼。老人究竟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我们无法定论。文学就是在这种莫衷一是的纷争里给人拓宽思考和想象的空间，提供美的愉悦。
　　他还介绍，自己曾在“台独”热潮高涨期间访问台湾，与当地知识分子攀谈，他们大多表示反对台独，而他们的反对理由很有意思：有的人因为陈水扁将国学大师钱穆赶出了居住几十年的老房子；有的则是无法忍受“台独后的台湾”将李白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划入“外国文学”范畴。谢有顺说，李白、曹雪芹当年埋头创作，怎么可能想到自己的作品在后世会“成为指导两岸形势发展的武器”？苏东坡和王安石曾经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可现在有谁记得他们的政治立场差异？
　　谢有顺认为，对莫言作品我们不宜作过多的政治判断，作家有权利在作品中进行自由、迂回的表达，他的观点也许慢热，但却持续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
　　“莫言热”说明文学在中国依然重要
　　“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边缘化了”，种种说法曾流传一时，但是莫言获奖之后社会所表现出的高度关注，又似乎说明这些判断都站不住脚。谢有顺认为，这证明文学事件依然是中国的主流话语，其背后有着深刻的、不被意识明显觉察的历史文化因素。
　　谢有顺指出，我国历来“以文学立国”，文学具有“准宗教”地位。我国缺乏宗教传统，很多人生终极问题都由文学提出、再由文学来解答，可以说，不懂中国文学就不可能懂得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活而不是那样活。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中国人取名字讲究雅致、用典、差异化，而不像西方人清一色叫约翰、玛莉亚等，不像他们那样爱从宗教经典中找依据。一个即使标榜信佛的中国家庭，也不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一灯”、“空相”。他会认为那不吉利。中国的中产阶级买了别墅，会在周围种几棵竹子，室内养几盆兰草，这其中就浸染了中国情怀，文学外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有的人在每日悄然实践，不见得是有意为之，但是充分说明了文学强大的潜移默化作用。
　　“所以，不要怕从事中文写作没人看，不要担心文学边缘化。中国经济富足之后，文化的兴盛迟早要来。” (记者刘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