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发展需厘清问题探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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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发展需厘清问题探寻出路

2013年04月19日
刘　颋 　


　在江苏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新诗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畅言——
　　新诗发展需厘清问题探寻出路　　
　　中国新诗100多年来，新诗文体的边界尚有待进一步明析确定，新诗成长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也比较多，不管是诗歌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还是社会精神与价值的架构都是如此。日前，第二届“中国新诗论坛” 在江苏苏州太仓沙溪镇举行。此次论坛以“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诗歌教育与经典化、诗歌与时代生活、诗歌审美的基本问题等话题，展开了积极有效的对话和讨论。
　　诗歌教育对新诗经典化有重要影响
　　诗歌教育与新诗发展和未来诗歌经典构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部分与会者通过对诗歌教育问题的思索和探究，认为其对诗歌的阅读和传播、新诗合法性和经典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新诗百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谢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百年新诗，可以称得上经典的不少，它们在等待发现的眼睛和发现的心灵。新诗的经典化，取决于艺术上的完美和流传的广泛。
　　吴思敬认为，当下新诗发展主要面临新诗教育和新诗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而新诗教育尤为重要。新诗教育不仅仅限于学生和年轻人，而且还要面向全民。古体诗之所以一直深受喜欢，是因为其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与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有着比较好的继承，而这正是新诗所缺乏的，因此这就涉及普及新诗文体知识的问题。
　　何平以南京某中学高二年级的诗歌阅读为样本，推广了一个“读同时代的诗”的诗歌阅读普及活动。他认为中学阶段的诗歌教育对于诗歌的经典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诗教育不包含教育界的诗歌教育，那么我们的新诗研究就会成为书斋里的一门学问。他选了14首和学生同时代的诗歌，以及一些有可能形成新诗名句的诗歌进行推广教育。他表示，如何进行诗歌教育，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关于新诗的经典化，王彬彬认为，新诗的合法性与经典化是互为前提的。到现在依然有人认为新诗是失败的，新诗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没有这个前提而去谈经典化就显得很矛盾，而只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经典化之后，合法性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林莽指出，中国新诗虽然很热闹，但弊病和不足依然存在。比如知名诗人可读的诗歌不多，这就需要一种诗人的自我要求。对于新诗的边缘化和被边缘化，他认为有很多自身的原因，因此应该更多地寻找诗歌和诗人本身的问题。
　　诗歌要在时代面前发出自己的声音
　　诗歌如何在一个转型巨变的时代成为塑造和改变时代精神的重要力量，成为此次论坛讨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与会者从诗歌的文化价值、公共性、大众化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这一问题。
　　王光明认为，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不是在历史中发出历史的声音，不是在时代面前发出时代的声音，而是必须在历史和现实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是因为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不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而是必须和历史对话，提出自己对于历史、对于社会的感觉和想象。
　　耿占春指出，重塑感受力，需要诗人重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存在，回应眼下我们这个变动的世界。不能仅仅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来理解，而是应该历史性地阐释诗歌的文化价值。
　　唐晓渡认为，当代诗歌和社会脱节，诗歌没有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诗人没有承担他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在牵涉到社会正义、良知、苦难等公共问题的时候。他因此提出建构现代诗的“内在的公共性”：诗歌从一开始不只是一种个体经验或想象力的表达，或一门古老的语言技艺，它还是人类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维度。成为启示性个人的诗人通过锻炼敏感、丰富而活跃的个体心灵，或者“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和正义”，来实现自身的公共性。
　　何同彬回应了唐晓渡提出的“内在的公共性”。他认为，内在公共性仍旧是缺乏公共性的，公共性作为启蒙的前提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艺术问题”。在真正有效的公共空间形成之前，艺术的私人性难以彰显其可能作用于公共生活的积极功能。
　　新世纪诗歌的进步和问题
　　新世纪以来，新诗创作的美学面貌和诗人存在的现实生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在多元化、开放性、创造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在艺术认知、形式实验、创作心态、口语化、娱乐化等方面遗留下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和纠正。
　　罗振亚梳理了新世纪诗歌存在的问题：一是有分量的作家、作品太少。一个时代的诗歌是不是繁荣，要看它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诗人。二是很多诗人把创作当做一种艺术体验，或者当成实验场，这样就导致诗这样的写作是贫血的。三是民刊、网络的发展，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四是诗歌向娱乐化、大众化、消费化方向发展，媚俗化导致诗性的大面积消亡。
　　宗仁发认为，当代新诗中，故乡意识被强化了。诗人们似乎都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故乡在有意无意间走向了雷同，诗人对故乡的书写却在共名的故乡中失去了个体的独特性。如何转换观念、突出个性和独特性是个紧迫的问题。
　　霍俊明表示，当下诗歌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最缺乏的是一种诗歌精神和诗人形象。没有理想和精神的诗歌可能也在愤怒、也在控诉，但已经不能像当年的诗歌那样能够冲击我们的灵魂。当下的诗人形象在共名的书写中模糊了个性，离诗歌和诗人真正要承担的十分遥远。
　　马新朝认为新诗经过诗人们近百年艰苦的探索，已经越来越自由和纯粹，更加接近诗的本体和本质，但民众对诗歌的关心和热爱程度，不是越来越好，而是呈下降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冷遇和误解。
　　依然有待廓清的诗歌审美基本问题
　　新诗经历了百年来的繁荣发展，但有关新诗的古今之争、美学倾向、语言、地方性、概念命名等基本问题，仍然需要进行细致科学的梳理和探讨。
　　韩作荣认为当前诗歌创作应该复活母语、沟通中西诗学，他不赞同将新诗与旧诗两种诗体割裂开来。将新诗看成没有脐带的舶来品是一种误解。新诗与旧体诗词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内在诗学结构、诗性意义的追寻，不同的只是外部形体、格律及音韵的区别。在古体诗词中探源寻根，这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创建无疑是颇为有益的探求。
　　诗歌艰涩或晦涩的问题，一直是个聚讼不已的重要问题。叶橹认为，诗歌创作中出现“艰涩化”这种倾向，不能简单地认定其是一种有意地背离一般人欣赏习惯或故意脱离群众、使诗歌走向“贵族化”的艺术行为，而应当从诗人的生存处境来加以探索。一些进入深层次的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常常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是这些人根本进入不了的境界，故而产生艰涩之感。所以在面对一首显示着艰涩意味的诗时，还是应当以宽容耐心的心态来对待。
　　“张力”是陈仲义近些年诗学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在诗歌创作中“张力”是诗语活动中局部大于整体的增殖，诗语的自洽能力以最小的“表面积”获取最大化的诗意。在这个意义上，“张力”是激活现代诗语的“起搏器”，是通达诗语最短却最有效的入径，更是衡量优质诗语品质的标杆与尺度。因而有无“张力”，是区分诗与非诗的主要界线。
　　“地方性”写作或“地域诗歌”对当下诗歌创作有何意义？何言宏认为，“隐逸与漫游”的生存方式及诗歌作品中对风物、自然的亲近与护卫中显现出的与现代性的精神冲突和紧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包括和体现于诗歌创作的主题话语、美学特征、诗学策略以及诗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态等诸多方面的精神现象。
　　傅元峰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个时间论域的概念和“新诗”作为一个诗体的概念，其实它们存在着很多的混淆。新诗的理论建设必须窄化，窄化的策略就是回到新诗的“无韵”这样一个特征。“无韵”其实就是新诗的一个独特性，只有把白话诗放到“无韵诗”这样一个地位之后，它自身的诗体特点才会被反弹出来。
　　此次论坛由江苏省作协主办，《扬子江》诗刊社和沙溪镇人民政府承办。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党组副书记张王飞出席论坛。论坛由汪政和子川主持。参加论坛的还有舒婷、张洪波、刘福春、晓华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和评论家。论坛期间举行了《新诗十九首——中国新诗沙溪论坛推介作品赏析》新书首发仪式。（刘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