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命运转化提升为使命

教师之友网

把命运转化提升为使命

张玉新

（本文发表在《人民教育》2013年7期）



春秋时晋国师旷苦于不能集中精力，苦于外面世界诱惑太多，便自刺双目，以专于琴艺。后来果然技艺大进，成为天下闻名的乐师。现在比师旷时代诱惑多得多，无论天资多好，若耽于诱惑，想在岗位上取得成绩，恐怕是痴心妄想。我给了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政治上没有野心，仕途上没有热心，业务上要有恒心。我决不把业务当“敲门砖”，而是当“金砖”。命运虽让我以教师职业为安身立命之本，但我并不满足，逐渐把命运转化提升为使命，于是在艰辛、忙碌中，我收获了巨大的幸福。

从“想说爱你不容易”开始职业生涯

吾少贫，学不如人。1981年考入四平师范学院（现为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几年几乎没有读过什么现当代文学作品，而是把功夫下在古典文学和古汉语上，我是班级公认的“铁人”，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在图书馆里从早泡到晚。学生书库不过瘾，就蹭到教师阅览室，读一些学生书库读不到的书。古典文学每学完一个段落，便强迫自己完成一篇“论文”——通过读书摘抄写一篇自我命题的小文章；还选择重点篇章“练手”——自主分析、鉴赏，完成了《孔雀东南飞》集注，《离骚》、《天问》的翻译，背诵了很多古典文学作品。

一番“恶补”，起初因底子薄而自卑的我，居然在大二就走出了自卑，还有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做一名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但最终偏偏成了一名语文教师。不过先前的努力，倒为我做好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奠定了基础。

1985年大学毕业，我被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选中，成了第一个从四平师范学院走入这所著名中学的毕业生，母校希望我能“创牌子”。

在生活中我不轻信、不服气，这是我的一种禀赋。宿命地说，我与语文有缘，我的一切幸运、运气，都与语文有关。通过读书我悟到：不管你喜欢哪个门类、专业，总得认真读过一本书，总得从一本精读的书中琢磨出一点道道儿，要不怎么算读书人，又怎么教书？要是能把这一点传授给学生，不就教会学生学习了吗？

大学“恶补”获得的那点积累，给了我底气，也让我尝到了甜头。于是我以教材为核心，先自己研究教材，再围绕教材积累资料，从核心到外围。教材中鲁迅作品多，我就通读鲁迅全集，尤其读其中与教材有关的小说、散文、杂文；古文中《史记》最多，我就通读《史记》，尤其是与课文有关的本纪、世家、列传。还利用学校和东北师大的图书资源搜集与课文相关的学术论文、鉴赏文章。这些做法也源自对许多同行的考察，他们绝大多数都先读教参，从教材的外围着手备课，每教一轮都重新备课，教案写了很厚一摞。尽管我刚毕业，但我相信自己不是这里最差的！我不信名校的教师都是名师。我通过观察那些比我年长的教师给自己定位，掂量自己到了他们那样的年龄教学水平能否超过他们；尽管我的教龄最短，但我坚信在教学上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回过头来看，当时我只是在职业层面认真对待这个岗位，靠着年轻人的锐气走路，对做教师还处于“想说爱你不容易”的复杂心情阶段。

不知不觉中步入“爱你没商量”的历程

一般说来，青年教师要经历模仿教学的阶段，先有规矩，后成方圆。我基本上直接进入了独立教学阶段。我对同行教学水平的了解主要通过公开课和平时谈话，从他的课判断其教学发展趋势。因为年轻而粗率，我基本不主动去听课，也就禁阻了模仿。

那时语文工具论盛行，强调“双基”教学，课堂教学结构是凯洛夫的五环节，对文本的分析要看主流意识形态的眼色。当时涉世不深的我，言论毫无顾忌，误将上一代人的缄默和失语看作平庸。回顾起来，这未尝不是我少不更事的无知无畏，却也幸运地因此而成长，并歪歪扭扭地留下成长的足印。

不甘苟同的教学追求，使我在平时的课堂上注重引导学生用自己的思维去判断，反对盲从、人云亦云。我也以自己的独立思维进行教学，后来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化教学。

1991年，我参加吉林省第二届语文教学新秀评比，上的是《过秦论》第三课时。在总结《过秦论》写作手法时，我说：“贾谊在叙事的基础上进行议论，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论点得出的水到渠成。”突然，一位同学举手发表意见：“《过泰论》观点与材料不统一，‘水’是到了，‘渠’却未成。因为，材料叙述的都是秦如何用暴力得天下，秦行的是暴力竟能胜利。”许多同学也表示同意这个观点。这时，听课的同行们也不由得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看如何处理这个难题。我不曾预料到这样的突发事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准备，但我十分镇静地说：“这位同学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同学们想一想，《过秦论》用四个自然节写了秦的始盛、益盛、极盛及速亡，过秦的‘秦’应该指什么？是秦国还是秦朝？”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秦朝”。“秦朝”两字启发了我的灵感，我说：“从秦国到秦朝的建立在贾谊看来没有过错。错就错在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不施仁义。贾谊认为，暴力可得天下，但不能守天下”。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位同学又站起来质疑道：“仁义的观点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可他在论据部分使用的历史材料全是写秦国如何奉行商鞅制定的法家路线，儒法两家在历史上的纷争尽人皆知，这不也是观点、材料不能统一吗？如果说水到渠成，我看是水太大了，渠过浅了。”顿时，群情激昂。我通读过《过秦论》全篇，这时突然想起中篇的“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灵感的火花再一次闪现，很自然地在板书的课题“过秦论”后加个“（上）”，顿时，学生恍然大悟，原来后文还要继续论证这个问题。“水大渠浅”的问题解决了。


学生以其积极思维不断向教师质疑，反过来激发了教师的教学机智，使平时的积累在课堂这个特殊环境中达到了质的飞跃，课堂教学也因灵感火花的闪现而达到高潮，学生们从中深悟了知识难点。诸如此类的现象，我称之为灵感现象。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开始朦胧地认识到，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灵感就是教师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时，采取具有突变性的措施所取得的一种突破性的创造性认识活动。我开始意识到，语文课要启迪学生的灵性，首先要求教师有灵性，否则，以浦柳之姿难授桃李之教。

这次比赛让我在教学上逐渐形成快节奏、大容量、灵活多变的风格。

1993年我又作为吉林省代表，跟随张翼健先生到大连参加东北三省青年语文教师作文教学大赛。当时我刚好送走一届高三，成绩优异。按常规应该回到高一从头教起。但我已厌倦那种讲深讲透、精讲多练的教学样式，深感高中教学教师多于重复自我，自己必须要有新的选择。幸运的是我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在大连向翼健先生请教。我的课是关于逆向立意的问题，课上得十分成功。翼健先生却指出了我过于注重自身，对学生有所忽视，教学方法上、教育意识上存在的问题，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大连上课时，我兴之所致，忘情地用教鞭指点学生。翼健先生用少有的严肃的口气向我指出，教师千万不能用教鞭指点学生。他鼓励我到初中去搞教学改革，去研究教法，去感受教育的魅力。

听了翼健先生的话，比赛结束后我便一头扎到初中起始年级，一级一级跟着学生升，一口气教到高三毕业，教了整整七年。在这七年中，我懂得了翼健先生为什么批评我用教鞭指点学生。原来，这种行为反映了教师潜意识里没有把学生当人看，没有把学生看作是与教师有平等人格的个体，这个不起眼的动作，与马戏团的训兽师拿着鞭子训练动物无异。从此，我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习惯，注重传统语文教育中的经典做法的研究和应用。直到2000年这批学生毕业，有7名学生出版了个人作品集。在这七年里，我的学生从少年长成青年，从中学跨入大学，我恰好从而立走近不惑；他们在成长着美好的青春，我在消逝着同样美好的青春，却同时渐入教学生涯的青春期，我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成长寻找和确定着自己的坐标。

1995年，我怀着要自我否定的心态，在职攻读教育心理学研究生。导师周国韬告诉我，应在已有的学科基础上建高楼，这样既能为现实教学服务，又有利于个体知识建构。我便有选择地读对语文教育教学有助益的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书籍，并努力在教育教学中应用。果然眼界开阔了，第一次开始站在语文之外审视语文，带着对教学的诸多困惑，尝试到学生中去调查研究，思考着语文教育的出路。


一年后，我参加东北三省十佳中青年语文教师的评选，上了一堂《打渔杀家》。我在课堂上率性而为，没有分段、概括段意、归纳中心，兴之所致我还唱了起来。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我很是陶醉。这一课，我表现了自己，但出发点完全与过去不同，我是通过教师的投入，创造良好的课堂情境，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是我探索语文学习规律和教育规律自觉走向理性的开端。

经过十年多的努力工作、勤奋思考，我有争议地成为语文组副组长。学校的这个决定是对我教学工作的认可，这时我意识到应该给自己的一些做法找到恰当的说法。这样，做法和说法就不再是我个人的，而是全组的、学校的。语文组是全校教研组最早有“说法”的教研组。

上世纪末，语文界人士对新中国成立50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的语文教育的得失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界外人士也对语文教育有诸多批评。得益于那场大讨论，促使我对语文教育的诸多根本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并形成了观点。比如小学与初中、初中与高中的衔接问题；关于语文教育民族化问题等。

我带领语文组的教师们开展“语文教育民族化方向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课题研究。从此，它成了吉林省语文教育界的一面旗帜。2000年，我为参加“跨世纪园丁工程”首届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的40名优秀教师作了有关语文教育走民族化之路的报告，接着又为第二期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的学员做了相关内容的报告。2004年，我从东北师大附中调入吉林省教育学院高中部，语文教育民族化的研究得以在全省推行，并立项为吉林省教科院“十一五”规划课题。我认为语文民族化之路是语文教育的根本出路，民族化之路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体系的路径。

从此，我走出了狭隘的职业观，语文教育教学的职业命运开始向使命转化。

爱下去，因为这是我的使命

我自从成为东北师大附中语文组副组长，便开始自觉地以学校、教研组的发展为己任，尽量减少自己上公开课的机会，让更多的青年教师得到锻炼。我以这种形式“兼济天下”。

2001年，我被评为新世纪吉林省第一批特级教师，这一年我38岁。我这样鞭策自己和全组的教师：我们站在山峰上，并不说明自己是巨人；我们考量个人的分量，必须减掉学校品牌赋予的附加值。就教师个人功底学识而言，横向看，我们或许是高峰，但纵向看，我们或许是低谷。

如果说这时期我“兼济”的还只是东北师大附中语文组，视野还不够宽阔的话，那么2004年调入吉林省教育学院则是这种“兼济”的大跨越。从此，吉林省的高中语文成了一个“省级”教研组，我做了这样的语文大组长，得到我帮助、指导的教师人数日众，我的教研辐射能力更强，面更广泛。

2004年11月，刚过不惑之年的我，离开了魂牵梦绕的学校，离开留下青春与激情的学校，离开了成长与成名的学校，来到充满美好憧憬和“壮年之志”的省教育学院。从此，我从语文教员转身成为语文教研员，一字之别，却表明了我的工作重点从以往的以“教”为主变为以“研”为主。因为我有20年在一线从事“形下之作”的积淀，因为我在当语文教师时就十分重视教学研究，因为我转岗目的在于寻求“形下之作”向“形上之思”升华，所以我较快地完成了角色转变。

有了宽裕的时间梳理、总结自己的教学实践，我的成果开始“爆发式”呈现：2005年7月，转岗仅半年，就完成了29万字的专著《高中语文教育评价》；2008年出版了《张玉新讲语文》；2011年出版了《在形下之作与形上之思间徜徉》。转岗以来，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40多篇。

学业进修又有新的进展：2006年我成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的在职博士生。

职称又有新的突破：2007年又是我实现新的梦想的一年，我晋升为教授。在中学评上特级，在高校晋升教授，这是我的职业生涯的最好回报。

业务上又被委以重任：2012年，吉林省教育学院为我成立 “张玉新导师工作室”，目前这是吉林教育学院唯一的“导师工作室”。

转岗一晃十个年头，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由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转变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研员，但我没有忘记教师的本分。我累计到50多所学校听课、讲课、评课，指导青年教师参加全国比赛20多人次，均取得优异成绩。

尽管我教学的青春期已经消逝，可是我教研的青春期刚刚到来。

在回顾成长经历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在赖以谋生的行业里，我总能得到高人指点，贵人相助。高人让我在专业之路上少走弯路、走上正路，贵人在我跌跌撞撞甚至跌倒的时候拉一把，让我站稳了身子，于是就成长了。当把职业往事业上提升时，成长会越加茁壮。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仍要“一条道跑到黑”。
爱下去，我别无选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





作者简介：张玉新，1963年生于吉林省通化市。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吉林教育学院教授。现为吉林省教育学院高中部语文教研员、“张玉新导师工作室”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