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大学教授是先生，小学老师更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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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大学教授是先生，小学老师更是先生
　　西挹神山双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小说家汪曾祺在苏北高邮长大，他一辈子忘不了小学的校歌，他更忘不了这个校歌的作者，五年级时的国文老师高北溟先生和其他老师们。他在西南联大与沈从文等老师相遇，使他得以走进文学的天地，但小学老师对他生命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乃至成为他小说的主题。
　　金庸以武侠小说风行当世，更大的成就是在香港创立《明报》，不善言辞的他喜欢以纸条治报，凡事都写纸条给下属，这是其中的一张：
　　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作了“若果”，心想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以后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当年他在浙江海宁袁花镇上小学，五年级的国文老师兼班主任是陈未冬先生，因为他在作文中总是将“大都”写成“大多”，陈老师翻出《辞海》，给予指正。陈老师还让他主编级刊《喔喔啼》，他自述，“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敢忘也。”六十年后，师生重逢，他还提到当年的错字，老师不禁大笑，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小学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也许因人而异，可以肯定的，少年时代在求学生涯中最为宝贵，此时遇到的老师很可能影响人的一生，这是启蒙的时光，真正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又新又活的图画，具有极大的可塑性。金庸、汪曾祺在以后的日子继续求学，出版家范用、作曲家周大风、学者金克木等人只读到小学毕业，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就固然是依靠自学、自我摸索，但当他们一次次地回忆小学生活时，无不对早年的老师充满感恩，老师打开了他们最初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开启了他们通向未知世界的通道。在他们心目中，那些先生的形象永远是活的具体的。
　　钱穆、叶圣陶等人都曾经长期做过小学老师，这个经历构成了他们人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或者说他们就是从小学老师开始展开绚烂的人生的。钱穆在登上大学讲台之前，多年在无锡一带的小学从教，还做过小学校长，他晚年最怀念的就是那些岁月。他说争取到了学校行政、课程编排的绝对自由，体操唱歌课与国语课同为全校师生每天的共同必修课。他亲自教作文，将作文与生活融为一体。有一天他出题《今天的午饭》。一学生写，“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 他抄在黑板上，并告诉学生，说话须有曲折，如最后一句。他带学生到郊外听松涛，在走廊上看雨，让学生各讲故事，如此一来，学生认为作文为日常人生中一乐事。仅仅半年，四年级学生都能写出像样的白话文来。
　　1917年春，叶圣陶到苏州水乡古镇甪直任教，在这里，他和其他老师一起自编各种课本，创办生生农场、利群书店、博览室，造礼堂，建戏台，开同乐会、恳亲会，辅导学生自编自演话剧，组织学生远足旅行。在几年，他充满了希望、快乐。并不是物质上的丰裕(在学生的记忆中，当时他的薪金不多，布衣布鞋，粗茶淡饭)，而是精神上的富足、创造的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满足，这是任何有形的报酬都无法替代的。 “五四”运动时，我们看到他代表当地小学老师发表的罢课宣言，那种自信，那种身居偏远小镇、心怀天下的心胸，都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小学老师的精神状态，与时代同步的职业自信，播撒文明种子的知识庄严，在基础教育中自觉的创造乐趣。这里并不是他的故乡，却胜似他的故乡，他临终前留下的遗言要埋骨于此，可见他对这一段生活的珍视。
　　如果说钱穆、叶圣陶他们以后成为各自领域的名家，乃是小学先生中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性，我想起一些以小学老师终其生、默默无闻的名字，比如王人驹1946年为浙江永嘉县
　　的永昌小学校长，把训导主任改为生活导师，音乐课可唱古怪歌，国文教科书不用国民政府规定的“国定本”，而用开明书店的《少年语文读本》，当然当局也没有为难他。
　　刘百川1929年到1931年在江苏东海中学附属小学做校长，留下了一本《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关于那个时代小学的活的记录，那些朴素、简洁甚至零碎的对教育的思考，六七十年后打动了江苏南通的一个中学校长凌宗伟，“点点滴滴，细细碎碎，但处处闪烁着教育的智慧，浸透着对教育的理想，更有教育的实践。” 并通过他感动了年轻的85后教育工作者陈文芳，也触动了重庆冉家坝小学的杨乾敏校长和罗美莉。
　　王人驹、刘百川只是民国的小学老师，普通、平凡，没有骄人的业绩，也无显赫的名声，但毫无疑问，做他们的学生是幸福的，他们真正当得起“先生”这个称呼。教育，教育，教书育人，我们今天常常重视前者，忽略后者，其实，“育”是重心，哺育、养育、涵育……都是有生命的，教育的生命来自这个“育”字，小学讲台传承的不过是最基础、最浅显的常识，无甚高深之处，在问学的路上不过是起点，在育人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奠定根基的阶段，叶圣陶相信教育是一项“高尚的，神圣的”事业，认为小学教育的价值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不单纯是书本知识的授受。如何将文明的火把交在一代代孩子手中，如何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踏上一条人格健全的道路，如何启发他们天赋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如何激活他们的想象力，如何让他们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学老师，取决于他们诚恳而真实的思考，取决于他们对自己职业伦理的守护，取决于他们对人的尊严、自由的信奉。何况，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小学提供的文明训练将成为一生的基础，小学老师更承担着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负。与大学教授相比，也许他们的责任更重，恢复他们的职业自信、人格尊严，复苏一代老师的责任感，是这个时代和未来仍要面对的命题。我想起汪曾祺的小说《徙》最后，高老师早已死了，当年的小学生还在唱他写的校歌，“墓草萋萋，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此文为《新周刊》“先生”专辑特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