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现状的宏观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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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新世纪诗歌现状的宏观扫描作者：诗人文摘
□谭五昌  来源：广西日报
进入21世纪以来迄今已过了10个年头，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文化格局的生成与定型，当下的诗歌写作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形态等方面也相应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丰富性与驳杂性，一句话，多元化格局已经成为新世纪诗歌的美学主潮。从语言角度来看，“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并行不悖，且持各种语言写作向度的诗人人数众多，蔚为大观。同时，在“书面语写作”内部又可以细分成三种写作倾向：“学院化写作”（它通常被指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生命写作”。“口语写作”作为一种新的写作向度，它致力于对“语感”的营造。“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综合了“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所具有的艺术优点。
上述三种写作倾向形成了一种既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势，多元化的诗歌写作格局得以彻底彰显，并呈现出某种繁荣的态势，新世纪以来诸多的“诗歌流派运动”及“诗坛论争”现象便是有力表征。其中，“70后”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低诗歌”运动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诗歌流派运动”现象。
所谓“70后”是一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诗人集体式的自我命名，意在强调他们作为一个新起的诗歌群体不同于“前辈”诗人们的诗学追求和“代际意识”。2000年1月，由青年诗人黄礼孩精心策划并主编的民刊《诗歌与人》在广州诞生。该期刊物以“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为编辑主旨，集中推出了55位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70后”诗人以其整体上的鲜活风格与新锐态势，为新世纪的诗歌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2001年8、9月份，福建女诗人安琪与“70后”诗人黄礼孩合作选编了一本《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安琪在序言中提出了“中间代”的概念，并在该诗选中将一大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归入到“中间代”行列。2004年6月，由安琪、远村、黄礼孩合编的一部《中间代诗全集》，集中展示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整体雄厚的创作实力。大约2007年前后，广西青年诗人龙俊编辑出版了《低诗歌》系列先锋诗文本，汇集了一大批国内青年诗人的先锋诗文本，以及一批与此相关的理论文本。贵州诗评家张嘉谚将参与“低诗歌”运动的先锋诗人的美学取向用“崇低”一词加以概括，凸显了这批先锋诗人在美学立场上对崇高的彻底否弃，以及在文化立场上对世俗主义的完全认同。除此之外，新世纪10年来，不少“先锋性”的诗歌流派运动、诗歌事件及相关诗歌论争也相继展开（如“垃圾派”诗歌运动、“梨花体”诗歌事件、“羊羔体”诗歌事件等），其中，“梨花体”诗歌事件社会反响甚大，影响比较深远，值得一提。
所谓“梨花体”，是网络大众对河北女诗人赵丽华诗歌文体的一种“集体恶搞”式的命名。2006年9、10月间，赵丽华一些毫无艺术品位的口语化诗歌文本被人放到网络上，进行肆意的炒作与渲染，由于赵丽华的这些口语化诗歌文本以先锋诗歌的名义亮相公众视野，但它们又无所顾忌的“公然触犯”艺术的底线，严重挑战大众对于诗歌作品所抱持的最为基本的审美期待，从而激化了网络大众对于以赵丽华为代表的所谓先锋诗人与其先锋诗歌的集体鄙视、不满乃至愤怒情绪。许多大众读者在网络上对所谓“梨花体”诗歌进行滑稽模仿，因赵丽华其人其诗而发表公开否定现代诗与现代诗人价值的极端性言论（典型的事例是“80后”写作著名代表人物韩寒对现代诗与现代诗人的彻底否定，由此还在网络上引起韩寒与不少当代诗人之间言辞激烈的口舌论争）。一时间，“梨花体”诗歌事件在诗歌圈内圈外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人们议论纷纷，其社会反响之大被有人形容为自新诗产生以来最大的诗歌事件。需要指出的是，“梨花体”诗歌客观上损害了新诗的声誉，很大程度上也给中国当代诗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因为它误导了数量众多的盲目追潮和急于出名的业余读者与作者，同时更伤害了大量众多的具有一定鉴赏眼光的诗歌大众读者。其影响延绵至今。2010年，湖北诗人车延高以“黑马”姿态获得鲁迅文学奖，他的一些非常口语化的诗歌作品迅速被人放到网络上，受到众人鉴赏眼光的挑剔，结果车延高这几首口语化的平庸诗作被人命名为“羊羔体”诗歌，遭到了网民的“集体恶搞”，一时间，车延高和他的口语化诗篇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对象。应该说，“羊羔体”诗歌事件就是“梨花体”诗歌事件的回响与继续上演，从中见出诗歌所受到的外部关注，与诗歌界的内部“升温”现象构成某种对称关系。与此同时，新世纪10年来颇令诗界瞩目的“民间诗刊热”及“网络诗歌热”现象也可视为新世纪诗歌写作活跃态势的有力表征。
在新世纪10年来活跃纷繁的诗歌写作中，出现了两个颇为鲜明的艺术“增长点”。一个明显的“增长点”便是“人性化写作”倾向的出现。“人性化写作”在诗歌的内容上普遍增强人性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显示出对人的日常生存境遇与生命本身的关注。除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写出一批力作之外，李瑛、田禾、吕约、刘立云、祁人、马铃薯兄弟、周庆荣、刘福君、王顺彬、唐诗、姚江平、金所军、楚天舒、李少君、江非、倮倮、郭新民、阎志等一大批独立于“两大诗歌阵营”之外的诗人均创作出了“人性化写作”的出色文本。
另外一个明显的“增长点”便是近些年出现的“长诗热”现象。新世纪以来，许多诗人投入大量精力与心血进行长诗创作，意图通过营造在结构上较具规模与难度的诗歌文本来实现自己某种宏大的艺术追求。其中，林莽的《记忆》、大解的《悲歌》、梁平的《重庆书》《三星堆之门》、胡丘陵的《2001年，9月11日》《长征》、赵红尘的《酒神醉了》、伊沙的《唐》、陆健的《田楼、田楼》、洪烛的《我的西域》、黄亚洲的《重走长征路》、路云的《彼岸》、周启垠的《血之水》、郑小琼的《完整的黑暗》、侯马的《他手记》、阎志的《挽歌与纪念》、海啸的《海啸三部曲》、董迎春的《水书》、高凯的《百姓中国》、阿尔丁夫·翼人的《沉船》、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南方狼的《青铜调》等长诗均是在艺术上各有特点，值得关注的诗歌文本，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新世纪以来长诗写作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在当下，诗歌创作领域形成了老、中、青四五代人“同台竞技”的景观。郑敏、牛汉、李瑛、屠岸、成幼殊、灰娃、任洪渊等老一辈诗人诗思活跃，宝刀不老；中青年诗人出手不凡，艺术功力日趋深厚；而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诗歌新人又在“悄悄”地涌现和成长，他们在诗歌写作中显露了良好的艺术潜质，前途无限。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当代诗人心态的日趋纯粹与远离功利，步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现代汉语诗歌将有望创造其自身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