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概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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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概念与实践

诗人、批评家、“名人名家走中国”总策划/胡翔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ac95530100lo7w.html

国家一直是我偏爱的一个词语，无论是建功立业的梦想，还是文化视野的开拓，国家从来都是具有相对明确边界的、甚至超出之外的视域和范畴，换言之它们都与国家发生着关系，帮助我完成心灵的扩张和强大。国家文化、国家地理乃至国家文化地理确乎是翻来覆去被人研究的对象。而在这里，从写作的愿望出发，我要倡导和推行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国家文化地理写作”，并冀望以一种无限敞开的文化行走和写作实践，进入国家文化地理构造，用文化和地理两个时空的加速度，为之寻求更巨大的文本支撑。
“国家文化地理写作”强调的是对于祖国大地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文化地理的呈现和揭示，这是与各地域的历史演变、现实发展、未来走向、文化个性、民风民俗等都有着紧密联系的，其中的核心是对于各地域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特性的展示，而在这些内容各异的书写的背后，则是统一的“国家”区间，是对于文化统一性和文化认同感的确认和生发。“国家文化地理写作”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之间多重、复杂的联系，希望在地域性差异与时代性特征中呈现具体的文化现实和社会境况，既表现各地域文化生态中不变的、“常”的东西，又呈现出当今时代的、“变”的东西；既是对以往的文化记忆和社会历史的发掘和保存，又是对当今文化状况和社会发展的发现和展示。而作为一种“写作”，它当然首先是一种写作实践，是关于不同文化地理的体察和书写，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实践，但同时，它也是开放性的，是一种现实中的行动，而非书斋中的想象或文字中的旅行，——具体地说，写作者努力实现与写作对象之间的零距离接触，以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进入写作对象，体现出更多的介入性、现实性和时代特征。所以，这样的写作虽不拒绝登高怀古、沉迷山水、吟风弄月，其重心在“现实”和“当代”，是对于“大时代”的一种考察和观照。要而言之，“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是在中华文化的范围内，对于各地域不同的文化地理、文化状况、文化形态的一种探寻和考察，通过写作的方式与各地域的地理、文化、历史、现实产生多元而深入的关联。
自古以来，关于文化地理的书写便是丰富多样的，不仅构成了传统文化中极其迷人、传神、生动的存在，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地域、城市的标志和代称，具有持久、永恒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比如，李白写“蜀道难”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庐山瀑布”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杜甫写岳阳楼的“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写泰山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崔颢写黄鹤楼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王之涣写鹳雀楼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苏轼《题西林林壁》、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屈原的行吟诗，谢眺、王维的山水诗，凡此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名句佳篇。更进一步看到，它们不但构成了有着鲜明特色的文化地标，而且参与了一代代国人的启蒙、成长，成为民族特性和精神人格生成的重要因素，其作用早就覆盖到国家和民族，并直接关乎到国际文化地位的增长。人们对于一种文化的认同首要的是通过对应它具体的物象、地理、环境而体现的，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实际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头脑”中的所思所想，正如法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泰纳在谈论“文艺三要素”的种族、时代与环境时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的文化地理产生了不同的性格取向和个性特征，形成了各具地域差异的文化类型，比如在中华文化的大家庭内，便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等文化地理形态。关于不同文化地理的书写在中国古代的多种文体如诗、词、文、赋等之中蔚为大观，从深层来讲，是达到了一种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所谓的文化归属感、文化统一性、文化自豪感盖源于此。所以，这样的一种文学和文化的脉络一直是存在而且产生着重要作用和美学价值的。就中国现代作家而言，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老舍笔下的老北京城、张爱玲笔下的十里洋场上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笔下的高邮等，都达成了对于区域中文化与人的深层观照，既揭示了其文化的独特性，又有着深层次的对于人格和人性的探查和烛照。而在前些年，文化散文、文化随笔写作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这其中如余秋雨，他写作出版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大文化散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些作品将历史、自然、文化、现实、自我相融合、熔铸，多方辐射、勾连，具有知识传承、历史考察、现实观照、人文思考等多重内涵……大构天成，当然是国家文化地理背景下的写作，至少可以为“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费孝通先生说，我们是多元共体，共体就是大文化。像邱华栋细致地描绘大地的散文集《绝色喀拉斯》、以《人群》《场景》《纪历》三辑扫描城市的建筑评论集《城市漫步》，在“大文化”语境之中为缔造国家文化地理形象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若要深入解读“国家文化地理写作”，理所当然地应当首先对写作者和写作环境做出尽可能明确的分析和评估。早年我是大学写作教师，近几年，以旅游文化家的身份遍游祖国大好河山，国家文化地理意识和剪不断的写作情结一碰就是灿烂的火花，体验到“共体”之中个体的差异性，如长诗《关于如东的相对论和目的论》：“看看真相，看看大海的真相吧 / 这是自始至终盘旋在心头的要求 / 春秋的画布上扶海洲最早弥漫过来 / 一笔笔的沙，一笔笔的风熟悉而自由 / 虽然海与陆地有一个从幻想到缝合的 / 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 独木桥上人头攒动，光线陈旧 / 运载一笔笔的盐一笔笔的江山 / 越驶越远”（节选），显然作品有意熔铸自然和人文，泛广集纳哲思和诗意，为“国家文化地理写作”的倡导和推行作出了实践上的积极准备。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化传统，身处国家昌明的时代，那么怎样才能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答案是多种多样的，我以为，一方面，关于《诗经》的地理学解释著作《山海经》、《楚辞地理考》研究，李白山水诗之生态解读，徐志摩的康桥之流传等等，都能打开中国文化和世界对话的窗口；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地理写作”同样可以担承起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当然，“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从写作本体看，在具体运行中希望践诺这样一种理念，即通过对于具体地域对象的文化观察，发现它的文化根性和文化特质，并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将之进行比照、提升和转化，做到传统性与当代性、艺术性与现实性并重。光明日报策划的《百城赋》，百城赋不同的文化元素源自独特的城市个性，而城市个性经由不同的城市文化、城市性格、城市力量构筑而成；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名家人文地理：风月滇川》，以老舍、沈从文、汪曾祺、徐迟、冯牧、季羡林、贾平凹、余秋雨、林非、梁衡、黄橙等40多位名家描写滇川的经典散文，展现滇川丰富的自然景观、人文地理和风俗民情。杨五计《紫禁城序》、《圣殿敦煌》气势磅礴，鸿篇巨制，前者历时1年137次修改，《人民日报》首发，当之无愧地成为“紫禁城第一赋”；后者驰骋古今链接千年，5720字，堪称“史上最长的敦煌赋”。徐南鹏甚至“携带着语言、修辞、想象、记忆甚至时代的行囊”，聚合一系列现代诗章把自己的文化地理从“落日下的南方故乡和异乡城市的巨大广场”通往无限星光（霍俊明），比如《堰塞湖》、《日月潭》，这是出人意料的，也是令人鼓舞的。汤松波组诗《锦绣中华》以历史为经脉，以省份为觉触，诗性阐释各个地名的人文历史、民俗乡情、风土人情、地理文化蕴涵，在中国地理文化中寻找中国诗歌之根。对于地理的书写，写作者在写作策略、建构理想上各有千秋：韩晗游遍中国三分之二国土，其旅游散文全集《大国小城》收录一篇篇文化浓郁与哲理深邃的文化散文，充盈着对于中国文化、民俗风情、知识分子命运以及国民心态的感悟；安琪长诗《西藏》则在阅读和受教育的背景下，以颠覆情景交融的常规诗写，以庞德式的《诗章》方法，有效地完成自然地理和西藏文化的沟通，并为读者贡献出“一生到过一次就能视死如归”的经典名句。更多精彩文本斑斓多姿莫不如是，给“国家文化地理写作”的自觉和自信带来了极大的期待，比如西南大城市重庆，“这个融山城、火炉、雾都、军工基地、长江三峡、川江号和辣遍世界的火锅王国于一炉的生命—自然共同体，禀赋冲动，好走极端。天下有事，外敌压境，战火方殷，革命造反，重庆总会让历史震惊，世人侧目。重庆很难像北京那样庄重、气派，定于一尊；很难像上海那样精明、细腻，自成一派；很难像广州那样方便巧善，唯利是趋；很难像成都那样悠游闲适，安享太平。”（《锦绣·读城》）而澳门虽是弹丸之地，历史上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庇山耶，英国诗人奥登，中国文人汤显祖、屈大均、吴渔山以及当代诗人艾青都写过这块遥远的梦土，然而曾被葡萄牙总统授予圣地亚哥宝剑勋章的著名诗人姚风，透过澳门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表象，看到的却是“骰子都在投掷着偶然和最终的必然”。对于不同地域，关心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差异，放眼北国尽是鼓角、旷野、马鞭之文化意象，凝眸南国引入眼帘的又多从兰州、青楼、江塘之中寻找饱满的文化意味，同样是南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表述“江南自己的身份”之后，有人则小心翼翼地把汉语中的江南归纳为“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宋代的、明清的，《东京梦华录》里的、《夜航船》里的、柳永的、苏小小的、贵族的、市井的……各种面目交错、重叠，时而显露、时而模糊”（潘维），“不一样”的江南样式必然孕育着“不一样”的文化特质，重要的在于我们去发现，去呈现，这当然是最难的。
站在和谐社会的时代高度，文化显然不应该成为社会进程中的“短板”，而需与时俱进，在多元交汇中获得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国家重视文化创意产业，便为“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将艺术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同绵延不绝的血脉，“国家文化地理写作”必将呈现气象万千的格局，因为这样的写作具有较为明显的实践性与开放性特征，能够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发展产生多重交集。从这个意义上说，激情唱响时代之歌，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可持续发展，必然是“国家文化地理写作”的一个重要追求。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宝库里，当代地理诗歌占有相当大得比重。西川名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准确地把青海湖边上的哈尔盖从神秘的星空打捞出来，伴随着央视新春诗会的朗诵传播，哈尔盖成为一方旅游胜地熠熠生辉。当然西川的初衷，或许仅仅为了逃离学院生活的羁绊、蒙蔽和现代都市的绑架、挟持，而像古代文人一样，怀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为了精神的家园而离开家园，为了不再流浪而到处流浪，至于他的诗歌成为青海（哈尔盖）的文化名片显然是一个文化艺术家的意外收获。不多久，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在回答全国重点网络媒体的集体采访时说，“我有一个观点，有的国家你可以不去，但青藏高原你一定要去”，“因为青海的博大、历史的悠远、文化的深厚，包括自然风光所表现出来的多样中的奇特和壮美，我认为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来了。”像舒婷《神女峰》、洪烛《西域》、周瑟瑟《甘露寺》、汤养宗《中原行》、陈先发《黄河史》、梁平《丰都》、老巢《潍坊，所有行走的事物都处于飞翔状态》、何三坡《燕山》、雷霆《天下怀仁》、古筝《老舍茶馆》、海啸《雨落长沙》、戴小栋《内心流动的崂山》、谭五昌《大理的蝴蝶》、马萧萧《中国地名手记》、南方狼《大海如东》、章闻哲《燕山小调》、大卫《秋日玄武湖》、李成恩《汴河，汴河》、卧夫《哈尔滨站台》……随手可拾无限延长的名字除了在诗歌与地理的双向节奏中安置灵魂，寻找精神的故乡之外，表明我们的中国文化之旅已经盛大启程。因此,“国家文化地理写作”便可以视为在时代的跑道上，一种教养一种气质的传递，一种情怀一种精神的解放；视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寻找，寻找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寻找全人类适用的规律；更是应该视为每一个国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家把国家最壮观的景象、最鲜活生动的文化风情、最引人深思的观念重力推向世界的重要信号——以“名人名家走中国”为标志，扛举“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旗帜，我们已经在路上，我们将要去看、去听、去发现、去记录、去写作、去创造……

                                                    2010年8月初稿，2010年10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