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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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的市场化

       ——一个有十四年工龄的语文工人的忏悔

谢建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9cdfc20101b5qn.html

当初，我怀着满腔热情，全然按照我所理解的语文开展教学，以期带领学生神游于语文世界。快乐的学生们不知就里，欣欣然围绕在我身边，一点也不知道末日将要来临。一下子，期末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全线溃败，不可收拾。有一名学生因为中考语文差2分（学校所有人都认为这名学生的语文潜力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而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家长埋怨，校长批评，同事嘲讽，连学生们也不理解，认为上了我的当。校长提出要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哪里摔倒哪里爬起；要么调动单位，另谋出路。年轻气盛的我当场立下了军令状，痛下决心，一定要挽回自尊。
当又一批学生带着纯色的大脑容器（这个容器如空心球体）进入班级时，本着不能误人子弟的强烈责任心，我首先在这些充满稚气、天真的容器中注入一针学习的动力剂：现在社会竞争激烈，只有考到较好的学校，才能在将来有更好的立足之地。同时，我也本着强烈的上进心给自己的大脑容器注了一针：学生为我考出好分数，扩大我的名声，获得赏识、提升、调动，更多的奖金，在众人面前得意……
我没日没夜收集各种考试资料、信息，聆听专家们关于应试的秘诀，虚心向老教师们请教。一些著名的足球、篮球、排球或乒乓球运动教练正在尝试用“以赛代练”的方式提高运动员成绩。我从中得到启发。我把这种先进理念引入语文教学中，“以考代练”，“以考代学”，非常有效的提高了学生语文考试成绩。尝到甜头后，我更加仔细地梳理出每一篇课文的每一个可能要考的知识点，然后制成一份份试卷，或课前，或课后，或课中，让学生扑腾在练习的海洋中，“以考代教”，让学生能够养成一拿到任何语文材料就自然产生出对考试要点的敏感性。终于有一天，两个字突然凸现：“市场。”十四年来，我与它不离不弃，我容不得除了它以外的任何事物。我处在这市场之中，既不是顺应天命的主宰者，也不是老板之类的人物，充其量是一名普通的语文“工人”而已。那“语文工程师”的名号，是不敢奢望的了。
在我的引导下，学生深刻认识到考试的重要意义。他们的父母投入金钱与爱心，他们带着个大脑容器来到课堂上，投入时间与体力，共同为了一个目的：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高的分数。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好分数报答父母，在一场旷古未有的竞争中，获得那份稀缺的教育资源（如好的学校、重点大学），谋得一份较好的职业（如能当官挣大钱的）。那一场决定他们今后命运的最后考试将比战争更激烈，所以很有必要在战前演习一番，熟悉克敌制胜的法宝。对于聪明人来说，演习一次也许足够了。可惜大家都不敢肯定自己是聪明人，何况“命运”如此不确定，岂容丝毫马虎，只能多演习几次，以便更有把握一些。至于以后发展到无时无刻不演习，无休止的进行下去，最后变成演习即实战，实战即演习，甚至没有演习只有实战了的时候，我想，即使是军事家也会自叹不如的。
从此，我与学生有了这样的联系：家长委托学校培养孩子，付出一定数量的货币；学校校长这个老板（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大的老板之前，暂以校长为老板）雇佣了我这个语文工人负责对孩子们进行加工，使他们变成能考试的机器，能战斗的勇士。我加工机器而获得工资与奖金，机器在质检（考试）后合格越多，我所得也就越多。
校长与我的关系：我得好好工作，照着他的意思，揣摩他的意图，拿出成绩来，以对得起他的工资；校长会来监督我的工作，以证实工人是否服从他的意志，以决定是否继续雇佣。其实校长也没有办法，管着那几十号人，除了要工资，还要奖金，自己也要向上发展，没有政绩说不了响话；考核政绩的各个项目中，分数这一条最过硬，最直接，最有效，也最让人信服。无论老板还是工人们，他们都相信这样一条定理：黑猫白猫，会“考试”才是好猫。
学生是我谋生的经济来源，学生不满意，也就是家长不满意，我就断了生活来源。我以学生为工具。学生也把我当成工具，我只不过是他们付钱请的服务员，只要考试一过，服务即完毕。加工的机器一出厂，与我这个工人再也不发生任何关系，也不用负责保修。所以，在服务期间，不必与学生产生任何感情瓜葛。服务结束，市场交易完成。我已竭尽所能传授学生们所有的考试技巧，提供了最优秀的服务（自以为这样）。我已为此心力衰竭，对生产加工过程也由起初的兴奋渐渐变得麻木：我仅为了生活而已。市场需要高效益。提高语文学习效益的根本大法，莫过于直接以考试为目的。语文学习的本义是什么？考得好分数，通过考试这道“质检关”，就是语文的本义。校长知道好分数的意义，优秀如语文特级教师或工程师们，也明白分数是越高越妙的。分数不仅仅是荣誉，更是利润。高分数就是高利润，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投资，吸引更多的家长顾客们把自己的孩子——那些未成形的原始材料——委托给学校这个加工厂。一段时间以后（越快越好），顾客们希望可以拿到已加工过的面目全非的能谋生的机器或产品。至于制造加工产品过程中，其能量消耗方式是低能高效还是低能低效，是高能高效还是高能低效，或者说是采用了粗放型模式还是集约型模式，全都不必人们操心（没有立过协议，也没有谁想过要立个协议、可不可以立协议）。我的工作可以不论能量消耗，学生脱几层皮，掉几斤肉，受多少精神上的折磨痛苦都可以略去不计（经历这些痛苦有时还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磨练”），只要获得最后结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顾客因为收到高分数实则低能力的产品而兴师动众来要求获赔的。因此，每当中考、高考过后，就有许多学校加工厂打出大幅广告，宣称自己加工技艺如何精湛，制造出了n个会考试的优等机器，现在何处继续加工等等。真令人眼红。
有时，加工之余，我发现我的工具也即加工对象们不堪重负，出于良心，就试着减压，以获得片刻安宁。我试着讲或做一些有趣的、与制造加工工具无关的事，这些可爱的机器们也很兴奋，但很快会传到老板或主顾的耳中，有趣的事情就此打住。当高中每招收一名距分数线0.5分的学生就要多收1万元货币（重点高中的市场价为5万元）时，我为自己的“以考（练）代学”找到了理由：让学生辛苦一点无妨，辛苦三年，有幸中的，至少价值1万元，弄不好挣它一个5万元，中个重点大学什么的，不仅无价，简直是功德无量。或者说一名农村学生顺利考上高中，等于给年收入不到3000元的家庭节省了1万元（或五万元）的开支；换句话说，这名学生在初中三年，已每年为家庭挣了相当于或超过全家年收入总数的钱。只要想到我所做的是为那些如此这般的父老乡亲们谋利益的，一切忧虑与不安顿时烟消云散，甚至有时心头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为自己的伟大意义。
有时，单调乏味的加工，不免让人身心疲惫，总想换个方式过过平凡的生活。我开始犹疑，我模糊意识到，这种有着“伟大意义”的却也为自己生存而奋斗的日子，似乎不是语文的本义，我已远离了语文教学的本义。用“以考代教”的方式来训练数理化，尚且不一定符合数理化的本义，何况以之用于学生语文能力语文素养的提高？语文的本义应该无比美好。我本能地想靠近她，亲近她。我想在工作中与我的加工对象们分享亲近她的快乐。我想远离语文加工厂哪怕一刻钟，也算是满足一点心愿。但听到有些老板们已在实行“末位淘汰制”时，我又为自己“以考代教”找到了充分的依据。我，首先争得生存，然后解决温饱，最后谋求发展。第一步，要生存，要立足，要博得老板欢心，唯有分数。我想要亲近的那个她，谁也看不见，摸不着，更无法用老板的尺子、质检官员的慧眼来衡量。有时，我的行动一与考试或市场不符，即有学生或家长抗议：这与考试（市场）有关吗？于是，我又一头栽进工作车间，拼命干起活来。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语文教学与市场联系得如此多而紧密了。语文工人人数最多，语文工人发明的“工具生产加工”秘方也最多，书店小摊，语文“速战速决”策略铺天盖地，大有压过壮阳药物的趋势。考什么，就教什么；考什么，就学什么。市场在背后推波助澜。为了提高课本价值，有广告说，不能像高考中考那样只考课外，要课内外结合。县里组织的期末考试将课内外相结合，课内要考的就在教研室编的资料上，课外要考的可能与哪一套教辅资料有很大相关。于是，教研室、教辅编者钵满盆满；语文工人（教师）们也皆大欢喜，因为心中开始有了明确的行动方向。中考阅读题全考课外的，课外阅读立成畅销书，一再脱销。课本还要教吗？教。高中会考要考课内。不过好像有些折中，既不在课外，也不在课内，要考读本。于是，语文工人们把时间投向读本。哪一天高考不考拼音了，不知小学语文教师还教不教“a”“o”“e”。考试真是资源分配的最好方式，已经俨然是市场的样子了。命题人员风光无限，一字千金。考试成为最大的市场，沾上考试的人们是最大的赢家。楼房因为炒作，楼价飚升；考试进入炒作，行情日涨。考试与市场混合成一体，考试即市场，市场即考试；专为考试而设的语文课堂、语文教学，也成了市场的一份子了！
学生跟着市场在转。南京市在今年高考中落败①，结果城市学生有很多跑到乡下学校去了。人们大喊：农村模式包围城市，应试教育围剿素质教育！其实是素质教育失去了一些市场份额而已，做一点手脚或略施小计（比如挂羊头卖狗肉）就可以抢回来，何以惊慌？难道城市搞不过农村？有消息说，上海市最近准备取消期中考试，以减少语文工人们的劳动时间，以更好为工具们服务。没想家长顾客们反响强烈。他们认为，“不考试，分数不排队，就好像失去了方向，就不能掌握孩子的进度，就不能有的放矢地采取请家教、上课外补习班等措施，”②后果不堪设想。“顾客是上帝”，这也是市场的规则。不知后事如何，是教育厂方坚持到底，取消了期中考试呢，还是又挂羊头又卖狗肉。
只有在公开课上，追求语文真谛的天性似乎未曾全部泯灭。也只有在上公开课时，可以不想市场的风云变幻，我也因此变得格外宽宏大量，学生可以放胆说话，几乎每次回答都得到我的肯定和鼓励。但我已经远离语文太久，十四年以来，我逐渐拒绝了市场以外的任何东西，一心一意闯市场，开拓市场。市场没闯成功，语文却变得如此陌生，已无法把握它的缰绳，索性放马驰骋，以致于语文课不像语文课，倒像历史课，文化课，政治思想品德课，或自然科学课。公开课一结束，恢复市场状态。
我是如此急功近利，为了保有我的市场，争得生存权，一开始就对市场俯首称臣。但太直截了当的市场意识最终使我忽视了市场之外的更多的美好事物。我越陷越深，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我不看课外书，也不许学生看，我已经忘记了阅读的甜蜜。我忘记了资本需要从最原始的积累开始，我坐不了哪怕一秒钟的冷板凳，我，只想一步登天。我内心又复杂多变。一方面，我拼命让自己清心寡欲，寻找“人”“生”的本义；另一方面，我又竭力在语文市场中钻营，谋求生存。“生”，据说有三层含义：生存，生活，生命。后两个层次比第一个要高。我只在第一层次徘徊，不曾有过一天的生活。生存与生活，我竟无法兼得。我要真正的语文生活，就有可能失去生存的机会。对生活的追求竟已经成为一种冒险，
“鄙视书，不读书，是深重的罪过。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生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的话，这一民族就要因此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③
我已受到惩罚。我丝毫没有过成功的感受，我一直是在用铁蹄疯狂践踏着人性中诸如童心、好奇、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专制与残暴，转换到我的对象化——学生身上，他们也拥有了我的一切变异人格。这样，他们之痛恨书籍、语文与我这个语文工人，盼望逃离学校苦海，即使考上大学却觉得无聊，文科生却不读文学书等等，也就毫不离奇了。但我勒不住缰绳。前面是仅有的一张试卷幻变出成千上万的美丽姿势在微笑招手，后面有上百个红头文件、上万张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药方”苦苦哀求我回头是岸。我，无法；我依然勇往直前。如果有一天我终于摔下万丈悬崖，我只希望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注释：
①高福生《警惕“县中模式”卷土重来》，齐鲁晚报电子版2004年11月11日
②记者韩勋《三问上海取消小学期中考试》，《西安日报》2004年11月11日
③约瑟夫•••布罗茨基语，转引：于漪《期待语文教学的美景》，《语文学习》2004年第11期第10页

（发表于上海《教育参考·新教育探索》2005年5月号）

唯分是求，是坏的教育

月泉荷人

    分数，这是一个敏感词！

    在当下中国，素质教育的今天，还是，而且在明天，遥远的将来，也还是……

   分数就这样吞噬着人的生命，从高考到中考，从校内到校外：家里是作业，有几天送女儿上小学，看到低年级那个沉重的书包，只有一声叹息，这是一座背不完的大山！孩子的生命就压在下面。假期是培训部，前几天央视等媒体痛批的奥数热，可见一斑，京城这素质教育的高地尚且如此，全国各地自不必说。世界奥赛的金牌同奥运金牌一样多，然而能说明我们是一个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吗？显然不能。

   分数，不断推动着择校热，从择重点大学到重点高中到重点初中到重点小学，甚至于幼儿园。每每看到王尚文教授的教育禅，不禁暗自泪垂。老骥伏枥，志在生命。教育界自有这样的良心在，为生命护航！义务教育虽下择校禁令，然而教育积重难返，猛药难治沉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家长为了一个孩子，不惜一切代价；学校为了抢得优质生源，也是多管其下。教育公平，靠一纸文件，真是缘木求鱼，纸上谈兵。高考每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请注意，这不是个案！延及小学和初中教育，什么怪现象都有了，最惨烈的莫过于戕害生命：有父母杀孩子的，有孩子杀父母的，有学生杀老师的，有老师杀学生的……本质却是制度杀人，体制杀人，教育杀人。

   生命不在，教育存何？为何？

   分数，掩藏其后的是利益，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本质！奥数班培训热背后的利益链，新闻媒体已揭露，教育成了名利场：学校要名，培训部要钱，参与其中的人要钱，其中一部分就是我们老师。中国每个学校周边恐怕都有书店的吧，然而最热销的绝不是名著而是各种各样的教辅资料，这个赚钱。

   教育成就人生，主要体现为成就高考和中考。教师成功，主要休现为重点大学和重点高中的升学率。于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分数就是好猫，成了最高行动准则。作为部分教师个体，梦寐以求的是一战（中考或高考）成名，然后循环反复，则会成为被家长和社会选择的名师。在校内也会有更好的地位，更好的资源，评优、职称、晋升等都将有优先权和机会。分数，到现在2012年，还是初、中等教育教师的命根！

   然而置身其中的教师，扪心自问，我们有职业幸福感吗？我们真地很享受教育，很快乐教学吗？我们没有！应试教育的失败者，低分的学生没有，低分的教师没有。应试教育的成功者，高分的学生也没有，高分的教师也没有。教师充满职业倦态，谁能保证下一次中考，你还是胜利者呢？

教师成了另一种高危职业。幸福不在于金钱和名利，监狱里没有自由的不仅是囚犯，还有狱警。

没有给全体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发展，精神的成长，美的愉悦，没有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教师自身怎么可能会有来自内心深处的幸福和快乐呢？

   分数，分离了我们：父母与孩子，教师与学生，历史和未来！

   而我们，原本是一个共同体。

   请不要说分数和全人的教育并不矛盾，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代吧。

   只是，我们要找到那一个窄门，戴着镣铐跳舞，成全每一个孩子，然后拿到那张通往更好学校的通行证。体制不能改变，我们改变自己，但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唯分是求，是坏的教育。

   救救孩子！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略有删节）

分数专政：打不倒的伏地魔

王尚文
  
由于分数与考生的前途命运具有极高的相关性，其价值确实不容低估，有时一分之差就决定录取与否或录取在什么学校，可见其权威性，因此有“命根”之喻。目前有不少卖官买官者，但却没有听说过分数的交易，可见其不向金钱低头弯腰的高贵性，可以比为贾府门前的石狮子。
这与分数本身的含金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方面它与考生的素质当然相关，高分往往代表高素质，低分常常说明素质低；另一方面，它有不小的局限性，其含金量实际上未必很高。这种情况也许在语文学科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首先是题目的信度、效度问题，信度、效度高，含金量就高，反之则低，大抵如此。但也不绝对，素质高者的分数比不上分数低的，并不罕见。何以故？情况相当复杂，难以一一说尽。几年前有位教高三的朋友说，有一小题曾经出现在某一份模拟试卷里，兄弟学校都做了，就是他给漏了，虽然此题只有2分，但做过与否分数的差距就此拉开了。当然，这一小题甚至一道大题也未必有很高的信度、效度。龚自珍因写字不能让阅卷官满意，科举之路十分坎坷。这公平吗？难说。可以肯定的是，他若一直未能“得售”，于国家于政府于社会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尤其是，语文高考试卷每年的结构差不多完全一致，全卷由几道大题组成，每道大题又由几道小题组成，每道大题、小题考什么，往往萧规曹随，率由旧章，这就给只应试而不素质者留出了颇大的空间。于是试题的信度、效度就差了，含金量也就低了。于此，我曾在近十年前已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
作文题就更恐怖了。所谓“恐怖”者，主要不在试题本身，而是阅卷速度之惊人。每天阅多少卷子是上面的死规定，你不昧着良心草菅人命，还真交不了差。如此速度，真正是信度、效度的刽子手，只是杀人不见血而已。
分数的含金量实在不敢恭维，但就是这个吸血虫一样的东西吸干了我们的理想、热情，吸干了我们的兴趣、好奇和想象，左右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决定了我们的前途命运，把我们变得畸形、孱弱、乖戾……。我们决不是一般地反对考试、分数，而是主张考试、分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发展。有不少人对待分数简直就像狂热的邪教教徒一样尊之为神，虔心膜拜，甚至不惜为之献身，分数就是一切，分数高于一切，为了分数不惜一切，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分数这个东西专了我们孩子的政，以致有利于他们作为人的成长的一切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支撑这个东西的，是我们的整个既有社会价值和制度体系。

分数的伪精确性

杨更生

我国中小学现行的教学评价体系主要用的是百分制，而不是等第制。百分制看似十分精确，——有时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其实，这是一种伪精确，不能真实有效地测评学生的学识、能力和素养。
在百分制评价体系里，一份试卷的分值设置是相当随意的。一份语文试卷，总分150分，作文占60分，其他题目占90分，如此这般分配分值，凭的是哪门子标准？再看用于机改的选择题（通称客观题），同一类型的题目，不论难易程度如何悬殊，分值一律相同，如此设置分值果真客观吗？以语文试卷为例，起首的第一题语音辨析，与后面的题目，比如病句辨析题，显然有难易之别，然而分值却完全相同。
分值的设置是如此的随意，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却如此乐此不疲地用这套考试方式去评判学生，左右学生的命运！一个学生某科考了90分，另一个学生某科考了89分；一个考生的总分是606分（2012年浙江高考文科第一批控制分数线），另一个考生的总分是605分，谁能说出两人实际学识和能力的高低优劣？一分之差的精确分数却不容置疑地作出了判决：一个进重点大学，一个进普通大学！
稍有教学经验的人都懂：一个人的学识难以量化，一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更是无法量化。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何以欧美国家的教学考评多用等第制而不用百分制。百分制体系量化型考试模式看似能精确地测评出学生的学识和能力，其实是一种幻觉。说穿了，这种量化型考试模式只是便于快速地批改试卷，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严重地误人子弟。

（本期主持：董文明 杨更生 颜炼军王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