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诗曾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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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诗曾是一种生活方式作者:傅国涌  


中国原本是个诗的国度，我甚至想，诗与这个国家一样古老，穿透了整个漫长的编年史。诗曾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是阳春白雪的文化消费方式，同样是下里巴人的自我娱乐方式，只要听听那些饱含着情感和生活气息的山歌民谣就可确证。
　　一代枭雄曹孟德挥师南下，对月当空，横槊赋诗。相隔上千年，在故乡河南项城等待东山再起的枭雄袁世凯，同样以诗明志，留下了“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这样的诗句。天纵之才李白借诗消愁，亦借诗笑傲王侯，杜甫则借诗见证他的忧患人生，更是见证他亲历的大唐时代的盛衰转折。
　　那些赋有才华的诗人和他们的诗篇穿透千百年的时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为一代代的人所吟诵、记忆，而绝大多数的诗篇则已湮没无闻、渺不可寻了，但是对于作者当时而言，那些诗仍是有意义的，那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诗，没有这一精神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想象，千百年来这个古老的民族将活得更加无聊、无味、无趣，诗给这个象形文字的民族带来了生命的释放和自由。
　　人们以诗送亲友、寄性情、摹山水、言志趣，诗中没有黄金屋，诗中更无颜如玉，但诗中有感情，有个性，有人类对美好事物的真诚向往和肯定，诗中有人生的记忆，有时代的痕迹。
　　直到20世纪中叶，诗的时代已渐渐远去，政治领袖还在借诗言志，自抒抱负，知识分子也要借诗来传达内心的曲折，无论标准的格律，还是新创的打油。一代史家陈寅恪留下了大量旧体诗，如果不借助可靠的注解，后人已无法真正读懂了。
　　诗是个体的，在个体长期以来遭到普遍压抑的中世纪长夜中，诗成为一种寻求个体内心自由和安息的方式，可以婉转地叙说心曲、吐露心声，可以上天入地、苦苦求索，可以飞扬跋扈、粪土当年万户侯，也可以凄凄惨惨戚戚，在审美和想象中给缺乏超越性的生命带来暂时的安慰。诗在中国数千年吟唱不绝，全部的秘密就在于它曾经是一种生活方式。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样的诗曾是他们的生活，生活与诗是合一的、高度融合的。今天，我们已被抛在一个短信、微博、微信的时代，那个诗的时代几乎不可抗拒地消失了。
　　陆怀珍君是淮安的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他对课文有了感想，会写下一首诗。他发现一个爱阅读、喜写作的学生，会赠诗鼓励。我因此想起民国时代的北师大附中，有个语文老师董鲁安，曾是“五四”的热血青年，被北洋政府拘捕过，写旧体诗是他的一大喜好(他的儿子于浩成先生将他的诗集汇编成册，自印送人，我也获赠一部)，他在课堂上讲文章、念诗词，念到精彩处，时常会坐在讲台椅子上自言自语，“妙哉，妙哉”、“妙不可言”。这样的课堂曾极大地感染了学生，给后来成为物理学家的学生张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另一位北师大附中的语文老师夏宇众也爱诗，给高一学生开文学文选修课，讲词诗时还鼓励学生练习做诗。孙念台写了五言《咏菊》 呈交，下节课他将此诗抄在黑板上，当众批点，批语有“髫龄得此，殊属不易”之语，给了学生极大的鼓励。以后担任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的孙念台仍爱写旧体诗，并时有送给当年的老师审阅，他很高兴地说：“你一个学理科的人居然还能写旧诗。”当年的课堂、老师之影响可谓绵远。
　　在这样的时代，怀珍君却在生活中持续地拥抱诗，无论旧体、新体，他的诗其实就是他的生活，是他生命的自然流露，他的诗不是职业诗人的诗，不能用诗评家的专业标准和尺度来衡量。
　　我并不认为他就是今日中学讲台上的董鲁安、夏宇众，我也不知道他的学生中将来会不会产生张维、孙念台。但他的诗自足、自在，是与他日常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与他的讲台、课本、同事、学生、亲人，与他所在的城市、校园，花花草草，山山水水相关联的，他的一些看法或者我们并不是都认同，他的诗也不是那种云里雾里、深不可测的玄妙之作，他的诗很日常，很生活，是一个教师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更是一个纯净心灵与这个浮躁复杂的世界独立的对话。《民谣》中“酒中长”一语直指今日之病：
　　“整党整风日夜唱，小民无事即上床。夫妻私语苦更短，支部会议酒中长。”
　　他的诗集中咏荷之作多首，我却独喜这首《荷梗》：“铮铮硬骨独支持，结子开花仍虚心。勿乞艳蝶与共舞，清溪绿叶蛙低吟。”
　　我更喜欢《五月槐花香》这类诗，清新、朴素，无装饰，无做作，有味儿——“五月槐花开，满树雪一样。农人收麦忙，孩子喜洋洋……同伴细采摘，转眼已盈筐。水煮食鲜嫩，晒干咀嚼香。邻人孩儿小，分些全家尝……”
　　他的诗集中也有些句子流于口号化，诗意黯淡，凡与内心、与生活更近的，则常常与诗更近。我想，诗是对生命的回归，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掠影。而我对怀珍君的诗集只是浮光掠影，匆忙间写下的这篇小文，作为序不知道是否合适，但我相信诗本身比这些话也许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