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摄影师贝茨·施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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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摄影师贝茨·施耐德专访：记录孩子成长的每一天文/庄清湄 图/贝茨·施耐德
从第一个孩子出生起，美国摄影师贝茨·施耐德（Betsy Schneider）就开始进行她“每日一照”的拍摄计划，如今第二个孩子都已经6 岁，拍了十年“每日一照”的施耐德仍持续着这个项目。对于外界指控她拍摄孩子裸照的行为是“传播儿童色情照片”，施耐德回应道：“我做的事只不过是艺术史上很常见的一种尝试，记录孩子成长的过程，爱他们，也爱他们的身体。

　　德琳今年10 岁，儿子维克多6 岁。她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另一份工作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赫伯格艺术学院担任助理教授。
　　从马德琳出生那天起，施耐德就开始了一项她命名为“每日一照”的宏大计划——每天拍摄一张马德琳的正面裸照。本来，她只计划拍一年，哪知道一发不可收拾，“每日一照”项目至今仍然持续着，只不过孩子们已不再全裸出镜。
　　2004 年，施耐德把马德琳2 岁至5 岁时的“每日一照”拼贴成三张巨幅海报，放在伦敦一家画廊里展览。这些照片自公开露面伊始就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伦敦很多小报都将施耐德与她的作品放在头版大肆报道，文章中掺杂着对施耐德传播儿童色情照片的指控。4 年后，风波渐息，就在上月，“每日一照”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Kittchenette 摄影收藏馆开展，这次展出了马德琳从出生到现在的每月一张照片，共计120 张。
　　施耐德上周在接受《外滩画报》电话采访时说，这是她记录时间的一种办法，也能让她怀着感激之心体会孩子们的成长、改变和发展，“我做的事只不过是艺术史上很常见的一种尝试，记录孩子成长的过程，爱他们，也爱他们的身体。”

弗吉尼亚：师从争议女性摄影师
　　在艺术界，儿童裸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希腊早有先例，达·芬奇也涉及过。但是，与纯粹艺术性的作品不同，法律对画廊展示的图片和互联网上传播的图片更为敏感。直到今天，像《大众摄影》一类的杂志还在不遗余力地提醒摄影爱好者们——不要拍熊皮毯子，不要拍儿童裸照，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施耐德有拍摄孩子裸照的想法，还得追根于她所师从的最具争议的女性摄影师——拍子女裸照的萨利·曼。
　　知道萨利·曼的时候，施耐德刚从美国最好的艺术学校毕业不久。和她一个班的同学，大多选择了拍摄中规中矩的人像，但施耐德想尝试些别的。有人向她提到了萨利·曼——这是一位特别的摄影师，她有着很长的摄影生涯，可是只有一种照片让她获得了艺术界的关注，那就是她子女的黑白裸照，甚至在子女已经长大成人后，还继续担任着她的摄影模特。
　　施耐德至今还记得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看到的一篇关于萨利·曼的文章——当然现在，这样的评论同样也适用于施耐德的作品：“萨利·曼的作品受到了很多非议，‘母亲的保护’很快就会变成反对她的利剑。如果如她所说，‘保护我的孩子，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是她庄严的责任，那么她知不知道，把这些照片置于无处不在的恋童癖的窥视之下，对他们的伤害也很大？年幼的孩子可否被任意当成艺术品的主角，哪怕艺术家是他们的父母？”
　　施耐德却鬼使神差地被这篇犀利报道的对象所吸引，并认定“这就是我想为之效劳的人。”于是，她给萨利·曼写了一封信，附寄了几张她拍的照片。萨利·曼回了信，写在一张印刷纸的反面。不久，施耐德应邀搬到了弗吉尼亚列克星敦，和萨利·曼一家住在一起。萨利·曼一家都是很有魅力的人。
　　无论吃什么，他们都喜欢加点番茄酱，一家人也不怎么爱洗澡，他们经常开一些奇怪的派对，邀请些三教九流的客人。每天早上，施耐德都跟萨利·曼出去跑步，晚上给萨利·曼家的孩子读书，施耐德常做的事还有给园子除草，在萨利·曼需要建议的时候告诉她哪些照片更好一点。
　　萨利·曼对施耐德的影响除了在艺术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如何处理工作和生活方面。“做一个好母亲，又要做一个好艺术家，很难，但是看着她，我知道两者是可以兼顾的，我看到她如何把工作和家庭生活融合在一起：每天送孩子去上学、拍照、接孩子回家、做饭、做家务、晚上再回工作室工作。”施耐德也是学着萨利·曼在处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现在，这两人还偶尔保持着联系。“直到今天，萨利还在我的脑中。”施耐德说。

伦敦、挪威：实施“每日一照”计划
　　一年半后，贝茨·施耐德离开萨利·曼家，结识了音乐专业学生弗兰克·埃克伯格，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埃克伯格毕业以后，两人搬到伦敦，埃克伯格在那里攻读电子作曲博士学位，施耐德则很快怀孕了。她把怀孕当成了最好的工作，“我以为我是全世界的国王”。
　　女儿马德琳刚一出生，施耐德就开始实施她酝酿已久的“每日一照”计划。施耐德说：“从一开始，我就肯定这就是一场练习，而且我很明确背后的艺术理念。我把它视为一项长期工作，虽然可能需要很多年以后你才能得知这是不是一个值得加以艺术创作的好题材。
　　但在最开始，我只把它当作一件很酷的事情来做。”被施耐德称作“几近完美丈夫”的埃克伯格很支持她的想法。“我开始也不确定是否能长期支持下去，但是一旦这件事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不知道该怎么停下来了。”埃克伯格说。
　　每天早晨，施耐德趁着给孩子们换衣服的时候，在床上、篮子里或者随便把他们往哪儿一放，就地拍摄。如果孩子们生病，这几天的照片就只能放弃，如果施耐德不在家，则由埃克伯格代劳。“天天拍照是有点烦，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好在拍照不用花太久时间，我们每次都能快速解决。”
　　照片上的婴儿，红彤彤的皮肤，像小动物一样的身型，这些在别人眼里或许波澜不惊的画面，施耐德却感触良多，她说她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是一位母亲，然后会想起很多孩子们小时候的事情，“我拍孩子们的裸照，是想看到孩子们的身体是如何变化的。每一次看照片，我要保护这些小小身体的责任感就愈发强烈。”而换到摄影师的角度，施耐德会问自己，这些照片是不是有趣？会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是不是足够好看？展出时是什么效果？
　　施耐德和家人在伦敦生活了4 年，然后搬到埃克伯格的祖国挪威。施耐德喜欢他们在挪威住的小镇，那是一个田园般风景秀丽的地方，居民们生活懒散，闲聊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小镇可以说是马德琳的学前班，这里的孩子冬天在外放风筝，夏天光着身子四处跑。施耐德希望去学校教书，她给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递了简历，并收到了面试通知。2002 年的8 月，她抱着出生不久的儿子维克多，去美国面试。
　　“她面试的时候把孩子也带来了，这让我觉得很勇敢。”赫伯格艺术学院院长马克·克莱特后来回忆道。据施耐德自己说，由于维克多哭闹个不停，她只能在面试现场喂了奶。或许是因为她很特别，施耐德很快得到了这份工作，于是全家搬到亚利桑那。

亚利桑那：继续拍摄的6 年
　　施耐德在亚利桑那的工作室就是她家后面的一个小屋，光线充足，大理石地面折射出亮光，墙壁雪白。她的工作室和寻常摄影工作室没有区别：有些胶片正等着冲洗，有些冲洗好的照片散落在桌上，已经加好边框的照片乱七八糟地堆在墙角，还有几台用来处理照片的电脑……
　　施耐德在墙上钉了马德琳和维克多的照片——有些穿着衣服，有些光着身子，有些一目了然，有些在试图表达一个故事。在一张最受争议的照片上，4 岁的维克多站在门口盯着照相机，没穿衣服，头戴一顶很大的警帽，手上是一把由乐高玩具做成的枪。照片一侧，你可以看见施耐德蹲着拍照时留下的影子。墙角一隅，堆放着几卷“每日一照”制作而成的巨幅海报。
　　处理好艺术创作和家庭的关系，是施耐德每天都要面临的难题。采访当天，姐姐马德琳不在家，而施耐德夫妇又都有事忙，维克多就一个人玩两边互抛的皮球。维克多似乎对摄影很有兴趣，他喜欢去妈妈的工作室玩，为此施耐德只得耐心地把他弄走。可没过多久，维克多又破门而入，手上拿着一只塑料相机，也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
　　“这只相机是马德琳的，你刚出生的时候她就有了。”施耐德告诉他。“它是真的吗？”维克多大声问道。“是的，但我不知道它还能不能用。”施耐德说道。检查了一下，发现相机还能用，她在相机里装了一卷胶卷，叫维克多自己去拍照玩。
　　马德琳和维克多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孩子，他们有各自的兴趣和朋友。马德琳喜欢小提琴和足球，维克多对这两样都没什么兴趣，他喜欢玩过家家，把自己打扮成海盗或者其他角色。两人也有相似的地方，都喜欢猜谜、做游戏、玩扑克、下棋、玩蹦床，或在游泳池里嬉戏。
　　对于每天例行的拍照，马德琳和维克多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马德琳对此很顺从，她知道这对妈妈很重要；维克多恰恰相反，自从他3 岁起迷上了玩游戏以后，就非常不配合拍照。有一天，他对施耐德说：“我不想拍了。”在后来的一年里，他和马德琳两个人就为了每天谁先拍照的事闹个不停。5 岁时，维克多告诉妈妈，“我觉得天天拍照很愚蠢，我再也不拍了。”
　　可是，两个孩子面对冲洗出来的照片后，态度又截然相反。维克多对看照片的兴趣远远大于拍照片，他经常跑到施耐德的工作室，大声嚷嚷：“我的照片在哪儿？我要看我的照片。”而马德琳的反应冷淡些，她更多地觉得这跟她没什么关系，这是妈妈的工作，妈妈希望她这么做。“她似乎有一点意见，但不是很强烈。不过她看到照片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意思的，因为毕竟她是照片的一个部分。”施耐德说。

10 年后：孩子们决定拍摄继续与否
　　早在马德琳4 岁或5 岁的时候，她已经偶然穿衣出镜了，再后来就是每天穿衣。可能施耐德永远不会承认，但这确实是一次解脱——在伦敦举办“每日一照”的展览时，她因为马德琳的裸照被送进警察局，虽然最后安然无恙地被丈夫保释了回来，但她还是很愤怒。
　　施耐德并不认同那些大惊小怪的反对之声。“我做的事只不过是艺术史上很常见的一种尝试，记录孩子成长的过程，爱他们，也爱他们的身体。”
　　在她看来，反而有很多照片更值得怀疑，因为它们更违反伦理。
　　比如，她对洛杉矶摄影师吉尔·格林伯格的作品就颇多不满，格林伯格最有名的作品是她把很多可爱的孩子弄哭之后拍下他们满脸泪痕的样子。有人问格林伯格，是怎么把孩子弄哭的。格林伯格的回答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给他们一些东西，比如一个棒棒糖，然后把糖拿走，他们就会哭；而有些孩子则会毫无理由地哭，我女儿就是这样，她不喜欢站在我用来当讲台的苹果箱子上，因为有些晃。我们每天找来12 个小孩，看谁能被弄哭。但是到了晚上，我的心情就变得很不好，其实我不喜欢把小孩子弄哭。”
　　相比之下，施耐德的照片是对生活的简单而忠实的记录。和吉尔·格林伯格以及萨利·曼不一样，施耐德不喜欢给孩子们设置场景，而是在有趣的场景发生时，用相机记录下来。《浴盆》是施耐德很喜欢的一张照片。照片拍摄于2003 年，那是他们搬到亚利桑那的第二年。亚利桑那的夏天很热，施耐德一家还没有自己的游泳池。可是孩子在天热的时候都很有创造性，马德琳和她的伙伴卡罗琳发现了一种浴盆的新用法——他们把浴盆里装满了水，蜷起身子挤在盆里。看见这个场景，施耐德便顺势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是个意外的礼物，我后来才发现原来马德琳那时候正好缺了两颗门牙，水里还有草漂浮着。”
　　施耐德对一切流行文化的东西嗤之以鼻，比如“老海军”牌的休闲服、芭比娃娃以及让芭比娃娃显得保守的Blythe 娃娃。施耐德通常不会给孩子们买一些带着明显品牌logo 的衣服，比如带有蜘蛛侠图案的衣服，可是在一张照片上，维克多穿着一件胸口是蜘蛛侠的T 恤衫，手里拿着一只超大的棒棒糖，那是有人送了一件给维克多，很快便成了他最喜欢的一件衣服。施耐德通常也不会给孩子们买很大块的糖果，但是某一次她出差的时候就给他们买了几个大棒棒糖。他们好几天也没把糖吃完，最后还是扔了。“作为一个母亲，我不喜欢糖果，也不喜欢蜘蛛侠这样的东西，但这些恰恰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我之所以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它体现了我们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人们可以接受Blythe 娃娃，可以接受小孩子化妆，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拍的裸照？”施耐德问。早在开始“每日一照”的项目前，施耐德就已经做好了面对各种问题的准备。“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这些争论会让马德琳为自己的身体害羞。”她说，“那是照片的一部分，他们应该爱他们的身体，这也是为人父母者的责任。”
　　施耐德明白，自己必须尽到责任。她承认，马德琳是一个会取悦别人的人，为了让母亲开心，她可以做很多事。“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马德琳说，“可能她希望看见不同，类似于你每年都可以看见我是怎么穿衣服的，我是怎么长大的，主要是为了发现变化。”
　　埃克伯格说，他从没有为这个项目感到后悔。“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他们可以决定‘每日一照’是应该放弃还是继续。”埃克伯格说，“他们有权参与项目的进展。一连拍上个十多年的‘每日一照’很不平常，本来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就算孩子们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展示这些照片，可照片会依然存在。”施耐德和艾克伯格的意见一致：“如果马德琳希望我拍，我会一直拍下去，这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当然，我不会再叫她脱掉衣服拍。”
　　施耐德2002 年起就开始在亚利桑那大学教摄影，学校虽然明确表示支持她的作品，但是在她遭受质疑最多的时候，学校管理层还是选择了以沉默应对，同时也让她保持沉默，施耐德也从来没有在亚利桑那大学举办过“每日一照”的展览。今年施耐德获得了助理教授的职位，也变胆大了，8 月15 日，她的“每日一照”已在凤凰城的Kittchenette 摄影收藏馆开展，第二次展览也在计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