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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做大事”与“做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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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6 22:10:3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陈平原:“做大事”与“做大官”
——在中山大学2013届毕业典礼暨2013年学位授予仪式上的祝辞
时间:2013年6月27日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来源:文化南都网


毕业典礼上致辞,除了祝福,就是励志。而这年头,社会上各种莫名其妙的“励志名言”,正高歌猛进大学校园。有比官大的,体现在校庆时之按职位高低排列校友;有比钱多的,宣称毕业十年没有四千万别说是我的学生。弄得我们这些既非高官、也未暴富的校友们灰头土脸的,整天觉得对不起母校,也对不起这“伟大的时代”。

因担任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我不时接触北上工作的学弟学妹们。前两年一位后学看错了门道,跑来找我,希望举荐。我一听他精确的人生规划,真的目瞪口呆:30正处,35副厅,40正厅,45“进部”———京城里官多,副部级以上才有点意思,故有此专有名词。我问:万一做不到呢?老兄一跺脚,说那就归隐山林,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笑了,说恐怕那时空气污染,南山已经不见了。他愣了一下,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反问:你真的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为什么这么追问,因这种“雄心壮志”,跟我心目中的中大教育宗旨不太吻合。

记得是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发表演说,鼓励青年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952年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怀士堂上镌刻的这段话,因而也就成了不少中大人的座右铭。十多年前,我在《读书》杂志(1996年3期)发表《最后一个“王者师”》,从晚清康有为说起,辨析近代中国的政、学分途。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使得中国读书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起码章太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吴稚晖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而怀士堂上镌刻着的孙中山题词,便是此思潮的巨大回响。我在文中提及:“今年春天回母校访问,发现题词没了,大概是为了恢复那座小礼堂原先的风韵吧?我有点怅然。”文章发表后,承朋友告知,此题词乃中大精魂,不可能被取消,只是因重修而暂时遮蔽。于是,赶紧撰文更正。

孙中山所说的“大事”,乃利国利民,惊天动地,属于今人眼中的“正能量”,而不是折腾得全国人民死去活来的“好大喜功”,或日常口语中的“兄弟你可摊上大事了”。依照中山先生的思路,我略作延伸:第一,不做“大官”的,也可以做成“大事”;第二,当了“大官”的,不见得就能成就“大事”;第三,本校对于毕业生的期待,将做成“大事”看得比当上“大官”还重要。唯一没谈妥的是,有些“大事”,确实非“大官”做不了。怎么办?这里暂不深究。

我很推崇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教育理念———像中大、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不同于黄埔军校或中央党校,确实应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心。日后有人成为政治家,当了大官,不管做得好坏,都与大学教育基本无关,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大学硬要认领这份光荣,还想总结经验,然后依样画葫芦,制造出众多高官来,我以为是自作多情;更重要的是,此举扭曲了大学精神。

有人引拿破仑的名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们不能说不想当大官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因为,大学不是“官僚养成所”———如今报考公务员成了大学生们的首选,那是因整个社会被官场逻辑所笼罩,绝非佳音。大学毕业生中,有做工的,有务农的,有经商的,有舞文弄墨的,有从事慈善的,更有献身于科学探索的。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能出大官很好,能出巨贾也不错,但最理想的,还是培养出众多顶天立地、出类拔萃的大写的“人”。若都折合成科级、处级、厅级、部级、部级以上,以官帽大小定高低,这社会必定停滞不前,甚至可以说是“狂澜既倒”。

好几次应邀回广州参加中大的纪念活动,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校长、书记在介绍嘉宾时,故意把我们这些没有行政级别的学者放在前面,这让我很感动。我当然明白,对学校的实际运作更有帮助的,是后面出台的各级官员。学校以“远道而来”作为幌子,优先介绍学者,实际上是想传达一种“尊重学问”的信念。这么多年,走遍大江南北诸多名校,发现各校介绍来宾时,一般都按官职大小从上往下,像我这样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要不属于“在场的还有某某某”,要不就是“因时间关系恕不一一列举”。我虽反感此不成文的规矩,却也熟视无睹,且佩服主办单位调查精细,从不出错。反而是在中大,被校长、书记重点介绍时,有点不太适应,赶紧挺直腰杆,打起精神,免得贻笑大方。事后想想,中大之尊重学者,或者真的是渊源有自。

官员的心思不好乱猜,我只能说,好学者大都是有自信的。古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当下中国的人文学者,本就应挺起脊梁,大声说出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志向以及我们的贡献。大凡学术研究以及精神探索,其意义及影响力,要放长视线才能看得清楚。讲当下,自然是官大声音大;长远看,则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以中大为例,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乃至一般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远大于当年保护他的高官、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今天已然这样,五十年或一百年后更是如此。

各位即将走出中大校门,万一将来当了大官,请记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或套用《七品芝麻官》中的说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更大的可能性是,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像我一样,“碌碌”而“有为”,只是无心或无望于仕途。若真的这样,请记得,只要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做精、做透、做到“登峰造极”,管他是什么级别,母校都会欢迎你,替你骄傲,为你喝彩。因为,这是一所把“做大事”看得比“做大官”还重要的大学。

(此文系作者在6月24日举行的中山大学2013届毕业典礼暨2013年学位授予仪式上的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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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6 22:19:46 | 只看该作者
胡适的毕业赠言
黄晓明
    胡适深具教育情怀,他曾多次将反映了其人生哲学的赠言献给大学毕业生。这些赠言至今仍值得重温。
    早在1911年,胡适留学美国时,针对友人来信中“明岁可毕业,但境遇逼人”以及将以卒业自吊的话,提出:“欧美学校谓卒业之日为Commencement Day,译言肇始之日也。”“卒业之学生或另入他种更高等学校,或辍学执业谋生养家,其实皆新事业肇始之时也。”因此,大学生毕业后,可喜可贺,无须伤感!倘能“持己以诚,卑以接物,虚怀而受,放眼以观”,则处处可以“问学”,谋得进步。
    这种毕业后仍须“问学”的思想,贯穿了胡适一生。1929年,胡适以校长身份作中国公学十八级毕业赠言,主旨就是“不要抛弃学问”。其理由一是毕业后可不受功课约束,“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二是“年富力强”;三是“即为吃饭计,学问绝不会辜负人”;四是“吃饭而不求学问”,几年后,“要被后进少年淘汰”。针对有人忧虑研究条件不够,胡适认为,“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他更举出达尔文一生多病,却做出绝大成绩的事例。文章最后,胡适告诫诸生:“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平易,诚恳,不作浮泛的空论,胡适这篇赠言,在今日仍富于启示意义:一个人走上社会,倘无“求学问”的态度,研究的决心,不必说有什么大成就,就是自己的工作,也不会干好,也会被后来的青年抛在身后。
    1932年,胡适为北大毕业生讲演。考虑到大学生毕业后接触到社会的种种阴暗面,容易陷入“混日子”和“做了恶势力的俘虏”这两种“堕落的危险”,他开出三种药方,一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二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三是“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胡适认为,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因此,人生中要有一两个问题盘桓脑中,时时钻研破解,人生自然不会堕落,自然会充实而有成就;再者,“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因职业未必就是人们所学的,所喜欢的,所擅长的,所以,一个人发展其正当兴趣乃最好的救济方法,他业余所得的成绩往往比职业所得的还要大。胡适举了英国19世纪的两个哲人为例,一个是密尔,“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一个是斯宾塞,他是测量工程师,“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再其次,做人总得有一点信心,人生艰难,创业不易,然而“功不唐捐”。“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局势多变,年轻人内心充满了迷茫。胡适的演讲拨动了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心弦。有人不赞成,写信给胡适说:“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两年后,对于失望的大学毕业生,胡适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有些毕业生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只有具备反省的精神,“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或许是认定他的前三个药方对于人生的绝大意义,1956年,晚年胡适去台湾成功大学演讲,将以上三个药方做了精粹提炼,曰“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对第四个药方,他未予命名,我们或可名之曰“反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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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7 23:49:06 | 只看该作者
=本帖延伸思考题,愿与网友同作深思:

1,学校教育[课堂教学]怎样才能进一步保证‘有效’?---暂别提‘高效’了吧?
     ‘正餐’是不是没能吃饱吃好,才出来掏钱‘加餐’呢?
       我们可是花了老鼻子钱组织了许多人到省外千里取经的。

2,‘培训’市场的无序,培训广告选择以丑化贬低恶攻学校教育为‘卖点’无人过问,是不是政府相关机构/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上的缺失?《论坛》版主‘集体失踪’,也颇耐人寻味。


3,既要满足广大家长对优质教育[包括合法的校外培训]的渴求,又要依法依规监管指导,杜绝损害家长/学生利益的现象发生,这道题恐怕不是装作不知躲得过的吧?
     为何只是在老师们对工资待遇发表言论时颇有办法[管控]?


4,既然允许各校外培训机构招生,谁来评估其办学[班]行为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损害了家长/学生的利益?‘培训’也是‘消费’,‘消费者’权益谁来保护?


5,教师网民在见到‘以丑化学校教育/制造恐惧/将在校中学教师称为‘它’/虚构故事/大言欺世’为手法的广告帖时,为何‘集体沉默’,不发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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